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文匯報》
http://www.whb.cn/xueren/33104.htm
〈懷念父親林藜光〉---林希
「楊絳先生所說的與他們過從甚密的林藜光夫婦，如今的學術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誰了。尤其是林藜光，這位曾經讓旅居中國的愛沙尼亞籍梵文大家鋼和泰男爵大加讚賞，讓其導師——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非常器重的中國學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
網上讀到王啟龍先生〈佛學家林藜光學術與生平雜考〉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話：「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談到錢鍾書先生一家在巴黎的留學生活時寫道：「巴黎的中國學生真不少……與我們經常來往的是林藜光、李瑋夫婦。李瑋是清華同學，中文系的，能作詩填詞，墨筆字寫得很老練。林藜光專攻梵文，他治學嚴謹，正在讀國家博士。」王啟龍先生繼續寫到：「楊絳先生所說的與他們過從甚密的林藜光夫婦，如今的學術界大概都不知道是誰了。尤其是林藜光，這位曾經讓旅居中國的愛沙尼亞籍梵文大家鋼和泰男爵（Stael-Holstein）大加讚賞，讓其導師——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P. Demiéville）非常器重的中國學者，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
父親林藜光福建廈門人，出生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早年就讀於廈門大學哲學系，民國十五年（1926）畢業留校任助教，並致力於康德、黑格爾哲學之研究，前後數年頗有成果。在廈門大學期間，適逢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受聘任教於廈大。父親當時才22歲，由於其醉心學術、好學深思，戴密微頗為喜歡，悉心授以梵文及佛教哲學，師徒倆結下不解之緣。父親爾後傾心於佛學。
民國十八年（1929），父親應愛沙尼亞籍梵文大師鋼和泰教授之邀約，到北京哈佛燕京研究所担任他的助手。鋼和泰精通梵文，父親於研究所研究歷史語言之餘，師從鋼氏研習梵文，且有相當之造詣；他還為《大寶積經迦葉品》（Kasyapaparivarta）編纂了一部漢梵索引，索引的內容非常詳細，文本的中文版內容被逐條逐句依次地整理出來，並附對應的梵文（有時是藏文），條目總數超過10000條。然而此書沒有出版過，它可能還在北京大學或哈佛大學的某個地方沉睡呢……
父親嚮往著去法國研讀佛學。機會終於來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他受法國巴黎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之聘，前往該校任中文教員，並師從法國學者萊維（Sylvain Lévi）研習梵文及巴利文。
萊維於1922年從尼泊爾獲得名為《諸法集要經》（Dharma-samuccaya）的一部卷帙浩繁的梵文佛經手抄本，其中的疏漏錯誤之處不計其數。扉頁上的版本記錄標明這些經文摘自《正法念處經》（Saddharma-smrtyupasthāna-sūtra）。萊維確認《正法念處經》係小乘佛教的一部巨著，但其梵文原本已失傳；現存的只有一部藏譯本及兩種漢譯本；然而，萊維本人，即使借助藏譯本或漢譯本也未能從這些譯本中找出《諸法集要經》的經文；原因在於上述梵文手抄本的編纂者——一位名叫觀獅(Avalokitasiha）的名不見經傳的僧人——曾荒唐地將《正法念處經》的經文按其自定的章節重新編組，從而徹底打亂了原本中的順序。校勘此手抄本以恢復其原貌是一項浩大而又十分繁瑣的工程；萊維當時年事已高無法承担此重任，父親便受其囑託投入此項工作。
民國二十五年（1936），導師萊維與世長辭了。父親精通英文，法、德、日三國文字亦能運用自如；梵文、巴利文、藏文也均有相當的造詣。他一生以復興佛學為己任，故對梵文經典的研究孜孜不倦。如校勘《諸法集要經》時，他先到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抄錄藏文譯本的《正法念處經》，再從漢譯大藏經中抄錄《正法念處經》，然後與梵文手抄本《諸法集要經》三者對照，以補充此經文現存藏文譯本之殘缺及中譯本之錯漏。此項工程至為艱巨。父親終於從《正法念處經》的中文譯本中找出與《諸法集要經》梵文手抄本對應的一兩首頌文，而後又發掘出若干頌文系列，最後使全文得以恢復原貌。父親還對該手抄本的二千五百四十九首頌文逐首逐句予以校訂；但工作未能終了，因為尚需要進一步加工才能最後定稿，而這是需要再花很長時間的。
校勘稿既完成，譯注亦初具眉目後，即著手寫「緒論」：這是全部四卷著述「緒論」。父親生前曾打算將此卷作為他的法國國家級博士論文之「正論文」。初意為研究《諸法集要經》在佛教歷史語言上的推演變遷；一經探討，各種問題牽涉頗繁，故將《諸法集要經》與《正法念處經》加以合併研究，發而為文，遂成巨帙，最終撰寫成L ‘aide-memoire de la vraieloi（《正法念處經研考》）。該書以三百五十餘頁的篇幅，分五大章論及此經文與小乘佛教之關係，並進一步擴展成涉及小乘佛教歷史演變若干階段的全面研考。父親同時還對《正法念處經》的藏譯本和漢譯本進行對比，提出很多很細的研究意見。
第二、三、四卷以樸學方法對《諸法集要經》二千五百四十九首頌文作一詳細之研考及詮釋，並配列中、法、梵、藏四種文字對照；法文譯本是父親翻譯的。父親於研究《正法念處經》之餘，曾博覽並多次研讀中文大藏經中《大毗婆沙論》（Mahā-vibhāsā）的二百卷佛經。此等研究結果，具載於其論文中所附之諸經摘要及評注。戴密微教授認為，此研究成果精細而且不乏特識。
由於這些佛家經典卷帙浩繁，父親從事研究達十年之久！而其中的六年都是在「二戰」期間度過的；聽母親說過，1940年夏，當德軍逼近時，巴黎市民紛紛踏上逃難之路；父親担心東方語言學校會南遷，故決定全家南下。當時公共交通已基本癱瘓，大部分時間只能步行；父親推著破舊的兒童车，上面堆放著他的手稿；因當時我才三歲，父母不得不輪流抱著我；關於那段經歷，我只記得一件事：有一次為躲避敵機，我們曾在停在鐵軌上的一列悶子車下藏身。就這樣，時走時停，直到抵達法國西南部，距巴黎400多公里的昂古萊姆市（Angoulême）遠郊區才在一住戶家裡暫時安頓下來。半個多世紀後，在整理母親遺物時，才發現她在一個紙片上記述的對艱辛的逃難經歷的感想：「力竭知兒重，途長厭稿多。」後來隨難民潮回到巴黎時，食品店裡的東西早被搶購一空了，白糖、罐頭、食油、大米等等，什麼都買不到啦！在德國占領軍鐵蹄下的巴黎度日如年，更加艱難的歲月還在後頭呢！當時，父親每月微薄的工資除扣掉一家三口最低生活費和留下買幾包次烟的錢外，餘下部分全用來購買他的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書及相關資料。境況窘迫竟使這位大學者在街上檢過烟頭！
父親雖然朝夕埋首書城，但有時也會稍事消停一下；比如，應母親的要求，他會抄起木匠的傢伙修起家具來，但交換條件是母親得給他買一包烟回來。
又如，1944年6月初，父親應邀帶著我去諾曼底他的一位學生家裡短暫逗留。其間，正趕上盟軍登陸；遠處不時傳來隆隆的炮聲；房前的花園裡有個臨時挖出來的，比較淺的防空壕，上面蓋著木板。有一天，乘著戰事暫時平靜一些，父親為我和那位朋友的兒子（同齡小朋友）從樹上摘果子吃；每摘一個，父親就問：「這一個給誰？」那位小朋友每次都說：「給我！」我第一次分到果子後，當父親再次問同樣的問題時，我回答說：「給爸爸！」當時父親高興地笑了，笑得很開懷。這是我小時候開始記事時，對父親的音容笑貌所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回憶。
母親還告訴我，父親生前曾用法語說過：「Il ne faut pas faire semblant de travailler（工作不能弄虛作假）。」這句話是先父嚴謹的治學精神的高度概括。對我來說也是受用終生的教誨。
在法十二年，父親十分勤勉，日間授課，晚間經常校勘經典至深夜，操勞過度，營養又失調，加上戰爭期間對祖國和家鄉親人的命運深感憂慮，終於積勞成疾，以致於1944年卧病，曾一度住院療養；稍有好轉，因費用高昂，不能久住而出院。1945年舊病復發，曾接受人工氣胸治療；退燒後，在體力尚難以支撑的情況下，父親不得不於1945年1月12日乘火車前往法國東南部聖伊萊爾（St-Hilaire-du-Touvet）的結核病療養院。當時戰爭尚未結束，車廂裡沒有暖氣，中途還得在冷如冰窟的小火車站等候換車；經過28小時的路程，終於抵達格勒諾布爾市（Grenoble）時，已是深夜；天寒地凍，氣溫低至零下15度；父親已筋疲力盡，提著行李步行去尋找位於近郊的拉特龍什（LaTronche）診所（療養院的分部）。當他終於到達診所門口時，已是凌晨1點了；此時，父親只剩下一口氣了。鑒於他的病情非常嚴重，診所先把他留下觀察治療；這一留就是三周！之後才將其轉運到那座位於光秃秃的山巒中的療養院。此時，父親的身體已越發衰竭，連提筆寫字的氣力都沒有了……他於1945年4月29日凌晨孤獨地病逝於該院，得年才四十三歲。英年早逝，惜哉！
因病危通知發出時間太遲，當母親趕到醫院時，已是當日下午了。那是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能見度不到十米。父親的遺體用雪撬拖往臨時安葬地。父親就這樣，在這個偏遠的山谷與世長辭了……翌年（1946），母親在巴黎拉雪兹公墓買下一塊永久所有權墓地，讓先父永遠安息此處。
戴密微教授於1977年致我母親的信中寫到：「今天11月1日是諸神瞻禮節（相當於你們的清明），和每年一樣，我去了拉雪兹公墓，將一束歐石楠放在我永遠懷念的朋友的坟上；這種很樸實的花朵在戶外最經久。墓仍保存完好，按照您的書法雕刻在墓碑上的『林藜光先生之墓』七個大字也清晰可見；坟墓上還擺著兩三把花，不知是誰放的……」
父親曾打算將其校勘的《諸法集要經》之第一册（即全部四册之第二册）作為其法國國家級博士論文的附加論文，不幸的是此書尚未問世，他已經去世了。
父親在法國去世時，我才八歲。父子彼此之間尚不熟悉，他就已經永遠離開我們母子二人了。父親短暫的人生歷程，我是成年後又過了一些歲月才聽母親慢慢道來的。
父親的家鄉廈門於1938年被日寇占領後，他和家人便長期失去聯繫了。但使他最為憂慮的不是家鄉和親人的境況，而是投身生死戰鬥的祖國的命運；當時，他曾表示：萬一南京的汪精衛傀儡政權或是他們的什麼代理人企圖脅迫他表示效忠的話，他寧願被關進集中營也絕不會屈服。家裡放著的一只裝有幾件換洗衣服的小皮箱表明他是做了這方面準備的。
母親還告訴我，「二戰」後期的1944年，已經重病纏身的父親還親自下到住處的存煤地窖裡，為他的一位參加法國抵抗運動的學生藏匿過一部電台。
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他既是家庭的一大支柱又是孩子心目中模仿的榜樣。我深切地意識到，幼年喪父對一個人的一生來說都是個極大的悲劇。
追尋孩提時支離破碎的回憶，有一件事至今仍記得相當清楚：大約是1944年初夏，巴黎解放前不久，德國占領軍還在法國首都困獸猶鬥。每天夜幕低垂時，由於燈火管制，家家都緊閉門窗並拉上深色窗簾。還記得有一天夜裡，不遠處的一門火炮有節奏的射擊聲使我無法入眠。父親不為窗外的戰事所動，一直在燈下香烟繚繞中埋頭工作，孜孜不倦地撰寫他的佛學博士論文。
不久後，巴黎解放了！那一天，母親和我是在防空洞裡獲知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的；還記得當時，母親高興得跳了起來。然而，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當時並不在我們身邊……許久以後才知道，那時他已經卧病了。
磨硯曾聞金可鏤，
移山那惜鬢成絲。
Qui donc regrettera qu「aux tempes ses cheveux se raréfientcomme fils de soie
S’il parvient，panier par panier，àdéplacer la terre de la montagne tout entière?
C’estàforce de frotter la pierre de l’encrier
Que l’on peut réussir，dit-on，àciseler son oeuvre.
(翻譯引自戴密微為林藜光著作所撰序文)
父親用毛筆書寫的這幅對聯，是他人生歷程的最好寫照。他一生以復興佛學為己任，嘔心瀝血，將全部精力獻給了此事業，終於積勞成疾，以身殉學，不愧是我一生一世的崇高楷模。
父親病逝後，其師戴密微整理其遺著，陸續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共四卷，其中《諸法集要經》之第一册（即全書之第二册）一至五章之定稿，相當完整，故此册出版在先，1946年即問世；全書之第一册《諸法集要經緒論》，則印行於1949年。在戰後艱難的條件下，該著作由法國全國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及吉梅博物館（Musée Guimet）出資印行，並由巴黎新屋書店（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承印和發行；書店的負責人梅松新（Adrien Maisonneuve）先生為使該著作得以出版，克服了戰後因百廢待舉而遇到的種種困難，其貢獻亦是功不可沒的。
第三和第四册的校訂工作是在父親遺留的手稿基礎上進行的。由戴密微聯手兩位傑出佛學家巴羅（A. Bareau）和狄庸（J. W. de Jong）完成，並由後者編寫該兩册的附錄。該兩册分别於1969和1973年問世，此時，離父親去世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王啟龍先生在〈佛學家林藜光學術與生平雜考〉一文中寫道：「無論國內國外，學生為老師整理遺著者比比皆是，也很正常，而老師為學生整理遺著者，絕對少之又少，尤其在西方。林藜光早逝後，其師戴密微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不惜花費大量精力，主持其遺稿的整理工作；最後一册則由繼承父業的讓·梅松新（Jean Maisonneuve）先生承担出版工作。
父親的巨著以樸學之深厚功力兼佛學之比較研考，對於此後中國的佛學研究，自當助益不小。戴密微教授對林藜光的著述至為讚許，在序中謂應與玄奘法師之譯事同垂不朽並稱其為「不剃聖僧」。
新屋書店的繼承人梅松新先生 （Jean Maisonneuve）於1979年11月21日來信中寫道：「我對你父親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並將其視為當代的大學者之一。」
徐文堪先生於2012年6月17日在《東方早報》撰文對先父的著作做出如下評價：「此書被譽為20世紀對後期小乘佛學研究最重要之貢獻，至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父親病逝後不久，有一位法國梵文學者曾登門拜訪，希望母親能出讓先父遺留的一些已經絕版的學術書籍；此訪客還表示，願以美金高價支付；但母親予以婉拒，因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先父所有的學術書籍都捐贈給祖國。
1952年11月10日，母親和我由海路啟程歸國，隨行託運了裝滿父親書籍的兩大木箱。抵京後不日，母親便風塵僕僕帶著我赴天津海關，費盡周折才終於提出那兩箱書。
這些學術書籍共100册，運抵北京後，即捐贈給了北京大學圖書館。
那一天是1953年2月20日：母親終於了結了她的這樁心願。
2015年4月29日於北京
（作者退休前供職於中央編譯局，從事法語譯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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