當然，我也必須說明，由於佛教研究的學問性質使然，採取哲學進路仍然必須接受相當程度的語言文獻學訓練。那是基本功，省略不得。
佛學的語言文獻學，源遠流長，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再到戰後的北美，都秉持一貫的嚴謹學風，以人文「科學」研究為職志。
可以說，沒有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就沒有佛學研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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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學研究二十年〉林鎮國
今年獲頒國科會哲學學門（含宗教研究）傑出研究獎，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說，是一項肯定，也是一項鼓勵。這些肯定與鼓勵實際上是來自規模不算大的哲學與宗教研究社群，包括諸多的同行、同事和同學。這些年來，我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也長期參與哲學和宗教學社群的活動，瞭解到這塊領域有許多朋友默默而敬業地做出十分傑出的成績。我深信，在某種意義上，獎項並不完全屬於個人，而是應該由整個社群一起來分享。
我的主要專業是佛教哲學。若再細分，我比較偏愛唯識哲學、中觀哲學和佛教知識論，也喜歡從詮釋學和現象學的角度來論述佛教哲學。我的次要專業則包括中國哲學（道家哲學、宋明理學）、現代東亞思想（包括京都學派哲學）和跨文化宗教哲學。這種學術興趣的廣泛，我自己常說，多少帶著舊世代的遺緒，不甚合於當今講究專業分工的時宜。不過，我自己倒是樂在其中，相信人文學科精神本來就應該如此。
我上述的研究路數大致上定向於八十年代就讀於Temple 大學期間，當時一邊研讀佛教哲學，一邊涉獵詮釋學和當代西方思潮。後者的訓練讓我清楚地認識到採取某種方法論進路的必要和限制，並且避免僅在教義層面上打轉而已。當時的佛教研究仍然以建立在語言文獻基礎上的佛教史研究為主流，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佛學算是屬於邊緣性的進路。我當時的興趣既不在語言歷史學，只能在西方哲學上多下一點功夫。回想起來，當時在博士班階段修讀許多現代西方（歐陸）哲學課程，讓我後來的研究受益無窮。
當然，我也必須說明，由於佛教研究的學問性質使然，採取哲學進路仍然必須接受相當程度的語言文獻學訓練。那是基本功，省略不得。佛學的語言文獻學，源遠流長，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再到戰後的北美，都秉持一貫的嚴謹學風，以人文「科學」研究為職志。可以說，沒有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就沒有佛學研究可言。但是，我們還可以繼續問，在語言文獻學的基礎上，還有哪些課題值得去做？唯有追問這問題，才能開啟晚近由北美學界獨領風騷的多元佛學論述。我常和學生說，我個人服膺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凡是做得好的研究就是好的方法，沒有先天決定好壞高低的方法。從這種態度出發，我頗能欣賞，也獲益於各種不同的方法與論述。也因為服膺於多元的和效益的方法論態度，我平常最不願意空頭談論研究方法。就某種意義來說，我還挺相信學徒制傳統。
我不喜歡空頭談論方法，卻認為佛教哲學內部的方法和他們所辯護的真理息息相關。這幾年，我的研究轉向以佛教哲學中的「真理」與「方法」問題，特別是佛教知識論。這論域在漢傳佛教傳統屬於「因明」，在印藏佛學則稱為「量論」。早從上世紀初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Stcherbatsky、Tucci、Frauwallner、宇井伯壽、呂澂等人，即已奠下該領域的基礎，後來維也納大學在Steinkellner 領導下，佛教知識論研究獨樹一幟。流風所及，在日本和北美許多優秀的學者紛紛投入耕耘，使該領域成為佛教研究的顯學。惟該顯學幾乎清一色地以法稱的印藏量論傳統為研究對象，根本不將漢傳因明擺上議程。2007 年初我開始推動由國科會資助的哲學學門人才培育計畫，便選定「佛教知識論」為前沿性領域，組織研究群，有系統地研讀相關論著，邀請該領域最負盛名的國際學者，如Tom Tillemans、Eli Franco、David Eckel、Parimal Patil、桂紹隆、船山徹等人，來台開設講座，豎立標竿。2009 年，擴大計畫範圍，以「六—七世紀漢語文化圈的印度佛教思潮」（http://buddhica.nccu.edu.tw）為題，策略上則以組織國際研究團隊為主，直接將國內學者和國外學者結合起來，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鼓勵年輕學者（特別是研究生）參與，並以成果國際化為計畫執行導向。在這過程中，我一邊主持計畫，一邊也以六七世紀的漢傳量論為題，實質參與研究，並在國際期刊發表成果。
不可諱言，帶領國際團隊耗掉我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是也讓我在團隊互動中學到很多東西，自信台灣可以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學界找到切入的利基，成為國際學術生態系統中的一環。更重要地，讓台灣的年輕學者得以認識典範與標竿，未來更有機會比他們的上一代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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