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中教授口述歷史訪談

以下引自部落格《西天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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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中教授口述歷史訪談（上）

2013-04-05 11:57:41

時間：2008年5月18.19.30日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貴賓室
主講者：譚中
與談者：石之瑜、黃威霖、余帛燦、徐和謙
謄稿人：黃威霖、余帛燦、張詠銣、李厚穎

谭雲山全家福

我們邀請譚中教授從芝加哥越洋到臺北來口述歷史有兩大原因。第一，他不但是「Chindia/中印大同」的象徵符號，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中印文明結晶。我們在中文的浩繁文獻中，很少看到像署名「譚中」文章那樣把中印文化有機地結合，主要是反映出他在印度生活了四十五年的感受，而不光是書本上的哲學理論。他在印度時，曾經自稱「civilizational amphibian 文明兩棲動物」，但出版社的編者認爲不雅，就停止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譚中並不只是「個人」，他是有「現代玄奘」美稱的已故學者譚雲山的長子以及事業的繼承者，從他的活動上看到的是譚氏父子兩代人畢生為增進中印友好與了解的孤軍奮戰。譚雲山從 1928年到印度（今年正是他入印八十周年）一直到 1983年在印度菩提場中華大覺寺圓寂，可謂為了中印聯合而「春蠶到死絲方盡」。譚中是 1955年入印的，譚雲山在世時，他就已經從父親手中接棒，現在正在步先哲的後塵。譚雲山是個奇人，早年血氣方剛、對同校學長毛澤東崇拜不已，後來組建「中印學會」，有幸結識戴傳賢（季陶）院長，和國民黨許多領導人建立了友誼。他在印度追隨大文豪泰戈爾，有機會和「聖雄甘地」、尼赫魯等印度領袖交往。 1998年十月北京紀念譚雲山誕生百周年紀念會上，中國著名印度學泰斗季羡林說，譚雲山的特殊性在於他和中印兩國領袖都有深厚友誼，是溝通兩國的「金橋」。譚雲山在世時，自己總是為事業奔波而忽略寫回憶錄等，子女又不在他身旁。他逝世以後，親朋好友都感嘆說，沒有讓他把中印交往的許許多多細節交待出來讓世人知道，使活生生的歷史不幸永遠埋沒。正因為這樣，我們就覺得這次把譚中請來交待歷史非常必要了。下面是訪談的具體記錄。

譚中怎麽會走上「中印之路」？

譚中教授說，或許是命裏註定要走「中印之路」吧！如果用邏輯思維，決定他從事中印研究的三個因素：第一個是泰戈爾，第二個是他父親譚雲山，第三個是湖南。

譚中教授對這三點作了發揮，先從泰戈爾談起。泰戈爾在得到諾貝爾獎金後，興辦了國際大學，印度語為「Visva-Bharati」，「Bharati」是印度國家的意思，「visva」是宇宙，意思就是把自己的家變成宇宙。泰戈爾曾經形容這個學校為「世界鳥巢」，有了「巢」就必須有外國「鳥」來棲身，譚雲山就是飛來的重要「外國鳥」之一。在泰戈爾的「國際」領域中，中國是一個重點。泰戈爾辦國際大學第一年，請了法國的漢學「列維 Sylvain Levi 」來做訪問教授，教授中文也談論中國文化。Levi有五位學生，其中一位便是 P. C. Bagchi，中文名字「師覺月」，是北大第一位印度訪問教授，師覺月也是國際大學公立以後由政府委任的第一任校長。（「國際大學」原為私人設立，泰戈爾死後產生經費問題，在印度獨立以後尼赫魯就把它收歸國有，由中央政府撥錢，成為國立大學。根據國立大學章程，規定大學校長相關條件，而第一位公選的校長就是師覺月。）這師覺月本來就是譚中教授父親譚雲山的朋友。譚雲山在一九三七年被泰戈爾任命為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後，請了師覺月到中國學院來開展研究工作。

泰戈爾於1924年訪問中國。在中國作了七次演講，主要論點是歷史上中印兩國之間有一個通道，那個通道現在荊棘叢生，我們應該重新找出這個通道來。泰戈爾在北京時邀請中國學者去他的大學開展中國研究，本來梁啟超答應去的，後來沒有成行。1927年，泰戈爾在東南亞演講，譚雲山居士在新加坡首次會見泰戈爾，泰戈爾剛好想要找一個中國學者去國際大學，譚雲山居士便於1928年前往印度。

譚中教授的父母都有自己的一番嚮往新時代、擁抱新時代的經歷。母親陳乃蔚（1902-1980）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一代新女性。年輕時進了長沙稻田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還不到二十歲就到湖南湘鄉穀水白鷺灣的陶龕小學教書，是學校第一位女教員。那時候的湘鄉農村社會是很保守的，陳乃蔚住在陶龕小學董事長（實際上是校長）羅輈重家中，每早要走十多分鐘去學校上課。鄉下來了一個不纏足的未婚女子在外拋頭露面變成了一件不尋常的事，陳乃蔚每天走在路上都會有一群孩子跟著她，好像她來自另外一個世界。

譚中教授的父親譚雲山出生於窮苦的湖南茶陵農村，小時發憤讀書、考上了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比他較早與和他同時的有毛澤東等左派知識分子，他也受到影響，參加了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也創立過「興中學會」。他回憶自己經常跟著一群男女同學到野外玩。毛澤東看到水，不管是湖還是河，就當著大家的面脫光衣褲下水游泳，女同學害羞、大叫「你瘋了」，從此同學們就叫毛澤東為「毛瘋子」。譚雲山敬佩毛澤東，毛澤東在第一師範畢業後到長沙船山書院進修兩年，譚雲山也這樣做了。他在船山書院時正逢比他年長九嵗、剛剛名揚法界的太虛法師到書院（即「船山學社」）設壇三天，講「身心性命之學」，不但得到法師的傳授，對佛教有了一定的根底也使他崇仰印度文明，打下了他後來以印度為終生事業基地的基礎。太虛法師後來對幫助譚雲山組建「中印學會」和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譚中教授談到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影響湖南知識分子的兩大運動，一個是勤工儉學，是毛澤東發起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國家在出賣了中國的利益以後為了平息中國群衆的憤怒而在法國設立獎學金，讓中國知識份子可以一方面打工另一方面到歐洲學習，毛澤東當時便在湖南鼓勵、幫助年輕知識分子去參加這一「勤工儉學」運動。另一個是南洋有許多新富華僑想要下一代受到祖國文化教育需要國内的知識分子到南洋去教華僑子女。譚雲山有到歐洲去勤工儉學的意圖，卻先前往南洋，打算過些時日再去法國。在南洋時，譚雲山參與教書與辦報的工作，成為「馬華文學史」的先鋒之一。譚雲山先在《叻報》負責星光文藝副刊，後來在《新國民日報》當「沙漠田」副刊的主編。他在南洋寫的詩後來在中國出了《海畔》詩集。他也幫助辦學，參加了馬來亞愛群女校的創辦。譚中教授的母親陳乃蔚也是從湖南到南洋去的，她和譚雲山是在南洋認識、結婚，在馬來西亞的柔佛(Johor)巴株巴轄（Batu Pahat）擔任愛群女校的校長，很可能是這個小學的創辦校長。後來譚雲山在與泰戈爾會面後，過去想前往法國的計劃就全盤改變，可說是泰戈爾改變其一生。譚雲山到泰戈爾的國際大學受到「貴賓」待遇，住在最好的招待所，伙食由學校供給。但是當時大學的同仁都是盡義務而不拿薪水的，譚雲山當然也不例外，譚中教授的母親只能繼續留在馬來亞教書，並且用自己的薪金支持譚雲山在印度的用費。

譚中教授在繈褓時被母親抱著，從新加坡到國際大學去見泰戈爾，泰戈爾當時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字「Asoka 阿輸迦」（是古代「阿育王」的名字），是個很普通的印度名字，譚中教授在一篇英文文章中寫了這事，北京一位學者將其翻譯為「泰戈爾給了我阿育王的美名」，譚中教授說，這個不準確的翻譯，好像譚中在「王婆婆賣瓜」了。譚中教授在他弟弟譚立編的一本英文書（Tan Lee, A Common Concern: Rediscovering Tagore’s Visva-Bharati《共同的關注：重新發現泰戈爾的國際大學》）中寫道，古代有「王維，字摩詰」，他把印度佛教神話人物維摩詰的名字佔為己有，譚中畢生卻沒有機會自稱「譚阿輸迦」，但也可以像王維那樣被看成“Chindian”(中印人）。這就等於泰戈爾和譚雲山在他生下的那年就給他註冊了，要他走上「中印之路」。

譚中教授為什麽把「湖南」也算是使得他走「中印之路」的因素呢？他指的是兩點：一點是湖南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另一點是湖南人那種「蠻」勁。他認為自己和他父親都算不上有名的學者，沒去過北大，或是哈佛等學校，都是自己奮鬥出來。譚雲山是長沙第一師範畢業，和毛澤東是同學。譚雲山讀完長沙師範學學校又步毛澤東後塵到長沙船山書院進修兩年，後來就到新加坡，再到印度。到了印度以後，泰戈爾的大學有了像譚雲山這樣的中國學者如獲至寶，就要譚雲山教中文，並且講述中國文明，他也義不容辭，也能勝任。這是因為湖南人一般的國學基礎很強，四書五經、成語都是從小讀得背。

譚雲山的另外一個湖南特點就是蠻幹，是「湖南牛」的精神，可以擧個例子證明。譚雲山知道泰戈爾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在國際大學裡面辦一個中國學院(印度文叫 Cheena-Bhavana，英文叫 Chinese Hall)，他在一九三一年回到中國後就為這件事展開活動。起初於南京組成一個中印學會，蔡元培為當時的會長。中印學會第一個送到國際大學的學生魏風江，他寫的《我的老師，泰戈爾》書中說到，有一次他在泰戈爾的家裡看到蔡元培1936年二月六日寄給泰戈爾的一封信，信中有這樣一句話：「I will do my little part in cooperating with Prof. Tan Yun-shan in his courageous effort to work for the endowment of a Chinese Hall, although the present finan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bad enough to discourage a less brave man than Prof. Tan.」(128頁)（我將與譚雲山教授合作爲中國學院籌備基金，然而中國當前的財政情況是非常艱難的，如果沒有譚教授那種勇氣，人們早就洩氣了。）

譚中自己到印度第三年就被印度國防部選聘去印度「National Defence Academy 國防學院」教中文，後來又轉到大學教中文、甚至較中國歷史，他認爲這也得感激小時候在湖南打下了國學基礎，然後在「教學相長」中不斷進步。沒有湖南因素，他自己也會沒有這段可以稱得上的「成功」經歷。

譚中認爲還有一個湖南因素對決定他的命運不無關係，需要長話短説。1950年四月八日，譚雲山吟出八首七絕，其中有：

「衡岳崔巍靈秀鍾，三湘七澤多英雄；
美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國中。」

他開始有念舊之情，就寫了一封信給昔日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毛澤東。毛澤東後來對譚雲山說，剛接到信時想不起譚雲山，後來想起了。由於很久沒有回信，譚雲山也把這事忘了。過了好幾年，當時中國駐印大使袁仲賢，也是湖南人，突然到國際大學去拜訪譚雲山，譚教授的母親趁此機會告知袁大使有兩個兒子在中國，希望讓他們能出國前來印度。袁仲賢滿口答應幫忙。就這樣，譚中才得到許可出國。

譚中隨父母回到中國的片斷：

譚中教授是一對遠離家鄉的戀人結婚後第一個兒子，在馬來亞生生下來乳名「愛之果」，專享父母之愛。一九三一年譚中教授的外祖父過世，他母親打電報到印度催譚雲山居士和她回長沙鄉下奔喪，三嵗的譚中跟著回國。譚中教授從此以後就在中國長大，後來遇到對日抗戰。回國以後，母親在長沙鄉下生了弟弟，有了「二果子」，譚中變成「大果子」。後來在上海又有了三弟，叫做「三果子」。後來在長沙有了第一個妹妹，以後母親在印度又生了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就再也沒有「果子」的名字了。

因為母親想在長沙定居，就在郊區買了一塊小地，在農田中央蓋了一所兩層的紅磚樓房。這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一架日軍飛機朝著這所房子丟下一枚炸彈，炸彈在五十碼之外爆炸，譚中的母親帶著四個孩子躲在防空洞裡面而免難，轟炸以後回家一看，鎖著的大門被震開，窗戶玻璃都碎了。譚中的母親馬上打電報到印度請他父親回來商議如何是好。恰巧在這以前不久，譚中的母親曾經教過書的陶龕小學董事長羅輈重的兩位女兒從蔣經國的「新贛南」回湘鄉時路過長沙來到譚中家中探望他母親，並且歡迎譚家到比較安全的陶龕小學去住。譚中的父親從印度趕回長沙，父母商量以後決定逃難到湘鄉去。到了湘鄉受到羅輈重的歡迎，把他們安排在學校的教員房間中自己開伙，父親這才離去。再過幾個月，父親又把母親接到印度去，但把四個孩子在抗戰時帶到印度不容易，於是只能帶了兩個小的，把譚中教授和二弟放在中國。剛開始的時候，譚中有點覺得被「拋棄」，可是事後想起來可說是因禍得福。因為那時候他十嵗左右，去了印度就會缺乏中國文化的根底，但又不能完全從小受到印度文化陶冶，在印度入學不會有好的成績，對將來的前途會有影響的。

譚中教授小時見到父親的機會很少，是在母親的撫育下成長。母親特別疼他，對他也很嚴格。譚中三嵗時母親就教他讀《三字經》，他記憶力強，能夠全部背出來。這《三字經》的中國文化含金量很高，譚中小時很多東西都沒懂卻把音符深深刻在腦中，以後不管是讀書考試也好，還是教書講課也好，那些音符自然而然冒出來是很大的幫助（比方說，「宋齊繼、梁陳承，為南朝、都金陵」，「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幫助熟悉朝代歷史。）

譚中母親在長沙郊區買地蓋房等，都得到一位和他父母同在南洋教書的「張姨子」的幫助，「張姨子」的丈夫周方當時在長沙辦「楓林學校」。譚中對母親回憶最深刻的是初小二年級時，在全校作文比賽中他得了第二名，初小學生怎麽能得第二名呢？於是學校傳出謠言說譚中舞弊抄書，這消息被譚教授母親聽到，她不但把兒子大罵一頓，還帶著譚中到校長那兒去自首認錯。譚教授那時大概七八嵗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麽囘事，他從小喜歡看些課外文學作品，有好的文句就記在心裏，大概恰恰在作文比賽時用上了，實際上沒有舞弊，但母親要他認錯他也只能認錯，後來學校並沒有取消他的第二名獎，老師和同學都沒有當他是壞學生。譚教授也從來不怪母親冤枉他，反而對母親那種「孟母」的嚴格很感激，因為那次事件以後讓他知道誠實的重要性。

譚雲山在中國建立「中印學會」的經過：

譚雲山居士因爲丈人去世帶著譚中母親和他從印度回中國，辦完喪事後就帶她們去上海。當時在江灣有湖南前輩匡互生於一九二五年創辦的「立達學園」，譚雲山就在那裏教書，把家安頓在學園裏，自己有空兒就去找知名人士宣傳印度泰戈爾的國際大學，他還在《東方雜誌》和別的報刊上寫文章介紹自己在印度的經歷，出了《海畔》、《印度周遊記》和《印度叢談》三本書。一九三三年四月，「聖雄」甘地在印度獄中絕食，譚雲山也在上海絕食表示同情，太虛法師還特地去探望他。（印順法師著的《太虛大師年譜》中寫到1933年四月「十三日，大師訪隨甘地絕食而絕食之譚雲山」。）他在上海與南京之間穿梭來往，結識了許多名流，最後和太虛法師、周谷城、梁漱溟、徐悲鴻等四十三人發起，更有蔡元培、戴季陶、于右任等二十四人贊助，於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印學會」，蔡元培任會長，譚雲山當秘書。1934年，譚雲山囘到印度國際大學，推動泰戈爾發起成立印度的中印學會，叫做「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關於這一段歷史，有兩個問題還需要詳細考證：（一）「中印學會」在中國成立的確切日期與地點；（二）這「中印學會 Sino- Indian Cultural Society」念頭究竟是譚雲山的發明還是他貫徹泰戈爾的意旨？深圳大學郁龍餘教授在他編的得獎書《梵典與華章》（463頁）中引了譚雲山一九三五年出的《印度叢談》「自序」中的話得出結論，是印度於1934年先成立「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然後中國於1935年成立「中印學會」。郁龍餘當然也看到譚中教授在他1998年出的《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33-54頁）書中對「中印學會」成立經過有比較詳細的敘述，認為是一家之言。譚中教授說，關於「中印學會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的念頭究竟先誕生在譚雲山腦中，還是泰戈爾腦中這個問題，中國印度學泰斗季羡林也曾經談論過，季羡林大概是早期中國「中印學會」最後一位在世的會員了。譚中教授說，季老的作風是折中、不走極端，他既認爲譚雲山在這點上承繼了泰戈爾的靈感，也承認譚雲山的主動創造性。總而言之，譚雲山風塵僕僕地在中國搭起「中印學會」的框架，後來通過這一框架實際上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而使泰戈爾的國際大學有了「中國學院」，並且從1937年起到1948年止「中印學會」的開銷都是中國政府支持的，沒有用泰戈爾一分錢，這些都是譚雲山穿針引線、慘淡經營的結果。根據譚中教授了解，在幕後支持中印學會和中國學院的重要政府要人有戴季陶、陳立夫、朱家驊等。篤信佛教又是太虛法師好友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後來也變成譚雲山的好友。

譚雲山在上海的這一段歷史是相當重要的。可惜那時譚中教授太小、不懂事，他只記得魏風江夫婦和新生女嬰住在他家。魏風江是「中印學會」派到印度留學的第一人。1933年到國際大學學習、和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同學，1941年回國。在他過世以前變成在中印兩國最知名的中印友好使者，把他杭州的住宅變成中印友好博物館。聽說他從印度回國帶了一大袋印度的土，每天都吃一點印度土來懷念印度。1997年他應印度政府邀請到印度參加中國學院成立六十周年慶祝，印度總理也親自參加慶祝，譚中教授也應邀參加。當譚中見到陪同魏風江的女兒時喜出望外，後來才知道她不是他小時喜歡逗著玩的那個女嬰，而是她異母妹妹。

陶龕小學和國師附中對譚中的教育：

陶龕小學在民國時代是很有名的，俗話說：「北有行知、南有陶龕」（就是説它和北方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齊名）。清朝時代有位叫羅信南的學者住在湖南省湘鄉縣穀水白鷺灣（現在是湖南婁底市西陽鄉白鷺村），因爲喜歡讀陶淵明詩集並把詩集擺在神龕上，人稱「陶龕先生」。他的兒子羅長裿（字申田）於1901年在家創辦「陶龕義學」，1906年科舉廢除，改名「陶龕兩等小學堂」，他的兒子羅輈重於1912年把它擴充，改名「陶龕學校」，1914年，羅輈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了教育回國，辭官不仕，集中精力辦陶龕學校。他家是當地大戶，他把家裏的產業用來在八十多畝地上建成一個高牆圍著的大校園，有十一棟房屋，二十三間教室，以及食堂、禮堂、辦公、宿舍、圖書館、儀器、醫藥、音樂、美術、缝纫、印刷、商店等八十七間房間，還有球場、游藝、農場、工廠、豬舍、魚塘、假山、噴池等設施，從遠近各地來寄宿的學生數百、甚至上千。從1939年開始，譚中就在這兒生活、把它當作自己的家，羅輈重也把譚中看成自己家庭的一員。

譚中教授起初是和母親、弟妹住在一起，有女傭人做飯，後來母親和兩個弟妹離去，他和弟弟譚正仍然有女傭人做飯，還有一個「義姊」（母親從鄉下收養的孤兒）照顧家務，後來「義姊」結婚、女傭人辭退，他和弟弟就等於寄宿生（在大食堂和羅輈重一桌吃飯）。他高小畢業後弟弟剛進高小，他們仍然以陶龕學校為家。譚中教授初中讀的是湖南長郡中學，是春季始業，畢業後就在陶龕學校當了半年「教員」，然後兩兄弟都進了國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一九四三年），才離開陶龕學校。在那段時期中，譚中兩兄弟在陶龕學校受到師生愛護、變得出名了。陶龕學校那段歷史也是譚中成長的關鍵時刻，譚中教授認爲陶龕學校那段歷史補償了失去天倫之樂的苦楚，使他逐漸健康成長，沒有潦倒、沒有墮落、沒有偏離正常發展。

譚中教授回憶，每到寒暑假，寄宿的學生和老師都回家了，校園內冷冷清清，譚中有機會到處跑動。有間教室裏擺著一架鋼琴，譚中就去彈鋼琴，他也喜歡到圖書館去借書，他喜歡看《水滸傳》、《三國演義》，還有《萬有文庫》中的漢譯法國小説《三劍客》，他也看看巴金、茅盾、魯迅的著作。這些無形中奠定了他的國學基礎。家中的女傭人魯媽，是譚中教授三弟譚立出生後來家的奶媽，斷奶後繼續當用人，譚中教授父母離開以後，她就變成照顧兩兄弟的長輩了。晚飯後坐著閒談時，魯媽有說不完的故事，還能把很多民間成語教給譚中。比方説：「熰四凍九才是裏手」，就是說，四月天氣變暖時不要快快減衣，九月天氣變冷時不要快快加衣，這樣的成語譚中終生受益。

譚中教授回憶說，母親離開他以後，身旁沒人督促，學習就差起來。本來在班上總是考第一，母親一走，第一名的位置也走掉了，到高中畢業就落到班上前三名以後了。可是陶龕學校的環境還是使得他注意學習，他畢業後先是考取長郡中學，後來又考取國師附中，老師、同學、朋友們都認爲他有本領，欽佩他，這也變成對他向上的一種鼓勵。

國立師範學院是1938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戰時各级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和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師範學院規程》而特別建立的，把當時從華東、華北逃難到內地的許多著名學者聘為教師。起初在湖南氨化縣藍田鎮，後來遷移到鄉西漵浦縣的農村，抗戰勝利後遷移到衡山縣南嶽鎮，後來變成湖南師範大學。學院的附屬中學當然也一同遷移。譚中在漵浦念了兩年，然後在衡山南嶽念了一年。由於是師範學院的附中，經常有機會聼到學院教授講演；又因為是一所新型的師範學校的附中，教學方法也比較先進，是國家級水平。譚中這時已經比較成熟，受到很多好處。

譚中教授回憶他最敬佩的老師是高三新來得英文教員姓孟（名字想不起來了），他父親孟憲承是師範學院教授，是現代中國的著名教育學家，後來擔任過華東行政委員會教育局局長、華東師範大學校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學會會長。這位孟老師英文特別好、知識廣博，譚中喜歡英文，除了課上讀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等名著外，還由老師介紹看了俄國作家 Anton Chekhov 的短篇小說英文翻譯「The Bet 打賭」，這個故事終生難忘。

譚中教授到印度開始教書經過：

1955 年到印度以後，譚教授57年在國際大學唸了學士學位後，58年開始教書。當時在國際大學獲得的學位不是專業的項目學位，是屬於修了幾門課就得到的學位。譚教授在碩士是歷史系，於1962年獲得碩士學位，後來進一步攻讀博士學位，於71年獲得學位。博士論文的課題是英殖民主義對華鴉片貿易而引起鴉片戰爭，後來以「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為書名發表，後來又把自己多年教近代史的筆記發表成另一本書，名叫《海神與龍》Triton and Dragon: Studies o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Imperialism。譚教授說，他做博士研究時，由於主要著重於經濟史，又利用大量中文材料（如《籌辦夷務始末》等），德里大學歷史系派給他的博士指導只能在文字上對他的論文草稿作些修改，如何寫出有質量的論文全靠自己奮鬥。他還自己花錢到倫敦東印度公司檔案局蒐集資料。可幸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印度以及第三世界、甚至第一世界學術界的一部分得到承認，不但印度各大學都把他兩本書當作重要參考書，在其他地方也有這現象。2006年譚教授參加「北京論壇」，就有臺灣學者在會上介紹譚教授的著作，對自己在大學教近代史有很大幫助。

譚中教授在印度自我奮鬥可以從他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的經過看出。他到了印度剛過了三年就找到政府的工作，是教中文，教書的地點先是在西海岸的浦那Pune，後來調到首都新德里。1962年，他以「教員」的身份報考德里大學「碩士」學位考試成功而獲得學位。後來他被聘到德里大學當中文講師又在歷史系註冊為博士研究生。他在歷史系經常和教員們喝茶、聊天時，有位同事說，你這樣先成家立業以後再念博士學位很不容易，像我們都是先在大學把博士學位念完才開始教書的。譚中教授都是白天教書，晚上回家寫博士論文，經常搞到深夜。那些日子中，他充分顯示出湖南蠻牛的性格。

關於譚中教授找到政府工作也有一段遭遇。剛好在他得到國際大學學士學位文憑（是從印度總理尼赫魯手中接到的）以後，印度政府國防部就招聘中文講師，「學士」是必要的學歷。譚中教授馬上應徵，通過筆試和口試，他就被印度政府國防部選聘到叫做「印度國防學院 National Defense Academy」的三軍軍官的預備學校去教中文。其實這工作並沒有什麽機密性，可是按照印度政府的慣例，政府聘任任何人員都必須有安全審查。印度的安全機構以及各種政策、制度都是繼承殖民時代政府遺留下來的。比方說，印度管外僑的部門叫做「CID」，是「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罪犯調查部門」的縮寫。英殖民政權遺留下的政策，不允許共產黨加入政府部門當公務員（共產黨卻可以贏得選舉當政府總理、內閣部長、邦政府的首席部長和部長）。譚教授那時還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為了這事，印度政府情報局長親自去問外交部副部長錢達 Anil Kumar Chanda（他原來是泰戈爾的秘書，是譚中教授父親譚雲山的摯友。錢達毫不猶豫地保證譚中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他說：「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兒子一樣。」錢達部長又答應了情報局長的請求，寫了書面保證，譚中這才一到了印度就找到政府的工作，他當然高興而全力以赴。由於他教得好（學生參加印度政府的中文考試成績優異），在1959年被國防部調到首都新德里去教新開的中文「翻譯班」，一直教到1963年他被辭退。

譚中教授被印度國防部辭退的經過：

譚中教授參加浦那國防學院工作第二年，即1959年，中印邊界發生衝突（印度警察被擊斃），中印關係頓時緊張起來，印度政府認識到要加強軍隊的中文水平，就在首都新德里國防部的外國語文學校增設中文「翻譯班」（在兩年時間內學生達到能當翻譯的水平，因此有這名字，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國防部就把譚中從浦那國防學院調到新德里外國語文學校教這個「翻譯班」。當時，國防學院就傳出流言，說譚中是中國人，被政府攆走，有人甚至說譚中已經被捕。針對這些謠言，系主任特別找譚中談話說，這次調到首都去是政府對他「重用」，不要去聽那些謠言。

譚中和妻兒到了新德里，政府還特別撥給他一般人要等候多年的宿舍，他也心安理得地教書。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譚中也沒受影響。當然，那時民間也有些零星的反華示威，中國餐館的招牌被砸，甚至有非中國的東亞人在公共場所受到侮辱，日本人在汽車中展出日本國旗以及「We are friends, not foes 我們是朋友，不是敵人」的標語。當時譚中住的是政府人員住宅區，和鄰居相處得不錯。舉個例子，大概是1963年，打仗後不久，譚教授騎著摩托車，妻子在後座，晚上跨進路坑車摔倒了，他妻子從車上摔下來，路過的印度人都來幫忙、慰問，雖然譚中夫婦一看就知道是中國人，但幫忙、慰問和圍觀者都沒有任何敵意。

是在1963年夏天，有位反對黨領袖在印度國會向政府提出質問，他說，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有一個兒子在中國軍隊，另一個兒子在印度軍隊，要求政府調查，國防部長當即應允。所謂「一個兒子在中國軍隊」，指的是譚中教授的二弟譚正在大陸海軍當體育教官，所謂「另一個兒子在印度軍隊」，指的正是在國防部外國語學校教書的譚中教授。事過不久，譚中教授就接到以「總統名義」發的通知被政府辭退（譚中教授受聘也是以「總統名義」發的），補償三個月薪金。譚中教授的學生從政府內部打聽到，國防部長下令調查譚中教授是怎麽回事，國防部也沒有和內政部的情報局通氣（情報局有錢達副部長的書面保證），只要外國語學校校長寫個書面擔保。這外國語學校校長是個膽小鬼，不敢擔保，譚中就這樣被辭退了。

按照當時的情況，不但被政府辭退是一個污點，譚中教授還有可能被捕，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他就去找父親的好友錢達副部長，錢達副部長馬上叫他的秘書幫譚中起草一封信，向總理尼赫魯申訴。譚中在信上簽了字親自到尼赫魯的官邸交信時，在門房遭到拒絕。後來譚中教授急中生智，說出錢達副部長的名字，信才被總理秘書處收下。恰巧第二天是尼赫魯的生日，譚中在信上一開頭就祝賀生日，又說出自己在國際大學得學士學位是從總理手中接到的，尼赫魯是個人情味很重的政治家，信交出以後第三天，譚中在家就收到使者送來的總理回信，答應親自接見譚中。

譚中到總理辦公室去見尼赫魯的當天恰好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臨時要安排尼赫魯向全世界廣播追悼甘迺迪，只能讓譚中等候（在等候時，譚中聽見尼赫魯從裏面打電話出來問秘書，譚中是不是等得不耐煩了）。後來譚中見到尼赫魯時，向他抱怨自己在教書時盡忠職守而遭到辭退，這不公平。他又告訴總理當時德里大學需要中文教員，但他被政府辭退了，蒙上污點，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了。尼赫魯當時只認真聼，一句話也沒說。事後馬上有兩個發展，一是全印廣播電台新聞組組長突然寫信給譚教授，請他到該處擔任翻譯工作，另一是譚中的父親譚雲山（是尼赫魯多年好友）寫信給尼赫魯總理向他抱怨對譚中不公平。尼赫魯在囘給譚雲山信中說，他對譚中被政府辭退感到抱歉卻無能爲力，因為譚中是中國籍，不宜在印度國防部工作，可是他希望譚中能夠在德里大學得到一份好的教書或研究工作。這封信後來對譚中能順利參加德里大學起了關鍵性作用。

譚中教授說，就在尼赫魯見過他的第二天，尼赫魯總理在國會回答問題時說，譚雲山是很好的學者，但對他兒子的事卻全然不知。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尼赫魯也不好把幕後的真相都坦率地兜出來，如果他那樣做的話，譚中的前途可能就完蛋了。譚中教授後來聼說，尼赫魯總理還從國防部調了譚中的檔案來看，還把辦事的人罵了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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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中教授口述歷史訪談（下）

2013-04-05 12:31:52

譚中教授後來順利地加入德里大學教書，被友人形容為「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因禍得福。他剛參加在一次小型會上看見大學校長，校長笑著說：「I am glad to have you 高興能夠得到你」，表面上看一切順利，可是校長辦公室不斷來問譚中要尼赫魯總理給譚中父親譚雲山的信的副本，大概要了四五次。譚中可以體會到德里大學（是印度國立大學）爲了爭取政府批准聘用譚中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1973年譚中教授到巴黎參加「International Orientalist Congress 世界東方學會」(是「東方學會」在巴黎成立一百周年)，在那兒遇到許多來自西方各國的華人/華裔學者。當時譚中教授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卻當上了德里大學中日系系主任。當時華裔在西方國家的大學當系主任的還沒有，大家都覺得奇怪，使譚中有一種「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覺。以後譚中在系主任的位置上，經常接到政府指示說，國立大學應該盡量不用外國人，要用外國人要有特殊的理由。譚中自己還是外國人，卻也常得為系內聘用別的外國人而辯護。至於他自己，因為在參加的時候靠尼赫魯總理的保護傘保全了永久性的位置，根本沒人來找他的麻煩了。

譚教授對印度中國研究的看法

譚教授提到三人，一為現代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泰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形成一種可謂「哈佛學派」，對西方學術界、政界等對中國的看法影響很深；二為歷史學家李劍農的著作《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裡頭分析鴉片戰爭，是有關自由貿易但中國反對自由貿易，且中國並未平等視英國為貿易對象；三為張馨保寫的《林則徐與鴉片戰爭》，三人均認為鴉片戰爭是文化衝突所導致。張馨保曾提及「Opium is the occasion not the cause」。譚教授曾對這類言論有所駁斥，認為如此一來鴉片戰爭可以用X戰爭替代。他批評張馨保所說的如果當時的「occasion不是鴉片而是糖蜜或大米，中英衝突仍然不可避免」。那豈不是說，這「X戰爭」很有可能是「糖蜜戰爭」或「大米戰爭」。從任何邏輯理性來看「鴉片戰爭」與「糖蜜戰爭」或「大米戰爭」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譚教授認為印度和中國要搭起一個橋樑的話，需要有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作為根柢，不論是傳統文化深厚的湖南、印度或是譚教授的父親，均因對中國文化有所了解，才容易搭起中印交流的橋樑。中印就是缺乏這樣的橋樑，中國學者一方面不在印度，一方面沒有empathy，而使得橋樑形成不易。Empathy 的想法是譚教授在印度的經歷中產生的，比如教中文是來自於中國父親的教導，但教中文如果用美國的教學方法，就不能正確理解中文。譚教授認為，現在印度、中國的研究大多受到西方的研究方法所影響，其實並不正確。

譚教授認爲中國和印度都有豐富的理論邏輯智慧，應該從中印文明之中找到一種研究中印問題的方法。他回憶2004年十二月他到新德里講演、同時參加他和北大耿引曾教授合著的英文書 India and China: Twenty Centuries of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and Vibrations 的首發式學術討論會，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講話主旨當然是他一貫的「中印大同」理論。當時聽衆中有印度歷史學家、宗教學專家，還有一位尼赫魯大學的研究方法專家，他們從歷史學的角度、宗教學的角度對譚中的理論提出批評，研究方法專家還引了後現代主義的法國學者的話來指出譚中的邏輯思維不夠標準。譚中教授一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說：「好吧，你們算是權威，但我也不怕。我作為歷史學者被你們開除了，作為佛教的學者也被你們開除了，我的研究方法不對頭，那我作為社會科學學者的資格也沒有了。」他的回應在許多學者中引起了共鳴，他的觀點得到支持。

譚教授回憶說，初到印度時，因爲印度大學都用英文，他經歷過一個把頭腦變成用英文思維的過程。譚教授認為，一個人能同時精通兩種語言是相當困難的，他自己覺得，努力了幾十年，自己的英文仍然達不到中文的水平。他說，成為雙語專家就是要能夠在兩種思維邏輯體系之間運轉自如，不僅僅是在字面上翻譯上的問題。他舉了中國把「soft power」譯成「軟實力」或「軟權力」的例子，認為這是錯誤。他說，power是強力的意思，不是strength，soft power是軟強力不是軟實力。中國有些字眼也不易翻譯，例如Power與「權」一字的對應關係。(石之瑜老師則補充，中文裡的權是動詞的用法，英文則是名詞，是物質；中文的權是道德，在過去是一種判斷的地位，也與西方講的power、capacity、resource相異。)譚教授進一步詮釋說，西方文明的主導是對「power 強力」的追求。在西方國家，不管你是辦企業的、還是搞科研的、還是規劃經濟經濟發展的，都是一心一意要「maximization of power 把強力擴展到無限大」，他說應該要從這一角度來了解西方「soft power」理論才對。他說，「power 不是 strength，strength 是 self-defensiveness，power 是 to influence and dominate others。如美國人說 we have the strength but not enough power to dominate others，也顯示兩者的不同，這不只是語言的問題，也是文明體會上相異的問題。」

譚教授回憶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的經歷

戰爭發生之前，周恩來總理前後到了印度四次，欲與尼赫魯對中印邊界紛爭談判，避免衝突。60年最後一次到新德里去，但印度的輿論傾向對中國持負面的態度。周恩來1960年訪問新德里時，尼赫魯甚至不好好和周恩來談判，而是讓其他印度領袖和他消磨時間（當時的財政部長德賽和周恩來大談「吃素」的好處）。談判沒法繼續，雙方軍隊當然就盡量向前推進佔領土地。在做衝突準備的時候，中國當然比印度認真，而且暗地裏進行而不宣揚。印度人的通病是講得多、做得少。尼赫魯前往斯里蘭卡時，在機場回答記者詢問時說，他已經下了命令把侵佔印度領土的中國軍隊趕出去，他的口氣雖然很硬，實際上準備工作根本沒有做好。（當時計劃是新成立一個專門打邊境戰爭的集團軍，尼赫魯發表談話時，這集團軍八字剛有一撇。）尼赫魯發言以後，中共方面就召開緊急軍委擴大會議就決定打了。據說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尼赫魯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願意打，希望這一仗能夠使印度清醒，打了以後可以維持20年的和平。結果是印度防線被打垮，中國軍隊打到山腳以後單方面宣佈停火而把軍隊撤退至麥克馬洪線北邊去。這一仗使尼赫魯的威信全失，使印度全國上下震動。印度社會上層許多人都對尼赫魯很失望。這次戰爭中兩個人最傷心，一個是尼赫魯本人，另一個是譚中教授的父親譚雲山。12月尼赫魯到國際大學主持年會，是打仗後第一次公開講話。在年會上，尼赫魯提及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有來自中國的學者主持(指譚雲山)，尼赫魯公開說「我們不和中國的偉大開戰，如果你們認為中國幾億人口都是你們的敵人，我要告訴你們他們並不是。…我們和侵略者作戰時不與文化作戰，不與和我們友好的人們作戰。」譚教授舉此例子，用以說明中國印度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地緣政治，如果按照西方地緣政治，針對敵人的侵略當然要抨擊回應，但尼赫魯並未表達對中國的敵意。

石老師針對尼赫魯的中印關係演講，提出意見：尼赫魯的發言和毛澤東在跟美國作戰的時候講的是一樣的話，說這個「中國不是在和美國人民為敵，只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行為而已」，所謂的帝國主義行為不只包括韓戰時美軍的登陸韓國。毛澤東的論調，到了1972年季辛吉訪中國時也是同樣的論調。石老師認為這是因為要跟美國建交，所以就說不和美國人民為敵。而在實際上來說，是因為實力不足才說這樣的話。石老師認為毛澤東是為了對付蘇聯，為了回應美國，毛必須去說明為什麼中國可以跟美國建交。

譚教授認為不是實力不足。譚教授的意見是，當時毛身邊有極左派的份子分析第三次大戰一定會開打，毛澤東吩咐陳毅、葉劍英、徐向前、還有聶榮珍等四人研究國際狀況，他們的報告指出美國不會打中國，第三次大戰可以避免，而且得出結論是蘇聯比美國更應提防，美國可以爭取成為盟友。陳毅後來另有報告也傾向與美友好(打美國牌)，這兩個報告以後毛澤東才決定要拉攏美國。當時毛提出所謂一條線、一大片，一條線就是從北京到華盛頓，一條反對蘇聯的陣線，一大片是聯合起來反對蘇聯。不過毛的言論到了76年時被提出反駁，當時華國鋒為總理，趙紫陽說我們不玩美國牌也不玩蘇聯牌，更不讓美國蘇聯玩中國牌，等於是在反駁毛澤東，把一條線一大片的策略給推翻，不過毛澤東也無法說出和尼赫魯相同的話，即尼赫魯一方面講我們被侵略，要對付侵略者，但一方面中國人民、中國文化不是我們的敵人。

石老師認為那是由於尼赫魯把國家跟人民分開了。

譚教授認為這不是國家和人民分開的問題，尼赫魯基本就是不把中國當敵人，雖然中印已經開打且印度也吃了虧。

這些證明就是尼赫魯對中國友好是沒問題的，中國看不到尼赫魯對中國不具敵意。但他是印度的總理，中國在邊境把他打的這麼慘，不僅反對黨，國大黨也說再對中國讓步，會把尼赫魯逼下台，尼赫魯有很多事情非出於他的願望。

至於中印戰爭，當時印度政府採取的措施，就是把所有的中國人一律限制。印度國會通過兩個決議，一是把(中國)侵略者趕出去，只要他們還在我們的領土，我們就不跟他們談判，現今這個決議尚未取消；另一個是在印度的華裔都是安全的威脅 security risk，為此，政府公安部門就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華人、華裔離開住所24小時以上就必須申請，得到公安部門的批准以後才能旅行，到目的地還得到公安局報到。

1965年譚教授到旁遮普首都Chandigarh開會，還另一位中國學者胡季藻一起，兩人到了旁遮普大學就忙於活動未去報到，後來警察局派人過來，質問為何接到命令卻未報到。便衣警察很不客氣、氣勢洶洶，有位印度學者在場怒斥警察不應該這樣對待印度的中國學者，之後旁遮普大學的組織會議的教授還打電話給警察局長，警察局長說，別理會下面的人，請他轉告譚、胡兩位學者、安心開會，好好看看地方。幾年以後譚教授又到當地，依規定到警察局去報到了，這次卻受到禮遇接待，警察說，他們只是公事公辦，又提及上次的經過，懇請他以後別通過朋友打電話給警察局主管。遭受這類對待的不只譚教授，1965年福特基金會從哥倫比亞大學派到德里大學當顧問的胡昌度教授（是美籍華裔），他一到新德里就收到公安機關的限制命令，他當時很生氣，就把命令交給德里大學校長。這德里大學校長是很有威望的，過去當過部長，他撥一個電話給印度中央政府內政部就把對胡昌度教授的限制取消了。但以後來的幫助德里大學開展中國研究的華人、華裔仍然不可避免限制。幾年後，美國來幫忙教中文的楊鼎勛和同事到外地旅行，也遇到譚中和胡季藻遇到過的不愉快經驗，印度同事也是當場打抱不平。後來譚中教授變成印度公民，這限制就沒有了，對非印度公民的華人、華裔這種限制還有沒有，他也不知道了。

石老師插話問譚教授，因為譚教授談到在中印戰爭之前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到尼赫魯是中國的友人，因此只能小打，不要過分傷害尼赫魯的感情，石老師想知道，這些訊息譚教授是當時就得到還是後來得到的？

譚教授回答是從一本印度同事從中國得到的內部發行的《喜馬拉雅山上的雪》（聽說這本書後來禁止流傳了）書上看到的。那本書的作者好像是用的筆名，有楊成武寫的「前言」，想必是對內幕熟悉的。

Q. 這麼來說在印度有很多中國學者，胡季藻很早就去印度了嗎？
A. 比我還早，40年代就在印度。他先在北印度勒克瑙大學（Lucknow University）唸了人類學、得到碩士學位，60年代開始到新德里教中文，後來得病死亡，沒留下什麼著作。

Q. 還有別的中國學者嗎？
A. 60年代還有一位趙國鈞教授，從哈佛大學來的，是經濟學家，早期出過一本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英文書。據說到了印度以後和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華人女性相戀，兩個人說好要回中國，但趙國鈞卻在歐洲出車禍死亡。譚教授還談到另一位徐梵澄（又名徐虎），起初是40年代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後來從50年代開始到南印度哲學家奧羅賓多Aurobindo 的「聖地」工作，差不多把奧羅賓多所有的著作都翻譯成中文了。70年代回到中國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90年代過世。40年代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還有一位女畫家叫游雲山，後來去了香港出家，以後就是臺灣著名的曉雲法師，她在臺北縣創辦了一所華梵大學（「華梵」就是「中印」），前不久才過世。還有楊允元，是譚教授的堂舅。40年代到印度，起初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50年代到新德里國防部外國語學校教中文，後來去了美國。他的兒子楊雅南Anand Yang現在是美國著名的東亞研究學者（印度歷史專家），現任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院長（Director,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譚教授回憶自己當時被CID監視，監視的便衣一般呆在離他住所不遠的拐角上，有時他出門上街買菜，他也老遠在後面跟著。他到德里大學教書剛開始仍然住在很遠的政府住宅區，搭公車去大學。他上車時，遠遠看到CID便衣騎自行車跟著公共汽車，大半個小時他到達德里大學，騎自行車的CID便衣也到了，真夠他辛苦的。譚中夫婦常說：「我們隨時隨地都有CID便衣保護，夠幸福了。」雖然口裏這麽說，心裏總不是滋味。可是，有一次，大概是1965-66年，有一件事使得譚中夫婦對監視的便衣警察產生了好感。平常他和CID便衣警察偶爾在街上面對面碰到都只當作不認識。可是，有一次譚教授去市場買菜，突然那個CID便衣出現在他面前說：「你的uncle Mr. Yang上你家找你去了。」，他馬上趕回去歡迎遠道來的親戚，心中非常感激。後來他把這一經過告訴家人，從此以後，他們對CID便衣的敵意完全消失。

譚教授回憶說，他舅舅楊允元人很老實，人緣很好，學生也都喜歡他，印度國防部外國語文學校一成立他就參加了，也不知道教過多少學生。很多學生學完以後在國防部情報部門工作，主要是把情報部門獲得的有中文的實物或文件弄清楚。很多印度人有不懂裝懂的性格，在辦公室接到的任務又無法看懂的，就偷偷地把有疑問的地方臨摹下來問中文老師。譚教授在外國語文學校教書時也碰到過這種情況。有一次，一個軍官學生在紙上畫了什麽來問他，譚教授一看，那好像是毛澤東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草書，可是學生不懂草字，臨摹得面貌全非。後來他被辭退離開了，楊允元仍然在外國語文學校，而且經常要到陸軍總部去幫忙翻譯，可見印度政府是很器重他的，他也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可是，他的家門外也有CID監視，他的太太氣得不得了。正是因爲這一點，後來他們全家都離開了印度。

譚教授講述印度發展中國研究的經過：

1962年中印戰爭以後，印度政府決定加強學術機關對中國的研究，是本著「know thine enemy 對敵人要知己知彼」的精神，決定在德里大學設立中國研究系，福特基金會特別進行資助。正巧譚教授變成這個系的第一個教員，他夫婦倆開辦中文班，先設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附屬於佛學系，譚中變成「有實無名」的中心主持人，那是1964年。後來德里大學通過福特基金會獎學金送去美國深造的學者陸續回來，才把「中國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建立起來。起初只有一位教授，是 V.P. Dutt，其他人都是講師。後來譚中得到博士學位，升任副教授，1971年V.P. Dutt當了大學副校長，譚中就變成系主任。後來由於Japan Foundation的經費提供，系內增加了日本研究，就將其改做中日研究系。現在又改名為東亞研究系。

剛開始的時候福特基金會請了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系胡昌度教授當專門幫助德里大學中國研究項目的顧問，也請了當時在美國教中文的韓效忠來幫忙教中文。胡昌度兩年後離開，韓效忠變成顧問，另請臺灣何景賢和王國維來幫忙教中文。他們過幾年也離去了，譚教授就把最早學中文的印度學生送去香港、美國深造，三位回來變成中文教員。在此之前，德里大學送到美國深造的印度學者也陸續回來，充實教員陣營。他們有從耶魯大學回來的歷史學家Giri Deshingkar，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政治學家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從哈佛大學回來得社會學家 Krishna Prakash Gupta 和從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回來的政治學家 Manoranjan Mohanty，這樣就有了相當的規模。

譚教授和印度同事相處得很好，他當系主任時，充分向他們請教美國大學開展中國研究的經驗。新成立的「中國研究系」採取兩項重要措施：（一）建立自己培養中國專家的機制，辦起「速成中文班 intensive course in Chinese Language」，使已經得到碩士學位的印度學生學到使用中文為研究工具，然後再讓他們進修副博士與博士學位；（二）到歷史系和政治系的碩士課程中去增設中國課題，譚中教授自己也教聚焦於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近代史。

1978年譚中教授轉到新德里尼赫魯大學（被聘為正教授，他在德里大學當了七年系主任一直是副教授），仍然和 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 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 等保持緊密聯繫，可以說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這些印度同事，除了Krishna Prakash Gupta以外，都變成印度著名的「中國通」。在1970年代國大黨政府倒臺，反國大黨的政治勢力組成聯合政府，特別器重 Giri Deshingkar 和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兩人簡直變成政府的中國問題顧問。總的來說，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和譚中這個「小圈子」不但起了幫助印度統治精英了解中國實情的作用，而且是一股促進中印友好的勢力。在他們的影響下，印度正宗的「中國專家」沒有一個「反華」健將。

譚教授加入尼赫魯大學的經過：

尼赫魯大學是1969年新成立的大學，採取美國模式，其中和中國研究有關的組成部分分別設在「school of language 語言學院」和「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國際研究學院」。尼赫魯大學請譚中去主要是加強它的五年學士加碩士中文課程的教學。譚中教授到了以後，發現五年的中文班根本沒有教科書，只有學生刻蠟紙油印的講義，中文班不是一個單獨的系（只是亞非語言系的一部分），只有三個永久性的教員位置，一個教授位置，一直空著，兩個助理教授位置，由兩位印度同事任職。譚中教授參加以後就從三方面努力加強：（一）採用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的漢語教材，再以報紙及文學作品補充；（二）爭取增加教員名額，十年內從三個位置增加到十個位置；（三）爭取建立獨立的中文系，起初把中文和日文分開變成東亞語文系，後來大學同意再把東亞語文系分成中文系和日文系（到獨立的中文系成立，譚中教授已經退休了）。譚中教授說，他1994年退休之後，他的那個教授的位置一直到現在還是空著。不過尼赫魯大學有一制度是靠資歷的提升，助理教授做了五年可以提升為副教授，副教授做了五年可以提升為正教授，現在有一個譚中教授的學生已經經過提升而變成正教授了（將來他退休，那個教授的位置也會沒有的）。

關於譚教授的近代中國歷史研究：

因爲譚中教授的博士論文涉及的是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所以他就從1971年開始在德里大學歷史系開了一門 China & Imperialism 的課，1978年他離開德里大學但課程沒人教，他又繼續去教了一年。後來他沒有機會再教這門課了，就把多年的講義修改編成《海神與龍》一書出版。譚教授在書中指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從東印度公司時期開始設有一個「海關、食鹽、鴉片部」（Board of Customs, salt and opium），鴉片部便是負責在印度種植、製造鴉片的研究，針對中國人的口味（煙土一扳開就發出一種中國煙民喜歡的香味，當時中國煙民稱東印度公司製造的煙土「公班土」為「烏香」）。譚教授進一步指出，英國是現代文明的先鋒，其在殖民地設立鴉片部，將鴉片賣到中國而毒害中國人，遠比奴隸貿易還恐怖，因為奴隸貿易不殺害人命。於是英國的財富原始積累過程，實際上可說是不是自由貿易而來，而是透過鴉片帝國主義。譚教授說，所謂「東印度公司」實際上一開始就把掠奪中國財富包括在其宗旨中的。東印度公司墻上的銅牌刻字說要「pour the wealth of India and China before the feet of the Crown」，東印度公司的遠洋船（叫作“East Indiaman”），它的航行最終目的地是中國海岸，這“East Indiaman”是世界上火力最強的強盜船，看到外國船就打信號要其投降，不然就把它擊沉，投降了就把外國船洗劫一空。每一次東印度的船在海上都是滿載而歸，很多財富都是這樣搶來的。譚教授的英國、印度、中國的三角貿易理論受到廣泛的欣賞。中國把茶葉輸給英國，英國沒銀子去買，就把鴉片輸給中國，東印度公司自己在加爾各答拍賣鴉片，賣了以後送到廣州，在廣州交錢，把錢交給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英國給予印度的只是殖民政府統治（譚教授說的三角貿易平衡的公式是：“Chinese tea for Britons, Indian opium for Chinese, British Raj for Indians”）。孫中山曾經針對這種情形，說過「沒有印度，英國就是第三流的國家」的話。英國在廣州茶葉貿易上也採取帝國主義態度，把壟斷者打垮以後壟斷了中國茶葉出口，這就是monopsony（monopoly是賣家壟斷，monopsony是買家壟斷），英國把中國茶葉都壟斷起來不讓其他國家買，而由英國自己賣給全世界，對茶葉的壟斷也是導致美國獨立的原因，波士頓茶葉事件便是美國獨立運動的開端。

詢問譚中教授與甘地家族的關係：

教授回答說應是尼赫魯家族。譚教授的父親譚雲山於1983年過世時，他寫信告訴當時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夫人，甘地總理馬上回信給譚教授對譚雲山逝世表示悼念，信中也說到印度詩聖泰戈爾及其父親尼赫魯都很敬佩譚雲山的。譚中教授還沒有受到信，總理辦公室已經把信在報紙上發表了。譚中教授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說：「你們全家和總理全家關係這麽密切，你應該多走動。」譚中教授認為他自己不會搞關係，但是父親跟尼赫魯和英迪拉·甘地兩位總理關係較好是事實，1950年代譚雲山每次到中國去以前都到新德里去見尼赫魯，問他有什麽口信要傳達。尼赫魯是譚雲山從1930年代就熟識的，也不把譚雲山當外人。可是譚雲山的至友、外交部副部長錢達卻直率地告訴譚雲山說：「你又不是印度政府官員，尼赫魯怎麽會讓你帶口信給中國領導人呢？」

譚教授的家人：

譚中教授有一個兒子。是1956年譚教授還在國際大學念書時出生的，他的中文名字叫「譚梵天」（英文是Sidhartha Tan，是用了佛陀出家前在王宮中的名字，漢譯「悉達多」），是在德里成長的，會說一點中文，夫妻倆人太忙沒時間教兒子中文，又因為兒子在學校的課程很重，怕影響他學習。譚教授的兒子受父母影響，是個孝子，小時學習不錯，考上了印度最有名的新德里全印醫學院（All 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後來到美國當小兒科醫生，也有大學教授的名分，最近幾年常常訪問中國，講演、開會，做訪問學者，幫中國溫州、成都等地醫院改進醫療護理技術。

譚教授的三弟譚立於中印開戰後不久便前往加拿大，六弟譚吉在亞特蘭大當工程師，七弟譚同則是在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Huntsville）市的一所大學教物理。此前他的四妹譚文原來是在德里大學教孟加拉文學的也和定居美國的印裔結婚而到美國，十年前病逝。譚教授的二弟也由弟弟擔保移民美國，現住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這樣一來，只有譚教授和他的五妹譚元（她和南印度人、著名畫家結婚）住在印度了。在家人均前往美國，譚教授還留在印度，是否會引起思想上的波動呢？譚教授回答沒有。他從1990年開始就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立藝術中心兼職擔任教授顧問，當時還在尼赫魯大學，也帶人訪問過敦煌。94年離開尼赫魯大學後，譚教授繼續在該中心主持東亞組的工作，譚教授的著作許多由那邊出版，該中心還把他的兩本書全文都放到網上了（只要通過www.google.com查Tan Chung就可以看到）。譚教授快二十年前就由弟弟擔保拿了綠卡，可是他喜歡在印度，因爲他覺得在印度有「用武之地」、受人重視，在美國倒被閒置。可是有前列腺腫脹，醫生懷疑有癌細胞，他兒子就不讓他再在印度住下去，從1999年開始在芝加哥定居，後來果然發現癌細胞，在芝加哥有醫療保險得到及時治療（在印度退休了卻沒有醫療保險）。不過他是閒不住的人，在美國筆耕倒比過去勤快，九年内除了兩本英文書，三本中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