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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學的方法既是預流國際學界的要求，也是繼承漢語佛學研究傳統的應有之義，因其重要性，故單列一節。眾所周知，在西方世界，文獻學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台灣自80年代開始，文獻學成為研究典範。說起文獻學似乎有點老生常談，早已多有前輩學者强調過文獻學的重要性，但是中國學界對文獻學的重視程度仍然顯得不足。雖然懂得梵、巴、藏等語言的學者與日俱增，但是總體數量仍是太少，而且有能力做出對勘、進而得出嚴謹成果的學人還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就算學了一些梵巴語，只是停留在會查字典、會讀轉寫的皮毛狀態，並没有清醒地意識到梵漢字典也存在著諸多問題。這樣的語言學習，恐並不能稱為真懂，做真正的文獻學也就難以談起。故此，沈衛榮教授有「回歸語文學(文獻學)」之倡議。
「不重視文獻學」大致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從大背景來說，90年代後國際學界上對傳統的語言文獻學研究多有批評，但也並非要放棄語言文獻學的訓練，而是了解其局限性，尤其是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與術語翻譯的合法性。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所謂『翻譯』，看似是一種文獻學的工作，其實是一種『understanding 理解』與『interpretation 詮釋』。」
其次，文獻學本身有著較高的難度，學習不易，有條件開設課程的地方也比較少，師資緊缺。學習也需要常年累月的苦功，從學習到能作出研究，發表論文，是一段相當長的時光。
最後，有一種觀點是，中國學人研究漢傳佛教並不需要文獻學背景。畢竟，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可以算一種「先天優勢」。佛典漢譯有著千年傳統，譯經制度成熟，譯者更有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義淨等高峰，漢譯佛典有著極高的權威性。再學梵文還能超過古代漢譯經大家嗎？
那麼，究竟漢傳佛教研究者有無必要去學習文獻學呢？已頗有現代研究指出，古代譯經大師並非不會犯錯，比如支謙常把梵語、佛教混合梵語、中期印度語混淆，因而造成誤譯。何況，有時不通原文，會誤解原本準確的漢譯，如程恭讓教授關於「光宅法雲」誤解羅什的討論。有了文獻學的訓練，更能拓寬問題的論域。
辛島靜志教授說：「漢譯佛典如此難解，僅滿足於大約讀懂，是根本不可能正確理解佛教思想的。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當然，由漢語進入漢譯佛典無疑是有可能讀懂的，但也是可能出現偏差的。如果有文獻學的功底，則更能從佛典翻譯、形成的過程中，求得對漢文佛典更為細緻、深入的理解。就算是研究漢傳佛教，有無文獻學的能力也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有了文獻學功底，可以跳出漢傳系統本身，獲得更廣闊的比較視野，也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
如辛島靜志教授所說：「探討佛教歷史就像是造房子，文獻學研究——文本的鑒定、編輯，寫本的翻譯，語法、詞彙及辭典的編纂——就像是造磚頭。只有擁有了堅實穩固的磚頭，才能按照我們的設計建起安全的房子。」
當然，我們也要意識到，文獻學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自有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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