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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佛典解讀也是繼承漢語佛學研究傳統的重要内容。
「漢文佛典」意指用漢文書寫的佛教典籍，既包括漢譯佛典、中國歷代高僧大德的論著，也包括日、韓等國的漢文論著。漢文佛典與梵巴佛典相比有其特色：
第一，漢譯佛典數量最為龐大，有的典籍只有漢文尚存，如大量部派佛教的文獻，又如《大智度論》、《成實論》、《大乘掌珍論》等重要大乘論典。
第二，經典翻譯過程持續千餘年，保留了大量不同版本的經典，這些經典的原始文獻可能來自印度及中亞各國，通過研究可見其内容流變，乃至分析原始語言的痕迹。
第三，「諸漢譯先於絕大多數現存的梵語寫本，尤其是公元2到6世紀之間的作品」，有著極高的文獻價值。
第四，中國及日、韓歷代高僧大德的著述，是研究東亞佛教思想最重要的文本，無論是思想詮釋，還是哲學探討，抑或歷史、制度研究，都是繞不開的。
故此，漢文佛典有著非常大的研究空間和價值，畢竟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只研究有梵藏本可供對勘的經典。
佛教研究的一大難關是對原典進行深入、細密的解讀，漢文佛典的解讀能力，理應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研究者的核心能力，真正的根底所在。認為不必學梵巴文的漢傳佛教學者，其實並非反對學習語文學，而是要表達「根底不牢，地動山搖」，如果漢文還没學好，則根本没到需要學外文的程度。
漢文佛典的難度有三，
一個是表述不僅與現代漢語差異極大，與古漢語也頗有差别，可以說是一種混合漢語；
其二，漢語的語法結構不像梵藏語那麼嚴格，存在解讀上的困難，有時只能憑藉大量閱讀後獲得的語感；
其三是有思想價值的典籍往往涉及佛教精深義理，理解起來有難度。
西方人由於漢語學習的難度及對漢語佛典的相對輕視，對其關注相對較少（近年重視程度有所增加）。一個吊詭的現象是，有時因為過於關注梵巴等語言，本應成為我們優勢的漢文佛典解讀能力反而有所削弱，如：
「這一批新崛起的研究者之間絕少有人正面的把漢語——不論是古典漢或是佛典漢語——也視同一種經典語文而認真地加以研習」，
「研究者對於『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出來的重大意義缺乏應有的警覺」，如不改善，「或許在下一波以漢傳佛典文獻为基軸的佛學研究浪潮裡，要不就是成為上焉者而忙於結網，要不就是成為下焉者而徒然臨淵羨魚而已」。 如果因為學習語言而導致輕視漢文佛典，甚至喪失了漢文佛典的準確解讀能力，恐怕也是得不償失的。
李四龍教授曾提出，「語言文獻學」加「解經學」將會是未來中國佛教的主導範式之一，解經學即是指「關注中國佛教史上的祖師大德、講解佛典的方式或體例，致力於分析中國佛教宗派典籍的文本結構」，「在研讀歷代注疏的基礎上，緊扣原文解讀其中的佛學思想」。佛學研究中，語文學研究時常會與佛學思想義理研究割裂，故此需有溝通文獻學與思想研究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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