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傅斯年圖書館敦煌遺書特藏 (2013-12-13 20:17:37)
一、 前言
1925年，王國維先生在清華大學做題為〈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講演時，曾這樣說：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者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１]
據筆者耳目所及，上述講演首次提出殷墟甲骨、西域木簡、敦煌遺書、大內檔案為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現。但將四大發現與孔壁、汲冢比擬，可知王國維乃依「二重證據法」之原則，僅將這些新材料視為充實中國傳統國學的資料。
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以更加廣闊的學術視野與敏銳的洞察力，指出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２]
代表了一代中國學者對敦煌遺書研究方向的新把握。
陳寅恪沒有對敦煌學何以是“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做進一步闡述。筆者認為中國乃歐亞大陸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絲綢之路為古代中國聯通西域的交通要道，而敦煌扼守著絲綢之路要衝。敦煌的地理位置，不僅使其成為絲綢之路之重鎮、中原王朝經營西域之基地；也使其成為古代世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以及由這四大文化孕育的儒敎、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六大宗教的薈萃之地。從上述背景審視敦煌遺書，可以進一步認識陳寅恪所謂「世界學術之新潮流」的重大意義，並對敦煌遺書在近代四大學術發現中的獨特價值做出更加準確的定位。
此外，敦煌遺書還蘊含一個有待發掘的重大價值。
文化主要依靠典籍傳承。造紙術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四大發明之一，最早產生於西漢，自東漢起，紙張開始廣泛流傳。最遲至東漢，手寫的紙本典籍，亦即「寫本」開始出現。東漢、三國、西晉，寫本逐步取代縑帛、簡牘。東晉以下，寫本已成書籍的主要載體。最遲至唐代，中國發明雕版印刷術，刻本於焉問世。五代宋初雕版大行，北宋成為刻本取代寫本的時代。南宋以下，書籍以刻本為主，寫本雖存，功能已變，失去典籍主要載體的歷史地位。從東漢到北宋，寫本的流通期約一千一百年，而從東晉到五代，寫本的盛行期約為七百年。遺憾的是，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前，中國宋代以前的傳世寫本極為稀見，且多秘藏於宮掖或私家，學人難得一睹，亦無從研究。少數有幸摩挲古寫本的文人，亦因缺乏相關知識而難以準確把握其特點，如毛晉、錢謙益、羅振玉先後被假《金粟山大藏經》欺騙[３]，趙之謙、葉德輝以北宋《金粟山大藏經》為唐人寫經之標本[４]，在在說明其時中國之一流文人，亦缺乏必要的寫本知識。後人論古籍，言必稱「版本」，且唯以「宋版」為矜貴。寫本研究的缺失，起碼使中國七百年學術文化之依託難明，更乏人關注寫本對學者治學、學術沿革之影響。筆者認為，敦煌遺書將孕育一門新的學問──寫本學，這一門學問的產生將為中國中古學術研究做出開拓性的貢獻。茲事體大，當專文另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10月成立於廣州，以開拓文史學術研究為己任，其視野所至，自然將近代四大學術發現一覽無餘。經不懈之努力，該所基本掌握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清宮大內檔案等三大發現的實物或摹本，為史語所的學術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唯敦煌遺書，雖早在廣州成立之初就設立「敦煌材料研究班」，將敦煌遺書做為重要研究對象之一，卻終因各種原因而使研究難以推進。1929年，敦煌材料研究班撤銷，從此敦煌遺書再也沒有列為史語所的研究重點，甚為遺憾。
以創所人傅斯年先生的見識，做出這樣的決斷，自非無故，就史語所而言，當時欲從事敦煌遺書研究，確屬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之初，洞中文物便開始流散。迨至1907年、1908年，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探險家陸續以欺騙等手段，將大批敦煌遺書捆載以去。1910年，清政府始將洞中剩餘收歸京師圖書館，其間李盛鐸等人上下其手，演出一幕監守自盜的醜劇，故當時京師圖書館所得，約為洞中全部遺書的三分之一。此後，經大谷探險隊、奧登堡探險隊及斯坦因的第二次敦煌行，敦煌遺書再度流散國外。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曾引時人之言：
「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剩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片古紙，未必實有繋於學術之輕重者。」[５]
此段引語對北京圖書館所存敦煌遺書的評價並不準確，陳寅恪引用上文後已有駁論，但上述評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部份中國學者對北圖所存敦煌遺書的觀感，及擬從事相關研究時的窘況。
史語所雖於1929年撤銷敦煌材料研究班，但並未中止對敦煌遺書的關注。1931年、1932年間，將劉復《敦煌掇瑣》、陳垣《敦煌劫餘錄》分別列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之四出版。此外，該所仍孜孜致力於敦煌遺書之求購，終於形成日後的傅斯年圖書館敦煌遺書特藏（以下簡稱「傅圖敦煌特藏」）。
鄭阿財先生最早向敦煌學界披露傅圖敦煌特藏之存在。猶記九十年代筆者參加某次敦煌學術會議返京火車上，從阿財兄處得知該特藏時的興奮。其後，阿財兄用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對該特藏逐一考察，編纂發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６]，並承寄贈。此乃傅圖敦煌特藏的第一個詳盡目錄，篳路藍縷，厥功甚偉。筆者此次重新撰寫〈敘錄〉，乃在此一基礎上進行，故特向阿財兄的辛勞及無私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 傅圖敦煌特藏的概況、真偽及價值
敦煌遺書編號原則為：若無特殊情況，按照遺書現存自然形態，每件一號。傅斯年圖書館已對這批敦煌遺書用流水號登錄，基本上依據一件一號的方式著錄，共編為 50號。其中亦有數件遺書，或數件不同遺書合編為一號者。為尊重館藏現狀，此次著錄以館藏登錄號為基礎，以「傅圖」為字頭重新給號，俾從編號反映傅圖敦煌特藏的集團性，便於保管。因新發現經袟一件，故從傅圖01號到傅圖51號，共編為51個號。
按照編號原則，當一件遺書只抄寫一個主題文獻時，該遺書編號即為該主題文獻的編號。當一件遺書抄寫數個主題文獻時，在該遺書編號下依次為這些主題文獻分編下位類小號。敦煌遺書卷背的主題文獻應予著錄，並參照正面編號給予對應編號，即加綴「背」字。獨立存在的素紙、尾軸、護首、經袟等物，亦單獨給號。由此將傅圖敦煌特藏總計編為87號，包括漢文文獻59號、藏文文獻15號、回鶻文文獻7號、西夏文文獻2號、木捺佛像2號、素紙1號、經袟1號。
傅斯年圖書館保存若干檔案，乃館藏敦煌遺書入藏之原始記錄。日本齋藤智寬先生曾利用這批檔案，撰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漢文部份敘錄補〉[７]，介紹傅圖敦煌特藏之概貌，對部分文獻之定名提出探討，考證某些寫卷之原收藏者，研究夏鼐、向達、徐鴻寶諸先生購入遺書之經過，並甄別相關遺書的真偽。就傅圖敦煌特藏而言，此乃繼鄭阿財先生大作之後的重要論文，不可不讀。
此次鑒定，除在傅圖19號卷尾發現偽款外，未見偽卷。此須歸諸當時經手人學識高超、眼光敏銳。這裡特別要提到徐鴻寶先生，因傅圖敦煌特藏經他鑒定、紹介購入者最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徐先生曾是北京圖書館寫經組的主要成員，參與北圖敦煌遺書目錄的編纂。這一經歷使他有機會大量接觸實物，從而對判斷真偽鍛鍊了能力，積累了經驗。
徐先生曾紹介史語所收購慶雲堂敦煌遺書，他在給史語所負責圖書管理的那廉君先生信中說：
慶雲堂求鬻之敦煌卷子，寶曾寓目，確爲李木翁藏物，均非贋品，可以收購。[８]
此處涉及傅圖敦煌特藏與李盛鐸舊藏的關係。關於這一問題，必須涉及目前敦煌學界對《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的研究，但此討論牽涉面較廣，遊離本文主題，故不擬展開。要之，就研究資料而言，不能將《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視為李氏舊藏的總目錄，並以此做為判別李氏藏品的依據。就研究方法而言，經歷了複雜的歷史變遷之後，目前以李盛鐸舊藏做為判定曾在社會流散的敦煌遺書真偽之標準，已全然沒有意義。具體如傅圖敦煌特藏，雖全部不見錄於《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但因徐先生在北京文物收藏界交遊廣泛，亦曾就敦煌遺書與李盛鐸多所往來，故他有條件把握李氏藏品的真實情況。更何況現存反證，傅圖敦煌特藏中確存有李氏收藏之故物[９]，故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不宜推翻徐先生的結論。
敦煌遺書具有文物研究、文獻研究、文字研究等三方面價值，以下就此略述傅圖敦煌特藏之概況。
（一）文物研究價值
敦煌遺書之文物研究價值以敦煌遺書年代為主要依據，並應考察其製作方式、品相、紙張（或其他載體）特點、保存數量、裝幀、裝潢、書寫主體、題記、印章、現代裝裱、收藏題跋印章、附加物等，予以綜合評價。
就年代而言，傅圖敦煌特藏中年代最早者為傅圖10號《妙法蓮華經》卷二，乃4至5世紀東晉十六國寫本。此外有5世紀東晉或南北朝時期寫本1號，5至6世紀南北朝寫本1號，6世紀南北朝寫本1號。有隋寫本5號，其中傅圖20號《大般涅槃經》卷二六有紀年題記，為大業四年（608）寫本。7至8世紀唐寫本24 號，其中傅圖18號《大般涅槃經集要》卷二（擬）有紀年題記，為開元十一年（723）寫本。8至9世紀吐蕃統治時期寫本25號。其餘為9至11世紀歸義軍時期及11至12世紀西夏時期，共29號，其中傅圖15號背4〈辛酉年二月劉善通牒稿〉（擬）之紀年可以考得，為光化四年（901）。傅圖敦煌遺書的年代分佈比例，與現存全部敦煌遺書中各不同時代文獻的分佈比例大體相當。易言之，傅圖敦煌特藏數量雖不多，卻彙聚了敦煌遺書中各個時代的寫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各時代寫卷的比例與敦煌遺書總體大致相符，不啻敦煌遺書之縮影。
所謂敦煌遺書之製作方式，主要考察敦煌遺書的產生方式，即書寫、刻印、捺印、拓印、線繡等。不同的製作方式產生不同形態的敦煌遺書，如寫本、刻印本、捺印本、拓印本、線繡本等。傅圖敦煌特藏主要為寫本，另有兩號捺印本，即傅圖38號《木捺佛像》（擬）與傅圖39號《木捺佛像》（擬）。所謂《木捺佛像》，乃在長方形的木塊上雕刻佛像，然後逐一捺印在紙上，如蓋章然。因傅圖38號每行捺印四個佛像，傅圖39號每行捺印五個佛像，館方曾將上述兩號分別著錄為「四重佛像卷子」與「五重佛像卷子」。敦煌學史上，早期曾有學者將此類木捺佛像定名為「印沙佛像」，其依據，當為敦煌遺書中存有名為〈印沙佛文〉的文獻。但如法國侯錦郎先生指出，〈印沙佛文〉所紀錄者，為敦煌僧俗在沙地上印佛之習俗，用於印沙的模子較大，而《木捺佛像》所用戳印，形制較小，並不符於該文描述之活動[１０]，故兩種印佛之性質雖均屬於做功德，方式實不相同，應予區分，因此將該捺印本擬名作「木捺佛像」。
敦煌遺書屬寺院棄藏，長年堆放在「故經處」[１１]，故大抵殘缺不全，殘破污穢，多水漬、油污等，傅圖敦煌特藏亦大抵如此。唯傅圖07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首尾完整，有首尾題，且有原軸，較為可貴。惜年代較晚，紙張、書品亦屬一般。
就紙張而言，傅圖敦煌特藏時代跨度達七百餘年，紙張類型較為豐富。其中包括較為典型的東晉紙張，南北朝紙張，隋代紙張，盛唐的經黃紙、密紋紙、薄皮紙，典型的吐蕃時期紙張與歸義軍時期紙張。有些紙張經過捶打工藝，即所謂「打紙」。有些紙張曾砑光上蠟。凡此種種，良足珍貴。
就裝幀而言，傅圖敦煌遺書絕大多數為卷軸裝。一個完整的卷軸裝，應保留自縹帶、護首直至尾軸等全部部件，傅圖敦煌特藏中沒有發現此類完整的卷軸裝，但全世界敦煌遺書總計約58000號，保存完整的卷軸裝僅數十號。傅圖敦煌遺書中傅圖07號、15號、27號存有原軸。敦煌卷軸裝所用木軸大致分為兩種：一種兩端塗漆，一種兩端鑲軸頭。所鑲軸頭，又可分為兩種：一種為素淨軸頭，一種用螺鈿、玉石鑲嵌花飾。傅圖敦煌特藏中所存三根原軸，兩根屬於兩端塗漆者，一根屬於鑲素淨軸頭者，惜下軸頭已斷。
敦煌遺書中還存有經折裝、黏葉裝、縫繢裝、梵夾裝、旋風裝、蝴蝶裝、棍夾裝等各種裝幀形式。傅圖50號A回鶻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現黏貼在名為「西史 H.A」的冊頁中。就目前形態看來，其原裝幀形式應為黏葉裝或蝴蝶裝，但因書脊部份被現代紙張黏貼遮掩，故難以確定究竟為何者。目前書史界主流認為，蝴蝶裝與刻本相表裡。本號如確為蝴蝶裝，則可為糾正上述觀點提供新的佐證。
敦煌遺書之界欄形態多樣，傅圖敦煌特藏均為烏絲欄，為敦煌遺書中最常見者。對寫卷的此類界欄，初見者往往歎為觀止。若說為鉛筆所劃，古代並無鉛筆；若為毛筆所劃，毛筆為軟筆，何以劃出如此挺拔筆直、粗細勻稱的線條？故前此對烏絲欄如何劃成，曾有種種猜測，經筆者多年考察、調查，確認烏絲欄用毛筆劃成。從相關古籍可知，劃烏絲欄並非單純手工操作，須將毛筆固定在特製的筆船[１２]上，蘸以淡墨，然後與直尺相配合劃成。筆船形制大體一致，但材質有所不同，製作亦有精細、簡單之別。精細者用紫檀烏木製成，並細鑲竹篾，用竹篾固定毛筆，因此筆船不僅為文人書房之常備，亦為常見之清翫。因其材質、製作，有高下之分，亦因鑒賞者品味不同而評判有別。筆者亦收藏紅木筆船樣品一件。這種劃烏絲欄的技術，至今尚在部份裝裱家族、書畫家中流傳。由於筆船的功用為控制筆尖伸出的長度，以確保烏絲欄的寬窄均勻，故在現代實踐中常有採用替代品而簡化者，如用兩支毛筆，一支在下，一支在上，以在下者代替筆船起控制作用，用在上者劃出界欄。
最近有評論謂：「有的學者認為烏絲欄都是毛筆畫出來的，那是以偏概全很片面的觀點」、「寫本的烏絲欄與行格線都是手工畫製的，其方式、方法應該類似於以前裁縫剪裁衣服使用滑石片畫線的那種做法。因為這種烏絲欄幾乎沒有粗細、濃淡的變化，絕非軟筆所能畫出來。……至於畫線所使用的『滑石』材料，很可能是金屬錫之類，或者礦石之類東西，總之是質地細膩而又柔軟的材料。」[１３]烏絲欄到底是用淡墨，還是用金屬錫一類礦物所劃，可用四十倍顯微鏡加以辨別：金屬線有金屬光澤，墨線顯其淡墨本色，兩者迥然不同。
87號遺書中，有古代題記者20號，其中漢文7號，藏文13號。漢文題記中，有些可與其他單位所藏敦煌遺書題記相印證，詳見〈敘錄〉。另有古代官印一方，鈐印在西夏官文書的騎縫處，惜印文漫漶，難以辨認。
這批敦煌遺書從藏經洞散出後曾在外間流傳。流散期間，有的遺書曾經名家鑒定或研究，如傅圖37號〈降魔變文〉，曾輯入羅振玉之《敦煌零拾》，後陳寅恪據此作〈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傅圖13號《妙法蓮華經》卷七有題跋「唐人寫妙法蓮華經殘卷。元白題。」下有「啓功之印」。有關現代收藏題跋與印章，〈敘錄〉中均已著錄，故不贅言於此。
傅圖敦煌特藏部份遺書於流轉收藏過程中或被托裱為鏡片、手卷，或被黏貼於冊頁。就收藏者本意，自是特為呵護，然就現代理念而言，除不修整無以正常閱覽或無以正常收藏者外，對原件以少予擾動、保持原貌為好。傅圖敦煌特藏中個別遺書因裝裱而使原卷紙張受損，較為可惜。敦煌地處西北，藏經洞乾燥陰冷，不適宜蛀蟲生長，故敦煌寫卷中雖常見蟲繭，卻少有蟲蛀，且敦煌之蟲蛀特點為從裡向外通透。傅圖敦煌特藏中部份寫卷蟲蛀較為顯著，除個別爲敦煌原蛀外，大部份蛀痕均為平行蛀蝕，可判定為流轉保管過程中受損。部份蟲蛀同時穿透現代托紙，可為上述判斷之佐證。傅圖31號《優婆塞戒經》卷三之現代托紙上邊有三行鋼筆字：「七十五年（1986）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見此紙已蛀，乃略塗防蟲劑，以觀後效。」即當時供職於傅圖的余壽雲[１４]先生所誌，可見館方為保護這批遺書免受蟲蛀，亦曾多方努力。
此次在盛放傅圖38號，亦即所謂「四重佛像卷子」的鐵盒中發現一塊72.5×69釐米的織物，該織物四角存打結痕，中間有污漬及所包物留下痕跡，有一小殘洞。從形態看，無疑乃包裹皮，頗疑其為經袟。經袟為古代用來包裹佛經的包裹皮，形態多樣。[１５]由於種種原因，敦煌藏經洞出土後，織物經袟與經卷分離，現今能找到的經袟，特別是織物經袟，非常有限。傅圖敦煌特藏此包裹皮之來歷缺乏原始記載，但與敦煌遺書存放在一起，且與筆者以前所見敦煌織物經袟頗為相似，故疑其或源於藏經洞。上述推斷是否正確，尚需對該織物及來源做進一步探究。今編為傅圖51號。
此外，傅圖29號A武周時期寫本《四分律》卷一，現存99.3釐米，2紙56行。據周樹模收藏題跋稱：「此唐經殘本，蘭州友人寄以贈予，來書云：經凡三段，前段為佛郎西人伯希來取去，後段為某道尹購得，此其中段也。」經調查證實，其前段現存上海圖書館，編號為上圖054號，存5紙；其後段現存天津博物院，編號為津藝182號，存14紙，有尾題。此號前、中、後三段共21紙，得以依次綴接，可謂因緣稀有，令人歡喜讚歎。
傅圖19號《大般涅槃經》卷二五，尾有題款：「元年七月十五日畫法持敬寫。」前人曾據此鑒定該卷為北魏寫經。其實原卷雖為6世紀南北朝寫經，但題款為今人偽造。因原卷不偽，故雖有偽款，不過佛頭點糞而已。
要之，傅圖敦煌特藏數量雖然不多，但如將之做為一個整體，則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大體呈現出敦煌遺書的基本形態，從文物研究角度，具有較高的樣本意義。
（二）文獻研究價值
文獻研究價值以敦煌遺書抄錄之文獻所蘊含的研究價值為主要依據，主要考察主題文獻、非主題文獻及對文獻的二次加工。此處的「主題文獻」，係指抄錄在遺書上可以獨立成篇的內容，包括宗教典籍與宗教文書、四部典籍、官文書、私文書；「非主題文獻」，指遺書上不能獨立成篇的內容，一般指題記、印章、雜寫等；而所謂「二次加工」，一般指在文獻抄寫過程中及抄寫後，對該文獻所做的種種修改、標記與加工。
如前所述，傅圖敦煌特藏總計51件，按照編號原則編為87號。除去木捺佛像、素紙、經袟，共有各類文獻文書83號。情況如下：
佛教文獻74號：漢文51號、藏文15號、回鶻文7號、西夏文1號；
四部典籍6號，均為漢文；
官私文書3號：漢文2號，西夏文1號。
以下分別予以介紹。
1、漢文佛教文獻
（1）51號漢文佛教文獻中，29號為傳統大藏經所收佛典，涉及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及小乘律。現按數量多少，列名如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5號；
《妙法蓮華經》，4號；
《大般涅槃經》，3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3號；
《維摩詰所說經》，2號；
《大智度論》，2號；
《四分律》，2號；
此外《優婆塞戒經》、《觀無量壽佛經》、《思益梵天所問經》、《大方等大集經》、《梵網經》、《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慧上菩薩問大權善經》、《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異本）各1號。
以往研究敦煌遺書佛教文獻，往往注目未入藏者，對大藏經已收的典籍則不甚措意。其實，藏經所收典籍亦不乏學術價值。抉其大要，約有三端：
甲、部份文獻抄寫時代雖早，但文字與大藏經傳本依然相符。如傅圖10號《妙法蓮華經》卷二，為4至5世紀東晉寫本。與通行大藏經本對照，除個別文字錯訛，內文完全相符。面對該約一千七百年前之寫經，令人不得不驚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保持文本一致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其有效性。該有效性既得益於人們虔敬的宗教感情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規範性努力，關於這種努力，筆者將另文敘述。此外，也得益於中文之特質，與各種拼音文字相比，中文在此表現出無可企及的優勢。
乙、部份文獻與大藏傳本的文字有參差，可供今日校勘之用。筆者多次遇到如下情況：若干在大藏本中讀不通的文句，用敦煌遺書做對照則豁然貫通。部份文獻在不同時代的寫本會出現一些標誌性的表述或段落，可據此判定其時代，如〈冥司偈〉乃晚唐長慶年間補入鳩摩羅什所譯《金剛經》者，傅圖09號《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為7至8世紀唐寫本，即無此偈。
丙、由於寫經的流變性，敦煌遺書中已入藏之典籍，其形態往往會與入藏本有所區別，如出現異本、異品、異卷等。傅圖敦煌特藏之《思益梵天所問經》、《大般涅槃經》，均有此一現象。特別值得注意者，為傅圖27號《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為已入藏典籍。傅圖27號首殘，現存文本前六行為「灌頂吉祥陀羅尼咒」，《大正藏》本無。自第7行起，文字與《大正藏》本相同。尾題作「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尾有題記，作「長壽二年（693）嵗次癸巳，天宮寺罽賓國沙門尸利難等奉詔譯」。
查《大正藏》本《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於序分後，先述二百五十種根本咒，其後依次為一切佛心咒、一切佛心印咒、灌頂咒、灌頂印咒、結界咒、佛心咒、心中心咒，其後文字與傅圖27號第7行起之文字相同。因《大正藏》本與歷代大藏經本均同，故知傅圖27號所抄《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與傳世大藏經本之首部均不相同，互為異本。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之譯者，歷代大藏經本均作寶思惟譯，與傅圖27號題記作尸利難譯相悖。但《續古今譯經圖紀》卷一寶思惟譯經條下，載有「罽賓沙門尸利難陀譯，沙門慧智等同證梵文，婆羅門李無諂譯語，沙門德感、直中書李無礙等筆受」等語，可見尸利難陀確曾參與寶思惟譯場，且同為《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的譯者。又，《開元釋教錄》卷九稱該經為寶思惟譯，下註云：「長壽二年於東都天宮寺譯，罽賓沙門尸利難陀設等證梵文，李無諂譯語，李無礙筆受。」與傅圖27號題記之「長壽二年」、「天宮寺」云云相呼應，僅尸利難陀之身份為「證梵文」而非譯主。
總之，據現有記載，可確定尸利難陀曾參與寶思惟譯場，並共同翻譯本經。或尸利難陀對該經前部份翻譯有所不滿，故又自譯此本，詳情待考。尸利難陀，僧傳無查。傅圖敦煌特藏此資料的發現，為研究古代譯場及翻譯，提供了新的面向。
（2）傅圖敦煌特藏之佛教文獻中，共有未入藏文獻22號。包括：
甲、漏入藏經典3號：《無量壽宗要經》。
所謂「漏入藏經典」，指按當時入藏標準，理應入藏而實際未能入藏之典籍。如《無量壽宗要經》，又名《大乘無量壽經》，屬於翻譯典籍，理應入藏。但因該經於吐蕃統治時期在敦煌譯出，未能傳到內地，未為當時經錄學家所知，故亦未為大藏所收。其梵文異本始於宋代譯出，收歸大藏。
乙、抄經3號：《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本）鈔》（擬）2號、《大般涅槃經（北本）集要》卷二（擬）1號。
所謂「抄經」，指依某一主題或目的，從某部或若干部經典摘抄相關文句而形成之文獻。敦煌遺書所存抄經數量甚多，對研究當時佛教義學型形態、僧人之理論興趣、關注要點，乃至敦煌地區佛教義學水平，均有一定價值。
丙、註疏5號：《法華義疏》卷三、《金剛般若經旨讚》卷下、《法華義記》卷一、《維摩手記》、《維摩詰所說經釋》（擬）。
上述5號註疏均為中國僧人所撰。中國僧人所撰註疏代表當時人對印度佛教的學習與理解，反映了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側面。上述5號中，僅《法華義疏》有傳世本，其餘4號則賴敦煌遺書而為後人所知。日本《大正藏》曾據英國斯坦因本將《金剛般若經旨讚》錄文收入第85卷，傅圖敦煌特藏則提供了新的校勘文本。至於《法華義記》卷一、《維摩手記》、《維摩詰所說經釋》（擬）三種，均為尚未為人所留意的新資料。其中兩種關於《維摩詰所說經》的疏釋，應為敦煌僧人所撰，均係研究敦煌地區佛學的重要文獻。
丁、中華佛教撰著2號：《圓明論》、《論阿摩羅識》（擬）。
所謂「中華佛教撰著」，指中國僧俗人等撰寫的佛教著作。上述2號在〈敘錄〉有所介紹，此不煩述。
戊、經錄1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前兩祑品次錄》（擬）。
經錄，即佛教典籍之目錄。應當一提的是，上述《品次錄》中著錄了兩袟經典，各用袟號維繫，袟號作「通一」、「通二」。此種袟號，在敦煌遺書中首次發現，值得關注。
己、儀軌類1號：《菩薩和戒文》。
佛教教團行事，有各種相應儀軌。《菩薩和戒文》為教團半月布薩所用。
庚、齋文1號：《河西節度使道場文》（擬）。
齋文為各種齋會法事所用實用文書。因應齋會種類不同，齋文亦有所異。本號並非正式用於齋會之齋文，實為齋文雜寫。
辛、變文1號：〈降魔變文〉。
關於變文，前人已多有討論。傅圖敦煌特藏發現變文1號，如前說兼有學術史之價值，彌足珍貴。
壬、偈頌2號：〈七言偈頌‧此會道場難可遇等兩首〉（擬）、〈七言偈頌‧漸頓門中方便說〉（擬）。
〈七言偈頌‧此會道場難可遇等兩首〉（擬）應屬法會上勸請聽眾之偈頌。至於傅圖36號3〈七言偈頌‧漸頓門中方便說〉（擬），與同卷所抄《圓明論》、《論阿摩羅識》（擬）一樣，均為禪宗典籍。
癸、疑偽經2號：《佛名經（十六卷本）》卷五。
疑偽經為中國人假託「佛說」所撰經典。中國佛教疑偽經情況較為複雜，此不詳述。傅圖敦煌特藏存疑偽經2號，均為十六卷本《佛名經》。[１６]
子、兌廢稿1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兌廢稿）》卷四。
敦煌遺書為佛教寺院棄藏，故保留大量錯抄之兌廢稿。本號即為一例。
上面介紹了傅圖敦煌特藏11類22號未入藏佛教文獻。數量雖然不多，內涵卻相當豐富，其中如《圓明論》、《論阿摩羅識》（擬）、《法華義記》卷一等，均為極稀見的重要文獻，其研究價值，尚待識者發掘。
2、漢文非佛教文獻
傅圖敦煌特藏存漢文非佛教文獻8號。其中屬於四部典籍6號，屬於官私文書2號。
屬於四部典籍中最重要者，為傅圖01號《周易正義》卷三。該遺書原為李盛鐸舊藏，很早就引起學者的注意與研究。最新成果為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之題解與錄文[１７]，可以參看。
其他5號則為抄寫在傅圖15號背面的四首詩歌與〈下女夫詞〉。從抄寫形態研判，這批文獻實際均為寫在作廢《觀無量壽佛經》背面之雜寫，故抄寫率意，字體拙劣，內容甚至不完整，但對研究〈下女夫詞〉和晚唐五代詩歌流傳，以及佛教寺院與傳統文化之關係，保留了若干線索。
屬於官私文書的2號中，傅圖15號背4〈辛酉年二月劉善通牒稿〉（擬）本身並非正式牒狀，乃牒狀稿。前四行擬稿後放棄，其中含有雜寫，後六行為擬稿，最後兩行為補記，似為備忘。其價值在於可與伯4640號背相印證，將光化四年（901）唐王朝使者抵達敦煌之確切時間，落實為正月十五日。此雖為歸義軍史研究中之小問題，卻透露出傅圖敦煌特藏亦有令人意外的珍貴訊息。
至於傅圖29號B《文書殘片》（擬），原為黏貼在傅圖29號A《四分律》卷一背面的古代裱補紙。現代收藏者在托裱《四分律》時將其揭下另存。因僅存1行6字，且為啓狀尾部之格式化語言，故僅可判定其為上行的官文書或私人信啓。
3、非漢文文獻
傅圖敦煌特藏保存三種非漢文文獻：藏文文獻15號、回鶻文7號、西夏文2號。
15號藏文文獻，均為8至9世紀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佛教寫本。其中《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號，《無量壽宗要經》14號。敦煌遺書中所存藏文、漢文《無量壽宗要經》數量甚多，乃因當時吐蕃贊普患病，普令境內僧俗書寫此經為己祈福。按照行文的繁簡及偈頌的不同，該經典可分為甲、乙兩種異本。傅圖敦煌特藏中，11 號為甲本，3號為乙本。因該經為贊普做功德而寫，故常有同一卷上連續抄寫數部者，如傅圖41號連續抄寫五部。上述14號《無量壽宗要經》中，12號卷尾附有抄寫者題記，其中5號又有三校題記。傅圖47號抄寫者和校勘者題記與北京圖書館藏BD14277號相同。
因筆者不通藏文，上述藏文文獻的辨識轉寫，均委託中國藏學中心黃維忠先生承擔。在此特向黃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
回鶻文文獻7號，編在傅圖50號一個大號中。該號主體為回鶻文《大方廣佛華嚴經》，今編為傅圖50號A。現存15紙，如前文所述，其裝幀形式需要進一步研究。
編為傅圖50號B、C、D、E、F之五號，均為小殘片，原為卷軸裝，正面原抄漢文寫經，背面後為人用於書寫回鶻文文獻。其中傅圖50號B背，為〈回鶻文漢文雙語文獻〉（擬）；傅圖50號C背，夾雜有漢文，應由漢文翻譯而來。至於傅圖50號G，為1.2×3.7釐米之甚小殘片，殘存回鶻文2行。
傅圖50號B、C、D、E、F、G等6號，與藏經洞敦煌遺書形態一致，應屬敦煌遺書系列。傅圖50號A是否出於藏經洞，尚需考訂。上述7號回鶻文文獻均抄寫於8至11世紀。
筆者不通回鶻文，有關回鶻文文獻內容之考釋，敬待能者。
西夏文文獻2號，包括五張原屬同卷、但已無法綴接的殘片，均為一面抄寫西夏文公文，一面抄寫西夏文《壇經》。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人們已經發現12號西夏文《壇經》殘片並進行研究，有關情況可參見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１８]。傅圖所藏西夏文殘片，索羅寧先生已撰文討論[１９]。
學術界公認藏經洞無西夏文文獻，傅圖敦煌特藏西夏文遺書之出土地點仍待推究。因傅斯年圖書館已將其與其他敦煌遺書共同收藏，故按編目慣例，一併予以著錄。
4、二次加工
寫本曾是我國書籍之主要流傳形態，其基本特徵在於流變性。所謂流變性，反映在流傳過程中之衍化，也見於抄寫過程中及抄寫後，對該文獻所做的各種修改、標記與加工，包括重文號、點空號、省代號、間隔號、截止號、倒乙、刪除、墨塗、刮改、標題號、句讀、點標、科分、勾銷號、行間加字、行間加行、朱墨校改、雌黃，及其他顏色的塗改等，凡此均屬於「二次加工」。
綜覽傅圖敦煌特藏，這類現象大量存在，詳見〈敘錄〉，此不贅述。值得指出的是，傅圖34號1《維摩手記》的背面有三段補註文字，其中一段實際為正面正文之漏抄文字，抄者將其抄在背面，並特意用聯線予以指示。這種情況在敦煌遺書中較為少見，為我們把握古代抄本的真實生態補充了新的案例。
（三）文字研究價值
文字研究價值指敦煌遺書的書法與文字學研究價值，包括漢文、古藏文及其他古文字，兼及硬筆與軟筆等書寫工具；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等漢字書體；古今字、武周新字、異體字、俗體字、合體字、避諱字、訛變字、筆劃增減字等字形。
傅圖敦煌特藏的年代跨度為4到11世紀，字體包括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反映了約七百年間中國文字的演變。其中東晉、南北朝寫卷頗多古字，有4號出現武周新字，此外還有避諱字、合體字等。無論就書法藝術，或文字研究而言，均值研探。但筆者並非此方面的專家，故藏拙為宜，敬待能者。
三、 結語
此次在傅斯年圖書館考察敦煌特藏，有一件東西使筆者特別感動。那是五張照片，現代將它們黏貼裝為一冊，前後兩面以木板夾護。封面題：「詩經大雅音殘卷影片，七十三年整訂裝冊。」流水登錄號為188140。
扉頁中央黏一紙簽「徐邈毛詩音五張」。下用藍鋼筆寫：「此是舊牛皮紙袋題字，紙袋內尚有其他照片，故裁開分存。」左上寫：「晉徐邈毛詩音，殘存卷十七、十八。」右下寫：「七三、一〇、四。雲手裝。」
前有題跋兩條，錄文如下。
第一條：
此《毛詩音》複影片五張，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前輩羅常培所贈。故所長傅斯年先生於民國廿九年一月廿一日交付收藏。（見第一張背面題字）時史語所在昆明，同年十一月，在遷入四川南溪途中，文物箱因船傾覆，曾落水受浸，此五張不免，故有皺紋也。
舊與紅崖石刻照片一張、坤輿萬國全圖照片三張、及西夏文殘字複印片等統裝一牛皮紙袋，雜儲於所謂金石藝術古籍等照片一木匣内，今整理此等照片裝冊。西夏文等殘字複影片早在民國二十年已登記入藏，且非照片，故已清出，另行黏葉裝冊上架，不再混亂沉沒。此《毛詩音》複影片五張當亦如法裝冊，以便登記入藏上架。
此複影片之原件乃唐寫本敦煌卷子，為法國人伯希和P. Pelliot將去，藏之巴黎國家圖書館，其編號作P.3383是也。
按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敍錄》第一輯卷一考訂，此殘卷為晉人徐邈撰《毛詩音》，可參看，惟其原編號作P.3382，蓋先後略有易動也。
舊依王氏考訂著錄，伯希和原目疑是陸德明書，匆促未考也。
七十三年十月五日壽雲識。
第二條：
五十八年（一九六九）潘重規撰〈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其結論為：「此殘卷當為徐邈以後，《釋文》以前，六朝專家之音。」然則此《詩經‧大雅音》之撰人，尚無確論也。雲補識。
第一張照片背面有鋼筆字，作三行，有下劃線，水漬漫漶：
徐邈/
毛詩音，晉91,1318,1，羅莘田先生贈。/
29年1月21日傅所長交來，共伍葉。/
筆跡、劃線墨色不同，分三次寫成。前兩行應為傅斯年手跡。
面對這五張照片，歷史風雲在眼前翻滾。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藏經洞被發現。
清光緒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1907-1908），斯坦因、伯希和先後將敦煌遺書捆載而去。
清宣統二年（1910），剩餘敦煌遺書運京，存京師圖書館。
清宣統三年到民國三年（1911-1914），大谷探險隊、奧登堡探險隊先後在敦煌覓寶。斯坦因二至莫高窟。
民國十七年（1928），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成立，設立「敦煌資料研究班」。
民國十八年（1929），史語所遷北平，撤銷「敦煌資料研究班」。
民國二十六年（1937），抗戰爆發，史語所遷長沙；翌年（1938）因戰事逼近，又遷昆明。
民國二十九年（1940），因日軍轟炸，再遷四川南溪縣李莊。
這五張《毛詩音》照片原為羅常培（莘田）所藏，後轉贈史語所。民國二十九年（1940）1月21日，傅斯年鄭重其事地交給有關人員收藏，以供研究，其時史語所正在昆明跑警報。同年8月，史語所遷往四川。11月12日，由史語所工作人員王崇武押運的第三批共計140箱圖書物資，由民生公司駁船裝載，從宜賓運往李莊。其中一艘出發不久傾覆。宜賓專員冷寅東急令水運局派遣潛水員打撈，箱子雖全部撈上，但善本書籍與拓片已被江水浸透。
傅斯年聞訊大驚，急電先期已抵李莊的董作賓前往善後，並加派人員，將箱子集中到宜賓明德小學開箱、晾曬、登記造冊，共約晾曬三個月。這五張《毛詩音》照片亦在其中。漫漶的水漬見證了這段歷史。
敦煌遺書是中國的珍寶，但當時中國文科研究的最高機構史語所只能把這幾張照片視為拱璧，怎不讓人感慨係之！國運蹙則文運蹙，夫復何言？但以羅常培、傅斯年為代表的一代學人無論遇到什麽艱難險阻，始終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中華民族所以屢仆屢起，其力量就在此乎！
儘管這五張照片並非敦煌遺書原件，因此並未列入此次出版的圖版及〈敘錄〉，筆者還是把它們編為傅圖52號，以誌紀念。
感謝史語所黃進興所長邀請筆者攜內子到台灣，考察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以及其他單位的相關收藏。感謝張廣達先生撥冗賜序，以光篇幅。感謝劉淑芬教授、陳亭佑先生為此書的編輯、修訂、出版付出的巨大心力。也感謝圖書館諸位工作人員給予的諸多方便與大力配合，共同成就本書的出版。
2011年8月6日方廣錩誌於北京通州皇木廠
[１]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清華週刊》第350期（1925年7月）。
[２]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敦煌劫餘錄》（北平：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31）。
[３] 參見拙作：〈敦煌遺書鑒別三題〉，《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４] 參見拙作：〈初創期的敦煌學──以寫經題跋為中心〉，《草創期の敦煌学》（東京：知泉書館，2002），收入《敦煌遺書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５] 同註2。
[６] 鄭阿財：〈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卷子題記〉，《慶祝吳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355-402。
[７] 齋藤智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文獻”漢文部份敘錄補〉，《敦煌寫本研究年報》創刊號（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3月），頁27-52。
[８] 見傅斯年圖書館藏原始檔案，可參註7齋藤智寬文。
[９] 1917年，羅振玉曾在李盛鐸處見到現編為傅圖01號的《周易正義》，並通函告知王國維。參見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58。
[１０] 侯錦郎：〈敦煌寫本中的「印沙佛」儀軌〉，《法國敦煌學精粹‧二》（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頁241-261。
[１１] 敦煌存放廢棄經卷處所的名稱。參見拙作《敦煌遺書散論》，頁24-25。
[１２] 見［明］髙濂：《遵生八箋》，卷十五、［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七。近年文物收藏界常將存放毛筆的「筆床」誤稱為「筆船」。
[１３] 黃徵、王雪梅：〈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為唐人寫經考〉，《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2期，頁363。
[１４] 余壽雲，1957年2月入中央研究院，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管理員、編審等職，1992年11月退休。
[１５] 可參考拙作：〈敦煌經袟〉，《敦煌遺書散論》，頁58-76。
[１６] 關於該經，可參見拙作：〈關於敦煌遺書佛說佛名經〉，《敦煌遺書散論》，頁266-285。
[１７] 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96-106。
[１８] 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１９] 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本第1分（2008年3月），頁163-18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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