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夜話 425：雜說，如何避免自我感覺良好

2013年12月10日方廣錩老師到位於台北市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參加「敦煌遺書的現狀與研究」學術演講 ─《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出版誌慶」，在會議上我跟方老師提問：「敦煌殘卷當中，佛教文獻占絕大部分（約十分之九），為何初期發表的研究成果都與佛教無關呢？」

他在回答過程提到，敦煌文獻剛發現的年代(西元1900年)，佛教非常破敗，可以說「有佛教而無佛學」。1908年伯希和趕往敦煌藏經洞帶走大量文獻，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跟一些如羅振玉、王國維的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立即引起中國學界的注意，但是當年仍無力作佛教文獻的研究工作。

導致日本學者宣稱：「敦煌石窟在中國，但是敦煌學在日本。」

早期的敦煌學術論文，引用文獻見不到中國學者的姓名；但是，以西元1980年以後來說，在敦煌學國際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引用華人學者或漢語著作的論文已經數量可觀。

1929年，陳寅恪說：「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意思是，漢人必需跟外國人學習才能有具國際水準的「國史著作」，一百年後這一條件仍不見大幅改善，試觀國際史學的學術期刊，與遼、金、西夏、元、滿清、樓蘭、鄯善、高昌、匈奴、鮮卑等相關的史學著作，翻開最後的參考書目，有幾位1950 年以後的學者被引述了呢？

在商周甲骨文研究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當今此類研究的論文如不引華人著作，基本算不上「入流」。

我們回顧佛學著作，以今日名列前茅的國際佛學研究期刊，如《巴利聖典學會年報》(PTS Journal)、《國際佛學研究協會年報》(IABS Journal)、《創價大學高等國際佛學研究所年報》(IRIAB Annual Report)、《通報》(T'oung Pao)等學術期刊論文，有幾篇論文會引用漢語學者的著作呢？或者這些論文裡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有幾位華人的論著被引述呢？

我們更縮小一點範圍，在「禪宗史」的論著，有幾位華人的論著被引述呢？

在 1980-2022 年之間的「唯識研究」範圍，有幾篇會提到華人的論著呢？

在 1980-2022 年之間的「中觀研究」範圍，有幾篇會提到華人的論著呢？

在 1980-2022 年之間的「阿含研究」範圍，有幾篇會提到華人的論著呢？

在 1980-2022 年之間的「佛教哲學研究」、「佛教思想史研究」範圍，有幾篇會提到華人的論著呢？

所謂的成為「漢傳佛教的中心」，可能需要建立幾個客觀的檢驗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