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句經》是到今日為止被翻譯成最多種語言的佛經，也是今日保存最多種古代語言版本的佛教文獻。
西元224年支謙位處三國時代的吳國，翻譯此經時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也就是說，不管出家或在家學佛，應該從《法句經》開始學起。今日環觀佛教世界，在錫蘭、泰國、緬甸，仍然從《法句經》開始學起，到了漢地、日本、韓國、越南，不要說從《法句經》開始學起，就是學佛二、三十年的佛教徒，也不曾從頭到尾讀完漢譯《法句經》。
雖然巴利《法句經》號稱是在西元前 79年以文字書寫下來，但是，實際上保存的文本最早可能才上推到十五世紀，絕大多數「古」寫本不會早於十七世紀。支謙在西元224年翻譯的《法句經》就成為珍貴的「化石」。學者較感興趣的是，此本漢譯《法句經》的印度文本比較接近下列的哪一本？
- 巴利《法句經》
- 犍陀羅語《法句經》
- 波特那《法句經》
- 梵文《法句經》(《優陀那品》)
本群組在「巴利《法句經》」的目錄下，介紹了第一品〈雙品〉1-20頌，接著要從下列三個角度來審查這些文獻：
- 從巴利《法句經》第一品〈雙品〉檢視自己。
- 從巴利《法句經》的視角閱讀漢譯《法句經》(T210)。
- 從漢譯《法句經》(T210)的視角閱讀巴利《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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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巴利《法句經》第一品〈雙品〉檢視自己：
所謂〈雙品〉，應該是「兩兩相明，善惡有對，舉義不單」，也就是說，這是一組兩首偈頌，一首說正方、一首說負方，句數相同，用字也是大致相同。
如巴利《法句經》1-2頌，第一首是：「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第二首是：「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樂自追」，就是所謂的「兩兩相明，善惡有對」。
我們可以指出，第5, 6 兩首並不是「兩兩善惡有對」的形式，第19, 20 首偈頌，雖然意思可以說是「善惡有對」，但是，第 19 首偈頌是四句，第20 首偈頌是六句，也是與其他對偈頌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檢查這兩對偈頌的相對位置，波特那《法句經》有第五、六兩首，但是位於〈14 忍品 khānti〉。
梵文《法句經》僅有第五首，位於〈14 忿怒品 droha〉，T212《出曜經》和T213《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也是只有第五首，同樣位於〈忿怒品〉。
這可能有「編輯」上的問題。
2) 從巴利《法句經》的視角閱讀漢譯《法句經》(T210)：
由於 T210《法句經》從〈9 雙要品〉到〈35 梵志品〉(扣除〈33 利養品〉)共 26品，與巴利《法句經》的 26品在品名及次序都十分相符，因此，不僅歐、美、日學者主張「支謙譯《法句經》(T210)的這26品就是來自巴利《法句經》」。漢地學者如黃懺華、呂澂、印順導師都有類似主張。
我們首先檢視，是否每一首巴利《法句經》的在「支謙譯《法句經》(T210)」都有對應偈頌？
答案是巴利《法句經》的第3, 4 兩首偈頌在《法句經》(T210)沒有對應偈頌。此兩首偈頌在波特那《法句經》位於〈雙品〉，但是在梵文《法句經》位於〈忿怒品〉。T212《出曜經》和T213《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只有第三首，同樣位於〈忿怒品〉。
對於《法句經》(T210)沒有此兩首的對應偈頌，我們有解釋，支謙說「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有可能是未能翻譯出來。
3) 從漢譯《法句經》(T210)的視角閱讀巴利《法句經》：
如果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大多數可以在漢譯《法句經》(T210)找到對應偈頌；而且漢譯《法句經》(T210)的偈頌大多數可以在巴利《法句經》的偈頌找到對應偈頌，我們就可以宣稱：「兩者的第一品是出自同一版本，文句的差異只是『漢譯』的技術問題」。
但是，如果第一品的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少於漢譯偈頌，我們可以宣稱他們是同一來源嗎？
可能是不行的。
我們看實際狀況：
漢譯《法句經》(T210)的第3, 4 兩首偈頌在整本巴利《法句經》沒有對應偈頌，顯然，漢譯另有來源。
漢譯《法句經》(T210)的第15, 16 兩首偈頌也是如此。
漢譯《法句經》(T210)的第21, 22 兩首偈頌雖然在巴利《法句經》有對應偈頌，但是前者兩首偈頌都是六句，比後者更符合「兩兩相明，善惡有對」的原則。
所以，如果有人要主張漢譯《法句經》(T210)翻譯自巴利《法句經》，顯然必需先解答此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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