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世民：西域佛教及胡語佛教文獻

耿世民：西域佛教及胡語佛教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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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靜升(戒為無上菩提本 長養一切諸善根) 2014-05-13 10:27:05

作者：耿世民 來源：本站原創 更新時間：2013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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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紹佛教傳入西域（和田、焉耆、龜兹地區）和現存用古代焉耆、龜兹語、和田塞語、粟特語等胡語寫成的佛教文獻。

【關鍵詞】西域 焉耆 龜兹 和田 粟特佛教文獻

【作 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維吾爾語言文學系、哈薩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眾所周知，佛教傳入古代西域（這裡主要指新疆）要早於佛教傳入中國内地。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公元6、7世紀前），内地佛教主要受到西域各國佛教的影響。這表現在今天中國佛教所使用的一些基本術語不是直接來自印度的梵語，而來自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圍各地的胡語，如佛、和尚、沙門、出家、彌勒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古代西域各地的佛教及古代于闐/和田塞語（Khotan-Saka）、古代焉耆－龜兹語(吐火羅語Tokharian)、粟特/窣利語的佛教文獻作一概括的介紹。

一、佛教在西域（新疆）的傳布

關於佛教何時傳入塔里木盆地的問題，我們尚無確切的材料來說明。一般地說，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應早於傳入我國内地。任繼愈教授認為佛教傳入内地是在公元後一世紀60-70年代[1]。為此，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應在此之前，即在公元以前。根據藏文《于闐（和田）國授記》一書的記載，佛教似早在公元前186-172年間已傳入和田地區。如該書說：「于闐王薩奴（Sanu）(按即瞿薩旦那，意為「地乳」)19歲時建立李國（按即于闐國），他即位為李國第一代王時，佛涅槃已234年……建國後165年，當國王尉遲勝(Vijaya Sambhava)即位五年時，佛法在李國興起。」[2]如按佛涅槃是在公元前490-480年之間(見任繼愈上引書，第1頁)，那麼于闐建國應在公元前256-246年之間。再除去建國後的165年和即位後的5年，即為佛教傳入和田地區的時間。也就是說，佛教傳入和田應在公元前186-176年之間。

和田自古以來就是塔里木盆地南緣的著名佛教中心。漢文史籍記載，公元5世紀前許多漢族僧人曾去「西域」求經，而實際上只到達和田，在那裡他們通常都能得到所要尋找的佛經（如朱士行等）。中國佛教史上一些著名的佛教大師也來自和田地區，如：實叉難陀（Siksananda）、疆良耶舍（Kalaya1as）等人。此外，某些著名的佛教典籍甚至是在和田地區編撰成的，如享有盛譽的《華嚴經》（Avatasaka-sutra）。生活在4-5世紀的漢族著名佛教大師法顯在去印度取經的路上，曾在和田停留數月。在此期間，他參加了慶祝佛教節日的活動，並目睹了當時和田地區佛教昌盛的情況。他在《佛國記》一書中這樣寫到：「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僧眾乃數萬人，多大乘學……國主安頓法顯等於僧伽藍（sangharam）（寺院之意）。僧伽藍名瞿摩帝（Gomati），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3]。
至於佛教傳入塔里木盆地北緣另一佛教中心——龜兹(今庫車)的問題，德國漢堡大學的劉茂才教授認為早在公元前109年，佛教已傳入龜兹地區[4]。他的根據是漢文《梁書》卷40中的一段記載：「（柳）之遴好古愛奇……獻古器四種於東宮(按指後來的梁武帝)……其第三種，外國澡罐一口，銘云「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龜兹國獻」。而澡罐則為佛僧用具，漢文有時譯作「軍持」，來自梵文kuzfika。我們知道，公元8-9世紀前，古代庫車居民講印歐語系中的一種「吐火羅語B」（吐火羅語乙種）方言（古代焉耆居民則講「吐火羅語 A」（吐火羅語甲種）方言[5]。古代龜兹國的經濟和文化也很繁榮發達。例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記》一書中這樣寫道：屈支（按即龜兹/庫車）國東西一千多里，南北六百多里。此國的大都城方圓十七、八里。土地十一種植糜子、麥子，出產粳稻、葡萄、石榴。盛產梨、沙果、桃、杏。礦產有黄金、銅、鐵、鉛、錫。四季氣候温和，民風淳樸。所使用的文字取法於印度字母而稍加以改變。這個國家格外以管弦歌舞技藝見長，在這方面超出諸國。居民穿著錦褐，剪髮，頭戴巾帽。貨幣使用金錢、銀錢和小銅錢。國王為屈支人，才智不高，缺少謀略，受權臣們的挾持。當地有一種風俗，小孩子出生以後用木版箍扎頭部，以求其日後頭形扁薄。境内有寺廟一百多座。僧徒有五千多人，研習小乘教一切有部。佛經教義、戒律儀軌都取法於印度，於是誦習經教律儀的人們也就都依據印度原文了。他們仍然拘泥於漸教（按指小乘教）教義，隨同各種食品也吃名為「三淨」的肉。但是，人人立身清白，醉心於鑽研佛典，競相以各自修行的功力比較高低。(漢文原文：「（屈支——按即龜兹/庫車）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柰、桃、杏……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自印度，粗有改變。管弦伎樂，特善諸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小乘教說一切有(Sarvastivadin)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6]。

關於焉耆的情況，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有下列描述：
「阿耆尼國的幅員東西六百多里，南北四百多里。此國的大都城方圓六、七里。（這個國家）四面有山作為屏障，道路艱險難行，因而易於防守。境内泉水溪流交織如帶，水便被引出來灌溉田地。這裡的土質適宜種植糜子、黍子、冬小麥以及香棗、葡萄、梨、沙果等各種果品。所用的文字取法於印度字母而稍加增减。四季氣候温和，舒暢宜人。風俗淳樸，人們真摯相處。居民用粗細毛織品做衣裝服飾，剪髮，不束巾幘。通用的貨幣有金錢、銀錢和小銅錢。君主是本國人，有勇但少智慧，喜歡炫耀自誇。國家缺少綱常法紀，政令也不完備嚴肅。(境内)有寺廟十餘座，僧徒有二千多人。他們研習的是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此地研習的佛教教義、戒律儀軌既然完全遵循印度，所以，所有研習者也就都根據印度原文來進行潛研揣摩了。這些信徒恪守戒律儀軌，持身清潔，刻苦勤奮。然吃食却夾雜了名為「三淨」的肉類，這就未免拘泥於小乘「漸教」的教義了」[7]。當地居民說古代焉耆語（即「吐火羅語」甲種方言）。
吐魯番（古稱車師、高昌）地區自古以來也是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公元840年當建國於蒙古草原的回鶻汗國被黠戛斯（今柯爾克孜人的祖先）人滅亡後，一部分回鶻人（古代維吾爾人）（15部）西遷吐魯番地區，建立了高昌王國（約850-1250年）。吐魯番位於塔里木盆地東北部東西交通的要道上，自古就是絲綢之路上的一所重鎮。從公元前2世紀起，該地就已是一塊具有發達農業和文化的繁榮綠洲。這裡最古的居民（車師人[8]）也使用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A種方言。大批回鶻人的到來加速了當地的突厥化（也即維吾爾化）的進程。此外，當地還住有許多漢族人和粟特人（即所謂的胡人）。回鶻人遷入後發生了不同民族的融合過程。由於回鶻人和其他操突厥語的部族不論在人口數量上抑或在政治上都占有優勢，當地原居民逐漸被突厥化，回鶻語逐漸戰勝當地原居民的語言，成為該地區的通行語言。但原居民也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踪，他們不論在人種、文化上抑或在語言上都給前者以很大的影響[9]。在當地原居民先進的經濟、文化的影響下，回鶻人逐漸放棄傳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轉入定居的農業和城市生活，並於公元10－15世紀創造出光輝的所謂高昌回鶻文明。

大約在10-11世紀期間，在當地原居民信仰的影響下，回鶻人逐漸捨棄原來在漠北時期信仰的摩尼教(我國歷史上也稱作明教)而皈依佛教並開始翻譯佛教經典[10]。當佛教節日時，在寺院附近舉行各種活動，如講經，演唱佛教故事和戲劇等。這些都為近代考古學家在當地發現的壁畫、寫本(有些帶有插圖)和其他物品所證明。公元982年，宋朝使臣王延德曾訪問過高昌王國。他的《使高昌記》一書是了解這一時期的基本史料之一。書中生動記述了回鶻高昌王國的情況。他這樣寫道：其都城高昌不降雨雪，天氣十分炎熱……住房多塗白粉……引天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田地，使用水車。地產五榖，但無蕎麥。貴人多食馬肉，其他居民則常食羊肉和禽肉。演奏音樂時多用琵琶、箜篌。出產貂皮、棉花和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喜愛游賞。出游時必帶樂器。當地有佛教寺院五十餘所。寺内藏有大藏經等佛教著作。王延德一行在别失巴里(高昌王的夏都)謁見了回鶻王，並向王后、太子贈送了禮物，出席了宴會，觀看了戲劇。第二天繼續參觀游覽。城中多樓台卉木，居民皮膚白皙，面貌端正。當地工藝水平很高，善治金銀鐵器及攻玉……[11]。這裡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早在10世紀左右，高昌就有戲劇演出。當地出土的一些戲劇殘卷（如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彌勒會見記劇本Maitriyasamitinqwaka》等）就是這方面的證明。此外，現存的許多佛教寺窟（如柏則克里克、吐峪溝、克孜爾、庫木圖拉等）和壁畫以及許多古代龜兹、焉耆語和回鶻語佛教文獻的出土也都證明當時佛教在該地區繁榮昌盛的情況。不僅回鶻貴族，甚至普通百姓都競相捐資修建寺院，制作佛像、壁畫或抄寫經文。他們把這些看作是一種功德（回鶻文稱buyan，來自梵文puzya），並能把其轉讓給其他有關的人[12]。所有這些都表明當地人在文化和藝術方面所達到的高度。

隨同吐魯番地區的伊斯蘭化，佛教約於15世紀左右在當地消失。據16世紀的《拉史德史》（Tarih-i Rashidi）的記載，只是當東察哈台汗克孜爾和卓汗（Qizir Hoja Khan）（在位時間約為1389-1399年）對吐魯番地區進行多次聖戰後，當地回鶻人才被迫接受伊斯蘭教[13]。

不論漢文史料和伊斯藍史籍都證明，遲至15世紀下半期，吐魯番人民中仍信仰佛教。如明朝（1368-1644）使臣陳誠在其《西域番國志》一書中寫道：吐爾番城，信佛教……僧堂佛寺過半，今皆零落。另外，中亞穆斯林史家哈菲兹·阿卜魯（Hafiz Abru）在其《史選》一書中也談到當鐵木爾之子沙魯赫（Shahruh）的使節團從北京回國，經過吐魯番時（1420年），其成員看到當地居民仍有佛教徒。

佛教傳入粟特地區和我國粟特居留地的情況

粟特人的故鄉在今中亞烏兹别克斯坦一帶，是個長於經商的民族。史載其民族習慣，生子常抹蜜餞於其口中，置粘膠於掌心，希長大後從事商業活動，錙銖必爭。由於商業的關係，他們在西從羅馬東到中國的長城沿絲綢之路都有他們的居留地。在我國唐代文獻中凡冠有「胡」字的人和物都與這個民族有關。對唐朝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安祿山（祿山來自粟特語rwsn——「光明」之意）就是半個粟特人。在中國佛教史上出身「康」（薩馬爾罕地區）姓、「安」（布哈拉地區）的譯經僧人很多，如康僧鎧、康僧會等。粟特人由於早在公元8世紀，那裡就已被伊斯蘭教所征服，迄今該地未發現粟特語的佛教文獻。只在其東部邻近我國新疆的七河（Semirechiye）一帶有佛教寺院遺址發現。粟特語佛教文獻主要在新疆的吐魯番和甘肅敦煌發現，而且多譯自漢文。

二、西域胡語佛教文獻的發現和研究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前，科學界不知道有西域各種胡語佛教文獻的存在。一般人認為當地人民從古以來就信仰伊斯蘭教。

19世紀60年代當浩罕人阿古柏（Yakupbek）建立所謂「葉提夏爾」（YetishAhr）偽政權時，英國印度殖民政府曾派出以Forsith為首的龐大的代表團（内有語言學家、歷史－地理學家）二度訪問喀什、莎車等地。代表團回國後曾出版有多卷本的報告書，内中就提到有古城湮没在塔克拉大沙漠中。與此同時，沙皇也派遣以哈薩克族軍官喬坎·瓦里漢诺夫（Chokan Walihanov）為首的情報收集隊到南疆收集軍事、政治方面的情報，回國後，撰有《南六城概要》（Ocherk Alty ShAhra）一書。

之後在1890年，英國上尉包威爾（Bower）因追緝逃犯來到庫車。他偶然從一居民手中買到寫有婆羅米字母的樺樹皮寫本。之後，該寫本送到印度加爾各達（Calcutta）。經過著名東方學家霍爾恩（R. Hoernle）教授的鑑定，該寫本為屬於公元4世紀的梵文古書。這就一下子引起轟動。與此同時，俄國駐喀什領事彼特羅夫斯基（N. F. Peterovsky）也致力於搜購和田和庫車等地出土的寫本及其他古物。之後，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事克羅特闊夫（N. N. Krotkov）也在努力搜購土魯番出土的寫本和其他文物。所有他們搜購的古物，後都送到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並保存在那裡的亞洲博物館。1892年法國學者杜特羅依· 德·藍（Dutreuil de Rhines）在和田巴扎爾（市集）上也買到一樺樹皮寫本。這一寫本在歐洲引起更大的轟動。1897年在巴黎舉行的東方學家大會上，法國梵文學家色納（Senart）作了關於此本的專門報告。他確定該寫本為屬於公元2世紀的《法句經》（Dharmapada）（佛教詩集），文字是佉盧文（Kharosthi），語言為古代印度西北俗語（Prakrit）。在同一會議上，俄國梵文學家奥登堡（V. Oldenburg）宣布該寫本的另一部分存於彼得堡。

這些偶然出土的發現品促使俄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組織和派遣考查隊去塔里木盆地，進行考古發掘。1898年俄國科學院派出以克來門茨（D. A. Klementz）為首的考查隊去土魯番。克來門茨考查隊在高昌古城進行了發掘，獲得不少古物（包括第一批出土的回鶻文獻）。1900-1901，1906-1908，1913-1916英國派出以斯坦因（A. Stein）（原為匈牙利人）為首的考察隊去新疆和敦煌，獲得更多的古物。特别是在其第二、第三次考查期間他從敦煌取走了多達萬件的各種古代語文寫本（其中也包括突厥如尼文、摩尼文、回鶻文等古代維吾爾語寫本）。他在土魯番也進行了發掘工作。

俄國和英國的成果刺激德國人急忙組織和裝備了考古隊去土魯番。從1902到1907年和從1913到1914年，德國先後派出以格倫威得爾（A. Grünwedel）和勒寇克（Le Coq）為首的四次考查隊來新疆。前三次主要是在土魯番工作。第四次則在庫車。在前三次考查期間，他們幾乎考查發掘了土魯番地區的所有重要的遺址，包括古城高昌以及勝金口（Sengim ）、木頭溝（Murtuq）、柏則克里克（Bezeklik）、土峪溝（Toyuq）等地。他們獲得了大量各種古代語文的寫本（勒寇克說是17種語言，24種文字）、繪畫、雕塑和其他古物。他們從土魯番、庫車等地石窟中切割下許多壁畫，運到柏林後再重新拼裝起來，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展出[14]。在古代回鶻文獻（用各種文字寫成）方面，以德國獲得的最多。現柏林科學院土魯番學研究中心收藏的回鶻文獻編號已超過5位數。

法國政府也派出了以伯希和（P. Pelliot）為首的考古隊去塔里木盆地。他們主要是在巴楚（Maralbeshi）和庫車工作。在敦煌伯希和也獲得了大量的漢文、藏文和回鶻文的寫本。

當日本京都西本願寺主持大谷光瑞（1996-1948）在倫敦從報紙上看到斯坦因在南疆地區考古所獲成果時，引發他想了解佛教從印度經新疆傳往中國和日本的願望。於是他組織了三次考查隊去塔里木盆地搜尋古物（1902-1904，1908-1909，1910-1914）。

在簡述新疆考古考查的情況時，我們不應忘記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芬藍的曼涅海木（E. Mannerheim）的名字。他們在收集回鶻文等胡語寫本和其他古物方面也做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1927-1935年由瑞典和中國兩國組成的中瑞西北考查團，在新疆工作期間收集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文物。參加中瑞考查隊的中國著名考古學家黄文弼先生對新疆考古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他也發現和購得許多民族古代語文文獻，如現收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回鶻文《玄奘傳》就是由他携回北京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從1959到1975年，新疆博物館先後在土魯番進行了13次發掘。此外，在50年代和60年代，新疆博物館尚在尼雅、巴楚等地進行發掘工作。1959年以吳震先生為首的東疆文物隊在哈密地區進行文物调查時，從當地一業民手中收集到了回鶻文《彌勒會見記》（Maitrisimit）。據說此寫本出自天山一名叫鐵木爾圖（Temurtu）的地方。
1974年築路工人在焉耆七個星（Chigtim）偶然發現了古代焉耆語的《彌勒會見劇記劇本》（Maitreyasamitinqwaka）(共44張，88面)，引起世界東方學家的極大關注（按此書古代焉耆語本子和回鶻文本子已分别由季羡林教授和我本人刊布——季先生分别用漢、英兩種文字，回鶻文本子分别用漢文、德文刊布）。
這裡我想順便指出，由於地方居民對古代文物的價值缺乏認識，特别是出於對所謂「異教徒」東西的宗教偏見，許多珍貴的文物和寫本被永遠地毁掉了。例如，一些古代寫本被剪做鞋樣，珍貴的羊皮書因皮子質量好被用來縫製皮靴。勒寇克在其關於德國第二、第三次新疆考古工作的通俗讀物《新疆地下的文化寶藏》[15]一書中這樣寫道：「（土魯番）當地一業民告訴我說，5年以前（在第一次德國考古隊到達前）他曾在一寺院的遺址中發現五車（現代維吾爾語為araba）寫本……他因害怕這些不祥的文字……於是全部把其倒入河中。」[16]

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圍考古發掘和各種古代民族語言文字的發現（據德國勒科克Le Coq說有17種語言，24種文字）直接導致許多新的東方學學科的誕生，如古代焉耆-龜兹語文學（吐火羅學Tukharology）、古代和田塞語文學、古代突厥語文學等。前二者由於屬於印度－歐羅巴語言學新發現的語文，近百年來一直受到有關學界的極大關注，例如，遠在北極圈内的冰島首都里克雅維克從上世紀90年代就正式出版了專門研究吐火羅語的專門刊物《吐火羅語和印歐語研究》（Journal of Tokh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季羡林教授曾是該刊物的編委之一。

至於對古代焉耆－龜兹語（吐火羅語）的研究，開始時由於人們不知是何種語言，暫名為第一種不知名語言（Unbekannte Sprache I/Unknown Language I）（實際上為二種有親屬關係的語言）。

從1908年該兩種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為德國學者Sieg, Siegling首次解讀以來，已發表的論著近萬種。由於她們是地球上最靠東的一支歐羅巴語言，歷來受到印歐語言學家的重視。至於這支說與西歐歐羅巴語接近語言的人民是如何來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他們是否與我國古籍中的月支/月氏人有關，目前仍是一個謎，眾說紛紜。西方學者一般習慣稱之為吐火羅語或帶引號的「吐火羅語」。至於是否與位於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羅斯坦古代吐火羅語（公元前後若干世紀使用）有關係，也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

和田塞語當發現之初被稱為第二種不知名語言(Unbekannte Sprache II/ Unknown Language II)。不久學者們經過研究，知道她是一種塞（Saka）語，也即古代希臘古典作家所說的斯基泰（Skythen）語，古代波斯人稱之為Saka， 我國稱之為塞語。因這種語言的文獻主要在和田發現，所以稱為和田塞語，以區分於印度西北和中亞發現的其他塞語。後又發現今哈什東北部巴楚發現的一批文獻的語言與和田塞語有很大的不同，故稱之為巴楚塞語。根據唐代著名僧人（裴）慧琳所撰名著《一切經音義》和玄奘的叙述，今喀什（喀什噶爾Kashghar）地方的語言也應該是一種塞語。

粟特語/窣利語是新發現的第三種部知名語言（Unbekannte Sprache III/Unknowen Languge III）。後經德國大東方學家F.W. K. Mueller（據說他通曉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主要語言）研究，知道是早為中世紀穆斯林學者如Beruni、Huarazmi所記載的粟特語(Soghdian)，也即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說的窣利語（這裡因方言的關係，詞間輔音d/l 輔音交替，玄奘聽到的是l方言）。

至於在西域佛教占重要地位的回鶻文佛教文獻，讀者可參閱拙文《回鶻文佛典與<大白蓮社經>殘卷研究》，發表在本刊的29、30期。

下面分别列舉現存和田塞語、吐火羅語及粟特語的佛典：

三、西域胡語佛教文獻

（一）和田塞語佛教文獻

和田塞語佛教文獻的研究開始於1897年。這一年德裔英國東方學家霍爾恩（Rudolf Hoernle）在《孟加拉兖州學報》（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66卷1期)上發表題作《新疆出土古代寫本另外三藏品》，文中他刊布了藏品的影印本和初步的拉丁字母轉寫，以後德人Ernst Leumann和瑞典學者Sten Konow繼續這方面的工作。在和田語研究取得最大成績者為澳大利亞－英國學者、劍橋大學印度－伊藍學家貝雷（Harold Bailey）教授。他生前共出版9卷關於和田塞語文獻研究及《和田語字典》（Dictionary of Khotanese）。我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有幸在他位於劍橋大學植物園内的住所訪問了他，並蒙贈送《伊蘭碑銘匯集》（Coro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若干册。其餘對和田塞語研究做出貢獻的尚有 Emmerick， Dresden, Skjaervo, Maggi, 熊本裕，等。

現存和田語的佛教文獻主要有：

譬喻故事：《善財譬喻》（Sudhanavadana）,《阿育王譬喻》（Asokavadqna）,《迦膩色伽王譬喻》（Kaniskavadana）,《難陀譬喻》（Nandavadana）, 《羅摩衍那》（Ramayaza）,《佛本生讚》（Jatakastava）。

暫巴斯塔書（Book of Zambasta），他實際上為一用和田語編寫的百科全書。

其餘重要經典有： 金剛經（Vajracchedikasutra）, 心經（Hdayasutra） ,大般若婆羅密多經（） , 實相般若婆羅密多經（） , 妙法蓮華經（） , 文殊師利發願經（） , 寶積經（） , 無量壽經（）, 僧伽吒經（）, 賢劫經（）,  藥師琉璃光王經() , 首楞嚴三昧經（） , 金光明最勝王經（） , 右旋經（）, 業辨經（）, 法身經（）, 無量壽經（）,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 , 妙門經（） , 智炬陀羅尼, 守護大千國土經（）, 觀世音陀羅尼（）, 不滅光陀羅尼（）, 此外尚存有一些密宗文獻及醫學、世俗文書等。
這裡順便提及Gertsenberg氏的俄文書《和田塞語Khotano-Sakskiy Yazyk》，1965，pp.21-27中的「和田塞語佛教文獻一覽表」值得參考。

（二）古代焉耆－龜兹語佛教文獻

1、古代焉耆語

1952年 Sieg 刊布了《吐火羅語翻譯II》[17]。此為1943年刊布的《吐火羅語翻譯I》的繼續[18]。是在作者死後由Thomas 整理出版的，内中把 Nr. 56-403中的34個斷片比定為7種經典，並進行了嚴密的逐字翻譯。他們是《六牙象本生》（）、《啞躄賢者本生》（）、《阿離念彌長者本生》（）、《億耳童子本生》（）、《!ibi國王本生》（）、《須大拏太子本生》（）。把他們逐一與各種經本比較對照，究明其異同，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中已弄明白的相應經典如下：

六牙象本生：漢譯文見《大莊嚴論經》No.69，《六度集經》No.28，《有部律藥事卷》15。

啞躄賢者本生：漢譯《六度集經》No.38太子墓魄，《有部律毗奈耶》卷19。

阿離念彌長者本生：《賢劫經》卷3，《悲華經》等，内容似不太一致。

億耳童子譬喻：漢譯《十頌律卷》25，《有部律皮革事》，《大莊嚴論經》No.18，内容最近於《十頌律》[19]。

須大拏太子本生：漢譯《六度集經》No.14，《太子須大拏經》，《有部律藥事》卷14及《破僧事》卷16等。

關於焉耆語還有捷克學者普哈（P.Poucha）的選文出版[20]，全出自 Sieg, Siegling 的《吐火羅語殘卷I》。但對其中的一些故事提供了其他文本的譯文，對理解吐語很有幫助。

上面《文選》中的 IX 及 Krause 的《吐火羅語》（Tocharisch）(1971)卷末都刊布了焉耆語Nr.395的原文。Krause 並加上了德文的逐字翻譯和自由譯文。在出版《文選》前，普氏也出版了焉耆語的詞匯集[21]。關於吐語不論焉耆語抑或龜兹語都没有可以稱之為字典的東西出版。1941年刊行的A.J. van Windekens 的《吐火羅語詞源字典》[22]為綜合以前發表的有關吐語單詞及究明其語源之書，同時只限於基本詞。在某種程度上反而不如普氏的關於焉耆語的詞書。早在1930年，普氏就預告了他將出版一本《吐德字典》（Tocharische-Deutsches Woerterbuch）[23]。後來最終出版的書是用拉丁語解釋的。關於這本字典，可參看Couvreur氏的逐條評論[24]。總之，普氏的字典是對吐語A方言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目前歐洲學者Carling等正在編寫新的甲種吐語字典（第一册已出版）。

2、古代龜兹語

關於龜兹語佛典刊行於 Sieg, Siegling 的《吐火羅語殘卷，B語，第二分册》[25]。此書如上所述《吐語翻譯II》一樣，是在著者去世後，由Thomas刊行，為Nr.71-633斷片的整理。龜兹語斷片大部分存於柏林德國收集品中，一部分見於 Hoernle 收集品[26]及日本大谷探險隊資料中[27]。内容除佛典外，尚有歷史書、文學、記錄、文書等。本書與其第一分册《法集要頌注釋》（Udanalankara）(有原文、翻譯、詞匯)不同，只有龜兹語原文，未發表對其内容的研究。但其中一部分已作為獨立論文發表過[28]。此書提供了龜兹語的正確原文，給讀者帶來了方便。

關於龜兹語佛典的研究還有 Couvreur 刊布的對戒律方面的論文[29]。此為 Hoernle 收集品中H.149,X3-5及H.149,339及H.149 add.131五個斷片的原文及其譯文，並與梵本十誦律戒本進行了對比。這裡研究的龜兹語資料雖已為 Lévi 所發表，但著者根據新的見解，重新進行了研究。同氏還發表了《Stein本Ch 04316a及Hoernle本149。47及231諸斷片》[30]一文。其中的斯坦因本和J. Filliozat刊布的Ch.00316a[31]是同類的醫學內容。後者H.149.43為摩咥裡制吒（Matriceta）的《一百五十讚》的龜兹語譯文斷片，相當於D.R. Sh. Bailey的校訂本[32]中的58偈－62偈。Bailey氏（注意：不要與和田塞語專家H. Bailey想混）尚作為該《一百五十讚》刊本的附錄，刊布了相當於82－92偈的龜兹語斷片（存於柏林的S29.3=Nr.251）。同時弄清楚了H.141.231為《涅槃經》的一部分，相當於 E. Waldschmidt 校訂的梵文本[33]《大般涅槃經》中「事件Vorgang」45－47的部分。但Couvreur氏在其論文中只刊布了原文（還有Ch.00316a的譯文），未與其他本作比較。還有Krause在前述《吐火羅語》一書中的末尾附有龜兹語的《阿離念彌本生》（Nr.88）的拉丁語轉寫和德文譯文。

龜兹語除有上述的佛典外，尚有許多一般的文書，這裡從略[34]。

過去刊布的龜兹語宗教文獻全為佛典，所以人們認為龜兹語宗教文獻可能只限於佛教方面的。但後來德國學者 von Gabain , W.Winter 刊布的《突厥語吐魯番文獻九》（Turkische Turfantexte IX）則為摩尼教内容的文獻[35]，令人驚訝。這表明除佛典外，吐火羅語尚有其他宗教文獻。該摩尼教文獻為1905－07年，德國第三次考古隊在高昌附近發現。為與佛典同樣形式的寫本，編號為 246，250，259，260 的斷片。校訂出版者整理成117行。其中10－45行之間對照書寫回鶻語與龜兹語。過去只知有梵文－吐火羅語對照的東西[36]。我們不知道這種回鶻語－龜兹語對照的摩尼教文獻是如何產生的。但可以肯定書寫年代應在高昌地區開始突厥化的6－8世紀之後，即在年代上要比佛典類文獻晚。寫本中所見的龜兹語屬於東部型。總之是很珍貴的資料。

概而論之，吐火羅語佛教文獻主要有[37]：

本生及譬喻：

阿含部：Udanavarga, Udanalaxkara, Dirghqgama, Nidana-samyukta(??). 
阿毘曇部：Abhidharmqvatqra-prakaraza, 可能包括《阿毘達摩俱舍論》殘卷。

讚誦：《一百五十讚佛頌》、Udana stotras、《佛讚》（Buddha stotras）。

律部：律部（Vinaya）及十誦律(Pratimoksa)殘卷。

大乘經：《大涅槃經》、Yoga1ataka 、《悲華經》、一件密宗殘卷。

其他：《辨業經》（）、《四生經》（）, 羯摩誦（）, 誓願（）。

用古代龜兹、焉耆—高昌語寫作的作家，除著名的鳩摩羅什外，尚有焉耆人聖月 (Qryacandra)、高昌人鳩摩羅佛提(Kumqrabudhi)、庫車人木叉麴多(Mok2agupta)、勿提羼鱼 (Utpaitsirauw`e)等。

粟特語佛教文獻

本生故事：

須大拏本生（Vessantara Jqtaka）

大型佛教故事集《十業道譬喻花环》（Da1akarmapatha-avadqnamqlq）
佛經：

入楞伽經（Laxkqvatqra-s[tra）

央掘魔羅經（Axgulimql]ya-s[tra）

維摩詰經（Vimala-kirti-nirdesa-sutra）

頭陀經（Dh[ta-s[tra）

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zfar]ka-s[tra）

無量壽經（Sukhqvat]vy[ha-s[tra）

華嚴經（Avata/saka-s[tra/Gazfavy[ha-s[tra）

善惡因果經（）

僧伽吒經（Saxghqta-s[tra）

金剛經（Vajracchedikq-s[tra）

大乘大涅槃經（Mahqyqna-mahq-parin]rvqza-s[tra）

放光般若經（Pa`cavi/satisahasrikqpraj`q-pqramitq-s[tra）

藥師琉璃光王如來經（Bhai2ajya-guru-vaif[rya-prabha-rqja-tathqgata-s[tra）

禪宗方面：《究竟大悲經》（Absolute-final Great Compassion S[tra）

偽經：譴責醉酒經（Sutra of the Condemnation of Intoxicating Drink）

[1] 任繼愈，1973，第2頁。

[2] R.E. Emmerck,1967, p.23. 日文譯文見寺本婉雅：《于闐國史》，大正10年，第22頁。

[3] 《法顯傳》，1958， 第4-5頁。

[4] Liu Mautsai, 1969,第20-21頁。

[5] 所謂「吐火羅語」的發現和研究是20世紀初新疆考古發現的巨大成果之一。他是印歐語在中亞最靠東的語言，所以歷來受到歐美印歐語比較語言學家的重視。參見拙文《古代龜兹、焉耆語》，載耿世民《新疆文史論集》（2001，北京）及《新疆古代語文的發現和研究》，載同一文集。所謂kentum 是印歐語語言學使用的術語，指印歐語中「（一）百」這個數詞是以k 開頭抑或以 s 開頭。西歐的印歐語多以 k 開頭，所以屬kentum 語組，而亞洲的印歐語如印度梵文、諸伊藍語、斯拉夫語等則以 s 開頭，屬satem語組。

[6] 《大唐西域記》，1985，卷1。

[7] 漢文原文見季羡林、耿世民等《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4頁。

[8] 我認為古代車師人與著名的月氏人有關係。

[9] 關於塔里木盆地原居民對現代維吾爾民族形成的影響問題（即所謂的底層substratum問題）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他牽涉到關於古代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語言、人種和文化等多種學科的知識，這裡不能詳談。

[10] 由於回鶻人先信仰摩尼教，之後才皈依佛教的，所以在回鶻佛教文獻中一些佛教術語用的是粟特語，而不是梵語，如：梵天、帝釋分别為azrua, xormuzta（來自粟特語摩尼教文獻中的 「zrw, xwrmwzδ） , 而不是梵文的 Brahma , Indra 等。

[11] 漢文原文見《宋史》卷490《高昌傳》。

[12] 關於轉功德（回鶻文稱buyan äwirmäk）的習俗有的學者認為是古代中亞和新疆當地的產物，而不是來自印度。

[13] 參見羅斯（Ross）的英譯本The History of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 1894,p. 52.

[14]可惜這些古代人民的藝術珍品一部分毁於二次大戰盟軍對柏林的轟炸中。

[15] 德文原文題作《 沿著在新疆的希臘足迹》（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16] 該書英譯本，第58-59頁。

[17] Sieg. Ue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II, APAW,1951,Nr. 1.

[18] Do.: Ue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I, ABAW,1943,Nr. 16.

[19] 關於此故事見井之口《吐火羅語Kotikarnavadana斷片》，龍谷大學論集358號。

[20] P. Poucha: Chrestomathia Tocharica,Institutiones Linguae Tocharicae,pars II,Pracha,1956.

[21] Do.: Thesauus Linguae Tocharicae,Dialecti A, pars I, Pracha 1955.

[22] Lexique Itymologique des dialects tochariens ,LOuvain,1941.

[23] Archiv Orientalisi,2,1930,p.27.

[24] Couvreur: Bemerkungen zu Pavel Pouchas Thesauus Linguae Tocharicae,Dialecti A, La Nouvelle Clio,VII-VIII,1955-1956.

[25] Sieg,Siegling: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 B,Heft 2, Goettingen,1953.

[26] Nr.154,318,75,161,495.

[27] Nr.204.

[28] Sieg: Die Kutschischen Karmavibhanga-Texte der Bibliotheque Nationale in Paris,KZ.65. Geschaeftliche Aufzeichnungen in Toch. B aus der Berliner Sammlung, Miscellanes Academia Berlinene,II, I,Berlin,1950.

[29] Couvreur: Kutschische Vinaya-und Pratimoksa-Fragmente aus den Sammlung Hoernle,Asiatica,Leipzig,1954.

[30] -: Die FragmenteStein Ch. 00316a u. Hoernle H149.47 u.v231,KZ,72,1955.

[31] J.Filliozat: Fragments de texts koutschens de medicine et de magi, Paris,1948,pp.56ff.

[32] D. R. Shackleton Bailey: The Satapancasatka of Matrceta,Cambridge, 1951,p.77ff.

[33] E.Waldschmidt: Das Mahaparinirvanasutra,teil 3,Berlin,1951.

[34] 關於龜兹語文書，參見井之口：《大谷探險隊携回龜兹語文書斷片（Nr.541）》, 石滨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從，1958。

[35] A. von Gabain,W. Winter: Tu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AW,1956,Nr. 2.

[36] 如焉耆語Nr. 384-386,龜兹語Nr. 527-551.

[37] 這裡只舉出發表拉丁字母轉寫或譯文的吐火羅語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