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告別了「離垢天」，又回到十里紅塵裡頭來。
佛光大學山上的刺桐花仍然像是仙人漆紅的纖纖長指甲，招喚著記得歸來。
粉絲見到了碩學弘儒，總是喜形於色，歡喜踴躍，信受奉行。
話說，紀教授惦記著「佛典文獻學」為佛學研究的基礎，卻在華人佛學研究機構裡，不甚發揚，他是個急性子，希望示現這門學科的重要性。他的講題是「漢文佛教文獻學的現況與未來」。
他首先提及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1983)：「文獻學是文獻資料研究之事。...這種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知識，而語言學(Philology)與目錄學(Bibliography)尤為其中的支柱。特別是語言學(Philology)更是一切(研究)之本。故語言的知識不夠，便很難做這種學問(文獻學)。」
接著紀教授提到劉宇光〈對古典語文獻學在當代華人佛學研究中的角色問題之省思〉(1997)，他認為雖然劉教授文中提到「要避免將古典語文獻學在佛典解讀乃至佛學探索上的功能被過度的誇張，將『佛學研究』化約成佛教古籍的原典語之文獻學研究」，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因為現況是嚴重不足，離過度誇大還路程遙遠。如周伯戡(2001)〈從《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彙編(1963-2000)》略論台灣佛教研究學位論文題目的選擇〉，文中的結論提到：「台灣近四十年的佛教相關主要是來自哲學研究所與中文研究所，由於他們普遍缺乏佛教經典語言的訓練，所以論文選題中國佛教或漢譯佛典為主，故『視野不夠恢宏』。」以台灣2011年及2012年「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所發表的論文題目為例，與文獻學相關的論文寥寥可數。
所以問題是「欠缺、不足」，而不是「過度誇張」。
紀教授指出，Jan Nattier 那體慧教授〈心經是偽經嗎 The Heart Sūtra: 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1992)，以華人世界普遍供奉、讀誦、信仰的《心經》遭到質疑為「偽經」，華人世界能夠對此不聞不問二十年，也真是怪事，但是，想釐清此一課題，純粹依靠漢語(intra-Chinese 漢語內)，或純粹依靠梵語(intra-Sanskrit 梵語內)，都無法解決此一難題，而是要做跨語言文本的分析(cross-lingual)。
因此，佛教經典語言(梵語、巴利、藏語、俗語 prakrit)的修習，不管在護教、理解佛陀的教導(願解如來真實義)，與修行、解脫都很重要。希望在場的佛學研究所同學趁年輕，趕快去學習佛教經典語言，扎實地進行佛教文獻學的訓練。
「鄉人丙」提了一個問題：「紀教授既然認為佛教文獻學如此重要，能否推薦一本華語的佛教文獻學教科書？」紀教授承認，目前佛教文獻學的教授，都必須老師自編教材，實際上市面沒有一本接近60% 可用的專書。「鄉人丙」乘勝追擊：「在此向各位佛教學者作一個建議，與其強調『佛教文獻學如此重要』，慨歎相關佛學院校忽視佛教文獻學的訓練，何不先編寫一本華語的『佛教文獻學』，即使沒有達到百分之百的滿意水準，至少有個百分之五十水準的教科書。目前的狀況不是『佛教文獻學』華語教科書的學術水平問題，而是根本完全沒有這樣的書籍。」
自鼐法師發言，則是對紀教授引用 K. R. Noram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佛教研究的語言學進路》(1997)所提的「四聖諦」的解釋表示不贊同。左冠明教授則是不發一語，只是偶而私底下在我耳邊評論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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