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部落格》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071081/
支謙是中國早期著名譯經家，其地位或如清末文學翻譯界的林紓，成果多，譯風近。其譯文文辭尚雅而巧，遂有「理滯於文」之憾，與林紓同樣受謗於後。其實譯界「信、達、雅」三原則，在支謙而言已有注意。「辭旨文雅」固其所追求，於「信」，也有「曲得聖義」之理想。在道風熾盛的江南，佛教之傳亦需「托驥之尾」，僧人要稱道人，宣經亦要借重玄言儒語。支謙雖然明白天竺游僧堅守「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的「佛言」，認為「其傳經者，當今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1），並在校錄他人譯本時同意「今傳胡義，實宜徑達」，但自己譯經仍然力避「因循本旨，不加文飾」。唯有如此，方能以「博學有才慧」悅吳主，出入宮廷，輔佐太子，所譯之經，歷百千年仍復流傳，其譯經之道實不愧「智囊」之譽（2）。
支謙之價值，早為世人矚目。南朝齊梁釋僧佑在其經錄名著《出三藏記集》（下文簡稱《佑錄》）中列傳主32人（附傳16人），支謙赫然有名，依序排名第六（3）。稍後專錄名僧大德的《高僧傳》（下文簡稱《僧傳》），格於體例，不得以「優婆塞」（4）即居士為傳主，但是支居士實於譯經有莫大功德，安忍棄之？故以其事跡附於康僧會傳中（5）。另《佑錄》所收東晉支愍度（又稱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下文簡稱《經記》）中也有極簡略的支謙小傳（6）。三處記述雖詳略不一，但大體一致，支謙生平大略即出於此。此後的隋《歷代三寶記》（下文簡稱《長房錄》）、唐《開元釋教錄》（下文簡稱《開元錄》）等經錄中的支謙傳記大抵皆沿襲《佑錄》、《僧傳》。
近人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第六章第三節對支謙生平有過考證辨析，呂澂還為其作有小傳，收錄於《中國佛教》，於今人了解支謙實為方便（7）。但二位佛學大師在傳述支謙生平時也仍有誤會或不明之處，如生卒年、輔佐太子之名、隱居窮隘山之年等。本人於整理支謙史料時若有所悟，不敢獨專，願盡獻芹之意，祈就教方家。
一、支謙出身與學問來源的關係如何？
支謙為月支（即月氏）人。月支為佛國，亦中國早期佛教的輸入地之一。因對付匈奴的政治需要，漢朝數通西域，聯手月支，兩國的親密關係促進了彼此的密切往來。西域鑿通之後，月支人入居內地者累代不絕，佛教東傳即彼地文化輸入的一個重要内容。移居漢地的月支人以支為姓，支婁伽讖（支讖）、支亮、支謙、支愍度、竺法護（竺姓為後改）等皆為傳播佛教的月支名人。支讖為支亮師，支亮為支謙師，殆舉國信仰的佛教之學，有族中相傳之利便和需要，此支謙學問的根基，自不待多言。
支謙家族於何代入華，諸說纷歧。《僧傳》云，「本月支人，來游漢境」。《經記》云，「其父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佑錄》云，“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入華者，從支謙本人，到其父，乃至祖父，皆各有所本。由支謙師承來看，《經記》、《佑錄》、《僧傳》三者記載一致。支讖於「漢桓、靈之世，來在中國」，支謙為其再傳弟子，自然不可能學成後「來游漢境」，故《經記》稱支謙「在漢生」。支謙家族應如，《經記》、《佑錄》所言，在其父輩或祖父輩時入華。而《僧傳》實為誤記，或簡略不當所致。
支法度所任率善中郎將一職，始見於《三國志．魏書》，為安置外族首領的雜號中郎將（8）。中郎將本漢朝高級武職，東漢時設有使匈奴中郎將，負責監護南匈奴。靈帝是著名的賣官皇帝，上至公卿下至令長，無不有價，但官缺有限，有增設雜號官職以充數的動力，率善中郎將之號或始於此。漢末、三國戰事頻繁、政務紛擾，對官爵的需求只能有增無減，故於《三國志》中可見許多前史未聞的官職。
率善中郎將，魏世官秩四品，曾授予倭女王使者難升米；漢時其秩祿不明，但使匈奴中郎將為比二千石，故秩祿也應與此相當。支法度不過率數百人入華，自然不可能為獎其歸義即授如此高官，只有考慮到當時大規模公開售官的背景，方能窺見支謙家族得官的原由。按照靈帝所定官價，四百石賣四百万錢，二千石賣二千萬錢（9），率善中郎將之價必然不菲。一個月支家族有何實力和目的要買此官？經商似乎是最好解釋。絲路貿易可以讓這個出身絲路民族的家庭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而朝廷官員的身份可以從政治上確保家族或商隊的行商安全和便利。
因此，支謙家族或許就是其所譯《撰集百緣經》中提到的「商主」——能夠率領數百人的商隊首領。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支謙學習漢語後，又要學習六國語言的事實，即商人家庭的背景和源於實用的動力，這是以商為生的家族需要，普通平民何需如此豐富的語言能力？另外，支謙還師從支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達到「才學深徹，內外備通」的境地。《長房錄》在支謙傳中有「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記載，《經記》也指支讖「博學淵妙」，可見支謙的博學正是上承師統。而廣博的知識有利於商人行走四方，學習儒道典籍更有助於維持家族在漢地的社會地位。支讖譯經時還「辭質多胡音」，到支亮時已能教導支謙博覽經籍，使其内外備通。由此可見內遷月支人的迅速漢化并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和生存之道。總之，家族或商隊的現實利益造就了支謙，而支謙超越同學者的「聰敏」也讓他取得不負眾望的成就。
二、支謙奔吳在何時？
《合首楞嚴經記》言，「漢末沸亂，南奔度吳」。《僧傳》更具體，「漢獻末亂避地於吳」。則支謙奔吳的時間在孫權黃武改元之前。再檢《佑錄》本傳，「獻帝之末，漢室大亂，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初發日」天氣「大寒」。斯時發生一事，支謙唯一的被子被隨從的客人半夜奪走，眾人怪支謙不及時相告，支謙答稱：「我若告發，卿等必以劫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此事可證諸人逃難時之困窘及天氣之嚴寒。又考漢獻禪位在延康元年（220）庚子十月，正值冬季（10）。而曹丕代漢之時，正可謂「漢獻之末」的「漢室大亂」，當時北方人民南奔之事也有史載。《三國志．吳書》（下文簡稱《吳志》）之《吳主傳第二》，在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秋記有兩事，一為「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一為「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曹丕代漢圖遭致國人不滿，因此軍人叛降、百姓南附，俱有發生。綜此，支謙與鄉人奔吳時間定於建安二十五年冬，似屬合理。
三、「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此東宮是何主？
湯用彤言，支謙輔導東宮：「事如確，則其所謂東宮者，或即太子登」，並以《佑錄》「太子登位卒」一語論證其推測。呂澂在「支謙條」中亦徑言，「傳說他到東吳後曾得到吳主孫權的信任，叫他輔導太子登」。
「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此語，《佑錄》、《僧傳》相同。《佑錄》後一句為「甚加寵秩」，接着就敘述支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胡文，莫有解者，既善華戎之語，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言。從黄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詰》、《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太子何人，未有明言。就此段敘述順序，似譯經事在孫權召問經義並授官輔導東宮之後。
魏黃初二年（221），曹丕封孫權為吳王，以孫登為太子，並「妙選師友」，置太子屬官。次年孫權自立，改元黃武。故孫登為太子之前一年，支謙已至吳。於是，推導支謙所輔東宮主人為孫登，便順理成章，且與諸經錄所記，其從黃武至建興的譯經時間亦不矛盾。
然則，《僧傳》後一句“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卻為人所忽略。此句實為論定東宮主人之關鍵。韋曜，本名昭，因晉人避司馬昭諱，改名曜，《吳志》有傳（11）。孫權時「遷太子中庶子」，此太子為孫和。孫和除了長兄孫登之外，還有一兄名孫慮，嘉禾元年（232）卒（12）。赤烏四年（241）五月，太子孫登卒。次年正月，年齡最長的皇子孫和繼立為太子，闞澤、薛綜受命為太子之傅，領導東宮僚屬。韋昭以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進入孫和班底，並曾奉孫和命撰作名篇《博弈論》。故博士支謙所輔之主當為孫和，而非孫登。
由於佛教初傳不易，攀附上層以自重之事亦有之。支謙仕吳，正史無徵，《僧傳》以「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為辨，《長房錄》更以「任其力而不錄其功，此史家過」斥之（13）。雖然如此，湯、呂文中仍以「不知確否」、「傳說」來看待支謙仕吳之記載。誠然，「輔導東宮」之語確有誇飾之嫌，但以東宮屬員視之，或得其實。
四、「隱於穹隘山」在何年？
支謙晚年隱居事，《僧傳》不載，惟出《佑錄》，原文記：「後太子登位（卒），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卒字，南宋本、磧砂本、元本、明本諸藏皆有，惟以精審著稱的高麗藏（承襲北宋開寶藏）不見此字，蘇晉仁、蕭煉子以磧砂本點校《出三藏記集》時，從高麗本刪削（14）。湯用彤依多數藏本，以「后太子登位卒」為據，論「『位』字衍文。後世傳抄者不悉『登』為人名，故改『登卒』為『登位』。而『登位卒』者，則再後抄手，依二本合寫也」，因此其隱居事系於太子孫登卒後。盖湯老以《吳志》「太子登」之概念先入，故出此論。似乎所輔之主棄世，支謙無所依從，遂決心隱居。呂老承之，未遑考辨。
據上文辨析，支謙輔太子是在孫和時代，故其隱居也不當緣於孫登之卒。孫和為太子以悲劇收場，因魯王與之爭權，赤烏十三年（250）太子被廢，魯王賜死，改立孫亮為太子。此事對吳國政局打擊甚巨，朝中大臣多有以此牽連誅死或流放者，71歲的孫權亦心力交瘁，僅過兩年即病逝。支謙作為東宮官員，雖未「誅、放」，但遇此大變，恐怕也飽受驚嚇。新太子登基，前太子的舊臣支謙頗識時務，主動離京隱居。「太子登位」即指太子孫亮登基，從高麗本，卒字衍文，明矣。
又《大唐内典錄》（即《道宣錄》），在分類記載佛經時，盡量著錄翻譯時間（年號、時代），間及地點，以明其譯本，考鏡源流。呂澂曾經考證確認支謙譯經有29部（15），與《道宣錄》卷六至卷七的歷代大小乘佛經目錄中所載支謙30部譯經基本相同（16）。查《道宣錄》，呂澂所列29部經中，18部譯於黃武年間，1部譯於建興年間，其餘一般著錄為「吳時」或「吳世」。建興年所譯為《太子本起瑞應經》（又名《太子瑞應本起經》），並注譯經地在金陵（即吳都建業）。隋時的《長房錄》則記該經為「黄武年」所出。《長房錄》之後成書的《道宣錄》先在卷第二「南吳孫氏傳譯佛經錄第三」照錄了費長房所列129部支謙譯經的目錄，而在卷六至卷七的譯經分類目錄中改稱「《太子本起瑞應經》（二卷三十一紙）吳建興年支謙於金陵譯」（17）。《開元錄》卷第二將費長房所列目錄，作了調整刪削，僅餘88部，對《太子瑞應本起經》出數等内容作了改動，但黃武年之說仍保留不變。如此，該經翻譯時間、地點當有兩說，難以確辨。《長房錄》對支謙譯經，有年號者僅兩部，皆為黃武年，另一部是已佚的《方等首楞嚴經》。可見其對年號著錄並未用力，或偶然記之，所據不明。《開元錄》亦不重年號、地點，有則多承襲前錄。而道宣著錄，「取訊僧傳等文，勘閱詳定，更参佑、房等錄」，對《長房錄》既表揚其「該瞻前聞」，亦批評它「三寶共部，偽真淆亂」，以「望革前弊」為己任，故頗見著力革新，其所著在目錄學史上地位很高（18）。不知何故，湯、呂二老對《道宣錄》的記載都忽略不置，抑其為孤證從疑？古代文獻闕如，史事難徵，《長房錄》又何嘗不可疑，後代經錄輾轉抄錄奚可為確據？如果結合上文，似《道宣錄》的記載亦與建興年隱居之判斷隱然相合。
五、支謙生卒年
《佑錄》謂其「後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僧傳》闕載。則其壽可知，而卒年無記。故湯用彤言，「其卒時當在孫亮建興元年（公元252年）後也」。呂澂也沒有考證準確生卒年，僅稱其為約三世紀人。
但支謙卒年亦並非無跡可循。《佑錄》在記其卒後，又曰：「吳主孫亮與眾僧書曰：『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高，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其為時所惜如此。」孫亮於神鳳元年（252）即位，立刻改元建興，太平三年（258）九月被廢，在位6年。《佑錄》所記孫亮書，内容正是哀悼支謙之死，則支謙卒年不遲於太平三年九月。又《經記》、《佑錄》、《僧傳》記支謙譯經截止時間皆為「建興中」。《長房錄》、《道宣錄》皆記「建興末年」，《開元錄》記「建興二年」。查建興始於壬申四月，終於癸酉十二月，前後2年，實有20月。「建興中」與「建興末年」、「建興二年」雖表述有異，實皆可定為癸酉年，即建興二年（253）。則支謙卒年當在建興二年至太平三年之間，以公元紀年大略可記為253年至258年。「春秋六十」，則生年當在漢興平元年至建安四年，即西元194年至199年。奔吳時間在22歲至27歲間，若以黃武初年計算，其在吳地譯經起始的年齡在24歲至29歲，翻譯佛經可謂是其後的終生事業。而終止譯經的建興二年或者就是支謙的卒年，則生年為興平元年，入吳時為27歲，在吳地譯經年齡不早於29歲。其隱居期間，不交世務，而從游沙門，「更練五戒」，這是居士重戒的傳統。故此時的支謙更可專心佛教事業，譯經何可遽斷？即斷則當因生命之終結。
（2007年12月30日初稿，2007年1月1日二稿，2007年1月3日、18日修訂）
注釋：
（1）詳見《出三藏記集》卷七“《法句經》序第十三”，《貞元錄》有支謙撰序之文，湯用彤等學者認為此即支謙所撰序。
（2）詳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支謙傳第六”。「智囊」出時人之語，曰：「支郎眼中黄，形體雖細是智囊。」
（3）《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三“支謙傳第六”。
（4）以「優婆塞」介绍支謙的最早出處是《出三藏記集》卷第八“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5）《高僧傳》卷第一“康僧會六”。
（6）《出三藏記集》卷第七“合首楞嚴經記第十”。
（7）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原為授課講義，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印於長沙。《中國佛教》四册，于上世纪80年代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陸續印行，其内容系1955年斯里蘭卡發起編撰的英文佛教百科全書的中國部分條目。
（8）詳見《三國志》卷三十，記倭女王遣使魏國，魏報以詔書，内稱「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又，内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有1956年出土的西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印鈕以駝為飾，足見此官職的設立與朔漠民族有關。
（9）詳見《資治通鑒》卷第五十七“光和元年”條。
（10）《三國志》卷二載，曹丕“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
（11）詳見《三國志》卷六十五。
（12）詳見《三國志》卷五十九。
（13）詳見《歷代三寶記》卷第五。
（14）此點校本為中華書局列入《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於1995年11月首版。又蘇蕭點校本，從宋元明諸藏本，以穹隘山為穹隆山，山在今蘇州。
（15）詳見《中國佛教》第二册“支謙”條。
（16）《大唐内典錄》卷第六至第七所錄30部支謙譯經，僅《鹿子經》、《出家功德經》兩部不見於呂澂確認的29部經中，而呂澂確認的《龍施女經》在此2卷中僅著錄西晉竺法護所譯本（屬第二出）。
（17）見《大唐內典錄》卷第七“歷代小乘藏經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錄第三”。
（18）道宣之努力極受後人贊許，據《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大唐内典錄”條所引：「近人姚名達謂：『《大唐内典錄》體例之完善，内容之精詳，殆稱空前絕後。』」（《中國目錄學史》〈宗教目錄篇〉）；梁任公也贊：「其書集法經、長房兩派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更為有系統的，且合理的組織，殆經錄中之極軌矣。」（《佛學研究十八篇》卷十七）。
2009-06-25 09:27:33 淨慈 (且隨雲水伴明月 但求行處不生塵)
書伯芗發表於：07-12-31 14:03 第2樓
好久不見「摸象瞽」兄，大作考證精當，辨析嚴密，直不能贊一詞！
支謙來華也是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兄此文中也討論他的生卒年，所以這裡略抒己見，以就教於兄。
〈高僧傳〉記支謙，「本月氏人，來遊漢境」，又明確說他「生自外域」，如果按兄的考證，謙於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奔吳，年紀在17至22間，則我很懷疑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遍學異書，通六國語」。也就是說，他在從约6歲開始的10年之間不但學習了各種外語，並且漢語也達到精通的水平（當然不能排除他身為神童的可能性）。〈中國佛教人物〉裡為了彌縫這一矛盾，說，「他（謙）的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支族後裔」，明顯與傳文有悖。
此外，從「與鄉人數十共奔於吳」可以看出，當時奔吳的有一個月氏人小集團，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也許孫權接見秦論的時候，担任翻譯的正是這一月氏集團中的人物吧。如果能寫一寫孫吳時期建康的外國人團體，相信是非常有意思的題材。可惜到目前，似乎還沒有足資佐證的考古材料出土吧？
摸象瞽 發表於于：08-01-01 22:03 第3樓
伯芗設問，頗有啟發。支謙掌握六國語言一事，其目的和動力，讓我找到思考支謙的出身與學問來源的契入點。
1、下面是受伯芗啟發的思考：
支謙為月支（即月氏）人。月支為佛國，亦中國早期佛教的輸入國。因對付匈奴的政治需要，漢朝數通西域，聯手月支，兩國的親密關係促進了彼此的密切往來。西域鑿通之後，月支人入居内地者代代不絕，佛教即彼族文化輸入的結果。移居漢地的月支人以支為姓，支婁迦讖（支讖）、支亮、支謙、支敏度、竺法護（竺姓為後改）等皆為傳播佛教的月支名人。支讖為支亮師，支亮為支謙師，殆舉族信仰的佛教之學有族中相傳之利便和需要，此支謙學問的根基，自不待多言。
支謙家族在那一代入華，諸說紛歧。《僧傳》云，「本月支人，來游漢境」。《經記》云，「其父亦漢靈帝之世，來獻中國」。《佑錄》云，「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
中郎將本漢朝武職，東漢時設使匈奴中郎將，監護南匈奴。率善中郎將，始見於《三國志．魏書》，為安置外族首領的雜職。靈帝是著名的賣官皇帝，上至公卿下至令長，無不有價，但官缺有限，有增設雜號官職以充數的動力，率善中郎將之號或始於此。漢末、三國戰事頻繁、政務紛擾，對官爵的需求只能有增無減，故於《三國志》中可見許多前所未聞的官職。
率善中郎將，魏世官秩四品，曾授予倭女王使者難升米；漢時其秩祿不明，但使匈奴中郎將為比二千石，故秩祿也應與此相當。支謙家族不過數百人入華，自然不可能為獎其歸義即授如此高官，只有考慮到當時大規模公開售官的背景，方能窺見支謙家族得官的原由。按照靈帝所定官價，四百石賣四百萬錢，二千石賣二千萬錢，率善中郎將之價必然不菲。一個月支家族有何實力和目的要買此官？經商似乎是最好解釋。絲路貿易可以讓這個出身絲路民族的家庭擁有強大經濟實力，而朝廷官員身份可以從政治上確保家族或商隊的行商安全和便利。
因此，支謙家族或許就是其所譯《撰集百緣經》中提到的「商主」——能夠率領數百人的商隊首領。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支謙學習漢語後，又要學習六國語言的事實，即商人家庭的背景和源於實用的動力，這是以商為生的家族需要，普通平民何需如此豐富的語言能力？他還師從支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達到「才學深徹，內外備通」的境地。廣博的知識有利於商人行走四方，學習儒家典籍更有助於維持家族在漢地的社會地位。從前輩支亮的深通内外經典，也可見内遷月支人的迅速漢化并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和生存之道。總之，家族的現實利益造就了支謙，而支謙超越同學者的「聰敏」讓他取得不負眾望的成就。
又，對我而言，如果要更深入、準確地解讀支謙生平，研讀他的譯經文本將是不可繞過的門檻，此非現在的學力和時間所允許，留待來日吧。
2、下面解識伯芗對支謙年齡與學問的疑惑。
《佑錄》記支謙「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伏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此段說明，支謙先學漢語，後學胡語，而且學習天賦了得。支謙家族入華較早，華化亦快，漢語學習有所居還境的便利（可能即洛陽），胡語學習則有家族及所事職業的便利（有關判斷詳上文）。關於入吳年齡，我在文章最後一段其實是傾向於22歲，這是基於支謙建興二年去世的判定。入吳之後，他又結交名僧大儒，還可以繼續提高。
最後，伯芗提及建業胡人的情况，確實是很好的課目。三國中論國土面積或許以吳為大，但其統治人口及土地開發率、轄區的統治有效性卻都是非常有限，這是吳國實力的軟肋。重商是彌補國力不足的有效途徑。大秦商人秦論乃至支謙這樣的月支家族，在這個背景下去考察，就有了新的認識支點。游僧的出現也必賴於商道，其初傳不是如基督教那樣純粹為了榮耀上帝而傳播福音、感化異教徒，首先恐怕是要滿足胡人及其社交圈自身的信仰需要。因此，研究建業的胡人總離不開與商業的聯繫。目前知名的建業胡人，不過秦論、竺律炎（一名竺將炎）、支謙、康僧會數人，作面的考察尚有困難。考古信息同樣少得可憐。
書伯芗發表於：08-01-02 19:24 第4樓
很高興這麼快就能得到回復。關於月氏人對中國的影響，好像論述不多，蠻奇怪為什麼這麼有意思的問題却乏人關注的。可能學術方面的討論比較深一點的就是榮新江的《小月氏考》和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了吧，相較因為富安東的研究而引起關注的武威安氏，實在有點不走運。
摸象瞽兄的進一步考證我很贊同，也循之發現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佑錄》記載支謙在鄰居家騎竹馬的事，看來當時入華月氏人的華化程度還是頗高的，也喜歡中國傳統遊戲，只是不知道「殺狗取肝醫狗咬傷」是月氏醫術還是漢地的了。
另外GOOGLE了一下，率善中郎將的官印還能見到實物，是駝鈕，聯繫他們的經商背景，很有意思。
以前我有篇作業，是討論月氏、康居的佛教問題，裡面提到，「又支謙傳，《高僧傳》記其『本月氏人，來游漢境』，又記其體貌「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從這點看，他似乎更像是一個印度人。支謙之師為支亮，亮即支婁迦讖弟子。是否有可能，支亮與支謙皆非月氏人，而是像後世如支道林本姓關，因其師而釋姓為『支』？如果這個判斷成立，那支氏師徒應當可以算是在華僧人采用師姓為己姓的最早記錄。從支亮、支謙的字中亦能發現此種關係，《高僧傳》載，謙字「恭明」，亮字「纪明」，以「明」作通字，是否與道教徒所採用的「道」、「靈」、「之」有所關係，質言之，道教徒用通字表示家庭信仰的習俗，是借自早期在華佛教徒。”
兄有時間的話，我們可以繼續討論討論。
摸象瞽 發表於：08-01-03 22:17 第5樓
這樣討論很有意思。
支謙傳中涉及的狗肝療傷、奪被償命（劫罪實例）等都是有意思的事例，特別是牽涉到不同民族，是否包含文化衝突？值得關注。
支謙的體貌特徵，確實沒有多加注意。我對人種學不太了解，表述也不一定準確。古印度人（雅利安人）分布範圍有多大？與匈奴同俗的月氏人由河西走廊西遷，征服了大夏的原居民，勢力到達北印度的部分地區，如克什米爾，建立了多民族的月支國，月支人成為統治階層。中國史册中的月支人可能並不區分族屬，凡是月支國人一概視作月支人。這樣的月支人中自然可能有屬於雅利安族的被征服民族，支謙或許就是一例。
名字中的「明」字，與佛教似乎確有關係，因為以佛教詞匯入姓名是常見現象。如，漢末佛教人物中的支亮、支曜，名中的亮字、曜字似乎就有佛教含義。支謙的祖父名法度，以及漢人嚴佛調，也是同樣。但具體到「明」字，是否類似「道、之」這樣成為習見的道教徒用字？還需將漢唐時期的佛教人物姓名、字號都梳理一遍，方可斷言。如果並不普遍，則可能只是個別現象或巧合。印象中，「法」字似乎算一例。
《佛教征服中國》算是舊書了。小月支也只是月支西遷後在河西的遺族在。看來月支研究確屬冷門。就早期佛教而言，北方的月支固然是一個重要傳入的來源，南方商道的因素也不可輕視。我比較相信多種途徑多個來源的輸入。上次回貼中的部分表述，因為倉促寫得有些絕對化了。
摸象瞽 發表於：08-01-18 23:08 第6樓
重新修訂一過，特別是末段，年齡計算有誤，已經更正。
還有些想法，尚不成熟，明日聽聽伯芗的新見吧。
駱駝佬 發表於：08-01-19 09:08 第7樓
給今晚火鍋添一點點料：月支留在西域的後人現在就姓肉茨了吧？洒家懷疑，沒有證據。
書伯芗 發表於：08-01-21 23:27 第8樓
肉孜，拉丁文轉寫作rūz（روز ），波斯語意為「天（時間概念）」，在伊斯蘭教中指開齋節（the day），維吾爾族男子多有以此命名者，大概是表示吉祥的意思，和月氏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吧。另外，維吾爾族通常沒有姓氏。
奉命來發點小考證，希望不至唐突。
關於那天討論的Dhammapada ,還想繼續聽聽摸象瞽兄的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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