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從小到大，老師起碼上百個，怎麼樣才會對其中一個老師，終身像子女孺慕之情，念念不忘，願意為他做任何事，終身執弟子禮而不忘呢？
我想至少有下列幾項原因之一，或者綜合其中幾項：
1. 道德學問值得世間景仰，為一代大師。
2. 你一身最引以為傲的工夫是他啟蒙的，是他引你入門的。
3. 在生命的轉折點，他給你最重大的助力。
4. 他關心你，教導你，尊重你。
5. 在你生命中，當他學生的時期是你最快樂的時光。
我也認了幾位老師，每次見到他們都以學生自處。只要見到他們，我又退回到子女見到父母的心情，希望聽他們談話，仔細了解他們希望我走的方向，樂意替他們辦任何雜務。當然，他們也是一代宗師，能當他們的學生是我的榮耀。只可惜，他們每個人都不肯承認我是他的學生。---這不就是「私生子」了嗎？在我們這一行叫「私淑學生」，也有一點「冒認師門」以妄自尊高的意思。
另外，回應「王榮霖的部落格《新聞線上》」的問題，胡適死後，五十年來中國與台灣誰擔得起「大師」這兩個字呢？
二十一世紀，會是個沒有「大師」的年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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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王榮霖的部落格《新聞線上》：
http://blog.chinatimes.com/2266/archive/2010/01/20/465933.html
〈書評：所謂「大師」〉
「我在師家不過是一個家庭教師和書記，地位十分低微，而師家却常常名流滿座，在那種場合之下，我這個既偏裌又敏感的人，當不免會起自卑的心理，適之師(胡適) 却早為我顧到此點，每逢當我遇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介紹後，隨口便故意把我誇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忽略這個無名無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致於太自慚渺小…」
－羅爾綱，1945／《師門五年記》，1958，台北：胡適紀念館，頁15-16。
「學問固然可以應用，但應用只是學問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是著手做學問時的目的。從此以後，我敢於大膽作無用的研究，不為一班人的勢利觀所籠罩了。這一覺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紀念的，我將來如能在學問上有所建樹，這一個覺悟決是成功的根源。…」
－顧頡剛，1926／〈古史辯自序〉，《古史辯》，1993，台北：藍燈文化，頁25-26。
羅爾綱是胡適極為得意的門生，1949年以後師生殊途，胡適來了台灣，羅爾綱則留在大陸，《師門五年記》是胡適自己出錢在台出版，如胡適所言：「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在大陸反右及文革期間，胡適是中共重點批判對象，在那場所有中國知識份子都無從逃避的浩劫中，不知羅爾綱是否曾對「煦煦春陽般的師教」作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思想檢查與交待？
顧頡剛，就是那位在民國初年以「大禹是條蟲」的辯偽考証，激起史學界千堆雪的學者；其實，大禹是不是一條蟲，在千載之後已無關宏旨，影響深遠的是，顧頡剛竟然敢於破除迄今不休的「政治正確」歷史觀，把大禹從神降為人。
這種治學的態度，自然與個性有關，而個性決定了命運。據顧在〈古史辯自序〉中自稱：「我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不肯隨便聽信他人的話、受他人的管束」；正是因為個性上「桀驁不馴」、「傲睨萬狀」，所以儘管治學成績斐然，如不憚萬夫之所指，悍然指出「從前人所作的經解，真是昏亂割裂到了萬分」，但現實生活中卻常陷困頓。
不過，「要什麼沒什麼」、「受家人的譴責」、「逼得極好學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學」的現實生活，仍沒有讓顧頡剛運用他在社會積累的「虛名」鬻文為生。掙扎是有的，顧回憶說，每當他動筆的時候，心中就想到這樣做是對學問的不忠實、是把做學問當成了「生計的奴僕」，由於心中的內疚與不安，最後讓顧頡剛「雖困窮到了極端，賣稿的事情卻始終沒有做過幾回」。
與羅爾綱一樣的，顧頡剛也是胡適的學生，他的治學深受胡適的影響與啟發。不同的是，羅爾綱是在胡適的家中，而顧頡剛則在北京大學的課堂上。據顧回憶，當他初次聽聞胡適要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課時，不能免俗的想：「他（胡適）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
結果是，胡適丟開傳統「唐虞夏商」的開端，直接把周宣王以後的詩經定為「中國哲學史」開天闢地的首章：「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顧頡剛在〈古史辯自序〉說：
－「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
羅爾綱、顧頡剛，均已過去了。然而，羅、顧兩人用文字所留下的人生、學思與心靈發展軌跡，迄今仍歷久彌新、生動如昔。羅、顧兩人是否稱得上「大師」？也許見仁見智，但可以確定的是，進入21世紀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是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
也許，回顧羅、顧的歷史身影，可以讓這個「物質豐饒、科技進步、心靈空洞」的時代，找回一些值得借鑒、引發自省的「大師」典範與價值。
一、摘要
(一)顧頡剛：〈古史辨自序〉
本篇序文主要是顧頡剛回顧一生的治學歷程，說明他研究上古史辨偽的背景、治史的方法，以及一路上在治學路上所承受的折磨；然而，顧頡剛「下筆不能自休」，竟把一篇序文寫成一篇數萬言的大塊文章，文類不像序文，倒像是一本具有濃烈批判意識及自我反省的回憶錄。
顧頡剛在自序中，回顧並描述了他何以會走入「上古史辦偽」的研究歷程，對於當時社會上批評他的研究及論證係「想入非非、任情臆造」、「趨時成名」等，顧頡剛從他的個性、成長環境等提出反駁，顧說，不管是「譽」他或「毀」他，他都「不嫌怪」，甚至「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
顧頡剛提到他從事上古史偽證考的研究時，生活上承受了的四種痛苦，包括：一，時間的浪費以及和社會上對他「不瞭解的責望」；二，常識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練；三，是生計的艱窘；四，生活的枯燥。這四種痛苦，讓顧頡剛感到「時時侵襲我的心，掣住我的肘」，讓他感到「十分的怨望」。
值得一提的是，顧在自序文中提到了一個困擾中國迄今的巨大問題，即：
－「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或尚在少壯？」
對此，顧從正反兩面均提供解說，但並無具體答案。不過，顧頡剛認為，這是所謂「中國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問題」，儘管他自認為對政治沒有興趣，也覺得參與社會活動是浪費時間，但他決定以研究這個問題作為他「唯一的報國事業」，也算是「盡我國民一份子的責任。」
(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
這原是羅爾綱應出版社邀請為年輕人努力向學所寫的勵志書，但書卻寫成一本困思勉行的自傳性作品。羅爾綱透過記述他在胡適家中的生活，點滴回憶胡適對他的學問、思想及人生上所造成的重大轉變，羅爾綱用他自己的故事，印證了胡適所主張「不苟且」、「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大膽假設，細心求證」的治學任事之道。
師生情，是本書的重點。胡適知道羅爾綱個性「狷介」，即使生活困頓，也不願開口求助，但胡適卻會婉轉且在不傷羅爾綱尊嚴的情況下，提供包括精神、工作及做學問途徑的協助。
在胡適的治學指導下，羅爾綱從蒲松齡生年考、醒世姻緣傳考證，到太平天國的歷史真相，「一條一條」地進行「辨偽」的考證；羅爾綱得出一個結論：
－不要輕信記載，要「懂得懷疑」、「疑而後信」，尤其是不能用有問題的史料去寫歷史，因為「那是最危險的」。
二、感想
(一)關於顧頡剛：
在日軍進攻炮火的恐怖聲中，顧頡剛所寫的這篇自序，文章雖長，但今日讀來仍能讓人感到文中流露的坦誠真實、痛快淋漓。文中處處皆有令人感動之處，如顧頡剛在動盪的環境中，對於中國上古史辦偽所下的心力及治學途徑，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顧頡剛認為：「不做學問則已，如要做學問，便應當從最小的地方做起」，而研究的工作，就像「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層的容積愈擴大。」他也提醒「人」的侷限，因為即便「堆得無論怎樣高，總不會有捫星摘斗的一天」，人所能做、也是做得的，是「天天去加高一點」。
(二)關於羅爾綱：
誠如胡適所言，羅爾綱這本小書是一種「沒有見過的創體」，因為其呈現的方式及內容具皆特殊，以致讓人讀之愛不釋手。
書中除了記述羅爾綱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做學問之路外，最令人激賞者，莫過於書中所展現的師生真性情關照的互動過程，誠令人羨慕，而羅爾綱也把他做學問有所成就之事，完全歸功於恩師的指導，這是一種師生切磋、相知相惜之情，頗有仁者之風。
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曾有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胡適有「大師」之名，但其令人稱道者，是他對年輕如羅爾綱的年輕人，以「朋友」待之、不離不棄照顧有加，誠不負「大師」之義。
然則，師生相濡以沫的情誼，典範不存久矣，於今讀羅爾綱書，不免令人神傷。
引用：http://blog.chinatimes.com/2266/archive/2010/01/20/465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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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澳日新聞》
http://space.qoos.com/?action-viewnews-itemid-638245
（斷章寫義）師恩永記 陳志峰
師恩永記
「爾綱你生氣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讓你到清華去，為的是替你著想，中國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廣，你現在只硏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況蔣先生是個名敎授，你初出教書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華站不住，你還回得北大來嗎？」他停了一下，接著說：「我現在為你著想，還是留在北大好，兩處都不要去。你到別個機關去，恐怕人家很難賞識你。」我聽了適之師的話，一腔熱淚，湧上眉睫，他不以我的愚頑而遺棄我，仍然一樣為我的前途打算。
【《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羅爾綱著，三聯書店出版，一九九五年五月】
回想大學時修蘇老師的課，距今已經整整十三個年頭。他師承錢穆先生，名氣很大，而且講課史料詳實，很有興味。蘇老師於課堂上曾經指導我們閱讀近代史大家羅爾綱先生的《師門辱敎記》。他說羅先生年靑時所遇到的困境，是每個立志向學的靑年的必經階段。胡適是嚴師，卻又非常仁慈。他要求羅爾綱嚴肅對待學問，卻又處處為他的人生着想，為學生鋪墊一條堅實的學術道路。蘇老師有大師的遺風，對於我們的學問，他一絲不苟；對於我們的前途，他處處關心。
一轉眼就十多年了！如今老師年紀更大了！身體已經不復當年硬朗，時有小毛病，最近更曾兩番入院，幸好不是甚麼頑疾，卻要動上小手術，不能不讓人憂心。我去探望他時，他剛從手術的麻藥中甦醒過來，躺在病床跟我說話。他問到我的工作，問到我的學術硏究。因為兩方面進展並不順利，於是我只好唯唯諾諾。蘇老師聽出弦外之音，竟在病床為我擔憂起來。他以從前錢先生的教訓開導我，囑咐我堅持要把這條做學問的窄路走下去。人生自有起有跌，只有坦然面對困難，終於會迎來康莊大道。我記起新亞書院的校歌有這樣的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蘇老師在病榻上的一席肺腑之言，概言之就是這兩句話。
回家重讀《師門辱敎記》，可謂點滴在心頭。胡適之於羅爾綱的恩情，就如蘇老師於我的恩情。我會把這一份恩情，寫在書本當中，以茲紀念，相信一生都不會忘記這一份師恩。kenccf@gmail.com
陳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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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部落格《胡適之先生的世界》
http://hushihhc.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22.html
胡適先生簽名本——《師門五年記》及其他
作者: 羅爾綱
出版社: 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06)，此書台灣胡適紀念館於1958 年出版(胡適自費出版送人)，不過中國有所謂「增訂本」出版。
羅爾綱(190l一1997)，廣西貴縣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時代曾師從胡適。他於1943年寫了《師門五年記》，專門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情誼至深的經歷。出版之後，學界評價甚高。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 《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半個世紀，且世間關於胡適治學之道、生平活動的著述極豐，但由入門弟子親撰的這兩本書卻角度獨特。書中，煦煦春陽的師教與虛心篤實、毫不苟且的為學組成一幅充盈師友切磋樂趣的圖景。本書在海內外流傳甚廣，甚至有「教科書」之稱。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補本的修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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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先生簽名本——《師門五年記》及其他 〉
這本不到六十頁的小冊子——《師門五年記》胡適先生簽名本，從台北到紐約，又從太平洋彼岸回到中國大陸，兩度飄零過海，歷經四十多個春秋日月，其中漶漫著許多值得感懷和書寫的人與事，又輾轉於幾代溫暖的友情之手，「春歸秣陵樹」，最後竟成了自己「几案羅列」中可作浮生伴侶的珍愛之物。
這本《師門五年記》胡適先生簽名本，其「本事」涉及一段舊人舊事，而與此直接有關的人物至少包括胡適本人、作者羅爾綱以及受贈者潤章先生。關於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緣起、出版波折，抑或胡適晚年自費印刷、贈送友人等細節，羅爾綱先生在書中早有述及，茲不贅言。只是書外一些並不為今人所熟知的往事，折射出一代學人的精神世界，說起來還是饒有意味的。 1993年，太平天國史學家羅爾綱已寫出《胡適瑣記》一書，與五十年前因感念其師誼於十幾天內匆匆草成的《師門辱教記》合而為一，於1995年由北京三聯書店正式出版，三年後又有增補本。新版《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雖談不上「珠聯璧合」，但作為當年《師門辱教記》的背景闡述和事件註腳，似可不妨看成「姊妹篇」。只是在《胡適瑣記》中，羅爾綱再也不像先前那樣開口必稱「適之師」了，通篇皆「胡適」之名諱，給人以一種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之感。不過，在胡適眼中，這位及門弟子還算是一個比較厚道的人。當年在家中幫助做事時，「一介不苟取」，不要任何報酬，胡適始終將此事掛在嘴邊，並很「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 1949年下半年，正當時局蜩螗之際，胡適第六次出國，先赴美國紐約做了「寓公」，後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羅爾綱則在廣西貴縣江邊「淌下了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隨後進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幾年後又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博士在《胡適與羅爾綱》一文中這樣寫道：「分處不同的環境，師生間的『思想』距離，亦更形遙遠了。只是，兩人之間的情誼，應該還埋藏在彼此的心靈深處，等待著適當的機會表白宣洩。」
倘若潘博士此言不虛，羅爾綱等待「表白宣洩」的適當時機應當是後來寫這本《胡適瑣記》；而胡適大概就是在1958年12月17日六十八歲生日之際，將《師門辱教記》易名為《師門五年記》， 自費委請台北藝文印書館代為兩次重印，凡兩千冊，以作為「贈送朋友之用」。胡適在「後記」中並沒有交待重印的真正動機，只是說這幾年裡朋友看見這書稿的，都勸他印出來。倒是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這樣記述，1958年12月26日深夜，他與胡適同車返回台北時，先生在車上談起了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的真實想法，「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其心情與十年前在為《師門辱教記》作序時有所不同。羅爾綱曾回憶胡適當年給他的信說，「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三十五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然而，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一幌已是十年過去了。這時大陸對胡適的「缺席審判」仍然沒有結束，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胡適被定位於「帝國主義者的馴服工具」，文人郭沫若甚至說，胡適與蔣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難兄難弟」。就在這時，羅爾綱發表了《兩個人生》一文，對自己曾經「恭謹領受師教」（潘光哲語）作了一次徹底地清算。他在文章中「譴責」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現在終於可以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告別「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從而走向另一個「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鬥人生」。他力圖借助「自我批判」，表明自己在思想改造後如何痛下決心，無論是在政治或學術上，已與業師「一刀兩斷」。胡適當然可以隔岸冷眼觀看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也不會相信羅爾綱與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但羅爾綱這種「自我批判」的激越姿態，與幾年前流著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時的激動心情相暗合，其中未必就沒有內在的關聯和真實性。到了1993年，羅爾綱在寫《胡適瑣記》時，面對這一段難以言說的往事依然可以找到一個類於「自嘲」的口實，「……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甚至「豁然開朗」地說：「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而小於羅爾綱十多歲的胡思杜後來卻自殺了。歷史總是可以讓人多角度地去思考。從1954年起，羅爾綱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與立場，重新改寫、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舊稿與新撰述的論著，並結集成書，洋洋七巨冊。從一個一般意義下史學家，轉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中的代價就是以揚棄胡適式的「舊考據方法」為前提，這顯然是胡適先生始料未及的。因此我們不妨推斷，在經過思想改造之後的羅爾綱，與業師道分南北，其師生因緣「早已在歷史上畫下句點」（潘光哲語），這從胡適後來與友人何勇仁談話時的語氣中也可看出：「那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是羅爾綱……」。 1961年8月16日，胡適又致函何勇仁，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提及羅爾綱的文獻史料。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罷？」與胡適談起同樣是中國公學學生的饒毓泰、吳健雄時那種「得意」的神情判若兩人，似可反證胡適自費刊印《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這一說法，而非僅僅是為了彌補因自己滯後作序致使這本小冊子在重慶無法再版的某些遺憾。胡適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以贈送友人，應當說與羅爾綱本人已沒有多大關係了。相反，這一年羅爾綱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水一方的胡適也許並不知道此事，但他在這個時候選擇此書自費重印，如若與羅爾綱在大陸發表「坦白狀」這件事聯繫起來看，其中的深意只能揣測而不為外人所知。至於當年胡適為什麼提出讓羅爾綱去自己家中做事，這從他晚年給歷史學家吳相湘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解釋，「…… 早看出爾綱的天資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責，所以我總想管住他一點。」就在這封信中，胡適自責自己「太忙」，沒有功夫去監督他，因此才有了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中出現曾遭至自己批評的「明人好名，清人務利」這樣浮泛空洞的論議。胡適由此又想到了陳獨秀和魯迅，感嘆前者倘若不脫離北大、後者不離開北京的話，都「可能不會演變到後來那樣子」。 1948年9月，胡適南下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時，曾與羅爾綱見過一面。兩人長談一個多小時，這是師生二人最後一次見面。從此白雲蒼狗，人生多歧路，這一段不期然的「師生情」至此也該是「人間沒個安排處」了。
胡適晚年為什麼要替中國公學「做廣告」，還得從他與母校的特殊情緣談起。光緒丙午年（1906年），胡適進上海中國公學時還是一個年齡尚不足十五歲的少年。中國公學之創設，是因為當年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而導致部分留學生慨然回國，在他們的主張之下所開辦的一所大學。中國公學的成立，從某種意義上講，亦即是一種民族精神的體現。姚宏業在其遺書中稱「中國公學不啻我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姚宏業是因其籌款困難，學校經費陷入絕境，才遺書投江自殺的。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曾說：「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一個小孩子」。因此，他於當年夏天投考中國公學。「胡先生之所以進中國公學可以說是受了民族精神這觀念所影響」（楊亮功語）。對於胡適來說，中國公學正是他一生「身行萬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這幅對聯集句本由胡適贈錢君匋，後由錢先生親筆題書贈胡適績溪故居。作者註）的起始。
胡適在中國公學受高等教育只有短短的三年時間，但對於後來他的人生道路及學術思想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據楊亮功先生回憶：「……胡先生在中國公學讀書時生活頗為拮据，甚至無錢住宿舍。而寄居在競業旬報社裡，飯食亦歸社中供給。旬報每出一期，可得編輯費十元，尚需寄錢養家。新公學成立時，學校請胡先生擔任低級各班英文，每星期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不能全發。」這種少年時代的求學窘境，胡適這一生大概都不會忘懷。在公學時期他就反對治學「苟且」，曾在競業旬報第36期上發表過一篇論「苟且」的文章，痛斥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
二十二年後，胡適接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在其任內「學校秩序安定，教學水準提高，校內養成學生一種自由活潑讀書風氣，尤其是胡先生特別注意獎掖青年人才，因此他在中國公學是最為學生所尊崇的最成功的一位校長」（楊亮功語）。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也說，「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週」，「這所大學，寧靜得猶如我國古代的書院」。當然，這時的羅爾綱還只是一個「在學校裡無聲無息的一點不活躍的學生」（羅自語），由於成績名列全校前五名，並得過校內獎學金，而為校長胡適所知。但在眾多中國公學學生中一直被胡適引為自豪的有兩個人，一位是饒毓泰，1919年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另一位就是吳健雄女士，兩人均為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在最後一次酒會上，胡適對眾人說自己「對物理學是一竅不通，卻有兩個學生是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算起該是『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所謂「四代」，係指饒毓泰、吳健雄是自己的學生，吳大猷是饒毓泰的學生，而楊振寧、李政道則是吳大猷的學生。胡適晚年寫過一篇《中國公學校史》，從學校創辦之初一直寫到1928年他擔任校長時期為止。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馬君武所寫中國公學「續史」中間省略太多，所以特地致函當年的副校長楊亮功希望也能寫一篇中國公學續史。就在逝世前的當天下午，胡適還將《中國公學校史》送給了吳健雄……
而1930年6月，當羅爾綱夢一般地搬進位於滬西極司斐爾路的胡家，成了胡府「及門弟子」時，可謂梅心驚破，「有著說不盡的歡喜」。在這之前，他曾特地用掛號信以言謝校長的這番「知遇之恩」，其語誠摯而感人：「學生能夠到校長的家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庇蔭與指導之下去工作唸書，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學生是個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長家去，是要竭儘自己的所能，謹謹慎慎地跟著校長走，如果校長以為學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訓的，學生實願畢生服侍校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1930年5月20日，羅爾綱致胡適函）
這些知恩圖報的話，都是羅爾綱在《胡適瑣記》中從未提及的。羅爾綱在後來之所以能成為當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名家之一，莫不與在胡府數年「煦煦春陽」中謹領先生「不苟且」的師教有關。只是他最終沒能夠實現自己「畢生服侍校長」的心願，也未追隨先生「到天涯海角」去。
寫到這裡，也該說說潤章先生了。
這本《師門五年記》簽名本，就是胡適當年送給他的。 「潤章」即李書華，曾留學法國，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是眾多留法學生中第一個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的人，其博士論文得到過居里夫人的指導，後被選登在法國科學週報和法國物理學報上。 1922年6月，李書華接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書，從法國馬賽港乘郵輪經蘇伊士運河、新加坡、西貢、香港於8月底回國，先後在北大任物理學教授、系主任。他把當時世界前沿的科技理論潛心編寫成教材，還趕寫出《相對論淺學》、《普通物理實驗講義》等多本教材。 1925至1926年，李書華執教的北大預科的物理水平已與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級水平相當，本科畢業生水平也處在美國學士與碩士之間。北大學者陳平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這樣寫道，「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畢業水準，比美國大學本科畢業（得B.Sc.學位，以物理為主科）水準為高，比美國得碩士（M.Sc.）學位的水準為低』。這對於創辦不到三十年的北大來說，無疑是值得驕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筆書寫。」1932年，李書華出任過一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1943年至1945年，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李書華赴歐洲在巴黎大學及法蘭西學院從事「大分子研究」，並將長女留在了大陸。胡適則是在這一年4月6日乘坐遠洋輪 President Cleveland 號前往美國的。 1953年，李書華從法國移居美國紐約。他與胡適、蔣廷黻等人同時被台灣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聘為留美院士。
胡適於1917年下半年開始在北大任教，比李書華早了五年。一個在文學院，一個在物理系。 1924年冬天，胡適與李書華等人之間卻有過一次涉及國事的激辯。這一年11月15日，清廢帝溥儀被馮玉祥部逼出紫禁城，遷居醇親王府時，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當日胡適即致信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旋於11月19日在《晨報》刊載。胡適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胡適的信發表後，除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表示讚許外，多數人紛紛指責。周作人在致函胡適時就說：「這次的事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闢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與此同時，北大同事李書華、李宗侗對胡適的言論也深感「非常駭異」。他們致函胡適，稱：「中華民國國土以內，絕對不應該有一個皇帝與中華民國同時存在。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所以我們對於清帝廢除帝號，遷出皇宮，是根本上絕對贊同的。這是辛亥革命應該做完的事，而現在才做完，已經遲了十三年了。」面對友人與同事的指責，胡適於11月28日作复李書華等人：「人各有所見，不能強同。你們兩位既屢以民國為前提，我要請你們認清一個民國的要素在於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胡適是受過英美憲政理念訓練的人，生平待人處事也時時本著「仁愛」與「同情」之心。
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後曾在北大組織過一個「成美學會」，意即「君子成人之美」。尤其在「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原則下，他對溥儀自是有著一種同情。這種「同情」還包括後來他去醇親王府看望溥儀，勸促他早日下定決心出國留學，以擺脫困境。胡適當時認為自己在這件事情上只是說了一句公道話，雖然有點「不中聽」，但他「只要求一點自由說話的權利」，可這「十幾日來，只見謾罵之聲，誣衊之話，只見一片不容忍的狹陋空氣而已」。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個被北美周策縱教授看成是「胡適的最後的重要見解」，實際上在這時就已初見端倪了。胡適對這個問題一以貫之的憂慮和遠見，反映出他對民主制度的一種深刻體認和期待：一個不能自覺捍衛「對方言論自由」的國家，所謂「民國」，又從何談起呢？
以胡適之見，「英國不廢王室而不害其為民國，法國容忍王黨而不害其為民國」，這都是在一個現代制度之下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此時北京政變也好，驅除舊帝也罷，其背後卻是直系軍閥內部之間的一種分裂和權爭。胡適在給李書華等人信的最後不無動情地說：「在一個民國裡，我偶然說兩句不中聽的話、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種話時，你們懊悔就太遲了。」學者王毅在談及此事時總結道：「在胡適看來，能不能寬容異己者的意見，這是區分中國是否已經從中世紀制度進步到現代制度的根本界限。」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儘管胡適與李書華在歷史上有過這樣一次爭辯，並未妨礙兩人之間的交往與友情。尤其上世紀五十年代滯留美國期間，兩人交往十分密切。 1966年台灣《傳記文學》第8卷第5期上有過一幅照片，係胡適、李書華、王雲五、鄭天錫等人於1957年10月9日在紐約的一張合影，李書華居中，胡適在他的右側。第二年10月底，胡適離開美國，回台北就任中研院院長一職。抵達舊金山時，他給李書華寫了一封信，交辦支票五百元之事，「作為院士選舉在美籌備委員會之用，只是一項眼前的用途而已」，同時與之「敬此告別……」。
這時距胡適六十八歲生日以及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只有一個多月時間。查耿雲志、歐陽哲生所編的《胡適書信集》，在1959年2月至3月間，胡適曾給李書華寫過兩封信。在其中的一封信裡，他希望李書華勸說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等人能回台灣「作短期的勾留」，並垂詢「老兄能同大嫂回來走一遭嗎？」可見在這一時期李書華並沒有回過台灣，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隨信寄贈的可能性極大。
胡適逝世後，李書華撰《胡適之先生生平及其貢獻》長文一篇，刊登在1962年5月30日《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上，述要精闢：「……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主張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對於政治，他一向主張要憲法，並且要遵守憲法，確定法治基礎以保障人權……」這時的李書華在政治上與胡適已是相當一致了。李書華晚年身體欠佳，不能遠行，其後更是纏綿於病榻五年之久。賴其夫人王文田悉心照料，才得享高年。
1979年7月5日，李書華在紐約去世，終年九十歲，這時胡適已去世十七年了。李書華夫人王文田是張伯苓時代的南開老人，我所認識的劉鶴守先生則是當年南開的學生。李書華逝世後，王文田一直獨居在李書華生前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寓所內，受到她一手培育的當年南開女學生的多方照料。 2001年，王文田女士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八歲。此時劉鶴守先生正在美國東部遊歷，後與參加料理後事的南開校友一起在清理遺物時，劉鶴守先生發現了這冊《師門五年記》胡適簽名本。在徵得同意之後，劉鶴老將這本小冊子帶回了國內。前年暑溽大熱，我與邵建兄去拜訪劉鶴老時，在他滿壁的書櫥中發現了此書，當時莫不為之而心動。後來劉鶴老見我真的滿心喜歡，便慷慨轉贈。「感月吟風多少事」，欣喜之餘，寫下此文，想不到竟還有這麼多的話可說。
(原載2004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