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

何梅:《歴代漢文大藏經目録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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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梅:《歴代漢文大藏經目録新考》

2014-04-11 16:33:34

何梅:《歴代漢文大藏經目録新考》(上、下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2月

本書分校釋、校勘記、對照表、附錄及經目索引五大部分。本書在收錄漢文大藏經的種數上,做到盡可能周全,既包括中國古代至清朝的諸版大藏經,又涵蓋了近代以來,以至近期中外學者編輯的新版大藏經,其總數達31種。作者將已收錄於大藏經的内容,全部作為其考釋的對象,故其收經總數,包括附目達到5495部,超越了之前同類著作所收經目的數量。本書是同類著作中規模最大的部,收錄的佛教經籍最多,考釋也最為詳盡,傾注了作者十餘年的心血,基本完整的佛教典籍的信息資源,必將裨益於佛教及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其學術價值與資料價值不言而喻。

附錄:

目錄

上 册

本書收經部數、卷數統計方法的說明/1

一 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校釋/4

(一)《開元釋教錄》校釋/4

(二)《房山石經》目錄校釋(附《遼藏》目錄校釋)/8

《房山石經》目錄校釋/8

《遼藏》目錄校釋/12

(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校釋(附《續開元錄》校釋、《續貞元錄》校釋)/19

《續開元錄》校釋/19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校釋/20

《續貞元錄》校釋/23

(四)《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校釋/25

(五)《大藏經綱目指要錄》校釋/29

(六)《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校釋/34

(七)《趙城金藏》目錄校釋(附《開寶藏》目錄校釋)/39

《開寶藏》目錄校釋/39

《趙城金藏》目錄校釋/43

(八)《高麗藏》目錄校釋/49

(九)《開元釋教錄略出》校釋/58

(十)《福州版大藏經》目錄校釋/63

《崇寧藏》目錄校釋/63

《毘盧藏》目錄校釋/70

(十一)《資福藏》目錄校釋/74

(十二)《磧砂藏》目錄校釋/79

(十三)《普寧藏》目錄校釋/85

(十四)《初刻南藏》目錄校釋/90

(十五)日本《天海藏目錄》校釋/96

(十六)日本《緣山三大藏目錄》校釋/100

(十七)《永樂南藏》目錄校釋/103

(十八)《永樂北藏》目錄校釋/107

(十九)《嘉興藏》目錄校釋/111

(二十)清《龍藏》目錄校釋/120

(二一)日本《黃檗藏》目錄校釋/124

(二二)日本《卍正藏經》《卍新纂續藏經》目錄校釋/129

《卍正藏經》目錄校釋/129

《卍新纂續藏經》目錄校釋/132

(二三)台灣版《中華大藏經》目錄校釋/137

(二四)日本《大正藏》目錄校釋/140

(二五)大陸版《中華大藏經》目錄校釋/147

(二六)《大明釋教匯目義門》校釋/150

(二七)《閱藏知津》校釋/156

(二八)日本《縮刻藏》目錄校釋/161

(二九)《頻伽藏》目錄校釋/167

(三十)《普慧藏》目錄校釋/174

(三一)台灣《佛教大藏經》目錄校釋/177

二 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校勘記/184

下 册

三 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對照表/774

四 附錄/1550
(一)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的部數、卷數、帙數、年代、作者一覽表/1550

(二)歷代漢文大藏經編刊地點圖/1552

(三)歷代漢文大藏經編刊系統圖/1553

五 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經目索引/1554

感 言/1711

後 記/1713

我和何梅是同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同是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編輯隊伍中的成員。自那之後的十三年間,我們雖分工不同,但都在為《中華藏》的編輯努力工作,直至《中華藏》正編完成。我們是《中華藏》編輯隊伍中不多的幾位從始至終的參加者;我們還是課題研究的合作者,我們共同制訂並申報了「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課題,並於2003年合著出版了《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一書。我也是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課題結項的鑑定專家之一,全面地審核過這部著作的稿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由於上述原因,何梅請我為本書作序,我自覺有責任向讀者介紹這部書。

佛教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性課題,也是中國佛教學術的傳統。早在東晉時代,名僧道安第一次將「自孝靈光和已來,迄今晉康寧(寧康)二年(374)近二百載」(《出三藏記集》卷五)的譯經進行了收集整理,審定它們譯出的年代,甄别它們的真偽,區分它們中的有譯(人)和失譯(人)等,撰寫了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經目錄,史稱《安錄》,又稱《綜理眾經目錄》。這部目錄開創了中國佛教目錄學的先河,所謂「爰自安公,始述名錄,詮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出三藏記集》卷二序文)。這部書今已無單本存世,但它的内容幸運地被著作於梁武帝時代的《出三藏記集》所收錄。梁釋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又稱《祐錄》,是現存最早的佛經目錄。據作者說,該錄是效仿《安錄》所作,所謂「敢以末學,響附前規,率其管見,接為新錄」(卷二序文)。因此,《祐錄》的功績之一就是將道安錄的内容收錄其中。與此同時,它除了增補東晉至梁朝梁武帝時代的譯經外,還廣泛收集保存了有關「三藏」緣起,譯經序跋,中國著述目錄等大量的中國佛教史資料。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安錄》,如果沒有《祐錄》,中國佛教初傳時代的歷史將無法作出清楚的描述,《祐錄》對中國佛教史來說具有存亡繼絕的功績。

《安錄》《祐錄》之後,中國佛教的目錄著作代有新出,僅存世的隋至唐開元年間的佛經目錄就有隋朝的《法經錄》《長房錄》《彦琮錄》、唐朝的《靜泰錄》《内典錄》《大周錄》及《開元錄》等,由此把中國佛教經籍的整理與研究推上了高潮,而《開元錄》則是中國佛教經錄的集大成。它不僅在收集經籍方面集前人之大成,還創造性地完善了佛經的分類法,最終確立了一千餘種翻譯典籍的大小乘、經律論的分類體系,以及在大類下眾經的排列順次;確立了它們的書寫格式,從而為寫本大藏經的編輯書寫提供了直接的目錄依據,也為北宋初年木刻本大藏經的雕造創造了條件。自北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創刻《開寶大藏經》始,我國的木刻本大藏經的雕造一發而不可收拾,至清朝中葉有印本存世者近二十種。

漢文佛教大藏經是存世的漢文佛教經籍的總集,是我國歷代佛教目錄學家和史學家收集整理及研究佛教典籍的最終成果,是佛教的百科全書,是取之不盡的佛教文化資源,也是中國古代僧人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近代以來,漢文佛教經籍的收集整理及研究已逐步發展為以漢文大藏經及其目錄的研究為中心,其目的是為現代佛學及相關學科的研究提供完整且準確的佛典數據;同時,也是為重編大藏經作目錄準備,兩者的意義是完全一致的。應該說,這項研究的難度是很大的。一部大藏經少則五千餘卷,多則一萬餘卷,近二十種大藏經綜合起來,其總數可達四千餘種二萬餘卷。將它們一部部整理起來,進行比對,考訂它們的版本,考察它們的不同和特點;進而把它們按照科學的分類法,重新編排起來;再編制不同的索引,便於讀者檢索,等等。做到這一切,往往需要花費數年乃至十餘年的心血。

二十世紀以來,佛教大藏經及其目錄研究的同類著作中,最有影響的有三部:一部是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日本學者小野玄妙的《佛教經典總論》,一部是八十年代出版的我國台灣學者蔡運辰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部是九十年代出版的大陸學者童瑋的《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大體說,這三部著作都是為漢文大藏經的重編所作的學術上的準備,或是相關聯的成果。小野先生1923年担任日本《大正藏》的編纂主任,主持《大正藏》的編輯工作,在之後的年月則著作出版了《總論》一書。蔡先生的《對照考釋》是他為台灣版《中華藏》作的目錄準備,先後「經十餘年」方得完成。我與童先生曾共事多年,他六十年代即開始關注大藏經研究,花費十餘年心力於八十年代初完成的《通檢》初稿是大陸版《中華藏》目錄編制的主要參考。上述三部書盡管有詳略取捨的不同,比如小野先生的《總論》有譯經史及寫本時代經籍目錄的論述,後者沒有,但關於刻本大藏經的考釋及目錄的研究則是它們共同的内容。這裡要特别指出的是,蔡先生的兩個《目錄對照表》所收錄的佛教經籍的數量之多,著錄項目之精细則開創了同類著作的新體例,是佛教目錄學史上的新貢獻。

一定意義上說,何梅的《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是在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展開的,是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延續和發展。1994年,《中華藏》正編完成後,何梅即以歷代大藏經為研究對象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曾先後發表過《〈毘盧大藏經〉若干問題考》《南宋〈圓覺藏〉、〈資福藏〉探究》《元代〈普寧藏〉雕印考》《明〈初刻南藏〉研究》等論文。進入新世紀,她先後申報了《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的院所兩級課題,均獲准立項。在課題經費的保證下,她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山西、四川、雲南等省市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大藏經版本的調研,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在這種背景下,經過近十年的努力,終於有了今天這樣的成果。分析何梅的《新考》,我認為它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1.何梅的研究充分利用和尊重了前輩學者的成果。可以這樣說,她的《新考》與台灣學者蔡運辰先生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在體例上最為接近,均包括對照、考釋及索引幾部分内容。《新考》在内容方面的創新,是增加了獨立成編的《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校勘記》,其篇幅多達五百八十餘頁。這應該說是《新考》的特色之一。《新考》對收錄的四八七八部經籍,結合經本實物逐目校勘,每目均出校記;校記的内容包括經名、卷數、譯著者、譯著年代、小注、序跋、附錄、千字文帙号、殘缺狀況等。這是何等細致的工作,沒有數年的功夫是絕難完成的。《新考》亦效仿蔡先生的體例,編制了長達七百七十餘頁的《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對照表》。不同的是蔡先生分作兩表,一是《大正藏》目錄對照表,二是《大正藏》以外各藏目錄對照表,而《新考》則將歷代大藏經收錄的所有經籍融合在一個對照表中,按照作者改進的《大正藏》的分類法進行排序,然後進行對照。通過對照表指出五千餘種經籍在三十一種大藏經中的位置,這同樣是一種極為細心的工作,其花費的時間絕不在《校勘記》之下。

    2.《新考》在收錄漢文大藏經的種數上,作到盡可能周全,既包括中國古代至清朝的諸版大藏經,又涵蓋了近代以來,以至近期中外學者編輯的新版大藏經,其總數達三十一種,遠遠超過了前輩學者。在前輩學者的著作中,一般以傳統大藏經的收錄内容為考釋對象,不包括如日本《大正藏》第五十六至八十四卷收錄的純屬日本僧人的著述,以及近代以來中國的佛教著述。何梅的《新考》則是將已收錄於大藏經的内容,全部作為其考釋的對象,故其收經總數,包括附目達到五四九五部。這一數字比蔡先生《對照考釋》和童先生《通檢》收錄經籍的數字多出1300餘種。

    3.《新考》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先進行歷代大藏經目錄的校釋,然後進行校勘,在此基礎上編制對照表。這種排序使讀者有漸入佳境的感覺。作者在全書的開始,以一百八十頁的篇幅對三十一種大藏經目錄,結合大藏經印本實物一一進行考釋,指出每種大藏經的特點,列出各版大藏經特有經籍的目錄,指出前輩學者研究中不準確或誤釋的緣由,提出自己新的見解等等。應該說,《目錄校釋》集中反映了何梅近二十年來大藏經研究的成果,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也解決了一些大藏經研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目錄校釋》也為之後的「校勘記」和「對照表」中收錄哪些經籍提供了依據。

正因為有上述的這些特點,就使《新考》一書成為同類著作中規模最大的一部,收錄的佛教經籍最多,考釋也最為詳盡。

《新考》是值得稱道的,它傾注了何梅十餘年的心血;《新考》收集整理的至今數量最多且基本完整的佛教典籍的信息資源,必將裨益於佛教及相關學科的研究者。

誠然,《新考》的問世,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大藏經及其目錄研究中的一切問題,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依然任重而道遠。因此,我希望何梅能够充分利用自己已掌握的大藏經的豐富資源,在未來的歲月裡,為大藏經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

李富華

    2012年7月25日

自 序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國家出資編輯出版了《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以後,又陸續以多種集資方式,出版了木刻版重印《清龍藏》,以及影印本《房山石經》《趙城金藏》《洪武南藏》《永樂北藏》《重輯〈嘉興藏〉》《頻伽藏》(新增續編)、《普慧大藏經》《敦煌大藏經》等,還有排印勘正句讀本《御制龍藏》。我國台灣自五十年代以來,編輯出版了《中華大藏經》第一至三輯和《佛教大藏經》等,還影印了《高麗大藏經》,日本《大正藏》《卍正藏經》《卍續藏經》《新纂卍續藏經》,以及《新編縮本乾隆大藏經》等。如今全國各大寺院的藏經樓和許多圖書館都收藏有幾種佛教大藏經本。尤其是近幾年來,電子本大藏經的出現,又使得大藏經從藏經樓和圖書館轉而進入百姓家變成現實。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這些寶貴的傳統文化資源,為廣大讀者閱覽漢文佛教大藏經,了解歷代大藏經的刊刻、發展史,以及研究人員進行比較研究提供方便,為佛教大藏經的整理和補足殘缺經卷提供依據,這正是本書編纂的目的。

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並於公元前已傳入我國。随之,被稱為經、律、論的佛教「三藏」原典,也自東漢桓帝(公元147~167)時起,被逐漸翻譯成漢文佛典。漢文大藏經就是漢文佛典和文獻的總集。大藏經作為佛教「法寶」的體現,兩千年來,經過中外僧人的共同翻譯、著述,以及匯編、流傳,目前各種大藏經所收典籍的總數已達到约四八七八部,22220卷(或23819卷),可謂浩如烟海。我國僧人歷來重視佛典目錄的編纂,自東晉僧人道安(312~385)撰《綜理眾經目錄》開始,直至唐開元十八年(730)僧人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以下簡稱《開元錄》)止,最終確立了大藏經的收經數量及其分類體系。此後,歷代的寫本、刻本、鉛印本和現當代的影印本大藏經皆遵循《開元錄》確定的入藏典籍不變,只不過增加了一些新譯經,尤其是增加了大量的此方僧人撰述。近現代以來,大藏經編纂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校勘本大藏經,即日本的《縮刻藏》《大正藏》和大陸版《中華藏》,以及组合本大藏經,即台灣版的《中華藏》,因此一種新的目錄編纂方式也隨之產生了。由於是多種大藏經的校勘或組合,而以某種大藏經作為底本,並補入其他種大藏經特有的典籍,所以在編纂新版大藏經目錄的同時,還會編纂出有關各種大藏經刊造史實的考證,並在此基礎上製作出各種大藏經目錄的對照表,如日本小野玄妙著《佛教經典總論》,並編寫了《刊本大藏經綜攬》的十四種大藏經目錄對照表;我國台灣蔡運辰編著了《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我國大陸童瑋編有《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正如任繼愈先生在大陸版《中華藏》序言中所說:「這樣,一編在手,等於同時擁有九種大藏經呈現在讀者面前。」

筆者在從事編輯和研究大藏經的工作中,了解並熟悉了唐代以前的諸種寫本大藏經目錄,宋代以後直至清代的諸種刻本大藏經及其目錄,以及鄰國朝鲜、日本的諸種漢文大藏經及其目錄等。在汲取前人已取得的豐碩的研究成果時,我注意到其中仍然存在有待解決的問題,例如:宋刻《思溪藏》是否有過兩副經板,宋元刻《磧砂藏》還有缺本待訪補的經卷,日本《大正藏》的經目分類法仍有不盡完善處,等等。十幾年來,我走訪了國内佛教寺院的藏經樓、圖書館和文物館,考查了現存之古本和新出版的各種大藏經本。尤其是通過認真核查經本實物,不僅搞清楚了以往懸而未決的一些問題,還有許多新的收獲,現略述如下。

    1.明刻《永樂南藏》。《金陵梵刹志》卷四十九所載目錄止於第六百三十六函,千字文編次「石」字。然而山西省寧武縣文物館藏本還有其後的四十二函,至「魚」字止。此前童瑋編《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提出:寧武縣藏本是以前未見記錄的大藏經,並定名為《萬曆藏》。但是現在已證實這部大藏經就是《永樂南藏》的續修本,此藏最後的四十二函是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1602~1661)的續刻本。

    2.明刻《嘉興藏》。2009年出版的《重輯〈嘉興藏〉》,將收經的最終年限確定在清嘉慶七年(1802),故與台灣版《中華藏》第二輯《嘉興版大藏經》比較,新收典籍五十八部,另有分卷不同的同名典籍九部。

    3.日本刻《黃檗藏》。日本《昭和法寶總目錄》三二著錄的《黃檗藏目錄》有如下記文:「校者曰此目錄與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全同,故唯載上表文並疏文,而目錄略之。」今檢我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可知,《黃檗藏》與《北藏》正藏部分基本相同,但是續藏部分則存在不少差别,故錄出全藏目錄。

    4.元刻《普寧藏》。普寧寺比丘如瑩編本藏目錄卷四尾著錄「武至遵計貳拾捌號秘密經另有目錄」。山西晉城青蓮寺和日本西大寺均有本藏這部分經的零散印本,故參照《磧砂藏》本,還原了《普寧藏》的二十八函秘密經目錄。

    5.《洪武南藏總目錄》著錄的僅僅是現存經本的目錄。今據此藏前五百九十一函是宋元刻《磧砂藏》的覆刻本,故據《磧砂藏》補足缺本目錄;而此藏後八十七函所缺經目,經考查發現,可以據明刻《永樂南藏》補入,從而還原了此藏的全部目錄。

    6.宋刻《毘盧藏》。日本《昭和法寶總目錄》六著錄的《宮內省圖書寮目錄》最後附載的「旦字號至營字號」,共三函十八部典籍,經逐一考查,現已證實非《毘盧藏》本,應視為圖書寮保存的一部分宋刻本,故删除。

    7.宋刻《資福藏》。日本《昭和法寶總目錄》一一著錄的《資福藏目錄》最後五十一函,千字文編次「濟」字至「最」字,經查無一卷經本實物存在,實屬後人據日本《天海藏目錄》誤增入的,故删除。

    8.明刻《永樂北藏》。日本《昭和法寶總目錄》二七著錄的《北藏目錄》和影印本《永樂北藏總目》在第六百七十七函,千字文編次「史」字後,皆錄有「北藏缺南藏函號附」的十六函典籍。今核查北藏之原本目錄,實無此十六函目錄,而係後人據明《嘉興藏目錄》誤增入的,故删除。

    9.日本《卍新纂續藏經目錄》和台灣版《中華藏目錄》都著錄了經目的子目及作者名今逐一核對,不但糾正了一些朝代或人名的誤著,還補入了一些作者名。

總觀宋代以後的刻本大藏經,按照典籍所分函次的不同,版式的不同,從而反映出來的傳承系統的不同,大致可區分為如下三個系統:其一,宋開寶藏系統。雖然《開寶藏》已存零散經卷,但是為此藏本作解題的宋《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和《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還存在,還有此藏的覆刻本《趙城金藏》和《高麗藏》,均屬於此系統。而以《趙城金藏》為主要底本的大陸版《中華藏》(正編),以《高麗藏》為主要底本的《縮刻藏》《頻伽藏》《卍字正藏》《大正藏》和《佛教大藏經》,都與此系統有密切聯系。其二,遼藏系統,《房山石經》屬於此系統。盡管《遼藏》也已散佚殆盡,然而此藏的許多經籍都被覆刻在带有千字文函號的石經中。其三,宋崇寧藏系統(本書將《崇寧藏》與《毘盧藏》合稱為《福州藏》)。《崇寧藏》編目依據了《開元釋教錄略出》,宋《資福藏》《磧砂藏》,元《普寧藏》,明《初刻南藏》,日本《天海藏》《緣山三大藏目錄》均屬於此系統。而依據此系統的藏經重新編刊的明《永樂南藏》《北藏》《嘉興藏》,清《龍藏》,日本《黃檗藏》和台灣版《中華藏》,以及依據《永樂南藏》《北藏》本作解題的《大明釋教匯目義門》《閱藏知津》,都與此系統有密切聯繫。

佛經目錄的分類,是伴隨著隋朝官寫一切經的需要而產生的。隋開皇十四年(594)僧人法經等奉敕編撰了《眾經目錄》,將三藏典籍首先分為大乘與小乘兩類,在大乘與小乘下再各分經、律、論三類,最後是西域聖賢集傳和此方諸德集傳,使佛教典籍的分類有了基本的框架。直至唐《開元錄》的編纂,才使得入藏典籍有了完備的分類法:大乘經以般若部等五大部經居首,般若部中又以《大般若經》六百卷為首;小乘經以四部阿含經居首,等等。明末萬曆四十七年(1619)僧人寂曉編纂《大明釋教匯目義門》,以天台宗五時判教理論編目,即將釋迦一代說法分為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與涅槃五時,故以華嚴部等六部居首,華嚴部中又以《大華嚴經》八十卷為首。日本昭和九年(1934)編纂的《大正藏》,體現了現代以來佛典分類的最新成就,總分三十一個部類。以小乘經阿含部居首,阿含部中又以《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為首。不過在《本緣部》和《經集部》中,仍存在小乘經與大乘經相混淆的問題,而且收錄中國僧人的著作不多。本書的分類,已在《大正藏》分類的基礎上,在同一部别中將小乘典籍排前,大乘典籍排後;由於增加了大量的中國僧人的著作和南傳、藏傳典籍的漢文譯本,又增設了地志部、護法部、禮懺部、别集部、音義部、南傳部、藏傳部,共七個部别,使得漢文佛教大藏經目錄的分類更加完善。

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本書終於就要脱稿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曾給予我以熱情支持、提供方便的北京古今慧海文化信息交流中心、上海龍華寺、中華大藏經續編編輯委員會、福建省佛教協會、山西寧武縣文物館、山西高平市文物館、上海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中國佛學院圖書館、北京邦普製版印刷有限公司(《清敕修大藏經》經版保護工程)、北京廣化寺、瀋陽慈恩寺的領導、法師和同仁,再次向大家表示誠摯的謝意!

何 梅

    2011年8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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