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翻譯」當作唯一的詮釋方法,僅僅將一部經典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對讀者並未提供任何幫助。因為能閱讀原文者,不需要這種型式的翻譯;不能閱讀原文者,這種型式的翻譯並未提供任何幫助,有時反而只是增加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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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法友:
謝謝你邀請我參與巴利《相應部》的漢譯工程,我認為這會是一樣有意義的事;但是,就我個人的時間規劃而言,我已經不再作任何「僅僅是單純地將一部經典從某一語言翻譯作另一語言」的工作,所以我懇辭這項任務。對於已有其他譯本的經典來說,我認為僅僅是翻譯,對讀者的幫助並不大。
最近我正逐期補讀國際佛學研究協會的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手頭正在閱讀的這一篇,是保羅˙葛理飛思(Paul Griffiths)的〈佛教混合英文 Buddhist Hybrid English〉,這是一篇發表在 IABS期刊,1981 vol. 4, number 2, 17-32頁,的文章。
我讀到保羅˙葛理飛思的論點是:
「到目前為止(1980),梵文研究是以研究吠陀(Veda)的框架之下取得的理解 (而對巴利佛教經典的研究,是在西方學者對梵文研究的理解之下進行的!?)。對佛教語言的精確理解,必須在廣泛地精讀多本佛教註釋書之後,在此理解下對佛教梵語或巴利經文作出確解。不能僅僅在吠陀的框架下吸取註解。」
「我搜尋 1974-1979 年的佛教學博士論文,有25篇基本上是一本梵文原稿翻譯,後面有個50頁左右的附註,前面再加個50頁左右的前言,這就是大部分的佛教博士論文。」(版主按語,事隔 36年,好像情況也沒改變多少。)
「以孔澤(Conze)的翻譯為例:
…all dharmas are situated in permanence, ease, the self, the lovely; and likewise in impermanence, ill, not-self and the unlovely; in greed, hate, delusion, wrong views; for an entity made by false views does not exist, how can the false views themselves take place? For situated in Suchness are all dharmas, and from that situation they do not depart. And why? Because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Suchness cannot be apprehended. And so for the Dharma-element, the Reality-limit, Sameness, the unthinkable element, and immobility.
這一段《兩萬五千頌大般若經》的『佛教混合英文式 Buddhist Hybrid English』譯文是相當隨機列舉的例子,這段譯文發表時沒有任何附註或詮釋,讓人不由自主地懷疑孔澤是否曾考慮到他的讀者。孔澤的譯文只維持最基本的英文句法,而對所有術語完全沒有解釋,即使從上述的簡短引文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這譯文的優點在於可以清晰地追溯梵文原文,讓梵文學者毫無困難地重建原文。但是非常清楚地,這樣的專家不需要譯文,他們不僅可以直接閱讀原文,也寧可直接去閱讀原文。」
保羅˙葛理飛思的論點是,不要把「翻譯」當作唯一的詮釋方法。僅僅將一部經典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對讀者並未提供任何幫助。因為能閱讀原文者,不需要這種型式的翻譯;不能閱讀原文者,這種型式的翻譯並未提供任何幫助,有時反而只是增加誤解。
(版主按語:如果你去閱讀郭良鋆翻譯的《經集》,就知道譯文所帶來的困擾與混淆,比它帶來的詮釋多。即使是《法鼓出版社》達和法師翻譯的《經集》對此現象雖有改善,但是效果不大。僅僅是翻譯,網路上多得是,對讀者並未提供足夠的幫助。)
通常,我們很難從單純翻譯的書獲益,這樣的書不值得倚賴。對我們幫助較大的是像 Norman, Brough, 菩提比丘(Bhikkhu Bodhi) 這樣的註解與翻譯並存的書,我們才有引述與探討的基礎。
如同我們剛剛所探討的這一本 2015年出版的翻譯,以巴利《法句經》這樣一本已經有多次翻譯的書為例,僅僅是單純再作一次翻譯,對讀者幫助其實不大,也夠不上學術著作的水準。
如果只是將帶著學生邊讀邊譯的結果結集成書,當作課堂上的講義是無可厚非,如果以「學術著作」為名出版,似乎太過嚴肅、太過沉重了。
如果,僅僅是將巴利《法句經》翻譯成漢語,未加詳細注解(只有略注),未論列巴利偈頌的異讀,未列參考書目,未對以前各譯略作評述(葉均譯本、淨海法師譯本、台灣元亨寺《南傳大藏經》譯本),未點出與梵語、犍陀羅語、漢語、藏語《法句經》(與 Patna 《法句經》)對應偈頌差異的意義,未對各首偈頌作句型分析、未編列「對應偈頌對照表」,甚至也沒有「index 索引」,而且未將支謙《法句經》偈頌翻譯成當代白話漢語,顯示此書除了翻譯作當代漢語之外,並未作任何更前瞻的工程。
其實,我對翻譯佛教經典的期望,不希望止於單純的逐字逐句翻譯,希望能達到下列兩人的翻譯水準:
菩提比丘的翻譯:巴利《相應部》、《增支部》、《中部》。
無著比丘的翻譯:五十卷本《雜阿含經》(漢語譯作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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