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島靜志:〈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意義及方法〉,2014,《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十期 322-342頁,2014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我(辛島靜志)讀碩士時,英國劍橋大學教授John Brough 及澳洲國立大學的狄雍(J. W. de Jong)教授來日本講學。他們都強調漢譯佛典研究的重要性。受他們的影響,我也覺得,從語言方面重新研究漢譯佛典十分有意義。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不僅需要梵語、印度口語及中亞語言的知識,而且讀解古代漢語和中古漢語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回到日本後,我以文獻學方法研究佛典。但從幾位先生那裏學到的「從文獻學角度讀佛典,重新勾畫出佛典原貌」的方法很長時間不被同行理解和接受,以至有時想自己是否選錯了路。孤獨中常想起同樣孤獨中坐冷板凳看書的先生們。他們不在乎金錢和名譽,一心讀書,熱愛學問,是真正的文獻學者(philologist,文獻學者;philo-,熱愛;-logy,學問),在他們身邊學習時,看到了他們孤獨、單純、樸素又不乏快樂的生活。只要想到他們走過的路,我便覺得從容一些,平靜一些,又能夠以平常心讀書。親耳所聞、親眼所見的先生們的言行引導我遠離世俗,讓我平心靜氣地讀書,老老實實地做人。我覺得,作文獻學研究,重要的是不急不躁,安心面對原典。堅持下去便可達到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境界。現在,我終於開始慢慢理解先生們的教誨了。
包括律典在內的漢譯佛典中出現了許多口語表達,其原因在於,在原典中就已經使用了當時的傳説、寓言及日常對話,描繪了當時的日常景象,因此,在翻譯佛典時,譯者也相應地使用了當時漢語的口語表達。根據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録》(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的統計,從東漢中葉的安世高到直至北宋代的大約九百年間被翻譯的佛典中,流傳至今的有1482部,總計約5702 卷,4600 萬字。其數量龐大,成立年代明確,我們可以把它與梵語、巴利語、藏語等經典進行對比。因此佛典不僅是佛教、哲學、思想、文化等研究的寶貴資源,也是研究漢語詞彙、語法、音韻時不可取代的材料。
我認為,作研究時最關鍵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較,尤其當我們研究的對象是語言時。例如,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産生與歐洲人的梵語「再發現」有很大關係。英國人最初認為,梵語及其他印度口語不過是其殖民地落後的語言而已。直至1786 年英國語言學和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指出梵語與希臘、拉丁語的同源關係後,歐洲的語言學家終於開始研究印歐諸語言之間的相似性,於是有了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呱呱落地。有了自公元前一千數百年至公元10 世紀兩千數百年之間不斷産生的數量及內容都異常豐富的梵語文獻,印歐語系研究有了日新月異的發展,獲得了相當確鑿的研究材料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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