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發現佛教寫本對大乘興起的敘述產生影響-----
在二十世紀以前，學術界對於"大乘佛教 Mahāyāna Buddhism"興起的理解主要建立在漢譯與藏譯的二次文獻，以及相對晚期的梵文校本之上。這種資料結構的侷限性，導致了一個長期的、近乎教條式的認知框架：大乘佛教被視為一個與早期“部派佛教”在制度上完全分離、甚至處於尖銳競爭關係的新興教團 。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在大犍陀羅地區(Greater Gandhāra，涵蓋今日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西北部)陸續出土的大量早期佛教寫本，徹底打破了這一傳統敘述。
這些寫本，特別是寫在"樺樹皮 Birch-bark"上的犍陀羅語寫卷，被學者譽為“佛教的死海古卷” 。它們不僅提供了目前已知最古老的佛教文獻實體，更直接揭示了大乘思想是在現有的部派體制內部逐步萌發、演變，而非通過一次性的宗教分裂產生的過程 。這種從“分離模型”到“整合模型”的轉變，是大乘佛教研究史上最重要的範式轉移。
這些寫本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在缺乏歷史記載的印度佛教史中，建立起一套基於物證的年輪座標。研究表明，這些文獻大多是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乾旱地帶倖存下來的，這可能只是氣候造成的保存偶然，但其內容卻毫無疑問地將大乘佛教的地理重心引向了西北印度 。
-------
大乘經典年代學的革命性重構
-----
在寫本證據出現之前，學者們傾向於根據漢譯本的出現時間(如公元二世紀末的支婁迦讖譯本)來推測大乘經典的創作年代，通常認為其興起於公元前後一世紀。然而，新發現的實物證據將大乘經典的成書年代大幅度向前提。
2012年，哈里·佛克 Harry Falk 與辛島靜志 Seishi Karashima 公佈了一份受損的佉盧文寫本，其內容為大乘佛教極其重要的《八千頌般若》(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這份寫本經碳十四測年確定為公元75年左右(其二倍標準差範圍為公元四十七年至一百四十七年)，這使其成為目前世界上已知的、具有明確測年證據的最古老大乘佛教文獻 。
這一發現的影響是深遠的。如果公元75年左右已經存在一份高度發展且語言成熟的《般若經》寫本，那麼該經典的原型創作時間必然要追溯到公元一世紀早期，甚至是公元前一世紀 。這證明了大乘佛教並非貴霜王朝時期的突發現象，而是在印度本土經歷了更長久的潛伏與孕育期 。
透過對巴米揚、巴焦爾以及吉爾吉特寫本中同一經典不同版本的對比，學者發現了經典在流傳過程中的“擴編”與“梵文化”過程。早期的犍陀羅語版本往往更為簡練，更接近部派阿含的行文風格，而隨著時間推移，經典在重抄與編輯過程中被加入了更多的宇宙學敘述與宗教讚頌 。這種動態的文本觀完全顛覆了將大乘經典視為“一次性啟示”的舊觀點，代之以一個持續數百年的、在口頭傳誦與書寫編輯之間反覆互動的複雜過程 。
新發現的寫本強烈支持了犍陀羅地區是大乘佛教興起之關鍵中心的假說，甚至可能就是其發源地之一。
理查德·所羅蒙(Richard Salomon)等人的研究指出，大乘經典最初並非以梵文編寫，而是使用一種區域性的俗語(Prakrit or 犍陀羅語) 。這種語言在當時是絲綢之路上的貿易與外交通用語，具有極強的傳播能力。寫本證據顯示，包括《法華經》、《般若經》在內的核心大乘文獻，都曾存在過廣泛流傳的犍陀羅語版本 。
這一發現解釋了為何早期的漢譯佛典中存在大量與犍陀羅音韻相近的譯名。大乘佛教最初是通過這種具有高度機動性的語言，從西北印度的僧院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中亞乃至遠東 。
犍陀羅作為古希臘、波斯與印度文明的交匯點，為大乘佛教提供了豐富的想像資源。寫本中記載的“十方諸佛”觀念、大規模的宇宙敘事，以及對菩薩普渡眾生理想的強調，與該地區當時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例如，在巴焦爾寫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不執著”的高級哲學論述，其深度足以與當時最發達的印度哲學體系抗衡 。
------
過去的敘述往往將大乘視為從部派中“分裂”出去的結果。然而，寫本發現呈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圖像：大乘行者與非大乘行者長期共處於同一個制度空間內。
平川彰提出的“大乘佛教起源於在家信徒對佛塔崇拜”的理論，在新的寫本證據面前遭遇了嚴重挑戰。
保羅·哈里森 Paul Harrison 與那體慧 Jan Nattier 通過研究如《郁伽長者所問經》（Ugraparipṛcchā Sūtra）等早期寫本，發現這些文本非但沒有推崇在家生活，反而對居住在城鎮、追求名利的僧侶進行了尖銳批判 。早期大乘文獻強烈主張“阿蘭若林居”（Araṇyavāsin），要求菩薩行者必須進行嚴苛的禪修、忍受孤獨並遵守最嚴格的頭陀行。
這些新發現的寫本描繪了一幅“精英主義”的畫面：大乘最初是由一群對現狀不滿的出家精英發起的，他們認為當時的部派佛教過於體制化，因而試圖回歸佛陀原初的森林苦行生活，並通過深度的冥想體驗(三昧)獲得新的宗教洞察 。
寫本證據顯示，雖然大乘經典確實賦予了在家菩薩很高的地位(如維摩詰，但是從西藏佛教觀察，《維摩詰經》對僧俗二眾的影響，不如西域佛教顯示的影響)，但這更多是作為一種修辭手段，用來羞辱那些缺乏菩薩心的傳統比丘，而非意味著運動的領導權在在家信徒手中 。丹尼爾·鮑切爾（Daniel Boucher）對《饒吒波羅所問經》的研究進一步證實，該經典的作者是那些自認繼承了佛陀原初精神的出家比丘，他們利用“身體莊嚴”等傳統主題來對抗他們眼中的“墮落”僧團 。
------
書本崇拜與物質文化：從卷軸轉向到貝葉
----
寫本不僅是文字的載體，其物質形式本身也反映了大乘佛教的實踐演變。邵本 Gregory Schopen 提出的“書本崇拜”（Cult of the Book）假說，是理解這一轉變的關鍵。
在大乘寫本中，頻繁出現一種“法供養”的邏輯：任何保存、抄寫、供養大乘經典的地方，即是佛陀的真實居所，其功德等同於建立一座舍利塔。這種將“文字”等同於“佛身”的轉向，促使大乘佛教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物化崇拜體系。
在斯柯延集藏中發現的《金剛經》與吉爾吉特發現的《法華經》，我們可以看到精美的書體與裝飾，這證明經典在當時不僅是被閱讀的對象，更是被膜拜的禮器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