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獻學兩則

＝＝＝＝＝＝＝＝＝＝＝＝＝＝＝＝＝＝＝＝＝＝＝＝＝＝

但是，在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界，則是以文獻作為基礎的。日本的佛教研究受了西方的影響，走的也是這條路子。現在的台灣，從日據時期開始，也是這樣做的。這是一條正路，只有在資料搜集上下到了功夫，其他的研究才會站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之上。

西方的佛教文獻研究，又和中國的傳統佛教文獻研究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很多都把佛教文獻學等同於西方佛教學研究中的Philology，因為現在西方佛教學的研究基礎是一些Philology的工作。但是 Philology並不等同於我所說的佛教文獻學。Philology除了被譯為文獻學以外，其實要注意他還有很强烈的歷史語言學的意思，尤其涉及到語言學史與發展等方面。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的佛教文獻學家，大多數都是精通佛教的古典語言如梵、巴、藏等等，並主要從事這些古典佛教文獻的翻譯和校訂。

以《法句經》的研究為例，歐洲最初是將巴利文《法句經》歐譯，在中國的新疆發現梵文和犍陀羅文《法句經》以後（俄國和法國，十九世紀末），更激起了佛教文獻學家們的研究激情。他們做的最多的一項工作就是對這些不同文本中的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作一種比對性的研究，比如不同語種的《法句經》之間的比較研究，這非常類似傳統中國文獻學中的不同版本的對勘；或者對不同文本中具有相關係的條目作交互的參考（cross-references），比如在研究《法句經》時引用對於古注或古書中的引用來加以辨析，這又非常類似於中國傳統文獻學中的他校。但有一點十分明顯，我們看到佛教的Philologist（文獻學家）所做的主要是在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和校訂，而在傳統的漢文佛教文獻學中則基本不屬於其工作的領域。

或者可以說，這是中國的佛教文獻學者的一個致命弱點。他們的語言培養太差。不用提什麼經典語言，像梵、巴利、藏文，甚至差到連一門工具性的外語都不能掌握。這就嚴重地限制了他們的成就。像我上面提到的兩位中國的頂尖學者都有這一問題，語言方面培養的不足使他們永遠達不到世界一流學者的高度。

再隨便說一句，西方對於佛教經典語言中的梵語之所以有那麼大的興趣，是和英國的天才文獻學家、比較語言學家 William Jones (1746 – 1794)爵士有關的。他在1786年天才性地指出梵文和希臘、拉丁文、哥特文、凱爾特文、波斯文之間同源關係。

佛教文獻學，最有前途的一條研究路數是中西結合。因為西方的研究者，很多中文並不好（也有例外，但並不占主流。因為西方學校學中國佛教史好多都要去日本的）。而最近二三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眼光已經吸引到了中國的早期譯經中了。這些譯經中不僅語言各異，而且部派也複雜，可以解決很多早期佛教研究中的重大問題。但是，佛教經典的校勘不易，經典的語言學習更難。要知道，除了漢語佛經數量最多以外，還包括梵語、藏語、犍陀羅語、吐火羅語、塞語、粟特語、大夏語、古回鶻語、突厥語、蒙古語、滿語等十多種語言，和漢字、藏文、古蒙古文、滿文、婆羅迷文、驢唇文、龜兹文、于闐文、突厥文等二十多種文字。除了這些以外，現代的翻譯本最為重要的還有英文版（巴利語的翻譯本很全，大乘的也數量極多）、日語版（全譯）等等。所以，對語言的要求很高。

以上引自(節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3af63b0100cqu7.html

＝＝＝＝＝＝＝＝＝＝＝＝＝＝＝＝＝＝＝＝＝＝＝＝＝＝

上文所引紀贇教授的談話記錄，有幾點需要澄清，一是「現在的台灣，從日據時期開始，也是這樣做的」，據我所知，日據時代到二戰結束(1895-1945)時期，有那一本書可以算作台灣學者或僧眾出版的與「佛教文獻學」有關的書籍或論文，這點有待驗證。

二是，西方Philology的工作，大抵是從「字源學 etymology」溯源字義，並且利用「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對應經文」來釐清古義或錯譯。一般而言，這些西方學者對利用多本漢譯經文，進行傳統文獻學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的能力還是比較薄弱的，這當中，那體慧(Jan Nattier)是在校勘上比較特出的，但是仍然有限。

大抵傳統漢學(經史子集)以文獻學的校勘、訓詁、版本釐訂、考證源流為基礎，才能進而定奪思想的主流旁支、顯正、發揚、訛變、衰退羸弱等區別。

只是，「傳統漢學」還是將佛教文獻當作宗教資料，大有「非我族類」的潛思想。其實，佛教文獻學正是西方學術界關注的一點，以此為根基，進而論斷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的是非沿革。

而這不僅僅是「經史子集」的漢學(絕大多數侷限在漢語典籍上)，這跨越梵文(Sanskrit)，俗語(Prakrit, 犍陀羅語是俗語的一種)、藏文、漢語，甚至旁伸到粟特、吐火羅、西夏等語言或文字。

這應該是張廣達先生關注的西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子題。

所以這不是佛教的信仰問題，而是文化交流史、宗教史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