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 2005 年在美國加州 San Jose 聖荷西的主要佛學社團和他們的幾位重要幹部聊天，談到「如是我聞」，有一位師兄提到「如是我聞」，「我」指的是背誦此經的「阿難」。我說：「這可能無法一概而論，『如是我聞』不一定『我』就指阿難。」
這位師兄當場變了臉色，嚴肅地告訴我不該對這樣的「佛教常識」有不適當的質疑。我解釋說：「佛陀說法 49年，阿難只在最後 25年當侍者。他無法聽到所有他當侍者前24年的其他經典。」
這位師兄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說：「師兄學佛這麼多年，難道沒聽法師說或讀到經典：『佛陀在般涅槃前，以佛陀神力將以前的經典都灌注到阿難的心中』？」(應該說是「腦中」比較符合現代科學)。
看來這位師兄是主張「大藏經之中經律的每一字都是佛說」的「藏經神聖」信仰者。我解釋道：「《增壹阿含32.7經》：『一時，尊者那羅陀在波羅梨國長者竹林中。爾時，[6]文茶王第一夫人...』」(CBETA, T02, no. 125, p. 679, a8-9)[6]文茶～Muṇḍa，茶＝荼【宋】【元】【明】【聖】＊。」尊者那羅陀為文茶王說法，文茶王在釋尊涅槃之後 40-50 年才登位。所以，阿難結集《增一阿含經》時，不可能知道「尊者那羅陀為文茶王說法」的內容。
結果，我們兩人對「如是我聞」的議題，是有一點點「話不投機半句多」。
關於底下所引復旦大學文學院長葛兆光的文章，基本上這一段並不是敘述得很扎實：
「據說，在西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幾年，大約在西元前486年，釋迦牟尼即佛陀涅槃。為了傳播和捍衛佛陀思想的純潔性，也為了統一弟子們各自相傳的佛陀言論，釋迦牟尼的弟子們曾經聚集在一起，對釋迦牟尼的規訓進行整理和歸納，有人回憶和背誦，有人質疑和確認，大致程式是：（一）回憶和背誦。由佛弟子優婆離和阿難分別誦出佛法的戒規部分和義理部分。（二）質疑和審定。經過其他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異議，然後共同認定。因此，佛經的開首語常為「如是我聞」。（三）編纂和分類。把共同認定的佛法編集出部類次第。（四）持誦與傳播。由誦經者、持律者持誦宣講。」
而這一句應該算是不妥當了：
「後來叫做「經」(達磨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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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華夏經緯網》網站：
http://big5.huaxia.com/zhwh/gxjd/2201659_2.html
「如是我聞」不都是佛說 每部大藏經都是文化集萃
華夏經緯網 2010-12-03 12:27:53
本文摘自：《文匯報》2010年12月1日第12版，作者：葛兆光，原題：《佛藏的結集、流傳和漢譯》
一
永樂年間，從朱元璋裔孫建文帝手中奪得政權的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曾兩次編纂佛教大藏經，先是依照洪武年間在蔣山寺編印的《洪武南藏》於南京編刻《永樂南藏》。接著在永樂八年（1410），他又下令在北京刊刻《永樂北藏》。據《釋鑒稽古略續集》卷三記載，明成祖曾經頒旨，要求在南北各刻大藏經一副，另外還打算「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聖旨：『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在。』」但是，不知為什麼，石刻大藏經的計劃似乎並沒有施行，倒是《永樂北藏》確實從永樂八年之後，由棲岩慧進等高僧領銜，「總督海內文學儒士高僧，於海印經館校大藏經」。
這一編訂刻印的時間很長，大約近十年《永樂北藏》才大體成型，據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二《欽錄集》記載，永樂十七年（1419）三月初三即《永樂南藏》將近完工時，明成祖特別關照此事，「宣道成、一如等人入於西紅門，欽奉聖旨：『將藏經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經面用湖水褐素綾』。」第二年（1420）當時的僧錄司左覺義棲岩慧進上奏，說「恭惟聖朝校勘藏典，乃千載之希遇」，所以，希望皇帝「御制序文，以冠經首」，明成祖似乎很高興，頒下「御制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為各經之首，聖朝《佛菩薩名稱佛曲》五十卷、《佛名經》作三十卷、《神僧傳》作九卷，俱入藏流行」。再一年後即永樂十九年（1421），全藏大體編定，永樂皇帝便命工刊刻，並於二月初二日下旨，「你刊經板了，著你每（們）坐山去，我也結些緣」，還問：「板就那裏刊好？」因為沒有得到明確的回答，他便指示「就寺裏刊好」，也就是在海印寺刊刻。
永樂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時候，雪軒道成（1352-1431）是右善世，一庵一如（1352-1425）是左闡教，棲岩慧進（1355-1436）是左覺義，編印藏經當然就是官方的事情。不過，儘管是官方行為，這部《永樂北藏》的刻印進展卻很緩慢，雖然永樂皇帝早早地就給它寫了序文，特別撰寫了經序和佛菩薩讚跋，頒下了以他名義新編的經典，但似乎全藏的刻印要到正統五年（1440）才全部完工，那時，明成祖和繼其為帝的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都已經去世，由明英宗（朱祁鎮）再次給它寫了序文。序文中，接著明成祖《禦制藏經讚》有關刻印藏經是「念皇考、皇妣生育之恩」的說法，明宣宗說明成祖「惟大孝之誠，孳孳夙夜，孔懷劬勞報本之道，圖薦考妣在天之福。於是博采竺幹之秘典，海藏之真詮」，如果這些例行套話說的是可信的，那麼，編印這套大藏經的目的，就是為了「孔懷劬勞報本之道，圖薦考妣在天之福」。
這套歷經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用了二三十年才完工的佛教大藏經，就是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通稱《永樂北藏》的《大明三藏聖教北藏》。
二
說起漢文大藏經的來龍去脈，我們不妨先簡略地說一下佛藏的結集、流傳和漢譯，再簡略地介紹一下《永樂北藏》之前漢文大藏經的寫本和印本。
據說，在西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之前的幾年，大約在西元前486年，釋迦牟尼即佛陀涅槃。為了傳播和捍衛佛陀思想的純潔性，也為了統一弟子們各自相傳的佛陀言論，釋迦牟尼的弟子們曾經聚集在一起，對釋迦牟尼的規訓進行整理和歸納，有人回憶和背誦，有人質疑和確認，大致程式是：（一）回憶和背誦。由佛弟子優婆離和阿難分別誦出佛法的戒規部分和義理部分。（二）質疑和審定。經過其他佛陀弟子同意、或提出異議，然後共同認定。因此，佛經的開首語常為「如是我聞」。（三）編纂和分類。把共同認定的佛法編集出部類次第。（四）持誦與傳播。由誦經者、持律者持誦宣講。
這種結集在佛陀之後的數百年中，據說經歷了三次（一說四次），佛陀的演說、言談、教導，即有關佛教思想的部分，後來叫做「經」(達磨 Dharma)，佛陀有關宗教紀律的訓導，後來叫做「律」(毗奈耶 Vinaya)。此外，後來對佛教思想又有種種說明和解釋，這些並不是當時背誦和回憶出來的，是後來陸續產生的，這些叫做「論」(阿毗達磨 Abhidharma）。把經、律、論合起來，就是後來說的「三藏」，後來所謂「三藏法師」，就是指那些精通整體佛教典籍和理論的義學高僧。
由於佛教在西元前幾個世紀的流傳中不斷膨脹和分化，從原始佛教中分化出上座部和大眾部，在上座部和大眾部之後分化為種種派別的佛教教團，從各種部派佛教後又生出大乘和小乘。所以，為了證明自己道理的權威性，也為了藉助佛陀說法來整肅教團的純潔性，更為了宣揚自己道理的正確性，此後的幾百年中，佛教徒又有過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的結集，於是本來應當「如是我聞」、「出自聖口」的佛說，數量就變得非常龐大了，後世的種種新增新編的佛教論述也漸漸羼入其中。
而這時已到了西元一世紀，這正是佛教傳入中國的前夕。
三
佛教傳入中國是什麼時代？關於這個問題有種種說法，不過一般都同意，大概是在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58-75年）即一世紀中葉。正如梁啟超所說，「計自公曆紀元一世紀之初，至四世紀之初約三百年間，佛教漸漸輸入中國且分佈于各地。然其在社會上勢力極微薄」，不過從佛典漢譯史上看，二世紀中葉也就是東漢桓帝、靈帝之際（147-189）相當重要，儘管佛教勢力在社會上可能還很微弱，但後來蔚為大觀的譯經事業卻漸漸開始，作為標誌性的人物，安息人安世高和大月氏人支婁迦讖，在那時先後到達洛陽，並開始翻譯佛經，經過一百多年，大約到280年也就是西晉統一全國的時候，譯成漢文的佛經差不多有二百六十五部，四百十一卷了。再往後，從鳩摩羅什到玄奘，從南北朝到隋唐，來自異域的僧人和出身漢地的中國佛徒，陸續翻譯了很多佛教經典，到了唐代開元年間，據《開元釋教錄》卷一的記載，「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並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見行闕本，並該前數」，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張，後來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一中記載，「所出經、律、論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後來，各種中國僧人撰述也陸續收入佛藏，這一文獻更大大膨脹。使得各種藏經儘管多寡不一，但大多在五六千卷以上。這一數量龐大的漢文佛教文獻，遠遠超過了現存梵文、巴利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佛典數量，所以漢譯佛典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完整的佛教文獻。而佛典漢譯也一直是印度佛教在中國輸入和傳播中最具意義的事情，在各種《高僧傳》中首先立的就是譯經者的傳記，可見，古代中國對於翻譯和介紹外來思想的人是很看重的。
不過，從南北朝到隋唐，雖然都大規模地收集、整理和登錄佛教的書，不過那時沒有刻板印刷的技術，所以都是手鈔本，我們看到敦煌藏經洞裏面成千上萬的佛教經典，就是手鈔的。當然，到了唐代，漸漸便有一些零星的佛典刻印，現在還有一些殘片保存在中國、日本和南韓。真正完整地刻印大藏經，則是在宋代開寶四年（971）以後了。這時下距正統五年（1440）完工的《永樂北藏》，有近五百年。在這五百年間，中國和北韓陸陸續續出現了好些官方刻印的或寺院刻印的藏經，官方刻印的，如開寶藏、契丹藏、元官藏，以及前面提到的洪武藏，而寺院刻印的像現在還可以看到的趙城金藏、磧砂藏、高麗藏等等。
四
《永樂北藏》就是前述若干種藏經之後，在明初由官方刻印的一種佛教大藏經。《永樂北藏》從《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到《大明三藏法數》，共收錄了佛教典籍包括翻譯的佛典和中國佛教的著作共1615部6361卷，分裝636函。它以千字文編號，先以經、律、論三藏分，包括（一）“大乘經”537部（依次是般若部、法華部、華嚴部、寶積部、涅槃部所謂大乘五大部）；（二）“小乘經”239部；（三）“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300部（以上經）；（四）“大乘律”25部；（五）“小乘律”59部（以上律）；（六）“大乘論”93部；（七）“小乘論”37部；（八）“宋元續入藏諸論”23部（以上論）。然後再加上（九）“西土聖賢撰集”147部，（十）“此土著述”155部，一共為十大類。與《永樂南藏》相比，門類相同，只是“西土聖賢撰集”從經部後面的第四類，挪到了所有經、律、論之後作為第九類，所收的經典也互有不同。《北藏》為梵夾本，每版二十五行，分為五折，每折五行，每行十七字，不僅版框加高，字體加大，而且校勘七次。在裝幀上，它也比《永樂南藏》更加考究，以綾作封面，突出了皇家的氣派。由於它藏在京城，一直是作為朝賜給各地寺院的供奉品，比《永樂南藏》允許私家捐資印刷供養，更具有官方色彩。
應當注意到，明代洪武、永樂兩朝的宗教制度相當嚴格，雖然明太祖和明成祖始終對佛教並沒有打壓之意，尤其是明成祖因為道衍（姚廣孝）的緣故，對佛教相當有好感，但正如姚廣孝所說，「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留心聖教，設官分司以理其眾，鉏姦剔蟲，欲復古規」，即站在世俗皇權的立場堅持限制佛教擴張。洪武之初，朝曾反復抨擊「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繁，安坐而食，蠹財耗民」，並且規定祠部「掌祭祀醫藥喪葬僧道度牒」，對取得僧尼道冠資格的知識給出嚴格要求，「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凡五萬七千二百餘人，皆給度牒，以防偽濫」。我們就知道，在明代初期皇權膨脹的時候，佛教基本上是在官方嚴格控制之下的。特別是胡惟庸案之後，洪武十四年設立僧錄司，洪武十五年規定佛寺為「講、教、禪」三種，規定天下僧道服色，洪武24年，一方面規定天下生員的冠服之制，使儒家學人統一化；另一方面發佈《佛教榜冊》，說明佛教本是「中國之異教」，嚴禁僧人「與俗混淆，與常人無異」，並在洪武二十八年規定天下沙門要分考試上、中、下三科，佛教更是在官方嚴格的管理之下，這種佛教政策一直延續到永樂年間。
前面曾經提到，參與《永樂北藏》編訂的，正是一批經官方認定的合法佛教領袖，雪軒道成在洪武年間曾經擔任過青州道綱、僧錄司右講經，在永樂初年還奉旨出使日本，原駐天界寺，明成祖特意招他去北京，任僧錄司右善世，主持大藏經的編集刻印；一庵一如是大報恩寺都講，與明成祖的重要謀臣姚廣孝關係極好，姚是亦僧亦俗的奇人，而稱一如是「兩浙一人」，可見他的聲望。他在編刻北藏中似乎是主要人物，他主持編纂了《大明三藏法數》四十卷。棲岩慧進是被明成祖看中，特意徵召到南京天界寺和靈谷寺作為青年僧人的導師，並參與纂修《大明三藏法數》，後又隨同到北京，成為「領袖天下僧眾」的僧官。其他一些僧人，如庵進、思擴、法主甚至一些校讎僧人，也是經過禮部或僧錄司挑選，經過皇帝認可的。從後來的數據看，他們在編纂和校勘中，時時事事要請示，不僅原來宋代藏經中原有宋太宗若干佛教著作如《緣識》、《逍遙耠》等五種不再收入，而收錄了以明成祖即永樂皇帝名義編的《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四十卷、《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五十卷、《神僧傳》九卷，而佛教史書《佛祖統紀》、禪宗著述《續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禪宗頌古聯珠集》以及元代白雲宗僧人的《白雲和尚初學集》等，卻奉永樂之旨不再收入藏經。顯然，在作為明代新首都的北京，凸顯新朝皇帝之無上權威，一批新權貴僧侶接受旨意，為新王朝編纂新聖典，印製出一套較《南藏》更加豪華的佛教藏經，作為朝頒賜寺院的經典，是在有意識地呈現和傳達官方佛教立場和宗教政策。
五
儘管《永樂北藏》的編纂刻印中體現的是明代官方佛教立場和宗教政策，但一大部藏經卻畢竟是佛教文獻彙編，如果研究佛教思想和歷史，它仍是明以前佛教資料寶庫。不過，這裡需要提醒讀者的是，並不是所有「如是我聞」的佛教經典都是佛說，並不是所有佛教的記載都是信史。指出這一點是為了更好地讓讀者使用大藏經。
研究佛典的學者早就指出，佛教典籍雖以「聞如是」為始，以「信受奉行」為終，其實往往是形式上假託佛說，實際上，大多乃佛教徒在歷史中的一系列創作。所以，這裡面有再三刪補、改訂、重譯、注疏甚至偽造，這些記錄、刪補、改訂、重譯、注疏甚至偽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傳、文字筆錄、翻譯纂輯，最後綜合起來便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龐大藏經。因此，在閱讀佛藏的時候要意識到，這裡包含了若干種種不同狀態的佛典：被翻譯成漢文的早期佛教經、律、論，被翻譯的大乘佛教的著述，中國佛教偽撰早期印度撰述，即古人所說的「疑經」和「偽經」，以及中國佛教徒自己的著作。所以，一部大藏經，是歷史層層疊疊構成的，它就是一部 「經典傳譯史」加上一部「思想詮釋史」。
也許，可以介紹給讀者日本學者小野玄妙有關佛典歷史的七原則，他在《佛教經典總論》第三部「大藏經概說」之第二章〈根本佛典小考〉中提出：
一、佛教經典是隨著時代，一部一部次第形成的。
二、作者並非僅一二人，形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
三、作為無名著作的經、律，與署名著作的論同為佛教典籍，應同樣看待。
四、佛教著作的地點不一，有印度、中印、南印、西印、北印，也有中亞、西域及其他地方。
五、中國傳譯的經論，並非僅僅翻譯的舊典，也有新出的著作。
六、逆向上溯中國佛典翻譯的歷史，可以看作經典著作的歷史，能夠窺見經典形成的歷史。
七、前後約一千年的佛教經典著作歷史，透過中國傳譯史，大體上即可把握不錯的佛教史概念。
《永樂北藏》也可以作如是觀。
六
永樂到正統年間陸續刻印的《北藏》，一個半世紀之後又進行了一次增補。據僧人本在的說法，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依照酷愛佛教的萬曆生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與萬曆皇帝本人的旨意，「請出大明續入藏經四十二函」（編號的是四十一函，有一函不計入），基本上是中國佛教徒自己的著述，一共有三十六部、四百一十卷，作為《北藏》的續編，經過一年時間補刻出來，並分賜各個寺院。對於佛教史研究者來說，這批補刻入藏的文獻尤其可貴，比如，原來被永樂禁止入藏的《佛祖統紀》、《續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禪宗頌古聯珠集》等等佛教尤其是禪宗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被重新收錄進來。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新印《永樂北藏》，就包括了永樂至正統年間刻印的大藏經和萬曆年間補刻的續藏經兩部分，總數就達到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
也許，在各種大藏經中，《永樂北藏》並不特別受重視，但應當指出的是，它校勘較精，裝幀精美，收錄也有明代特點，還是很有價值的。特別可以一提的是《永樂北藏》的目錄即《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四卷（後來被收錄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七冊《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冊中），它就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所編，1882年在英國牛津出版的英文佛教目錄的基礎，南條文雄只是在它的基礎上逐書編號，補充說明，並加英譯，所以，它也是在世界上最早被流傳的漢文佛藏目錄。
歷代由朝下令編輯的龐大叢書，無論是儒家的、佛教的還是道教的，它們不僅呈現著那個時代的知識取向，宣示著那個時代的知識世界，還讓後世理解那個時代的知識水準。儘管此後的朝代還會有後來居上、更大更全的叢書，但在這個歷史的角度看，就像地質學上的“地層”一樣，每一層都有每一層的意義。《永樂北藏》正藏印出已經五百七十年，續藏刻印也已經四百二十多年了。現在，儘管各種舊的大藏經一套一套被影印出來，新的大藏經也被一次又一次編纂起來，但是，這部四五百年以前明代官方刻印的大藏經，作為基本佛教典籍的彙編，作為一部經過較好校勘的藏經，尤其是作為明代佛教知識的見證，我想，它仍然有其價值。
上海書店出版社這次以《永樂北藏》為底本，參考了《乾隆大藏經》等版本，又經過校訂與核對，推出這部《佛藏》，意在為弘揚、普及中國佛教文化。上海書店出版社的編輯告訴我，1988年他們整理出版了胡道靜先生作序的《道藏》，在出版界、學術界、讀書界取得持續的好評。這次整理影印出版《佛藏》，要我寫幾句話，我也借此談談《永樂北藏》以及漢文大藏經的發展情況，藉以勾勒佛教文化在中國傳播的大致脈絡。是為序。
來源：文匯報
轉自鳳凰網
責任編輯：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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