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6日 星期日

書房夜話 318:朱文光〈漢語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摘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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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結語:傳統佛學之歸隱
公元 1919年,丁福保所編《佛學指南》一書由印光法師作序,於上海發行。其篇首開宗明義曰:
今之號稱研究佛學者,約分六類:
  1. 文人學士每喜剽竊釋典中奇字僻句,以為詩文之資料,此為一類;
  2. 或有趨時浮慕之士,見近時通人宿學皆鑽研佛經,則亦略購數種,偶然翻閱,以備口頭應對之資料,此又為一類;
  3. 或有以佛經為哲學,書中多精理名言,藉此以為研究哲學之一助,此又為一類;
  4. 或有困窮無聊,或逢死傷橫逆種種不得意之事,讀佛經中之四大無我、五蘊皆空等句,以為排遣胸中之塊壘者,此又為一類;
  5. 或有以誦讀經典售於他人為餬口計者,此又為一類;
  6. 或有好事之徒,既不為辭章及口頭禪,又不為研究哲學,既非為排遣鬱積,又非為誦經餬口,不過於無意之中,隨喜而已者,此又為一類也。
凡此六類,雖終日看佛經,於佛經之真理,未能得其絲毫,非但未得其絲毫而已,且將以實理為虛偽,真教為妄誕,以為萬萬無此事,偶得其一二糟粕,自以為真理在是矣,不亦謬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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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依照涉獵佛學之動機,列舉辭章應用、口頭應對、研究哲學、排遣鬱積、誦經餬口、偶而隨喜等六種「號稱」研究佛學之人,繼而痛下針砭,認為皆不足以掌握佛學的真義。若照此說,所謂辭章應用與口頭應對者,係指盲從流行之人,棄義理於不顧,但學文字而已,故名口頭禪;研究哲學或誦經餬口者,或為生計著想,或於義理鑽研功深卻未能身體力行,或助人於一時之急而未坐實經懺本義,由於遠離覺悟之道,厥非菩薩所應為;至於排遣鬱積或偶而隨喜者,雖然可能源自於真實生命之體驗,或以隨喜之心而微種善根,畢竟於義理未能通透,故亦不稱為研究佛學者。
或問:

「如何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佛學研究者?」

丁福保於上述引文之後,以將近半本書的篇幅,曉以三世輪迴地獄果報之理,強調若不能將此等疑團解明,「恐學者僅得其皮毛,終未能得其真髓也」,並認為:「大凡學佛者入手得當,自能透徹真實佛法,不至泛泛然以為一種哲學空論,而耗費其光陰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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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丁氏的剴切陳詞,不禁讓人有恍親芝宇、仰慕彌殷之感,然此觀點與一分現代佛學研究者的認知相去甚遠,亦是不爭的事實。於是我們被迫陷入沈思:丁福保所說的佛學研究,原屬學佛之範疇而蘊含強烈的倫理學動機 [86],以致今日之佛學研究者在某種意義上已淪為哲學研究或辭章應對之流,差別僅在於吾人另擁宗教學、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利器以自重,看似較具派頭;至若所謂誦經餬口者,殆已搖身一變而為筆耕不輟的學術工作者,對所言義理境界深淺,或無親契真知。那麼,身為一名現代的佛學研究者,在經歷了「方法論轉向」之後,應該如何自處,方能無愧於佛學研究者的身份?
此一情況,多少反映了時代性的問題。例如在丁福保所處的那個年代,是否每位研究者都秉持與他一樣的研究態度?以及作為一名現代的佛學研究者,除了出家為僧、進入學術職場外,尚能通過何種管道,讓個人的宗教信念與工作型態取得價值上的關聯?
於茲,我們不得不承認:具有倫理實踐意義的傳統佛學已逐漸走上歸隱之途,《佛學指南》作為南針之意義,在客觀、還原、歷史、文獻、科學等主義訴求高漲的年代裡,業已撤退為個人學佛之津樑,而將佛教經典之解釋權讓渡於源自歐洲與日本之學術典範。此所以吾人隨時可見此等困境的分身與化影,至今仍然持續不斷地纏繞於各種方法學論述之中,成為漢語佛學研究者驅之不去的夢魘與幽靈。
(本文作者朱文光教授為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書房夜話 317:朱文光〈漢語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摘要之一


------- 全文(2003)請閱讀:
http://hongshi.org.tw/dissertation.aspx?code=44EBFBE232BE2B971AAF9B159C23D2DF ------- (三) 風靡東西洋:歷史語言文獻學之威力 相對於呂澂和覺歸對新式研究法判若天淵之評價,慧天的〈一個問題的研究〉則是充滿了「恨鐵不成鋼」的感慨:「我國佛教的特色是不立文字,不假言說,因而文字語言,就永遠不為我國學佛者所重視。不說沒有書籍,就是有最好的參考文獻,排在我們的面前,亦簡直等於一堆廢紙。……像我現在,不但不懂英、日文,就連漢文都弄不通,怎夠資格談研究佛學?……我國的佛學,是不容許你研究的,實在也不需要研究,只要會講一部《彌陀經》、《普門品》,便可行遍天下,到處受人逢迎;如再學會幾個神怪故事,那就更可博得一般的讚賞,甚至可以轟動全國。倘你有清楚的腦筋,絞盡無數的腦汁,去經藏中尋出一條和人不同的途徑,大家便不約而同的,把你加上一個邪知邪見,和毀謗佛法的罪名。所以我近來時常呆若木雞,看到人都不願意說話,有時更呆滯終日,緊閉房門,不願與外界接觸。」[48] 在慧天含沙射影的諷喻文字中,我們彷彿看到了傳統佛教不知長進的陋習,以及新式研究法讓有識之士不敢輕議佛法的威力。問題是:何以歐洲與日本流行之新式研究法具有如此不可思議之神力,足以讓未通原典語言或外國語言的漢地佛學研究者噤若寒蟬? 以漢譯佛典序分裡常見的套語「與大比丘眾多少千人俱,……」一段為例;秦譯《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云:「……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萬六千人……」,其對應梵語為“……mahatā bhikşusamghena sārddham astābhir bhikşusahasraih şodaśabhiś ca bodhisatvasahasraih……”。此中,「與……俱」乃是譯自梵語 sārddhaṁ一詞,而此語在原句的語法裡是同時串接作為補語的比丘與菩薩二眾,然而在歷來的漢譯佛典中,翻譯者或許是受到了源頭語詞序的影響,遂把此一副詞粘合在「比丘」之上而形成了「與大比丘眾多少千人俱」的譯句;其次,經文中的「大比丘眾」,古來都是把該詞解釋為「具足三明六通而德行圓滿的傑出比丘們」,即便是當代佛學研究名家,似乎也在所難免。對於所謂「大比丘眾」一詞進行這樣子的解讀,若就梵文的語法來看,顯然是弄錯了定語所要限定的對象,因為「大」這個定語所要限定的中心詞並不是「比丘」,而是「眾」。所以,原文裡的「大」並不是指偉大或傑出的意思,而是單純地用來形容與會比丘僧團的龐大。[49] 倘若如此普遍存在於大乘經典序分的套語都存在著語意解釋上的謬誤,遑論其他關涉名相疏解或義理詮釋的經文?自亦不用說存在於阿毗達磨論典或《中觀》、瑜珈論典裡艱深繁奧的專門術語了。 無怪乎日本學者木村泰賢直言不諱:「若只於漢譯上費去千言萬言,僅需(梵、巴)原典一冊,未嘗不可即席顛破其說者也!」[50] 換言之,若漢地學者窮其畢生之力投注於某部漢文經典注疏,偶遇歐洲或日本學者以梵文原典質之,盡破其說,或謂某部漢文經典乃後人所偽造,毫無研究價值,則此等嘔心瀝血之作豈非只能付諸東流?二十世紀上半葉環繞《四十二章經》、《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論疑偽問題與涉及佛滅年代考、大乘三系說、佛教東傳史、漢地禪宗史、龍宮取經傳說、新舊譯唯識暨唯識法相分宗等問題所展開的諍論,不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嗎?[51] 或許,這就是西洋與東洋歷史語言文獻學威力之所在;雖然,許多漢地學者不一定有能力辨識歐洲或日本的研究軌轍是否真具顛撲不破之理,但在新式學術典範風行草偃的情況下,亦只能紛紛響應「迴溯故道,探索其源」的方法學主張,強調我們應以梵文、巴利文等原典文獻為根本依據,其次才參照藏文、漢文之譯本來確定佛典文句的意義,否則將如木村所言:「無此預備之研究,其眼界終屬偏狹,用材易陷窘困,欲其成績之完美,不可得也!」[52] 如不以木村之說為誣,漢地的傳統佛教學術典範、諸如所憑藉之文獻、研究之範圍、論述之理據、訓詁之方法等,確實已遭遇到前所未有之挑戰,並展現為各種試圖掙脫傳統觀念或重新整合傳統思想資源的努力。凡此種種,俱可見諸風雲詭譎、波瀾洶湧的近代漢地佛教思潮中。 (四) 近代漢語佛學知識景觀素描 如果把眼光鎖定於二十世紀前期之漢地文化思潮,可以看出:知識份子們對引進歐洲與日本的治學典範,多抱持樂觀之態度,此一風氣蔓延於佛教界,則是對研究法之強調,並認為向歐洲或日本看齊將有助於漢語佛學研究登上世界學術舞台,進而與國際潮流接軌,展現新的精神與面貌。故此下將以《佛學研究方法》這本集子的論述為線索,說明此一時期(乃至於今日)漢語佛學研究的特殊性格:    1. 世界主義 十九世紀以降,世界主義的訴求隨著素樸的全球化運動而展開,然而,此一訴求不僅為歷史主義、資本主義、達爾文進化主義提供了思想上的溫床,同時也在此等理念的包圍下,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殖民運動來展現其無遠弗屆之威力。佛學研究作為世界宗教學術體系之一環,當然無法自外於此等思潮之影響。 在漢語學界一片崇尚歐美與日本新方法的風氣中,楊白衣尚能以持平的態度說:「佛學之研究,不能徒探索語言學,或歷史考證,理應從整個人類文化以及時代精神去把握佛教精神」[53]。然而,為何佛教精神必須從整個人類文化及時代精神來把握呢?莫非傳統佛教是在脫離時代精神的情況下獨自發展起來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在於:「世界時代」的翩然降臨為佛教帶來了新的衝擊:於東西方文化交通日益頻繁的趨勢上,佛學若還是停留於山林講學或訓詁注疏的格局裡,其前途是相當堪慮的。 魏善忱說:「及至今日,世界交通,東西文化若海波之湧,震盪五洲,……故今日之佛法研究,必須從種種方面考察其全體教理,明了其教理之真相,依據其主要精神,以為適應時代之運用。」[54] 準此觀之,為了明瞭教理真相,就必須從全體的角度來考察;而所謂「全體」者,乃是來自於五洲並列的學術視域,也就是根據世界性的眼光來抉擇佛教義理的真相。至於何謂「全體教理」?何謂「教理之真相」?何謂「其主要之精神」?對於此等至關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則完全無人聞問。然可想見的是,此類論述乃是依憑於客觀主義、還原主義與歷史主義的知識論與方法論預設之上;如以下各段所述:     2. 客觀主義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十九世紀流行的知識形構規則(epistémé)並非二十世紀後期才出現的多元方法論主張,而是某種關聯於客觀主義、歷史主義、科學主義等單一決定論傾向的知識論預設,其主要之精神,在於尋求可以共通於全人類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基礎。[55] 楊白衣的〈佛學研究法述要〉於「總論」特別列有「客觀的判斷」一節,即是此種知識論預設之反映;而類似的觀點則充斥於數之不盡的方法學論述中,成為一種流行的學術套語,綿延至今而不輟。 從哲學人類學的角度而言,客觀主義的知識論預設固然可以符合世界主義的需求,或是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套公共設準,卻有可能因此抹煞異文明在文化深層結構上的特殊性與不可取代性。以佛教為例,那些內在於經典最寶貴的思想資源或豐富的象徵意指,會不會因為在西方的知識建構方法上被迫服從於客觀的認知模式而淪為機械式的符碼操作?此一問題,實在值得吾人深思。     3. 還原主義 所謂的還原主義,在知識論的層次上預設了客觀主義的立場,認為我們可以在方法論層次上藉由理性、邏輯、科學等手段獲取並建構客觀性的知識,並以為能夠藉此尋獲真理,作為人類思想與行為的判斷法則。運用於佛學研究,指的是我們可以藉由理性與客觀的角度,通過各種學術方法,為佛教思想找到其原本的意涵(本義)或真正的意思(真義),從而為經典詮釋找到最正確的判斷標準。 例如呂澂認為:「我國近時研究者喜舉《大乘起信論》為入門書,論其結構頗有似於概論,然而說理渾沌似是而非,易與讀者以錯誤之概念。若據為成見,向後研求,一切謬解,其危險孰甚!」[56] 這個觀點表示貼有印度原產正字標記的論典比看似由漢人所造的《大乘起信論》還要來得更具有權威性與正當性。又如楊白衣所說:「本來北傳的佛教徒均以大乘為佛說而信受無疑,但經研究之後,始知大乘為後世發達的思想,而古來被輕視的《阿含經》反而蘊藏著佛陀的根本思想。因此「大乘非佛說」論成為一時的風尚,到處被議論。不過慢慢研究的結果,《阿含經》乃非佛陀的直說,亦包含許多後世發達的成分,因此「小乘非佛說」仍應運而生,這是今日學術界研究的結論。」[57] 姑且不去深究「後世發達的思想」與「佛陀的根本思想」之區分有何宗教哲學知識論上的正當性,亦不論其所謂之「結論」是否完全諦當,但看如是抽絲剝繭之佛學研究與議論,無非不是為了希望能夠找到佛教思想的最早源頭,充分表達出「還原主義」的思考模式。 雖然連學界公認最早結集出來的《阿含經》仍非佛陀的直說紀錄,而包含了許多後世添加的成分,楊白衣仍然覺得梵語或巴利語原典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因為這些經典相對於漢語譯本,顯得比較可靠。如其所說:「佛學之研究,一方面要依據漢譯,作訓詁式的解釋,但對語源(原典)的意義,亦應有徹底的了解。」[58] 這表示梵語或巴利語文獻比漢文佛典更能保存佛教思想的原意。[59] 如是,為了滿足還原主義式的思考,勢必要訴諸歷史研究,通過看似客觀的文獻考證手段來尋找佛教經典的「真正」意涵。於是,歷史主義遂與文獻主義彼此攜手並肩,扛負著尋獲佛教真理之重責大任,成為彼時最為流行的學術意識型態。     4. 歷史主義 歷史主義(Historismus)源於對十八世紀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之反動,於十九世紀成為歐洲歷史學家的主要研究動力與指導原則,蘊含著對啟蒙時期歷史觀念的不滿,期待從發展性(development)、連續性(continuity)與個體性(individuality)之中尋求人類存在的意義與價值。[60]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歷史主義者強調歷史知識為人類活動的重要指標,藉此可把社會與個人經驗規範到歷史領域來;也就是歷史為人提供了某種世界觀,而人則為歷史的產物。從方法論的意義上來講,歷史主義者相信任何事物的性質可以由其歷史發展過程來掌握,任何事物的價值也可以由其本身的歷史來判斷;歷史學家必須抱持著「同情地瞭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的態度與方法來感受歷史的深沈脈搏,並認為人們若想完全瞭解一件史實,應該追溯至起源,始能有全盤的領會。[61] 雖然歷史主義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漸趨衰微,但其思想曾經對東亞學術圈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木村泰賢所說:「在德川時代之佛學所未得夢想及之者,尤以注力於佛教歷史之研究,為近世佛教學者之趨勢。於此研究益力,成績續出,遂益盛大矣!」[62] 呂澂以為:「一切學術之鑽研,莫不以史的尋究為最先重要。蓋由此知事實之因果關係及其變遷發達,而後得合理且精確之解釋也。……歐西學者之研究佛教,範圍雖稍狹,而其應用歷史的尋究則甚早。……其在日本,則遲至三十年前始有村上專精於佛教史林雜誌,極言佛教史的研究之必要。自後逐漸進步,至今稍有可觀」[63];而楊白衣亦云:「研究佛學,絕不可離開史學,故宜透過歷史把握盛衰因果,做為今後之借鏡。」[64] 這些言論顯示出:歷史主義的信念與思想,於二十世紀前期對漢地佛學研究造成之影響,可謂既深且鉅。事實上,連深具方法意識與自覺的印順,其判教思想與佛教史論述,亦頗受歷史主義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預設之影響。殊不知緣起於西歐之歷史主義,於二十世紀後期已經不起文化哲學、宗教人類學與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衝擊而瀕臨瓦解之命運 [65],而佛教本身對歷史亦自有一套以緣起論、本生觀和象徵隱喻為基點的特殊見地與詮釋模式,根本毋須假借歷史主義的觀點與方法。 然而,歷史主義畢竟已成風潮,如談玄所說:「佛法是超出時間空間的,也無須要有歷史來研究了,因此,一般佛教徒,對於歷史的觀念,一向以來非常淡薄。據現時代之潮流,卻又不然!因為現時代之學術,首先要知道它與人類發生有何關係,凡在人類活動之事項,要明白他有如何價值及當時之背景,那就要有歷史的研究了。」[66] 這句話,讀來彷彿歐洲歷史主義的亞洲版廣告詞? 歷史主義於漢地之發展與變形,可以見諸兩端:一方面是分工研究的方法學提議,另一方面是歷史考證的無限上綱。前者主要是對於歷史知識之不可窮盡性所提出的一種權宜性的補救措施,期待透過互助合作的方式來完成佛教史的拼圖工作。後者是指通過某種看似客觀的文獻學手段,藉以提高歷史知識的優位性,從而達成學術以外之目的。無論如何,這兩者都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來開展的。     5. 文獻主義 就佛教史的拼圖工作而言,談玄建議:「佛陀在人類活動的歷史,研究尚非易事!要一人來作此工作,窮究若干歲月,尚不能得到幾何?因此研究佛教的困難情形,較其他種學術,超過其難了。又不能以畏難,而不去研究了!我們要打破此種困難情形,只可將整個的佛教史分類來研究」,其極端之景況,則是分列佛教思想史、佛教教學史、佛教宗教史、佛教美術史、佛教雕塑史、佛教建築史、佛教人物史等科目,然後說:「古人研究歷史,全在佛教思想史上注重,其餘的大概不甚注重的,這是何等的闕憾呢!」[67] 此種分工合作之構想,用心煞是良苦,不過卻隱含著某種知識論預設:佛教史是一個有待我們去挖掘、分析、填補、修復的客觀對象;只要人手充足,文獻夠多,必定可以將佛教的歷史真相完整地呈現於我們眼前。然而,卻沒有研究者去詢問:這樣的一種歷史,如何可能? 至於歷史考證的無限上綱,也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的。其素樸之構想,可以見諸魏善忱所說的:「治佛教經典,宜根本從文名句身考據梵文之原意,下確定之訓釋,可一洗從來籠統顢頇之弊。……如南傳北傳之比較,可以究原始佛教之意義及梵文與巴利文所包藏論議,互有優劣之點。再如漢譯與藏譯比較,可訂正漢譯之處甚多。」[68] 這樣的講法,其實已經成為現代佛學研究的通例與常識;並透過目錄學、文獻學、校讎學與訓詁學的訓練而臻於嚴密之境地。從方法論的觀點而言,文獻研究確實有助於我們對佛教思想的瞭解,甚至是我們理解佛教思想的基本憑藉。然而,文獻研究若走到極端,則會變成文獻主義,認定所有與佛教有關的問題,都「必須」通過文獻研究來解決,甚至「只能」通過歷史考證來解決。魏善忱即說:「欲研究佛法者,宜先明了其教史。……明乎歷史而後可以為教理之研究。蓋教理得史的考證,則典籍先後之組織與時代思想之交涉,及其發展變遷之經過,皆得明瞭,則其教義之真際,亦遂藉以呈露。」[69] 在此種「歷史考證明而後教理明」的宣稱中,我們彷彿看到了清代樸學強調的「小學明而後經學明」或「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等主張的影子。事實上,根據大量的漢語學術史研究顯示:在歷代環繞經史典籍所出現的考辨文字中,並不乏僭用文獻考證手段以闡明個人主觀思想的例子;如此一來,歷史或文獻的客觀性又是建立在什麼地方呢?[70]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通過歷史考證來研究經典的思路,早在十八世紀就已經埋下伏筆:「思考中國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係,顯然的可以看出十八世紀中國的史學已有進入『用歷史來克服教義(經義)』的趨勢」[71]。沒錯,近代的漢語佛學研究,正是在「歷史考證明而後教理明」的宣稱中,以萬牛莫挽之勢向前挺進。學者們的意圖昭然若揭:藉由佛教歷史的「透明化」,為佛教的經典詮釋帶來無限生機! 然而,用「歷史考證」來克服「義理詮釋」作為集體意識觀念的成果,基本上仍是受制於社會情勢的演變;也就是歐洲或日本學術典範對漢地知識份子在思想觀念上所產生的影響力,決定了這個時期思想潮流的趨向,而其思想史背景則頗類似於日本學者山井湧所說的一段話:「經世實學的自覺到了明朝滅亡前後,學者受到社會激烈變動的刺激,表現的極為明顯。……他們身歷明朝滅亡之痛,對於造成這種局面的政治、經濟或學問,不得不加以深刻的批判和反省。他們把客觀的、具體的現實事務作為學問的對象,因此處理的態度也就不得不變得自然客觀。若要從昔日的文獻史實上尋求闡釋問題的根據,就不得不變得越發客觀、實證了!」[72] 雖然山井湧針對的是明末的情況來講的,而且其所說亦不見得完全符合明代的史實;但是,當我們把這段描述錯置於此處討論的問題時(例如把「明朝滅亡」改為「民初佛教的衰敗景象」),反而可以一針見血地道出近代漢地佛學研究者取徑歷史文獻考證的普遍心態,那就是:把建立客觀實證的研究典範當成是促使佛教改革運動成功的最佳保證。[73]     6. 科學主義 科學主義(scientism)包含幾種不同的面向。強方案的講法,意味著科學是獲取知識的唯一方法。弱方案的講法,表示科學是目前為止能夠成為知識之可靠來源的最佳方法,由此展現出將科學視為真理權威的認知模式與知識分類行為;例如強調邏輯思考的重要性,或是顯現出對學科劃分與知識分類的強烈興趣。 就學科或知識分類興趣而言,李世傑於〈佛教的分類〉一文共分出世界宗教的分類、歷史性的佛教分類、判教性的佛教分類、宗派性的佛教分類、現代性的佛教分類等五節,其結語云:「由現代哲學的科目所分的形式分類,這個事業在日本已做到七八分的成功程度了,佛教教育學、佛教心理學、佛教論理學、佛教認識論、佛教法律學等等,這些書名在日本都有了,這要用嚴格的學問原理造成起來才行的東西」;雖然李世傑也知道這只是形式上的分類,最困難的還是在於根本原理的分類,如現象論、實相論、修道論等等,不過仍然提出建議「將來應該要成立『佛教分類學』的一科目,到那個時候,佛學也一定會更發展起來,『佛教分類學』將是錦上添花的新科目。」[74] 這個構想,和前述的歷史拼圖工作極為類似,可以說同時反映了把佛學知識對象化、客體化的思維方式;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科學主義與十七世紀流行於歐洲的分類學(taxonomy)相對應;而歷史主義則剛好與十九世紀誕生自歐洲的文獻學(philology)相聯繫。 科學主義應用在佛學研究方法上,經常表現為對邏輯分析、歷史考證、精密推理等原則之推崇,如呂澂稱讚井上哲次郎與崛謙德合著之《釋迦牟尼傳》:「極其精密,且傅于科學的考據,尤為難得」;其次則是將此種科學的態度延展為對佛教特質之界定:「際現代盛行科學的方法之時,提倡研究而不求其合理,惟以精神安頓為標誌,不將令人疑佛教為神秘若迷信之事乎?」[75] 關於近代漢地討論佛學與科學關係之著作,已經有學者提出反省與評論 [76],茲不贅述。值得思考的地方在於:標榜實證主義精神的自然科學所建構出的世界觀幾乎與基督宗教或神話所提供的世界觀或歷史觀相對立,因此西方自從啟蒙思想家與神職人員相互較勁的時候開始,知識界就普遍存在著文化思想上的衝突;這些衝突,曾經反映在為數可觀的歷史學、哲學與神學著作中,並在後來自然科學日漸取得知識發展之主導權的時候,與宗教之間形成某種知識/權力層次上的緊張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經典所指涉的倫理實踐境界,是否會因為涉及主觀經驗與個人價值判斷等問題,而只能被視為某種不確定的「次級」知識?若然,科學主義對佛學研究所構成的衝擊,恐怕就不只是在於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而是伴隨著這種態度而來的:對於大量描寫修行證量或覺悟境界之文字的棄絕。 棄絕,意味著學者只能,也只願意從佛教經典中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世界:一個祛除了直覺、感性、象徵與隱喻思維的世界;賸下的,只是充滿著邏輯、理性、客觀與科學思維的世界,甚至只是存在於文獻中的文字而已。

書房夜話 316:玲瓏骰子安紅豆


----------- 戀愛中的小兒女,喜歡用「隱語」,「隱語入詩」對才情敏捷的「溫八叉」溫庭筠自然是不成問題。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 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在井底點燈,深深地照著你」,井底,當然是深了,這一句的「梗」在「深燭伊」,也就是「深囑伊(很殷切地叮嚀你)」,所以,唐朝時「燭」的讀音和「囑」即使不是完全相同,至少也要是相當接近。「囑」的台語讀音就可以參考「燭」字。 「共郎長行莫圍棋」,「長行」出現在唐朝的小說筆記裡,也出現在正史中,是中國有名的遊戲,男女可以一起玩。似乎是有一塊中央高四周低的的木板,玩的人用一個木丸往中央彈上去,這個遊戲明清以後失傳,居然連個影子都不見了。這一句「共郎長行莫圍棋」,表面上是說「只跟你玩『長行』不跟你下圍棋」,實際上是「共(講)郎(你)長行(這一趟遠行)莫圍棋(莫違期,不要誤了歸期)。「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就像在玲瓏的骰子擺上了紅豆,(骰子是骨刻的,紅豆就是相思,所以「玲瓏骰子安紅豆」就是「入骨相思」,詩中的人說此一別離就像「入骨的相思」你知不知?) 說了這麼多,只是要問一句「骰子」台語怎麼讀?你知不知? 古代漢語文獻,最早提到骰子的是那一本書? ------------ 《雜阿含1047經》「譬如圓珠,擲著空中,落地流轉,不一處住。…譬如四方摩尼珠,擲著空中,隨墮則安」(CBETA, T02, no. 99, p. 274, a8-9, & a21-22)。 《大正藏》經文「不一處住」在宋、元、明版藏經有異讀,作「不一其處」。可是「不一處住」的句意是「圓珠滾動,不會停留在一處」,「不一其處」則是「圓珠墜落,不會掉落在固定的地方」,這和經文的本意「中無住處」有顯著的差別。 《雜阿含1047經》「如是,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中無住處。」(CBETA, T02, no. 99, p. 274, a9-10) 。 對應的巴利《增支部 10.206經》經文,菩提比丘譯為: “Just as a perfect throw of dice, when thrown upwards, will come to rest firmly wherever it falls, similarly, due to those tainted failures in living caused by unwholesome volition, beings will be reborn in the plane of misery…in hell… Just as a perfect throw of dice, when thrown upwards, will come to rest firmly wherever it falls, similarly, due to success in living caused by wholesome volition, beings will be reborn in a good destination, in a heavenly world.” (Nyanaponika and Bodhi (1999),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nthology’, page 267-269.) 在巴利經文,敘述的是一粒骰子適當地擲向空中,必定會掉下來落在地上一處,比喻作惡業會墮地獄、作善業會生天。我們核對元亨寺版《增支部 10.206經》的譯文:「諸比丘!譬如擲於空中之圓滿摩尼珠,隨墮而善安立」。 或許「牟尼 maṇi」有「寶珠」與「骰子」兩種意涵,誰是誰非,頗難論斷。 不過,「圓珠落地」與「骰子落地」的差別是在,圓珠是球體,落地應該會隨處滾動(如果掉下來沒有破碎的話,應該是「落地流轉、不一其處」的);骰子是立方體,「骰子落地」應該會靜止一處,而不會像「圓珠」的滾動。《雜阿含1047經》關於「圓珠落地」的譯文,並未把「必定墜落、中無住處」的意義清晰地表達出來,巴利經文也無類似「落地流轉」的字句。同時,也引導我們注意經文「譬如四方摩尼珠」,「四方」兩字可能是特指「立方體」囉。 ------------- 《雜阿含1047經》:「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如是眾生身壞命終,必墮惡趣泥犁中。譬如圓珠,擲著空中,落地流轉,不一[3]處住。如是,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中無住處。 「云何為惡業?謂殺生,乃至綺語……」如上廣說,「是名惡業。云何惡心?謂貪恚心……」如上廣說,「是名惡心。云何惡見?謂邪顛倒……」如上廣說,「是名惡見。是名惡業因、惡心因、惡見因,身壞命終,必生惡趣泥犁中;善業因、善心因、善見因,身壞命終,必生善趣天上。 「婆羅門!云何為善業?謂離殺生、不樂殺生,乃至不綺語,是名善業。云何善心?謂不貪、不恚,是名心善。云何為見善?謂正見不顛倒,乃至見不受後有,是名見善。是名業善因、心善因、見善因,身壞命終,得生天上。譬如四方[6]摩尼珠,擲著空中,隨墮則安;如是彼三善因,所在受生,隨處則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99, p. 274, a5-24) [3]處住=其處【宋】【元】【明】。[6]摩尼珠 Maṇi。 ------------
Bingxiu Guo 於 2011年8月5日下午2:28 提到... PTS 解 maṇi 作「a gem, jewel」,有時也被解作「crystal」,不管是珠寶或晶體,未經人為刻意加工前,應該都不會是圓珠狀,如此一來「隨墮則安/隨墮而善安立」也就說得過去了。 另比對巴利文,雜含1047經提及之「圓珠」的「圓」字,是否為「apaṇṇaka」之對應,形容的是 maṇi 的「圓滿(元亨寺譯)」,而非其外型?而中譯佛典為何將 maṇi 譯作「摩尼珠」,是否為翻譯時之誤解而沿用? --------------- 掃樹葉的 於 2011年8月6日上午11:26 Dear GuoBing, PTS 的 PED 是一本老掉牙的書(1925), K. R. Norman 在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1997) 書中提及此中有許多急待更正的內容,Rhys Davids 也承認如此,這一急就急了 86年。 我想,長老菩提比丘是巴利經典權威,他不會毫無來由將這個字譯成 dice 骰子。 ------------ Bingxiu Guo 2011年8月9日下午3:04 提到... 學長好,在《大念住經》附註(ṭīkā)中有段解釋: Maṇī ti kācamaṇipi. 其中的 kācamaṇi 就是漢譯佛典中提及的「迦遮末尼」,一般似乎也將其解作水晶寶石。 不知長老是否有解釋 maṇi 解做骰子的依據? ------------ Yifertw 2011年8月9日下午9:40 提到: 《菩提資糧論》卷4:「『迦柘』者,如『迦柘珠』。諸天世間雖善修理彼迦柘珠,終不能為鞞琉璃寶」(CBETA, T32, no. 1660, p. 533, b24-25) 《一切經音義》卷3:「迦遮末尼(梵語珠寶名也,玉石也,琨瑤珉玉之類也)。」(CBETA, T54, no. 2128, p. 323, b3) 《一切經音義》卷28:「迦遮末尼(舊云『迦柘』。『柘』音『之夜反』。此云『水精珠』也)。」(CBETA, T54, no. 2128, p. 498, a15) kācamaṇi 玻璃珠 我倒是想起另一個「誤譯」的例子: 《中阿含經》卷45〈3 心品〉:「猶如[1]阿摩尼藥,一分好色香味,然雜以毒,或有人為病故服,」(CBETA, T01, no. 26, p. 713, a11-13) [1]阿摩尼藥=阿磨尼藥【宋】【元】【明】~Āpānīyakaṃsa.。 竺法護所翻譯的《應法經》卷1:「猶若阿摩尼藥,色具足、香具足、味具足,彼雜於毒,有人有患便飲之。」(CBETA, T01, no. 83, p. 902, c15-16) 在對應的 MN 46,Āpānīyakaṃsa 是指酒杯(bronze cup 銅杯)。

書房夜話 315:縛與轉


《大正藏》《雜阿含468經》的標點為:「若比丘。樂受貪使。已斷已知。苦受恚使。已斷已知。不苦不樂受癡使。已斷已知者。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大正藏》的句讀,將「慢無間等」分為「無間等究竟苦邊」,而將「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作為一句,顯然不夠理想。《會編》《雜阿含468經》的新式標點為:「若比丘樂受、貪使,已斷、已知;苦受、恚使,已斷、已知;不苦不樂受、癡使,已斷、已知者,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這一句讀也有一個問題:「縛去諸結」不成句義,因此《會編》在註記上建議:「『縛』,疑『轉』」。 CBETA的標點為遵循《佛光藏》的《雜阿含468經》:「若比丘樂受貪使已斷、已知,苦受恚使已斷、已知,不苦不樂受癡使已斷、已知者,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會編》在各版藏經都無異讀的情況下,將「縛」字改作「轉」字,乍看之下,似乎有點突兀,其實這一更改頗有道理。 此經的此一句讀,應該將「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當作一「定型句」,來考量合適的校勘與句讀。請參考<附圖>。 《雜阿含468經》的對應經典為《相應部36.3經》,在《雜阿含468經》「是名比丘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的對應巴利經文為 “acchecchi taṇhaṃ vivattayi saṃyojanaṃ” 。筆者認為,相當於《相應部1.27經》的偈頌 ” kattha vaṭṭaṃ na vaṭṭati ”,對應的 《雜阿含601經》譯作「於何而不轉」,[[1]](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91306231038114/post_tags/?post_tag_id=1530350490467011#_ftn1) 《雜阿含468經》的翻譯團隊可能將「vivattayi 根除」作「vaṭṭati 轉」的衍生字而譯作「轉去」。在此「同一定型句」的脈絡之下,又如《雜阿含1026經》與《雜阿含1027經》的經文: 《雜阿含1026經》:「是名比丘斷愛欲、轉諸結,止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雜阿含1027經》:「是名比丘斷諸愛欲、轉結縛,止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可以見到「轉諸結」、「轉結縛」的譯文。 由於翻譯團隊有可能將vivaṭṭati相當的字譯為「轉」,對於《大正藏》《雜阿含1026經》的經文「斷愛欲轉諸結」,宋、元、明版藏經「轉」字作「縛」字,可能還是作「轉」字比「縛」字正確,但是此處的「轉」字應作「根除」解釋。 對於《雜阿含1027經》的經文「轉結縛」,「元、明版藏經」作「縛結縛」,似乎有一些抄本「轉」、「縛」書寫的非常類似,抄經者必須經常猜測究竟是「轉」字還是「縛」字。 又如《雜阿含465經》「是名斷愛縛諸結斷諸愛,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此處《雜阿含465經》就「斷愛縛諸結」而言,字句結構不常見,筆者認為經文應該是「是名斷愛、轉諸結,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將「縛」字作為「轉」字的訛寫,後面的「斷諸愛」三字,作為「抄寫衍文」而刪去。 另一個例句:《雜阿含123經》「名斷愛、離愛、轉結、止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雖然《雜阿含123經》此段經文並無異讀,我們 也可以依上述的定型句判定經文「離愛」是衍文,「止慢無間等」應作「正慢無間等」,經文應作「名斷愛、轉結、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因此,在對「縛」字校勘為「轉」字之後,《雜阿含468經》的標點應如《會編》所建議的,為:「是名比丘斷除愛欲,轉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書房夜話 314:觸與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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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加過不少佛學讀書會,甚至在某些雜阿含讀書會擔任導讀師兄。經驗上,可以將這讀書會區分為兩類:第一類,希望迅速汲取佛教的教導,馬上在日常生活實行,得到「功效」。第二類,想知道經文裡的每一個字是什麼意思,一字也不願意跳過。第一類的學員通常認為「研究」是文字障,這不是「急於了脫生死者」的要務。
我不是說,這兩類當中哪一類正確或哪一類比較好;我只是說有兩類讀書會,他們彼此的特性有很大的不同。
我所介紹的內容與認識,通常是屬於第二類讀書會的讀經方式,習慣於第一類的同學可能會對這種學習方式感到困惑而不自在(學這個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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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的經文經常出現「以、已」混用,「相、想」不分的現象,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從印度語系文本的角度看過來,也有「燈」、「洲」混淆,除了抄寫訛誤之外,大致上有「一詞多譯」、「多詞一譯」和「誤譯」等現象。
這裡僅以「觸」、「轉」的混淆為例,作以下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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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雜阿含57經》卷2:「何因?何集?何生?何轉?」(CBETA, T02, no. 99, p. 14, a14)
  2. 《雜阿含58經》卷2:「以何為根?以何集?以何生?以何觸?」」(CBETA, T02, no. 99, p. 14, b20-21)
  3. 《雜阿含291經》卷12:「此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觸?」(CBETA, T02, no. 99, p. 82, b10-11)
  4. 《雜阿含292經》卷12:「此諸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觸?」(CBETA, T02, no. 99, p. 82, c21)
  5. 《雜阿含371經》卷15:「此四食何因、何集、何生、何觸?」(CBETA, T02, no. 99, p. 101, c28-29)
  6. 《雜阿含466經》卷17:「此三受何因、何集、何生、何[3]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因、彼彼受生,若彼彼觸滅,彼彼受亦滅、止、清涼、沒。」(CBETA, T02, no. 99, p. 119, a16-19)[3]轉=觸【宋】【元】【明】。
  7. 《雜阿含570經》卷21:「此諸異見,何本、何集、何生、何轉?」(CBETA, T02, no. 99, p. 151, a13-14)
  8. 《雜阿含969經》卷34:「此三種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CBETA, T02, no. 99, p. 249, c11-12)
  9. 《中阿含23經》卷5〈舍梨子相應品 3〉:「生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CBETA, T01, no. 26, p. 451, b12-13)
  10. 《中阿含103經》卷26〈因品 4〉:「此四受何因、何習,從何而生,以何為本?」(CBETA, T01, no. 26, p. 591, b10)
  11. 《中阿含134經》卷33〈大品 1〉:「何因何緣,為從何生,由何而有?」(CBETA, T01, no. 26, p. 635, a22-23)
  12. 《中阿含201經》卷54〈大品 2〉:「此四食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CBETA, T01, no. 26, p. 767, c22-23)
  13. 《長阿含14經》卷10:「何由而起?何因何緣?誰為原首?從誰而有?」(CBETA, T01, no. 1, p. 64, a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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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以上各例的對應巴利經文為:「kiṃnidāno 以何為因 kiṃsamudayo 因何為集 kiṃjātiko 因何而生 kiṃpabhavo 以何為起源」。
  2. 從《雜阿含466經》經文:「此三受何因、何集、何生、何[3]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因、彼彼受生,若彼彼觸滅,彼彼受亦滅、止、清涼、沒。」(CBETA, T02, no. 99, p. 119, a16-19)[3]轉=觸【宋】【元】【明】。應該是以「何因、何集、何生、何轉」為正確,否則下一句「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因、彼彼受生」就會成為「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觸;彼彼觸因、彼彼受生」。
  3. 《中阿含經》有幾經翻譯作「以何為本」,另有幾經翻譯作「以何為有」,這是對「pabhavo」作不同的詮釋。

書房夜話 313:《龍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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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醫有「眼科專書」記載「白內障」的治療方法。
醫書《普濟方》卷79:
「《龍木論》云:針內障眼法歌曰:
『內障由來十六般,學醫人子審須看;
分明一一知形狀,下針方可得安然。」
我們當然不是要讀古代治療白內障的方法,我們這次是要探討《龍木論》的書名。
此書全名叫《龍樹菩薩眼論》,被簡稱作《龍樹眼論》,或簡稱為「眼科《龍樹論》」,最後成為《龍樹論》。
宋英宗時代,朝臣編《宋會要》,收入《龍樹論》時出現一個問題,宋英宗的名字叫趙曙,大臣避皇帝名諱,不只避用「曙」字,連「ㄕㄨˋ」的音也要避皇帝諱,就改「樹」為「木」。《龍樹論》便成為《龍木論》,最後流落成為《龍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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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龍樹菩薩眼論》是否真為「龍樹菩薩」所傳?還是僅由天竺僧人遠託龍樹來炫耀,這我不知道。
就好像在「油管 Youtube」隨便搜尋,就看得到「少林達摩易筋經 12式」的教學影片。
  1. 這「十二式」真的來自少林?
  2. 少林真的有《達摩易筋經》?
  3. 《達摩易筋經》真的是達摩所傳?
  4. 真的有一本《達摩易筋經》記載了˙這十二式?
我不知道,你高興就好,隨你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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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https://kknews.cc/zh-tw/fo/rlr8p9v.html

書房夜話 312:跟長老菩提比丘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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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12日我第一次見到菩提比丘,並且得到他的允許,讓我跟他提問,我問的問題有「我勝、我等、我劣」、「義品、八頌品」等問題,我也以「印順導師98歲時,我跟導師的的問答」作為回報。菩提比丘對「印順導師怎樣回答我的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停下來思考印順導師的詞句後面的意涵。
以下是當天我跟菩提比丘所提的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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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剛接近佛法時,本生故事帶給我很大的困擾,我必須把本生故事當作史實,而依教奉行呢?或者認為『此非修多羅、此非毗奈耶、此非阿毗達摩』,當作apadana譬喻、俗講,置之一旁即可?」
長老回答:「在巴利聖典中,『Jataka本生』的本義不是這樣的,本生也只有偈頌而沒有故事,故事是在commentary(後代論師的註解)中。」
長老繼續補充說:「這也很難說這些故事究竟是不是佛說。你知道,世尊或者聲聞弟子遊方乞食,有時要到相當偏遠的地方,他們的文化背景不一樣,可能忙於衣食而沒受過多少教育,有時也有天真好玩的兒童,有時候、有些人、很難一開始就跟他們解釋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三法印。這時候這些活潑生動的故事可以收攝他們的注意力,提供愉悅的氣氛,給一個容易理解的比喻,讓他們容易接受佛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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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在《經集》、《本生》、《法句經》、《相應部》都有豐盛的偈頌,學者也在討論在佛法的傳誦與結集過程中,到底是『prose 長行』較古、較早呢?還是『gāthā 偈頌』較古早呢?」
長老回答:「這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在遊方乞食的旅途當中,僧侶純靠『背誦』來傳導佛陀的教法和用以自課,這時候偈頌是比較方便的,因為『metre 詩韻』會協助記憶而不致遺漏。但是『metre 詩韻』也有顯著的缺點,由於詩韻的限制,沒有辦法像長行把事理表達得精準。在傳誦的過程當中,摩竭陀語、半摩竭陀語、東方的語言與西方的語言(指印度的東西方)的轉述,為了符合詩韻,有時必須更換別的字,有時必須把整個句子重組(長老用的是re-phrase這個字),我們在不同版本的《法句經》看到不同的偈頌的或大或小的差異,主要是因此造成的。可是也很難說世尊的初期說法只用詩偈,而不講日常用語。」

書房夜話 311:讀書筆記,趙家棟〈敦煌文獻疑難字詞釋證〉



請參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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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棟文中提及,敦煌殘卷(編號 P2111)《佛名經》:「或推著坑塹。或以水沈溺。或塞穴壞巢。或土石磓磹」,最後兩字應作「磓磹」。
清智證錄《慈悲水懺法》卷中《隨聞錄》作「磓磹」,並在「磓」和「磹」下,分別注「反切」和「直音」:「都回切,音堆」。、「徒念切,音殿」。並釋曰:「磓磹,以石投下也」。(X74/698a),清西宗集註《慈悲道場水懺法科註》卷中正作「磓磹」, 並釋曰:「磓磹,聚石塞之。又云以石投之之謂」。(X74/763a)。
此為「落石、投石」(磓),「以石堆壓」(磹)。
經文中常連用「堆壓」兩字,例如:
  1. 《長阿含經》卷19〈地獄品 4〉:「第三名堆[14]壓」(CBETA, T01, no. 1, p. 121, c6),[14]壓=𥑐【宋】【元】【明】。
  2. 《摩訶僧祇律》卷4:「自身者,全身[8]堆壓殺人」(CBETA, T22, no. 1425, p. 255, a13-14),[8]堆壓=塠壓【宋】【元】【明】,=搥壓【宮】,=塠押【聖】。
  3. 《摩訶僧祇律》卷19:「奪畜生命者,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一切身,於眾生身上跳蹈、若[9]堆[10]壓欲令彼死」(CBETA, T22, no. 1425, p. 377, b16-17),[9]堆=推【宋】【明】【宮】,=椎【元】。[10]壓=押【宋】【宮】。
  4. 《一切經音義》卷26:「打擲垖押(垖,都回反,墜也、落也;字正體作『磓』。『押』,正體作『壓』,烏狎反;鎮也,『押』字,古押反;籬辟也。非此義)。」(CBETA, T54, no. 2128, p. 478,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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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卷1:「或推著坑塹,或以水沈溺,或塞穴壞巢、土石堆壓,」(CBETA, T14, no. 446a, p. 367, b8-9)
  2. 《佛說佛名經》卷5:「或推著坑塹,或以水沈溺,或塞穴壞巢,土石磓𥑐,」(CBETA, T14, no. 441, p. 209, a8-9)
  3. 《佛說佛名經》卷20:「或推着坑塹,或以水沈溺,或塞穴壞巢,土石磓𥑐,」(CBETA, T14, no. 441, p. 268, b22-23)。
  4. 《慈悲水懺法》卷2:「或推著坑塹,或以水沈溺,或塞穴壞巢,或土石磓磹。」(CBETA, T45, no. 1910, p. 973, b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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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磓磹」兩字,從「投石、堆石」致死,演變到《摩訶僧祇律》卷4:「自身者,全身堆壓(塠壓)殺人」,詞義僅是「用身體壓住對方令其致死」,與「石頭」無關了。
題外話,「磓」字怎會誤寫成「堆」字呢?兩字的字音、字形、字義都相當甚遠呢?
其實,台語「追」字正讀成「堆」,所以有可能是「音近而成訛誤」。

書房夜話 310:關於覺音論師的議題




照片中的表格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ddhagh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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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覺音論師,我所能找到的網路上較完整的和與資料為葉均「覺音《清淨道論》簡介」:(http://myweb.ncku.edu.tw/~lsn46/extra/anya/abhidhammattha-sangaha/yehchun-abhidhammattha-sangaha/visudhim.htm)
我摘錄一段如下:
在摩訶男王(409~431)的時代,覺音來到錫蘭的首都阿耨羅陀補羅,住在摩訶毗訶羅,從僧伽波羅長老學習僧伽羅文的注疏和上座部的三藏教理。通過了努力學習,掌握了僧伽羅文的佛學精義,他便請求大寺的僧眾,給予以一切參考的書籍,便利他對一切經論的注釋工作。大寺僧眾為了考試他的學力,從經中選了二頌,叫他先去試行解釋。他便寫了一部定名為《清淨道論》的作品,獻給大寺長老,僧眾們讀了這部著作,都認為非常滿意,才給他一切經論注疏。覺音住在乾他伽羅寺時,便把一切僧伽羅文的注疏都譯成了摩竭陀文;之後,他回印度朝禮了聖菩提樹。
這位最傑出的巴利注釋家畢竟死在什麼地方,無從稽考。我們知道在柬埔寨有一座古寺叫做覺音寺,相傳是覺音圓寂的地方。
關於覺音的著作如下:
  1. 《清淨道論》
  2. 《普悅》──律藏注(相當於我國舊譯《善見律毗婆沙 》)
  3. 《析疑》──波羅提木叉注
  4. 《吉祥悅意》──長部阿含經注
  5. 《破除疑障》──中部阿含經注
  6. 《顯揚正義》──雜部阿含經注
  7. 《滿足希求》──增一部阿含經注
  8. 《勝義光明》──小部第一(小誦)、第五(經集)注
  9. 《殊勝義》──法聚論注
  10. 《迷惑冰消》──分別論注
  11. 《五論釋義》──其餘五部論注
  12. 《本生注》
  13. 《法句譬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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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敘述,有不少地方需要訂正。
例如,像封興伯、比丘班迪達等巴利文獻學者認為現存的著作和註釋,僅有「《四部》註」、《善見律毘婆沙》及《清淨道論》是覺音論師所著,其餘如「《阿毘達摩》註」及「《小部》註」不能劃歸覺音論師。
如封興伯說:
Pj [Paramattha-jotika] I (《小誦》註) 及 Pj II (《經集》註) 都無法考證年代,也無法舉出兩者的關聯,僅僅是兩者都歸功於覺音所註。除此之外,兩者都無法找到與覺音的直接關聯。 Ja [Jataka-atthavannana 本生註] 和 Dhp-a [Dhammapada-atthakatha 法句註] 傳統上都只認為覺音所註,但是現代學者都對此提出「正確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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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覺音論師的議題:
  1. 覺音論師的生歿年代及地點。
  2. 覺音論師的所屬部派,及其前往錫蘭之前的所學。
  3. 覺音論師前往錫蘭的目的是什麼?
  4. 覺音論師何時著作《清淨道論》?動機是什麼?
  5. 《清淨道論》是覺音論師的第一本著作,還是著於《四部註》之後?
  6. 覺音論師的《四部註》那些內容是自己的見解?那些內容是古註?那些內容是「大寺派」的主張?《四部註》有不遵循「大寺派主張」的內容嗎?
  7. 覺音論師《清淨道論》有參考《解脫道論》(CBETA, T32, no. 1648, p. 399, c9)嗎?兩者的關係為何?

書房夜話 309:《覺音論師的一生與著作》



台語有一個詞叫「偷師 thau1-sai1」,這是指在對方沒正式教你的情況下,偷學對方的技藝。例如模仿梵谷的畫,或看老師傅紮燈籠,回家摸索著紮燈籠與畫燈籠,看著廚師煮一道菜,回來揣摩著照作,等等。一般而言,這不絕對是「偷」,印象中有幾個行業,即使拜了師、進了師門,老師也不教,必須自己細心觀察著「偷師」。 我這麼說,其實要講自己也是「偷師」,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名家論文或書籍的「參考書目」,從裡面挖東西出來學。就像是無著比丘的《《中部》比較研究》(2011年,法鼓山出版),後面有數百本的參考資料,幾乎把2010年之前的巴利文獻書單一網打盡。 二是 academia.edu,我常到名家的帳號裡去看他們閱讀些什麼,關注了哪些書籍或論文,跟著閱讀就對了。 最近有一位教授來蔽寶地閱讀論文,循著原路去看他在 academia 讀了那些論文,發現了這本 1997 出版的《覺音論師的一生與著作》(The Life and Work of Buddhaghosa),原書作者是 Bimala Charan Law,於 1923年出版。 關於覺音論師的著作,近年來有 Oskar von Hinueber 封興伯、Ven. Pandita 長老班迪達,與 Mahinda Palihawadana 教授的論文作更深層的探討,因此這本 1923年出版的「老書」有不少內容有待訂正。可惜國內介紹這一研究範疇的資料少之又少。
近年的新書有 Maria Heim 的 "Voice of the Buddha: Buddhaghosa on the Immeasurable Words" (2018),

JAMES GRAY 的 "THE LEGEND OF BUDDHAGHOSA: BUDDHAGHOSUPPATTI"(2012)。

或許紀老師 Hannah Ji 可以幫我們提供幾本關於覺音論師的新書? https://www.academia.edu/4226343/The_Life_and_Work_of_Buddhagh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