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校勘中，如 CBETA 以電腦程式比對各本差異，詳細而正確地記載各版的異讀，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第二階段是利用古典校勘學「本校、他校、對校、理校」的方法，配合出土文物與「跨語言文本的比較研究」，對各種異讀作一個取捨，藉此訂誤、補脫，顯明經義、判別篇章，乙正字句段落，依此才能作出翻譯史、佛教史、思想史的正確判斷。
佛典校勘中，「認字」是第一要項(有時「認字」還需「聲韻學」知識)。例如，《雜阿含1019經》卷36：「熾然修梵行，已洗諸非小。」(CBETA, T02, no. 99, p. 266, a11)，「非小」應是「非水」。《雜阿含1224經》卷46：「有事大弟子者」(CBETA, T02, no. 99, p. 334, a10)，「事大弟子」應如【宋】【元】【明】版作「事火弟子」。《別譯雜阿含52經》卷3：「若信外道大聲聞者，亦言供養我師大聲聞」(CBETA, T02, no. 100, p. 390, c5-6)。「外道大聲聞」、「我師大聲聞」應作「外道火聲聞」、「我師火聲聞」。
這樣子的校勘是在「刻本(雕本)」的基礎上進行「異讀」的檢校。實際上，現存漢譯佛典最早的版本是《開寶藏》，據說存世僅餘十幾卷，又價值連城，不易見到，更不用說翻閱、登錄經文了。學者較容易接觸到的元明以前的刻本是《高麗藏》(初刻版及二刻版)、《房山石經》、《趙城金藏》、《磧砂藏》，即使是南宋《思溪藏》也不是尋常大學教授能夠翻檢得到的。
而這些「刻本(雕本)」大藏經的內容，是來自「寫本大藏經」，將前人的寫本轉抄、轉錄，會面臨一個「認字」的問題。如同潘重規在〈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字之研究〉指出的，古代的寫字習慣經常是「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因此，辨別出個別「抄書手」的書寫習慣也是重大課題。
例如，趙鑫曄〈敦煌寫本《諸文要集》校勘劄記〉(《敦煌學研究》2009年第2期)指出「敦煌寫本《諸文要集》」抄錄為「荊巖藏玉」，「藏」字其實是「閏」字(作「潤」字通假)，此卷抄手慣於將部首「門」寫為“
”，三位學者誤將此字下加一「壬」誤認為「藏」，應該是「閏」字。又如「石」字，或被抄錄作「石」字或「名」字，其實是「問」字，這必須認清抄手的書寫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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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有沒人對這套書有所的評價? 若依據網路文章介紹，高麗藏初雕本有半數藏在日本寺院中，並不對外公開，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又如何可能取得，並進行整理出版?究竟這套書是真的高麗藏初雕本嗎? 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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