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422/cc22zhangjieping/zh-hant/
佔領立法院的第582小時，台大政治所的研究生林飛帆換上了一件全新的黑色T恤。這是落幕的時刻——3個小時後，持續佔領了議場24天的「太陽花學運」將要宣告退場。全城媒體最後一次把鏡頭聚焦在此時此地這個25歲學生領袖身上。這時人們看清楚，他T恤上陌生而醒目的四個字是：「和平佔中」。
林飛帆沒有解釋為什麼換上這件黑色T恤，台灣媒體也不以為意。彷彿電影進行到尾聲，埋下出其不意的伏筆，其實只有期待著續集的觀眾才會留意。
香港人卻把這一幕深深看進了眼裡——林飛帆換上的是香港「佔領中環」的行動T恤。這件T恤，是香港公民黨副主席、同時也是「佔領中環」義工組成員的陳淑莊，在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第三天去到現場「觀摩」時，作為紀念品送給林飛帆的。她沒有想到，他會在這時穿上，讓太陽花學運的最後一個鏡頭，遙遙指向香港。
過去一個月，在台灣反服貿運動的論述中，香港一直是隱形的參照系：它首先被視為「中國因素」侵蝕下的負面教材，「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了太陽花學運中常見的口號；另一方面，香港從去年初開始蓄勢的「佔領中環」行動，以非暴力公民抗命為原則，以爭取不設門檻的「真普選」為訴求，也給了台灣公民抗爭以靈感。處在各自不同的地緣政治與歷史進程中，台灣與香港已經很多年沒有像現在這樣相互關切，併產生越來越強烈的共振。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
和林啟驊通話的時候，他正在立法院，充滿熱情地向我實時直播院內的情形：「佔領的時間紀錄牌剛剛換成了560小時」，「學生們正在籌備一個行為藝術，燈光音響正在調試」，「很多學生在打掃衛生，再過兩天就要退場了不是嘛」……「香港？這裡幾乎每一天、每一個演講都會聽到人講香港啊。」
林啟驊是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從佔領行動的第一天就在立法院，一直到最後一天。除了在場內幫忙，他還和40多名台灣各大學教授一起，在立法院周圍的街道上擺開流動課堂：「街頭的民主教室」。他在馬路上給通識課學生講「民主法治」，也加入那些臨時起意的廣場演說。「有一次演說，我問場下有多少香港朋友，我看到三四百人裡舉起了十幾隻手，」林啟驊說。
太陽花學運中香港的影子讓他印象深刻。「『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口號不是空穴來風，不只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多天你看到很多香港朋友專門飛來台灣，關心和支持這運動，他們跟你說，香港已經死了。」
立法院門外的空地，有香港女生徹夜坐着，身旁的橫幅寫着：「我是香港人，不要有第二個香港。」還有男生脖子上掛着紙板，給人拍照，紙板上寫：「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
照片在臉書上傳開，引發海岸那一邊，更多香港人的唏噓與悲嘆。
不過，林啟驊並不同意「香港已死，台灣挺住」這一論調。但他理解說這話的港人的情緒。而正因為這真實存在的悲觀情緒，才催生這一邊的台灣，喊出「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樣看起來退無可退、必須背水一戰的運動口號。
「我在台灣看着香港，有點像看著一個更接近黑洞的小星球。」林啟驊說，「這個星球有自己的價值，而我看著它在不斷瓦解，瓦解的速度和形態非常觸目驚心。我也看到反抗，他們在反抗這種自我價值流失的過程。我開始研究香港的秩序怎樣被另一套秩序取代，香港人怎麼看待自己的命運。就在這個過程裡，剛好台灣也開始面對，危險也來到我們面前。」他說自己所講的「黑洞」，「不單是中國，而是中國夾帶的經濟秩序。它不光衝擊港台，也衝擊整個世界。」
台灣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用一套「中國因素」論述，更具體地描述了這個比喻。很多人認為，這套論述，正是近年兩地共振的青年運動的基礎。
吳介民提出，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以及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以「國共平台」為媒介在兩岸形成的「跨海峽政商集團」正在變成一種準制度化（卻不民主）的機制，令「中國因素」可以藉資本力量達到政治目的，比如「給予某些台商特殊優惠，而使其改變政黨傾向，或使之成為『中共代言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或其他白手套組織，在台灣進行企業購併、『恩寵交易』」，進而影響台灣政府決策、媒體輿論、乃至政治秩序」。
2008年他在學界首次提出這個觀點，但並未進入大眾視野。直到2012年，大陸台商蔡衍明所掌控的旺旺中時集團欲併購新的電視頻道，遭到媒體與知識界的強烈抵制，反對者認為併購案後，蔡的媒體勢力不僅會形成壟斷，更可能影響新聞自由——《中國時報》2008年被蔡收購後立場已急速轉向親中。
2012年7月青年學生發起「反媒體巨獸」運動，呼籲抵抗中國借台商資本壟斷媒體、干預新聞自由，「中國因素」自此一下成了坊間熱門詞語。
就在台灣青年「反媒體巨獸」兩個月後，香港爆發了反國教運動，高喊「我要思考，不要洗腦」的中學生，要求政府撤回必修的「德育與國民教育科」。
「反國教」運動12萬人包圍香港政府總部的第二天，台灣各界召開記者會聲援，參與聲援的就有「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的總指揮林飛帆——是的，「反媒體巨獸」的核心成員，如林飛帆、陳為廷，正是兩年後反服貿運動的核心。
在與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當時才15歲的黃之鋒等人連線時，林飛帆說，在台港兩地的公民運動中，他看到了本質的相似性：「反對思想鉗制」，「台灣是透過資本家和媒體來鉗制思想，而香港則是透過國民教育」。他還呼籲，「香港和台灣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學生的部分，應該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這一個2012年，吳介民撰文稱之為「中國因素」元年，他說台灣的總統大選、旺中事件、壹傳媒交易中顯現的「中國政府與親中資本的身影」，「讓人意識到『中國因素』此一龐然巨物」。他說要警惕「台灣香港化」，但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則給了台灣許多靈感。
這個語境裡的香港，是在「中國因素」的取景框中呈現的香港：大陸客擠占本地資源、「逼爆香港」，以廉政公署為代表的廉潔香港受到內地官場腐蝕，親中資本入主的新聞出版界念起審查與自我審查的緊箍咒……香港正爆發的深層次社會、政治危機，順理成章成為負面案例，令台灣反觀警醒自己。
和仍有殖民記憶、曾試圖以「民主回歸」推動解殖的上一輩知識份子不同，「沒有歷史包袱」的新一代香港年輕人，很快就接納了「中國因素」論。從新界區搶購奶粉的大陸媽媽、廣東道街頭豪擲千金的自由行遊客，到中環高層的太子黨富二代，再到越來越強勢插手香港事務的中聯辦，這些回歸以來，香港面臨的不同層次的來自中國的衝擊、影響，都很容易被放進「中國因素」這個朗朗上口的詞筐裡。有些時候，「中國因素」甚至似乎在用詞上都嫌寡淡了，香港輿論為此起了個更有荒誕喜劇色彩的名詞：「強國人」──比更早前的「蝗蟲」還多了一點對權貴的解釋力。
這一整套在台港兩地迅速流行起來的論述，未必是吳介民「中國因素」論的原貌──因為這個詞彙本身的模糊性，它的意涵很容易被擴充為無所不包，比如從最初只針對權貴政商轉向包括普通市民，游移性很強，複雜性則可能被抹殺──但它在兩地社運界與知識界，都引發了相當激烈的爭議與分化。
在台灣，有學者批評它簡單化，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中國因素」的概念掩蓋了「中國崛起」給地區帶來的歷史性與結構性變化的複雜性，這種擬人化的處理，「只是在把我們自身的真實苦悶越過結構與歷史，短路地找到一個立即宣洩口而已」；更多批評，如活躍於社運界的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胡清雅認為把社會中原本動態、複雜的矛盾歸結到「台灣VS中國」框架，容易在多元的社運光譜中，誘發出原本隱而不宣的「統獨」分歧，令議題失去焦點。
台灣「統獨」、「左右」爭拗多年，而在香港，「中國因素」所引發的站隊和歸邊尤為劇烈。偏向捍衛本土自治的，對「兩制」的淪陷焦慮不已，偏向以香港特色貢獻中國發展的，對「一國」的動搖憂心忡忡，兩派互相譏笑對方為「本土膠」和「大中華膠」 ；輿論迅速兩極化，站在「反蝗蟲」和「愛國愛港」兩個極點中間，幾乎很難找到一個不被標籤化的立足之地。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青年世代在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現形。對他們來說，身份認同的變化已經不是假命題，在台灣和香港皆是如此。
台灣《天下》雜誌2009年12月的民調顯示，18到29歲的台灣年輕世代認同自己僅是「台灣人」的比例高達75%；香港大學2013年上半年的民調顯示，18到29歲的香港年輕人中，只有14.6%的人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包括「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比97回歸時低了一半都不止。
「本土認同」的升高與對形象糟糕的「中國因素」的排斥，究竟哪個是因，哪個是果，在年輕一代身上已經很難辨析清楚。但可以確信的是，這內因和外力促使年輕世代政治覺醒，他們不甘被權貴政商或「主流」言論擺布，關注本土議題，捍衛本地「生活方式」（台灣）和「核心價值」（香港），並以網絡連結成相互支持的共同體，以社會運動的手段，大聲地表達訴求。
從台灣的反媒體巨獸、香港的反國教、到今年的太陽花反服貿，都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發生。在這樣的語境下，或許便容易理解，為什麼一個在兩岸經貿合作的ECFA框架中早已言明的後續協定，會遭到台灣年輕人這麼大的反彈。反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反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程序不正義）、反「中國因素」捍衛民主，是反服貿運動同時具有的三個面向。而當林飛帆穿上「佔領中環」的T恤，他對香港彰顯的，顯然是台港共振最強烈的第三個面向。
「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香港的大學生會心地接下了這一棒。他們在學校裡貼出支持台灣佔領行動的標語、口號，其中一句尤其耐人尋味：「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台灣說占就佔了，你看我們，講了這麼久也沒有行動！」大學四年級的Eric（化名）悻悻地說。他任職香港學生組織，也是「佔領中環」行動組的成員，因此要求匿名。當「佔中」還在漫長的「商討日」裡逐個討論枯燥的普選方案時，他難以掩飾自己對這個運動的灰心：「民間對佔中越來越沒有信心，他們擔心『三子』（指佔領中環運動的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不會去占，只是一個幌子。你問我，我雖然是成員，我現在也覺得他們不會去占。他們拖的時間太久，太多商討，我覺得就是給政黨多一些時間跟中央去談判。」
「我覺得，佔中必須要提前發生，」Eric說。
3月23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宣布，將發動各界人士7月1日佔領中環。這個時間比「佔中」原本的計劃提前了很多。
學聯秘書長陳樹暉坦承受到台灣學運的鼓舞，他說，台灣學運的論述和行動準備「證明學生都可以帶領社會走得更前」，而香港學生，亦不必要等待「佔中」帶領，「學生本身都有自主性，我們可以隨時有理據，有時機就行動。」「政府已經拖了30年，不用等到他們給我們一個爛方案，我們才發火！」
陳樹暉和同學在台灣學生撤出立法院前一天，去到台北觀摩學運的組織及分工安排。學聯並表示，短期內就將成立行動組，在各院校動員學生及展開論述工作，預料一旦佔領，人數不會少於八千人。
但另一方面，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後，持親中立場的民建聯在香港所做的調查顯示，反對「佔中」的香港民眾比例一度攀升至66%，是去年至今最高。
雖然自我定位在「理性激進」，但「佔中」運動從一開始就面對着兩種沒有停止過的質疑：一是「有沒有必要搞這麼複雜？說占就占咯！難道你想妥協？」；另一是「有沒有必要搞這麼激？有商有量嘛。難道你要搞亂香港？」（根據浸會大學政改調查報告，支持採取「佔領中環」手段追求真普選的民意平均在38%上下，反對則有54%。）但台灣學運的發生，同時刺激了香港激進與保守力量。一方面，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畫面令不少香港市民對「佔中」望而卻步；另一方面，香港學生團體受到直接鼓舞，希望佔中提前登場。兩個方向的撕扯，讓「佔中」第一次面臨分裂的危險。
「佔領中環」的發起人是兩個大學老師和一個退休牧師。他們平均年齡逾50歲，歷經香港民主運動30年至今的各種坎坷。因為太知道香港這城市的體質與先天不足，所以2013年初投下「佔中」這劑猛藥時，他們也設置了一個普通社運經驗難以理解的超長療程——先商討，後佔領，待一切道理都講盡、合法手段都窮盡仍無法達致「真普選」時，才施行公民抗命，採取違法手段佔領中環。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態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具體怎麼選，香港市民並沒有真正的話事權。人大規定的普選方案出台流程是：特區政府提出普選方案、立法會2/3票數通過、報全國人大批准。而因為目前無論特首或立法會均不是普選或直選產生，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方案的選擇實際並不由民意決定。而正因為這個漏洞，讓香港民主派人士與他們的支持者（根據過往立法會直選席次的票數分佈，約佔選民6成）強烈擔心北京最終會給香港一個「假普選」：通過控制普選方案的設置，給候選人設立門檻，讓不受北京喜歡的人無法入閘參選。
香港的民主派為爭取民主政治改革已經走了30年。「佔中」希望凝聚民主派力量，發動全民商討，在政府開放諮詢期間提出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方案，並通過電子公投的方式獲得民意授權。如果北京屬意的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比如設置候選人門檻），即要通過談判迫使北京接受符合民意的「真普選方案」。若北京不允，堅持「一錘定音」，則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佔領中環」。與其說這是一個佔領行動，不如說更像一場亮出底牌的談判綱領──佔領，是事先張揚的底牌、「最後武器」，而非叫價。
因此，過去一年在香港各社區團體辦了多場「商討日」後，他們計劃在2014年6月22日發起民間電子公投，選出市民想要的普選方案，呈交政府參考。等政府公布最終的方案時，若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市民不接受，再發起「佔領中環」。而坐不住了的學生則認為，6月22日公投出一個方案，即沒有再等待和談判的餘地，應該用行動逼政府接受，所以7月1日就是佔中的日子。
「教授們應該知道，這不是學術論文，不是project，這是運動！」Eric說。
教授們顧慮重重。他們擔心在政府沒有給出一個很壞的方案之前，民意難以真的凝聚。「佔中」發起人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說，在香港做公民抗命，若沒有民意支持不可能持續；而民意需要相當大的社會壓力才能調動。另一位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則對我說：「從政治判斷上來說我們覺得這不是最好的時機，政府並沒有給出一個很壞的方案出來。但我們不會說你去占吧，不關我們事，肯定是要共同進退的。」
他們更清楚不過的是，「佔中」是孤注一擲，恐怕再沒有比這實力更懸殊的對抗了。在普選這張傲慢的談判桌上，「香港市民」原本連席位都沒有。即使集結民主派政治力量、獲民意加持、強行登上談判桌，並亮出「佔領中環」的底牌，堅持「真普選」的這一邊清楚知道，面對中國，他們除了不放棄，沒有別的籌碼。
這也正是香港和台灣最本質的不同──對香港來說，不管台港共振多麼強烈，中港矛盾有多嚴重，在治權上，「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可以置之身外的「因素」。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決定移交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光是香港的主權，還有立憲權。《基本法》決定了香港特區的所有權力來自中央下放及授予，換言之，即便是「自治」，也並不是本質性的，自治邊界的最終決定權在中國政府手中。從去年開始，親北京力量不斷放出話來，要重啟基本法23條，甚至要《國家安全法》在香港落地，都被視作威懾式的提醒：「自治」與否，我說了算。
「很多人說不用等什麼方案，先佔領了再說，用廣場政治來逼迫中央。我說我們不會這麼做。廣場政治是革命，香港不具備革命的任何可能性，就這麼簡單，」陳健民說。但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從政治管治到民間交流，越來越緊張的張力真實存在，因為不可能一拍兩散，所以必定要訴諸制度去解決。陳健民說：「我們不是反中，更不是亂港，只是要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裡，落實一個中央已經承諾的普選，要求它是『真的』，不是『假的』。」
北京一直以來扼住了香港社會自我修復、自我更新的最重要咽喉：民主政治的發展；同時，又以「功能組別」設限的小圈子選舉，制度性地大力扶植工商界力量。這兩者給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致命影響，一方面令香港經濟結構單一化，無法孵育多元力量與金融地產霸權抗衡；另一方面，也讓特區政府認受性極低，即使有改革目標也難以推動執行。
這種憲政架構的安排，給兩地的權貴資本主義搭了一個最好的溫床，亦令溫床之上，香港貧富懸殊、腐敗初現、政策失範等問題難以解決。
諸多中港矛盾的源頭都來自於此。一方面，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開放「自由行」，地產商和大企業賺個盆滿缽滿，但擠垮了本地小商家；政府觀光廣告大力吸引來的遊客「逼爆」了本地人的生活空間，甚至引發民間的「驅除蝗蟲」行動。香港政府在規劃與配套上低能低效，進退失據，卻無從問責。另一方面，香港中環的投資銀行金融機構輕而易舉地成了中共官二代南下或者海歸的集散地；而港式「地產霸權」在擠垮了各路本地中小企業之後更是大舉北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無一不在又快又好地學習這香港特色的地產經濟模式。
「中港富人聯手數錢，兩地窮人頻頻對罵」的場面令人心碎。
2013年初宣布要「佔中」時，陳健民曾說，為什麼這時候必須要「佔中」？「因為今天我們的政治制度已無法治理這樣一個多元開放又充滿矛盾的社會……如果這一次政改失敗，你只會看見更激進的力量在這個社會生長，更多年輕人沖向警察，更多自由行客與港人吵鬧……」「我們希望在更激進的力量走出來之前，先站出來，守住香港。」
而到了2014年，佔中還未發生，年輕人已經坐不住，覺得教授們太保守，要提前行動了。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曾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時的心裡話。那時北京期待香港成就一個資本主義光輝都市的樣板，成就」一國兩制「系統工程」裡率先垂範的第一站，而這個統戰工程的目標站就是台灣。
然而，30年後，香港的年輕人在台灣街頭哭泣，告訴台灣人「不要有第二個香港」。台灣年輕人則反過來，勸誡香港：你們要向我們學習，你們要獨立。（台灣學運領袖林飛帆在接受香港媒體《壹周刊》採訪時說：「香港當然要有普選，不只要普選，香港要獨立。我覺得香港很有獨立的條件。」）
30年前繪製中港台發展理想藍圖的「總設計師」，會想到今天的結果嗎？今天在台港之間積極共振的年輕人，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
我曾問幾個香港學生會會長、學聯負責人，他們從台灣佔領立法院的事件中學到什麼，最想知道什麼。一個學運經驗豐富、曾任職學聯前秘書長的男生想了很久，回答我：「原來門是可以撞破的，玻璃是可以打碎的。打碎了也沒什麼。是不是一定要『和理非非』(香港流行的政治術語，全稱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我覺得香港人有時候太乖了。」
另一個頗有號召力的新秀人物、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想都沒想，飛快地回答：「我最想知道，他們是怎麼衝進去的？」
(張潔平為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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