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談「張廣達教授」

沈周：

「人家依樹綠陰陰，雞犬聲遙住處深；

客去客來消日永，茶烟不斷日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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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崇赫曼赫塞，是因為作為一位知識份子，他不只不媚俗，而且甘於聆聽良心的聲音，發言與全國輿論作對，甚至被認作「叛國賊」，不得已而「自我流放」，真是「雖九死而不悔」。今日台灣學者謂混一口飯而同流合汙者有之，噤口不言者有之，少見有人能：

「挺起脊梁立定腳，

展開眼界放平心。」

閱讀薛涌所側繪的「張廣達教授」身影，反映出「梁效小組」主筆的周一良雖然是「畢竟是書生」，也可以讓人考量，學者的風範與猛烈的道德勇氣。

是以轉引此文〈薛涌談「張廣達教授」〉。

赫曼赫塞是公認的繼湯姆斯曼以來的最有影響力的德國小說家。他也是在納粹德國崛起時，極少數抨擊納粹黨的流血、殘暴、違法、仇殺猶太人的知名作家，在德國全國視納粹黨為救世主時，被德國輿論一致譴責為「賣國賊」的人(可見有時「賊」會成為偉人、「匪」會成為祖國、「總統」會成為階下囚，世事難料)。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0/09/blog-post_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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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8172902/

來自: 靜升(戒為無上菩提本 長養一切諸善根) 2013-04-12 10:13:21

薛涌：〈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四分之一世紀後的回憶

沉迷於古雅典，塑造了我的價值觀念。這種學習主要是自學。不過，現在我成了以歷史為職業的教書匠，專攻中國史。如果在這方面要追溯到大學四年對我影響最大的人，那還是張廣達先生。他那時還不滿五十，其貌不揚，說話似乎也不那麼俐落。不過一講隋唐史，就讓人亢奮起來。想想看，那是八零、八一年。一般大學裡講課不上來給你馬列一場就不錯了。他則十分精要地綜合各家，把陳寅恪、內藤湖南、宮崎市定、伯希和等等各家的觀點逐一介紹，講唐史分析周圍民族的互動、特別是中亞政治貿易的發展，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這對於我們這些只知道從農民起義分析歷史動力的人來說，是不折不扣的歷史意識的地震。我從他的課上才第一次認識到唐朝要從中亞的歷史框架中才能理解透徹。聽完他的課，你恨不得一頭扎進圖書館，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來自己看看。他是個右派，掌握多種語言，被壓制多年不能搞專業，反而不受當時意識形態的限制，文革結束後他的知識結構是最領先的。他本來研究中世的中西關係，但對所謂海外中國學研究，在當時恐怕他是最通的。

張先生被恢復教學權利後剛上講台，精力無限。我向一位同學推薦他時，對方說：「我知道你講的是誰。是不是那個總推著自行車在馬路邊上和別人說話的？」不錯，你下課問張先生一個問題，他先是拿著黑板擦站在講台邊和你談，等下堂課的師生進來，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車處，打開鎖，推著自行車邊走邊談，最後乾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講就是半個多小時，也不管認識不認識你。這成了當時北大的一景。我當時問在轉到歷史系不可能的情況下、想學歷史怎麼辦。他毫不猶豫地說：「《通鑑》，一遍不够讀兩遍。」接下來就是一通關於司馬光的長篇大論。可惜我三分鐘熱氣，根本沒有堅持。

畢業幾年後，我有機會去訪問他。那時我當記者，採訪了不少知名的學者。其中對杜維明關於儒學現代性的採訪，對鄒讜關於政治文化的採訪，都相當有影響，我自然也樂在其中，有些飄飄然。找張先生，目的也是採訪。他當然來者不拒，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通。但造訪結束臨出門時，他突然對我說：「你雖然年輕，但每天這麼跑來跑去，可要意識到別人都在進步。你不動就落後了。還是要讀《通鑑》呀！」我這才明白，幾年前我在北大馬路邊問他學歷史的問題，他至今還記得！我本覺得，他那時在馬路邊推著輛車，和誰談起來都沒完，不可能記得我了。可是，他不僅記得我這個人，而且連我問的問題似乎也記得。在他看來，幾年下來，我是光說不練，站著不動，所以才有這樣一番委婉的告誡。這樣的老師，不知道在當今的北大還是否存在。

我動真格的讀書，還是在八九年。那年夏天，我立志學英語、日後到美國求學，於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和外界不太交往。可惜學英語天分太差，考托福第一次590，第二次竟得了580，600分死活過不去。幸好後來妻子赴耶魯讀博士，我跟著借光，在那裡從旁聽開始，再讀東亞研究的碩士，最後到歷史系讀博士。一天在校園裡騎車，看見一個中國人走路，兩人對視，一下子全停了下來。天呀，是張先生！他也記得我！一晃十多年了。久別寒喧，才知道他也是八九年後就出國游學。先是在歐洲，成為獲得法蘭西學院國際講座教授的第一位亞洲人。這個職位是法國文化界的最高榮譽之一，憑工作證件可以免費出入各大博物館，甚至還可以帶客人進去。據說此職位剛設立，第一年請的是戈爾巴喬夫，老戈不來，就請了個研究東歐的學者，第三年請到了張先生頭上。我們都知道張先生懂得多門外語，但法語他在大學僅學了一年，後來就沒有再動。幾十年後榮任此職，每周用法文講課，竟頂了下來，人沒有講少一個。以後他又不停走訪世界名校。剛到美國來後，英文明顯講不俐落，在一個聚會上碰到我的導師史景遷先生，兩人還只能用法語交流。可是沒有幾年，英語就十分流暢，周圍的教授提起來，都說他英文實在很好。他至少能夠用流利的法文、英文、和俄文講課。這在搞「國學」的學者中，有誰還有這個本事？在耶魯期間，他還堅持學梵文。即使在耶魯，這種文字的課也就兩三個人上，還有位年輕的學生半途放棄。張先生則一直學下來。他到此時可已經是快七十的人了。

順便還說一下，我三十六歲開始日文，功夫花了不少，成果則不足觀，於是頻頻向他抱怨自己閱讀還是不行，問他如何。他嘆口氣說，日文不好是他一個最大的遺憾。日本人學問實在很好，人家要找你商榷起來，還真讓人緊張，所幸日本人挑戰他的好像至今還沒有。（我還聽過一位師妹告訴我，國內老一輩的一位權威，一次學術會議上讓日本學者猛商榷了一下，下場後把自己關在旅館房間裡直哭。）張先生解釋說，日文不好的最大原因還在於自己的民族感情。日本人打進來時，他還在中小學讀書。他覺得日文是占領者的語言，心理牴觸情緒很大，不願意好好學。不過，當時看日本人，感情其實也很複雜。比如，日本軍隊剛開進來，第二年書店就跟進來了。而日本的書店和過去中國的書店不一樣，是開架的，井然有序，你可以在那裡閱讀。幾十年後訪日，對日本大學裡的同事的敬業精神也很感嘆。比如有位同事，每天在辦公室從早八點幹到晚八點，紋絲不動，幾十年如一日。日本人一起讀會要，老師領著解讀到某頁時去世了，繼承他的徒弟就從那頁開始接著帶著大家讀，多少代下來，就有了傳統。人家的學派可不是拍拍腦袋說幾句猛話就創造出來的。這麼積累的學問你怎麼可以小看呢？聽張先生這麼一說，我對日文就更不敢怠慢了。有一次拿本日文書問他，他用手指跟著豎行字飛快地讀下去，隨口把中文意思說出來。我馬上說：「張先生，您這叫日文不好嗎？」他笑笑：「唬人而已，你程度還淺。」

張先生來過耶魯幾次。最後一次來時，頭幾天沒有找到房子，正巧我妻子到日本作研究還沒有回來，我就請他在我家委屈幾天。當時還有一位武漢大學的徐少華先生，也是剛來正在找房子，我索性也把他請來。我們三人，戲稱三個單身漢，過起大學宿舍的生活。我和徐先生一直好奇想看看張先生作學問的神通到底在哪里，這次算是有近觀的機會了。每天我們兩人起床時，都看到張先生已經端坐在書桌前讀書。我們一問，他才說自己年紀大了，睡眠不需要太多，早晨起來幹幾個小時，這一天就「夠本兒」了。後來徐先生向我感嘆：「真算是見了大師了。自己這幾年為學小有成果，有些飄飄然了。一看張先生，才知道自己該怎麼作。」此話實在不假。有一次我們替張先生鳴不平，說他命運實在太坎坷了，當了那麼多年右派，現在在國外生活也頗不穩定。如果命運公平一些，還不知道是什麼光景呢？張先生則輕描淡寫地說：「我可不這麼看。我當右派屬於走運了。看看當年的北大，沒有當右派的人怎麼樣呢？他們每次運動都要出來衝鋒陷陣。不少最後被搞到梁效裡面。那裡還能作學問？我被關在圖書館裡，多少還看了幾天書。後來恢復正常才有點東西可以教給學生。現在我要是在國內，當然也是會如人所說成為個權威泰斗什麼的。可這種大轎子對我有什麼意義呢？還不是一天到晚開會吃喝？像現在這樣在外面東奔西走，對各國學術有機會觀察。特別是在法國那幾年，對年鑑學派什麼的，有現場學習的機會。」另一次他私下對我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天如果多給我幾年，我也許會把所學歸納總結出來一些。如果不給我那麼多時間，所學所知也就跟著我走了。但這又算什麼呢？看看歷史，許多飽學之士都是這樣，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留下東西來的人也許算是偶然。這些我早看開了，能夠平淡對之。」所謂寵辱不驚，說的就是張先生這樣的人。這也是我心目中的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