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5日 星期三

巴利與梵語


在隋朝之前,漢譯《妙法蓮華經》有三個譯本:
1.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人稱敦煌菩薩)翻譯的《正法華經》(T263)
2. 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T262)
3. 西晉失譯人名的《薩曇分陀利經》(T265)

大隋仁壽元年(西元601年),普曜寺上行法師認為前兩本可能不是出自同一梵本(他可能不知有翻譯年代更早的第三譯本),懇請彥琮法師與三藏法師闍那崛多、達摩笈多,一起到長安大興善寺對勘漢譯經本與梵語貝葉經文。
現在,不管是印度、緬甸、泰國或錫蘭,西元七世紀以前(唐朝以前)的貝葉經文珍貴而且極端稀少。當時,長安大興善寺尚存所謂的梵文貝葉經本和所謂的龜茲文本(佉盧字母書寫的犍陀羅語?)。彥琮法師敘述共同勘驗的結論:
1. 法護翻譯的《正法華經》(T263)與梵文貝葉經本相近;
2. 鳩摩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T262)與龜茲文本(佉盧字母書寫的犍陀羅語?)大致相同。

彥琮法詩認為,《正法華經》(T263)比今本(T264《妙法蓮華經》)少了一些內容, 鳩摩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T262)內容也可能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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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撿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符會,龜茲則共《妙法》允同,護葉尚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CBETA, T09, no. 264, p. 134, c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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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荊溪湛然所著《止觀輔行傳弘決》提到:「九翻譯等者,前朝諍輕未多紛競,但是西語,咸曰胡音。後因黃冠虛構偽制,近代方始胡梵甄分。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CBETA, T46, no. 1912, p. 382, a7-10)
  這是說,唐以前只要是出玉門關外的語言,只要不是漢語,都稱「胡語」。後來因為道士偽造佛經,假托佛制,所以稱蔥嶺以西(以南),都是梵語,蔥嶺到玉門關之間的語言為「胡語」。
  趙宋,贊寧《宋高僧傳》卷3:「胡語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CBETA, T50, no. 2061, p. 723, b17-26)
  《宋高僧傳》卷3:「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為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為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為梵,所謂過猶不及也。」(CBETA, T50, no. 2061, p. 723, b27-c11)
  宋朝贊寧《宋高僧傳》提到,隋朝彥琮之前,不管西域、身毒,一律呼之為胡;隋朝之後,又統稱為梵。不曉胡語梵音的差別,這是「過猶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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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Wijeratna 在這篇短文說的不多,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引別人的話,但是表達了他對 Margaret Cone 的 'Dictionary of Pali: Part I' 一書的不滿,因為還是用梵文字根追溯巴利字義。Margaret Cone 的博士論文是作「巴特那《法句經》 Patna Dhammapada」, KR Norman 在他的第二次翻譯「巴利《法句經》 Pāli Dhammapada」的序言,還特別提到Margaret Cone 在編寫她的博士論文的過程當中,訂正了相當數量的巴利字義。 D.C. Wijeratna 在此文引 PED 書中 T.W. Rhys Davids 的話:
  「我們在書中對每一個巴利字根都給了對應的梵文字根,而(出版時)刪去了巴利字根。可能會有人在巴利字典(的編寫)使用這種奇怪的方法;特別是巴利此一語言從未透過梵文演變出來。歷史上,有可能是這樣,也有可能不是這樣,經典上的任一巴利用語會從對應的梵文字根導出。即使如此,梵文字形可能與巴利用字各自獨立產生,也能協助詮釋巴利用語。而正因為歐洲尚未有人恰當地研究巴利字根,目前所用的方法,至少在現今此一階段較為適用。
  We have given throughout the Sanskrit roots corresponding to the Pali roots, and have omitted the latter. It may be objected that this is a strange method to use in a Pali dictionary, especially as the vernacular on which Pali is based had never passed through the stage of Sanskrit. That may be so; and it may not be possible, historically, that any Pali word in the canon could have been actually derived from the corresponding Sanskrit word. Nevertheless the Sanskrit form, though arisen quite independently, may throw light upon the Pali form; and as Pali roots have not yet been adequately studied in Europe, the plan adopted will probably,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be more usef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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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巴利字根不是從梵文字根導出,更多學者指出此一現象:從考古文物來看,西元前 200年以前的文獻只見到方言和俗語(Prakrit),梵文直到西元前一世紀才逐漸出現。以時間座標來看,初期是全無梵文,到大部分是俗語,小部分是梵文;接著幾乎各自一半一半;到大部分是梵文,小部分是俗語;到西元六世紀以後,碑銘抄本全面都是梵文。
  至少在目前的考古成果而言,並不成立「梵文先於巴利的證據」。 就目前狀況而言, PED 已經出版了 96年,仍然在「以梵文字根來解釋巴利字義」的階段原地踏步。這樣的方法頗有爭議,因為巴利字義有可能與梵文字根無關。 可是,在學者從現存的巴利文獻整理出字根之前,這仍然是唯一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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