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我的出國經歷〉

綠色的花--棗花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054419/

來自: 淨慈(且隨雲水伴明月 但求行處不生塵) 2009-01-04 20:35:52

陸揚：〈我的出國經歷〉

剛讀到往復上貼出的錢師弟《瓦釜集》的後記，裡面雖沒提名字，但也提到了一些和當年北大梵文班有關的事情。錢師弟的文字寫得很誠懇，很感人，至於史料的價值如何我就沒資格判斷了，因為裡面有許多對我來說也是新聞。不過當年離開北大的經過我倒是知道的，那也許可以補充一些史料吧，價值如何要等將來的人來判斷。北大梵文專業和東語系其他專業不同，是五年制，原因是雙語，即梵文和巴利文，而且要求以德語為第一工作外語。一九八六年底，也就是第三學年中，我個人決意換換環境，出國學習。遠因是我覺得我不太能適應東語系當時對學生的要求。近因是當時東語系設立了季羡林奬學金，每年評選一次，我因為一篇小文，得到了第二屆的二等奬（那一年沒有一等奬），系裡領導很明確地告訴我，之所以決定不給我一等奬，是因為我政治上應該更要求進步。系裡當時的先生們都不覺得這不是個正當的理由。也許我這人沒甚麼大抱負，眼光也短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最想得的就是奬，沒有錢師弟這麼有理想。所以我當時就想，我政治上不可能有希望了，那老得二等奬也不是個事啊。便自作主張和維也納大學的Steinkellner 教授聯絡，說明我的意願。我申請維也納是完全瞞著季先生和其他所有的老師進行的，因為八十年代中和現在是兩個世界。出乎我的意料， Steinkellner 教授非常熱情，並幫忙替我申請到了奧地利政府的奬學金。照理說，以當時的情形，我因該走季先生當年的路，去德國的哥廷根，或至少是去德國，但我沒有選擇去德國是有原因的。哥廷根當時的印度學教授 Berchert 脾氣很壞，對我的師姐胡海燕無理地苛嚴，所以我不可能再去和 Berchert 教授聯絡。而德國的第二個印度學重鎮是漢堡，尤其是施密特豪森和Ruegg 兩位教授和我的興趣尤其合拍。但我最後決定只聯繫維也納大學，原因完全是個人的。我有親戚在維也納，很支持我去那裡，並告訴我那裡的環境很好。而且我這人比較怪癖，不大願意順著老師指的路前行，所以想去一個完全獨立的空間。有意思的是 Steinkellner 教授是施密特豪森的師弟，兩人學術路數很相近，感情也好。其實當時我對維也納並不瞭解，只是聽說那裡的佛學和藏學特別好，Steinkellner 人又很好，所以就想去那裡。錢師弟說：「其他的同學都滯留國外，或讀商或 經商，可謂完成了宿願，梵文完成了換取護照的任務，自然棄之如敝帚了。」這一情況我不太清楚，因為我和這些同學就算在北大也相知甚少（除了一位女生）。而錢師弟和他們中大部分人關係都很密切，甚至是好朋友，所以他這麼說應該是有道理的吧。

等我得到維也納大學的明確回覆後，我拿著信向季先生和系裡當時的領導表示我有出國的計劃。但我那時還是本科三年級，以當時中國的規定，我要自己出國只有三種可能，公費，自費公派和自費，但前兩種都輪不到本科生，而要選擇第三種就只有退學，這恰恰是我不得不做的決定。我說如果不能允許我出國，我就退學，現在想來真是破釜沉舟的舉動。當時季先生和系裡領導很驚訝有此變數。系領導在表示理解之餘，更讓我等待幾日，以便他們做決定。這真是漫長的幾日。但幾天之後，系方突然宣佈教育部同意讓我們全班出國深造一年（嚴格來說是十個月），拿的是教育部的資助，是公派的身份。外語專業在畢業前出國深造一年是有先例的，但主要是英語專業。東語可能還無此先例。我當時很驚訝東語系對我的要求這麼重視，於是也只能接受這一現實，因為不接受的話，那就真的是不要求進步了（說明我政治上還是很有希望的）。事實上出國前季先生也知道我不會回去了，但他對我想在外唸學位非常支持，還給我的父母寫信（我信都還在）。就是如此經過，我在八七年十月浮海去國。其他同學何時去的德國，去唸了甚麼，我知道得很少。我從一開始就是打算在外完成學業然後歸國，走真正買辦的路。所以一年之後並沒有像錢師弟那樣如期歸來，這也是為何我至今都沒有北大的本科學位的原因。而且我因為是公派的身份，必須轉成自費生才能在外面長期學習，所以我曾向系裡提出請求，希望能獲得同意，但系方表示不能同意，要我歸國學習。我後來將我在奧地利這一年所得到的全部國家資助還清，才被允許轉換身份，我也還保存著領館給我的身份轉換許可信。

我從印度學轉向中國史既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也是一個偶然的選擇。從自然的角度來說，我上高中時讀到了蔣天樞先生編的陳寅恪先生的年譜和陳先生的幾篇文章（我那時買了他的文集），大受刺激，想走中印文化影響研究的路。我最早是想念英文或西語系的，原因也是為了提高語言能力，不能走陳先生的路，至少也可走走錢鍾書先生的路。但中學畢業前夕，東語系的葉奕良先生來我在的中學招生，原因就是北大作出了招收梵文巴利文班的決定。葉先生當時暗示了兩點，一是將來畢業後也許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更為重要的是第二點：只要決定以第一志願報考，一到分數線，就保證會被錄取。我這個人從小叛逆，一聽有梵文可學，也就很動心，而且家裡居然也不反對，所以就決定以第一志願報考。我知道除了到我的中學外，葉先生也去了錢師弟的中學。葉先生後來常和我談起這一段有意思的過程，他的知遇之恩我至今難忘。當然那是對上海的學生來說，北大的吸引力遠比不上復旦。那一年的高考，我的那一年級一百三十個學生全部考上大學，而且除了兩三位以外全部入了全國重點大學，光復旦就有幾十人。北大去了六位，我是其中之一。那一年上海文科高考前十名有七名在我的班上。正因如此，當時大家的分數都是知道的，我還好，算沒有靠特殊待遇入北大，那年高考的滿分好像是六百二十，我的分數是五百四十，比錢師弟低了二十多分。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錢師弟應該是上海文科高考第六名。因為從第一到第七都在我們文科班上。第一名是李熒兄，第二名，也是外語類第一名是現在復旦的談錚兄。陳引馳和楊繼東二兄也份列其中，讓我一直很羡慕。其實那一年文科的高分都很接近，差別只在歷史、政治和地理這些科目上，我的政治和地理考試很差，地理差是因為分析氣象的能力太差。而數學考試則因為粗心，在一個大題上做錯，一下被扣二十分，所以最後一百二十分只拿到八十多分，最得意的是歷史，因為據說是上海最高分：九十五分。有一題要學生填圖，寫出文明起源的五大河流的名字，可圖上標了七條河，我一高興把七條河的名字都填上了，被倒扣兩分。考試前中學裡聚餐，略有醉意的中學歷史老師對我們同學表示，高考歷史要上九十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當時沒有醉，很清醒，所以很快就用事實說明這不僅可能，而且還能更上一層樓。所以我一直對高考取消歷史考試很贊成，因為那樣的話我的紀錄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也許有了這種高分的激勵，我心中已埋下學歷史的因子。

但最終走上中國古史的研究之路則是偶然的原因。我在八九年底對學問的作用有了新的想法，但在歐洲沒有實現的機會。我在九零年赴美探親，原想停留一個月就走的，但父母在而遠遊很不孝，所以希望能在美國深造，於是想試著申請美國的研究所。當時只有一個地方我真正想去，就是普林斯頓，因為有余先生。那時我是個不見世面的人，居然不知道杜希德公也在普大。我和余先生通電話時，也許英語還算流利，余先生開始以為我是歐洲人，當我說是中國學生時，他希望我立刻能去找他。我因為有家人在紐約，就從洛杉磯飛往東岸。找到普大，見到余先生的那個下午是我無論如何也忘不了的。余先生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談了不到二十分鐘，他聽我要追隨陳先生，學中古文化，立刻問我知不知道杜希德先生，我說知道。他又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就在這裡。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驚喜。余先生讓我稍坐片刻，他去把杜公拉來。杜公一聽我要讀中古隋唐，非常高興，當即希望我能申請。但我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本科學位。美國的大學再寬容自由，中國學位在那時也沒有太大作用，但沒有這一紙文書還是過不了關的。余先生和杜公卻表示他們願意幫忙向學校提出推薦，雖不敢保證一定能有用，終不妨一試。而且我那時也沒正規學過中國史，要推薦信也不知找誰來寫。但我在談話中提到我曾向周一良先生請益過。余先生說那太好了，周先生前些天才來過普大，目前正住在紐約，能否找周先生寫個信呢？我如撿到一根救命稻草，隔了一天就去找周先生。周先生非但對我很熱情，還親手寫了一份推薦，一份寄學校，一份給我自己保留。余先生和杜先生也問我有無學問上的成績可供他們鑒定，我說我寫的都是印度佛教方面的德文學習報告，倒可以附上一些，中國文史方面卻只有我在北大得二等奬的那篇小文，而且是中文的。他們說完全沒關係，他們願意看。我幸好身邊存著一份手寫本，便趕緊回家抄了一份寄去。

過了才幾天，余先生和我聯絡，告訴我他們非常願意收我。但美國的大學，尤其是普大這個級別的學校，一兩個教授說了沒用，還要系裡投票（我後來自己參加了這些過程，才深知其複雜），所以決定還由我自己來做。我去找他們的時候已是四月初，那一年的申請結果也都出來了，所以余先生又建議說既然父母在美，就不要返回歐洲了，到秋天再作來年的入學申請。我接受了這一建議，主要原因是當時入美簽證很難，而且九零年三月，老布希總統突然宣佈允許所有在四月十一日前入境的中國人長期居留，當時很多人受惠（我想這其中大多數人十年後都變得特別愛中國）。而我的簽證在三月底就有了，但我因為根本沒想到要在美長期停留，所以到四月二十日才入境，可惜沒能被美帝國主義的糖衣炮彈打中。我按照兩位先生的建議，在加州耐心等待到秋天，放在維也納的所有圖書也都不要了。我當時申請了兩個地方，一個是普大，一個是洛杉磯加大，普大是攻讀博士，而申請加大的是本科會計學專業。我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的：我相信余杜二公是對我最瞭解的人，如果不能入普大學中國史，我就去學會計養家算了。結果普大錄取了我，加大倒把我給拒了，理由很正當：我的大學紀錄證明我沒有學過數學。這樣我就走上了中國史研究之路。我記得我那年的申請書上說我要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這樣的話出現在今天的美國研究所申請書中，你也就休想進任何學校了。但余杜二位先生並不在意這些，普大東亞系的其他老師也不在意這些。至於普大校方也完全沒有因為我無本科學位而拒絕我，這讓我深深體會到甚麼是自由的教育。據說我和宰予以名列最前被錄取。而且我事後還聽說余先生那一年特別告訴台灣中研院的先生，他們要推薦來申請普大的學生最好過一年再來申請，因為今年的競爭比較激烈。我想原因就是為了讓我這種名不正言不順的人能多一點機會，所以錢師弟說得很對，中國的傳統中尊師是很值得寶貴的，當然在我看來更值得寶貴的還是好的老師終究能讓學生看到做學問根本還是為了甚麼。

聽說錢師弟最近上百家講壇宣講玄奘西行，讓我感到很欣慰，說明我們可以有共同的語言，因為我最近也碰巧在研究大唐西域記，目的是為了說明我們要瞭解玄奘，不能盲目相信他和他弟子寫的東西，而要看他們是怎麼寫，文字背後有甚麼動機，玄奘的弟子們想方設法要把他們的老師塑造成為最偉大的僧人，而玄奘本人也有這個動機，他的傳記是很不可信的，所以學術的責任是要揭示這個層面，否則就不是誠實的歷史學研究者。很巧，錢師弟出版瓦釜集的那一年，我也受邀在美國國家地理所拍的中亞探險者的電視集中介紹玄奘的經歷，和耶魯的韓森教授介紹的斯坦因相搭配。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現在這些想法，對玄奘很有一番褒揚。我想錢師弟比我學問和見識要高得多，不會犯我那時的錯誤。但我們居然會在同一時間又都回到我們以前念書時的老課題上，真是不容易，套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不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