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6日 星期三

也談所謂「鬼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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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法雨集》第四冊 158-159頁,談到了所謂「鬼月」的問題。

在供僧中,「安居施」──七月十五日最隆重。佛制:比丘、比丘尼,在夏三月(四月十五──七月十五日)中「雨安居」。這雖由於雨季,不適宜到處遊行,而三月中安居修行,也是好事,古人多有在安居中成聖的。所以安居終了,俗稱「解夏」。那一天,附近的信眾都來供養,稱為「安居施」。除豐盛的飲食外,還有供養布疋(做新衣用)的,日常用品的,這是佛教的大節日。佛法是平等的,但法在世間,也不能沒有限制。安居施只布施給在這裏安居的,人數是一定的。如有聽說這裏的安居施豐厚,他處的出家人臨時趕來,那安居施是沒有他這一分的。出家眾三月安居,到這天,受比丘戒的年齡,長了一歲,所以比丘(及比丘尼)的年齡,古稱多少「夏」。中國佛教不重安居,與世俗的年節混合,所以變成「僧臘」了。這一天,比丘、比丘尼都大了一歲,如父母見兒女長大一樣,所以稱為「佛歡喜日」。可是中國佛教,七月十五日與餓鬼相結合,成為超度鬼魂的佳節。唉!佛法的演化,有些真是出人意外的!

印順法師《法雨集》第四冊 124-125頁,談到了:

地藏與十王的傳說,與目連救母說混合,終於陰曆七月被稱為「鬼月」了。「鬼者歸也」,中國舊有死後「招魂」,有「魂兮歸來」的傳說。陰陽家以為人死了,在一定時間內要回來的,所以有「避煞」、「接煞」的習俗。有一位法師說:「人死後就像去旅行一般,總要回到自己的房子」(身體)。這不是佛法,只是中國固有的民間信仰。七月十五日,道家稱為中元節;恰好佛教說七月十五──自恣日供僧,可以度脫餓鬼的苦難。再與地藏、閻羅王說相混合,而有七月底為地藏菩薩誕的推定。中國民間(及佛教)信仰,七月是開放月,地獄的鬼魂,都回故鄉來探望親人。唐代實叉難陀與不空,都譯出『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經』;不空還傳出『焰口儀軌』。焰口,是餓鬼中口出火焰的,所以或譯面然[燃]。這是印度佛教後期,「祕密大乘」的救度餓鬼法,可以救度無數的餓鬼。適合中國「人死為鬼」的信仰,七月裏到處「放焰口」,救度父母眷屬的鬼魂;有的稱之為「普度」,倒也合適。七月裏,大批的鬼魂擁到,到處放焰口(有的七月裏誦『地藏菩薩本願經』);放,我想是發放救濟餓鬼飲食的意思。中國的陰曆七月,是「教孝月」,「救」,也可說是「鬼魂回鄉渡假月」,熱鬧非凡。儒、釋、道──三教混合的七月超度,與佛法中地獄與鬼的原意,似乎越離越遠了!

2009年8月24日 星期一

「常進法師」記錄的「佛教今後的三大問題」

P1000873

引自部落格《老實修行,以戒為師》

http://tw.myblog.yahoo.com/buddha-dharma/article?mid=17343&prev=17468&next=17336&l=f&fid=100

葦舫法師講於上海靜安佛教學院(1949 年的一場演講)

常進記

這次我到上海來,因有其他的事情,本沒有時間參觀貴院,後來聽說老同學本光法師在貴院任教,因此特來請安。但是一到貴院,承本法師的美意要請我向諸位訓話,訓話在我是當不起的。不過來此能夠與諸位相見,也是難得的機位(會),所以來和諸位閒談幾句。

現代的佛教衰微的狀況,諸位想來都是知道的。大家既是知道了,當然要積極地設法來挽救它!復興佛教的重任,是應該由僧青年來負擔的,所以期望諸位要拿出「有我即有佛教,無我即無佛教」的精神來幹。第一就是要努力將佛學研究透徹,然後再向整個社會推進,如果能夠這樣,那我們佛教就可馬上復興。我們決不順著一般人的思想,說:「出家是厭世離世的,獨修清淨的」。要知道我們出家人就是宗教傳道師,對象當然是社會。但我們要為自己想想,我們可夠得上這個傳教師的資格,所以說我們第一要將佛法研究得徹底,放能負起這個責任。但是如今的僧教育還(比)不上社會通常教育。我們也應當要改良,決不可以再依然的死啃硬講。原有的註解。要明瞭今日社會已經隨著時代不斷的進化,所以我們的佛教教育也要隨著時代來辦理。假使有人問道:「信仰佛法有何利益?不信仰佛法有何禍患?」這你可以答他:「若不信佛教者,一個人就像沒有指南的船飄流大海,失去目標這是多危險啊!至於古今中外的許多貪官污吏及謀財害命者,(其)個人所得的禍患,也是因為缺乏崇高信仰的緣故。如果深信佛法者,明白因果報應,便不會造種種惡業,佛法能夠普及,便可以創造人間淨土,促進世界和平。因為佛法不是那些上帝觀的神權宗教可比,它是佛陀以圓滿的智慧所證得的人生究竟的真理」。

話又說回頭來,我們佛教的復興全在於僧教育的改良。換言之,如同國家的興隆發展,全在於社會教育的發達一樣。希望諸位不要像一般僧青年的思想,抱暫時做個和尚的態度,在各處佛學院內,學一點文學及其他社會知識,將來為自己謀生路以及還俗求享樂。要知道我們即是社會上的一份子,應當要負一份責任。因為人生的短促,在時間上不過幾十年的光陰,若在空間上真的渺小得不可形容。因此每個僧青年都要養成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來為佛教工作。假使你們這輩僧青年,將自己看得渺小而不來為佛教努力,那我們佛教的前途實在是很可怕的。

但是今後的佛教有三大問題:第一,佛教徒的生活,多數是依賴田產的。其次一部分的佛教徒是靠趕經懺為生活的。第三佛徒皆仰仗著外來的布施。諸位想想:對於以上三個問題是否能夠解決。若說田產,將來到了實行民生主義平地權的時候,是否再讓我們靠收租來生活?再說趕經懺,要知今日已不是迷信的時代,而是漸漸走入科學昌明文化開通的時代。我們做著經懺,為超度亡靈的佛事,不信仰佛教的,恐怕不會來受騙的。如果是依仗外來的布施,須知將來的人民生活恐怕要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地步的,他們自顧不暇,哪裡還有力量來供養我們僧侶呢?因此在我的管見,以上佛徒所依為生活的三點,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發生重大的問題。所以要請諸位先將自己及自己所處的時代環境認清,然後才可以積極的向自己的理想邁進!

〔今〕日與諸位談話,因為沒有預備甚麼好的材料,所以就此談了幾句閒話,還希望諸位原諒!

於《學僧天地》16~17頁

在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民國三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成稿

作演講筆記的常進,當年才是十來歲的靜安佛學院的學僧,也就是日後的「聖嚴法師」。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8/04/blog-post_3725.html

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08/21.html

2009年8月23日 星期日

普賢學佛會與新竹市證善堂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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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7月21日,前交大佛學社(鐘鐸社)社長林增雲與黃崧修想聚集一些同好,如同在校時一樣,繼續修學佛法而不致中斷,於是找了曾任東海大學佛學社長的蔡峻宏、交大學長蘇錦坤,與在交大任教的張隆憲教授,總共五個家庭開始佛學研討,研討的方式是輪流到這五個人的家中聚會,主人負責導讀兩章印順導師的《佛學概論》,女主人則供應茶水點心,由於茶點比研討精采得很多,所以有人也慕名參加這個聚會(家庭聚會延續到當年的12月8日,才轉移到新竹市證善堂,以讀書會的形式對外公開)。聚會了幾個月之後,五個家庭都感到讀書時候,受在家居士出錢出力辦佛學演講,白吃、白住、白聽演講、白拿書籍,深感慚愧,五家商量各出一點小錢,多少回饋一下前人的辛勞。1985年他們都還是小工程師,經濟狀況不好,不能作一些齋僧濟貧之類的活動,又以為各種供養當中以「法供養」最為殊勝,於是籌畫對外辦佛學演講,當時制定兩個原則:一、不把錢花在租借場地上,場地必須是免費提供,而講師的車馬費必須從優給付,講師是否捐出,則是他個人的決定,我們一定要堅持給車馬費。二、不侷限於一宗一派或隸屬某一固定道場,以自由聘請演講者為原則。因此台灣四大道場的某一系統願意提供場地與經費,但是建議只能聘任他們的老師,以及說法的題目由他們選定,因為違背此一原則而被拒絕了。
此時舉辦了一些大型演講,例如:
1. 1986.4.8 聖嚴法師講『禪與生活』, 與交大鐘鐸社合辦於交通大學大禮堂。
2. 1986.5.18 昭慧法師講『自力及他力宗教剖論」。
3. 1986.5.27-28 慧律法師講『智慧與人生』。
4. 1986.7.23 宏印法師講『佛教的覺與行』。
5. 1986.9.3 常弘法師講『從業力觀談現代人生』。
6. 1986.10.15 明光法師講『梵韻滿娑婆』於新竹市文化中心。
7. 1986.11.19 楊惠南教授講『大乘佛法的心靈世界』。
8. 1986.12.14 普獻法師講『從大家樂談到利樂人天的佛教』。
9. 1987.1.18 真華法師講『從眾生心說到佛法的共通性』。
10. 1987.2.22 悟慈法師於台南開元寺開示。
11. 1987.3.22 昭慧法師講『罪與悔』。
12. 1987.4.26 了空法師講『修學佛法的正路』。
13. 1987.5.10 聖琉法師講『六度與人生』。
14. 1987.6.28 賴鵬舉醫師講『東晉慧遠法師廬山蓮社念佛三昧的修法』。
15. 1987.7.19 明光法師講『梵韻滿娑婆, 說說唱唱話人生』於新竹市文化中心。
16. 1988.5.22 鄭石岩教授講『佛法與現代社會』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7. 1988.5.24 宏印法師講『緣?業?命?』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18. 1988.5.29 傳道法師講『佛在人間』於新竹市勞工大禮堂。
19. 1988.6.1-22 共四次,洪啟嵩先生主持『禪修』於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20. 1988.7.31--南投水里蓮因寺參訪。
21. 1988.8.7--廣淨法師講『佛法與現代人』。
22. 1988.9.18--惠空法師講『修習禪坐的基本觀念--止與觀』。
23. 1988.10.2 明光法師講『我有明珠一顆』於新竹市文化中心。
24. 1988.11.6 林清玄居士講『菩提』於新竹市文化中心。

在這些活動中,像解履平、南北平、蔡世平師兄是經常提供協助的成員。最少不了的,當然是陳炳坤師兄供應每一次活動的音響與攝影,沒有這項協助,這些大型活動都會泡湯。在每次演講之後,總要跑一趟台北市杭州南路同心圓將演講錄音帶複製流通,可惜,這些照片與錄音帶由於疏於保管,可能已經蕩然無存了。日後,陳炳坤師兄也成為新竹市《雜阿含經讀書會》的主要主持人。
在邀請法師或教授來新竹演講時,有時候教授或法師確實法務繁忙,無法前來,這時,邀請者總是祭出法寶,把這份演講紀錄名單必恭必敬的呈上,十次有九次,他們總是靜下來細細地瀏覽演講者名單及演講題目,然後告訴邀請者,他決定取消原來的行程,而前來演講。
在演講背後,大家看不到的是,事前,學佛會擔心邀請不到講者,怕演講會開天窗;事後,學佛會怕觀眾到得太少,對不起講者千里迢迢前來演講的盛意。

然後,惠空法師連絡上普賢學佛會(其實,在台北市賴鵬舉醫師『瑜伽師地論』研討會上,已經見過身為主持人的惠空法師),希望我們接辦新竹地區的高中生夏令營,我們必須找場地與規劃活動,經費由惠空法師統籌撥給。場地除了要足夠的活動空間與教室之外,最大的問題是食宿。我們很幸運地得到新竹市法源講寺主事者寬謙法師的首肯,由他們主辦,我們只要負責活動規劃就可。當時蔡世平老師很慈悲地幫我們分攤這個煩惱,他訂立活動主軸:除了一節佛教禮儀之外,什麼佛學都不講,於是課目上,有認識自己、認識朋友,如何做有效的溝通,如何帶領團康活動,科系介紹--如何選系與選學校,如何面對衝突,…等等課程。
法源寺的法師說:活動結束,有些同學不肯離去,他們抗議說為何佛學夏令營沒教佛學,於是,同學組織了一個聯誼會。以後法源寺又辦了一次夏令營與冬令營,都是蔡世平老師籌畫的活動內容。

民國七十五年證善堂完成改建之後,仍繼續提供場地給新竹居士林使用。民國七十五年到七十六年間,以張隆憲、蘇錦坤、黃崧修等人為首的善知識約二十餘人投入到居士林共修。在這之前居士林,除了每週有一次的共修外,並無其他活動,故場地使用率不高。這一批佛弟子進入後相當活躍,成為居士林的主力組成「居士林青年弘法團」,當時廣邀教界法師大德前來弘法者有聖嚴法師、慧律法師、明光法師、昭慧法師等,聯合弘法單位遍及政府機關及新竹地區各大佛學社團,這時居士林的盛況宛如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在各大演講之間,此五家庭也辦小型討論會,由五人輪流主講,基本上維持每週至少一次聚會為原則。

但是當時的林長翁同倫以為,此種說法如同空談,無法了生死大事,極力要求此五家庭成員參加週日的念佛共修。此五家庭認為,他們除了工作、家庭兩頭忙之外,也認為光是念佛無法勸引青年學佛,於是遲遲未參加念佛活動。雖然如此,仍然相安無事,組織上仍然尊林長為領導人,演講照辦,念佛會也照常舉行。但是,翁同倫林長認為此五家庭藉居士林勸募經費,應將經費交回居士林,再撥給活動使用。但是,當年由於經費主要來自此五家庭,其他人的捐獻非常微薄,如果交回居士林,各個家庭擔心演講會開天窗,最後,這一批二十餘人的青年軍在七十六年還是整批離開了居士林,另組「普賢學佛會」。

普賢學佛會接下來是張大卿、張慈田的阿含導讀,又引介了李元松的現代禪,這個團體逐漸失去生命力。即使日後黃崧修再度引入佛教青年會,終究沒有引起更大的影響力。回首當年,真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十足令人感嘆!

反觀新竹的佛教盛事,早期的新竹地區有靈隱寺、竹蓮寺、淨業院、證善堂、壹同寺、翠碧巖、法華寺、金山寺、法源寺、萬佛寺,寺院佛事不可說不盛。大醒法師、斌宗法師、無上法師、印順導師、續明法師、仁俊法師相繼在此講法,即使如星雲法師、聖嚴法師,當年也只在學僧之列,佛法不可說不隆。印順導師在此設立福嚴精舍、福嚴佛學院,大醒法師、無上法師在此設立僧伽講習所,沈家楨居士在福嚴設立佛教譯經院,晚近日常法師在新竹縣鳳山寺駐席,玄奘大學也在新竹市近郊設立…等等。教育講習十分興盛。

居士方面,早期李恆鉞、許巍文成立佛教居士林,關世謙居士也居住在新竹市,科學園區又近在咫尺,只可惜新竹的學佛風氣都只在風前燭時明時滅的狀態,有待眾人的努力了!

2009年8月19日 星期三

新竹市證善堂與新竹佛教居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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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

http://www.seeland.org.tw/www/temple/04_paper/11_zhenshan.htm

證善堂與新竹佛教居士林

◎闞正宗

一.證善堂緣起

根據日據時代發行的《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記載:

證善堂在新竹市西門外,係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周維金之祖母潘氏普趣及其令堂周林氏玉,法號普美,並同地富紳周敏益之太祖母周陳氏錢,法號普銀,倡首建築,前後兩進建坪達兩百餘坪,規模宏大。唯周陳氏普銀出巨款,其地乃由林振榮、主人林爾禎敬獻,前進匾額為「證善堂」,其石柱聯文曰:「證以果、談以因,積多福祉」、「善其身、淑其性,放大光明」,李逸樵書後進之匾曰:「淨心行善」,王仁堪書、鄭拱辰敬獻,其聯文曰:「證妙道於傳經,獨標奧旨」、「善現身以說法,共拔迷津」。入其門左右,安置周家祖先牌位及其寄附者芳名之祿位,所祀諸佛與一般寺院同,每年古曆四月八日舉行浴佛會,信仰之士參詣頗多。……自建設以來,每日清晨周維金之令堂周林氏普美牽子女誦經不怠,故感化新竹地方信仰不乏其人,實為新竹中頗莊嚴之齋堂。……[1]

從以上文獻可以得知,證善堂是創建於清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這也可以從目前還掛在證善堂內,由廣東提督學政葉大焯的「大雄寶殿」匾額的落款年代為「清光緒十九年」可驗證。而證善堂的主要創建人為潘普趣、周林玉(普美)、周陳錢(普銀)三位。由於證善堂是屬於齋教龍華派,加上日據時代並沒有限制齋教收徒受戒的問題,故其中周普美(1882-?)曾收一弟子叫李鵲治(普喜),並在臺南開元寺受優婆夷戒[2]

如前述是一座兩進的院落,占地有二百多坪,根據資料顯示,證善堂所用的石材都是由大陸運來,工程極為考究[3]證善堂供奉三寶佛及觀音菩薩,如果根據前述的聯文推測,三寶佛主尊應供奉於大雄寶殿,後殿供奉觀音菩薩,才有相對應的句子曰「善現身以說法,共拔迷津」之題聯。

證善堂中目前還保存數冊百年經書,其中《禪門日誦諸經》是由福建鼓山湧泉寺能成法師於光緒十二年(1886)所募刊,也是早期齋堂日誦經本,另一本是原刊印於清順治已亥(1659)年,但未印重刊年代的《龍舒淨土文》。[4]可見屬於齋教龍華派的證善堂,隨順中國佛教的發展,在明代以降有禪淨合流的色彩,從這一禪一淨的經典中或可窺知端倪。

二.歷代住持

證善堂在日據時代並沒有太多的資料來驗證其發展,只知道作為一個地方性、家庭式的修持成份比較多。從創建伊始至今證善堂的歷代住持(管理人)分別如下:

第一代:潘普趣

第二代:周林普美

第三代:周普進

第四代:周普雨

第五代:周普良(?-1966)

第六代:周瑞棠(宏護1919-1987)

第七代:周章義(1954-)[5]

第一代開山為潘(或說莊)普趣,但到了昭和年間,管理人則轉為其孫周維金,如上述的,在潘普趣之後還有周林普美住持,而周林普美正是周維金的母親,故可以推知周維金應該就是周普進,普進是法號。齋教龍華派的傳承一律以「普」為法號這是眾所周知的。

證善堂曾在大正十四年(1925)重修一次,並更新其庭號曰「省園」,是取君子三省吾身之意。[6]但也有民國十七年(昭和三年)由周林普美重修大殿之說,[7]後又修正為民國十三年,因西廂及大殿部分倒塌由周林普美籌資重新修建。[8]如果不算光復後在民國七十三年的重建,民國十三年至民國四十六年間傳還曾重建一次,在民國四十六年前後當時的住持是周普良,俗名為周鷲峰。[9]

周普良住持於民國五十五年圓寂後,由周瑞棠接任地六代住持。由於木構堂宇損壞,周瑞棠居士乃於民國七十三年拆除重建為兩層樓式的鋼筋水泥大樓。民國七十六年周瑞棠居士因積勞成疾而往生,享年六十九歲。後接掌證善堂職位的是其子周章義居士。[10]

三.證善堂在光復後的發展

(一)新竹佛教居士林

民國四十年代初以李恆鉞、許巍文等一批學佛弟子,初期在其所服務單位新竹工業研究所附近研習佛法,後因聞法者日增場地不敷使用,而商借北門鄭氏家廟為研習處,但因交通的問題而有移借市中心之議,經介紹而與證善堂結緣,就地弘法。講經數年後,學佛會取名為「新竹佛教居士林」,林址亦設在證善堂內,從此居士林與證善堂結下法緣近五十年。

(二)居士林的靈魂人物--李恆鉞居士

新竹佛教居士林的創辦人李恆鉞居士(?-1998),當時是新竹工業研究所的副所長,曾任清華大學代校長。由於民國四十二年之後印順導師在新竹青草湖創建福嚴精舍,得地利之便,李恆鉞居士追隨印順導師學習中觀等,[11]時與工研所同事許巍文博士辯道,許博士終於信服並皈依三寶,爾後協助李恆鉞居士共同研究所佛法,傳為佛門佳話。

除早期李恆鉞與許巍文居士和印順導師關係較密切之外,新竹佛教支會為普及一般佛化教育,在證善堂成立佛學學習班,還聘請演培法師為名譽導師,由演培法師實際講訴佛法。[12]李恆鉞早期在證善堂講《金剛經》、《楞嚴經》有數年之久,由於聽聞佛法者日多,終於在民國四十九年將佛學會登記為「新竹佛教居士林」,並聘請崔學禮居士(時任立法委員)為第一屆林長。由於李恆鉞居士時任工研所副所長及清華大學代校長,公務繁忙,終於在民國五十年代中期離開居士林,但十多年在證善堂的弘法為居士林奠定深厚的佛法基礎。李恆鉞居士因公離開居士林後,許巍文等居士繼續敦請教界法師前來講經弘法,並增加了念佛共修,以持誦《佛說阿彌陀經》為常課,這一念佛共修前後延續至今約四十年未曾中止。

新竹佛教居士林歷任林長如下:

第一任林長(任期1960-?)崔學禮(現居台北,常回證善堂)

第二任林長(任期?-1969)周炳煌(1915-)

第三任林長(任期1968-1991)翁同倫(1917-,現在仍參加共修)

第四任林長(任期1992-1998)宋鳳樓(1922-現在仍參加共修)

第五任林長(任期1999-至今)周瑞淋

(三)八十年代後的居士林

民國七十五年證善堂完成改建之後,仍繼續提供場地給居士林使用。民國七十五年到七十六年間,以張隆憲、蘇錦坤、黃崧修等人為首的善知識約二十餘人投入到居士林共修。在這之前居士林,除了每週有一次的共修外,並無其他活動,故場地使用率不高。這一批佛弟子進入後相當活躍,成為居士林的主力組成「居士林青年弘法團」,當時廣邀教界法師大德前來弘法者有聖嚴法師、慧律法師、明光法師、昭慧法師等,聯合弘法單位遍及政府機關及新竹地區各大佛學社團,這時居士林的盛況宛如民國四十年代初期。但由於當時以念佛共修為主的老林友與青年弘法團理念扞格,故這一批二十餘人的青年軍在七十六年還是整批離開了居士林,另組「普賢學佛會」。

到了民國八十年代居士林,在每週日下午參與共修的林友平均年齡近七十歲,大約還有二十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僅存十餘位與個位數之間,林友逐漸凋零。到了民國八十四年起,陸續有幾位初學同修加入居士林念佛,到了八十九年約有十餘位的學佛中生代完全繼承了念佛共修的班底,使得風中殘火的居士林又恢復了生機,目前居士林的新舊林友約有二十位。

最近幾年,居士林接受了福嚴佛學院法師的指導,以及法源寺別苑佛法資訊的支援,在停辦了十二年的佸動之後居士林,於民國九十一年恢復了各項活動,包括初級禪修班的開課,在注入新、中生代的活力之後,新竹佛教居士林或許將會有一番新的氣象。[13]

四.結論

證善堂是新竹地區的一座百年齋堂,屬齋教龍華派,早年是以家族式的清修為主,為新竹地區自清末至日據時代的在家佛攀樣貌提供了見證。台灣光復後特別是在第五代及第六代住持時期,證善堂不再單單是家族式的修行的型態,甚至是提供出場地供新竹的佛弟子共修之用。尤其是第六代住持周瑞棠居士,為佛教僧俗二眾出力甚多,他皈依印順導師為俗家弟子,並服務新竹佛教支會擔任秘書達二十年之久,曾當選台灣省佛教分會理事、監事多年,[14]無償提供證善堂場地供居士林共修弘法之用。周瑞棠居士於民國七十六年往生後,其公子周章義克紹箕裘,繼續無償提供場地,父子前後凡五十年,堪引為佛門的一段佳話。


[1] 《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徐壽,臺南國清寫真館,昭和7年11月29日,頁32。

[2] 《開元寺同戒錄》,寄塵記,大正6年12月。

[3] 〈百年齋堂繫佛法〉,居士林文書處理組提供。

[4] 同註4。

[5] 《台灣佛教名剎》前部,朱其麟,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511-512。

[6] 同註1。

[7] 《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朱其昌,佛光出版社,1977年4月,頁291。

[8] 同註5,頁511。

[9] 《台灣佛教大觀》張文進,正覺出版社,1957年9月,頁104。

[10] 同註5。

[11] 關世謙居士的回憶。關世謙居士曾任福嚴佛學院多年的教師。

[12] 演培法師,《一個凡愚僧的自白》,(高雄:慈源禪寺1999年10月),頁204。

[13] 以上有關新竹佛教居士林的資料由居士林文書處理組提供。

[14] 同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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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語 2015. 3.21:

 所謂「但由於當時以念佛共修為主的老林友與青年弘法團理念扞格」,我所見到的情況是:

老林友主張「青年弘法團」應加入周日念佛會共修,而且收到的捐款應該上繳到居士林,再隨費用核銷。「青年弘法團」大都在園區當工程師,一則興趣不在「念阿彌陀佛、修西方淨土」,二則周末、周日是家庭時間,逢年過節又必須回家省親,除了有一人參加不超過兩次念佛活動以外,其實沒有能力參加此一活動。

 但是,致命的爭議其實是「經費」,當年「青年弘法團」並未跟老林友或林長募捐、申請經費,完全是自負收支的情形。五個發起的家庭按月交錢,除此之外,還自己花錢到台北請老師下來新竹演講、自己花錢錄音、複製錄音帶流通、照相、演講設備、商借新竹文化中心演講廳、交大禮堂、勞工大禮堂、印海報、寄通知、接送講師等等,除了核心五個家庭與陳炳坤義務張羅、布置場地的播音系統與錄音,擔任攝影,捐錢的人沒超過五位。「青年弘法團」當時設定兩個準則:1. 不隸屬佛教任何山頭、教派。 2. 找的場地必須免除場地費;但是老師一定要比照一般專業演講的酬勞,給車馬費、講師費,講師可以事後捐出,可是我們一定要給。

 「青年弘法團」開會決定,無法接受此兩個原則,只好退出,日後回顧,當時,合則兩利,分則兩傷。

雖然位於證善堂的「新竹佛教居士林」有像李恆鉞、許巍文這樣的重法尊師的大居士開創。但是他們兩人之後,終究落入「老實念佛」的小圈圈裡,而不能對外開辦更多、更契機的佛法演講。

「青年弘法團」部分人員在離開證善堂之後,雖然推動「農禪寺、法鼓山的活動」,甚至引入「張大卿」、「李元松」、「洪啟嵩」之類的禪修,最後都不能長久。這一推動新竹學法風氣的活動,就逐漸平息了。

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倪字的台語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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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繪畫四大家倪瓚,這個『倪』字的台語讀音一直不懂,直到大學同學是來自萬華的倪家,才告訴我這個字和『牙』的讀音相同,這可奇怪了,這兩個字怎會一樣的讀音?

仔細一看,『兒』字不就是形容小孩牙齒尚未長齊的模樣嗎?拿來當『牙』用也是可以。也許後來文字的使用更嚴格、更精確才把『兒』當作是『兒童』專用,牙作為『牙齒』專用,讀音也隨著演變而分化而不同,只有姓氏的堅持才保留古音。

這和『許』字一樣,原來是kó (代表第二聲,o 上面那一撇則代表七音中的第二聲),意思是「所、地方」,如《墨子》〈非樂〉「吾將惡許用之?」,「惡許」意思是「何處、什麼地方」,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何許』是『何處』的意思,後來隨著「許」有「承諾、答應」的意涵,有量詞的意涵(幾許,意指「多少」,少許意指「一些」),隨著不定詞(或許)與所有格(我許、爾許)的發展,許的音就分化成兩個,一個是地名與姓,「許」必須讀台語音「」,其他意思就分化成「華語『詡』的讀音」。各位試看《水滸傳》為何要讀成「虎」而不讀成「水許傳」,原因在地名是要讀為「ó」,此處「滸」正是代表「水澤的地方」。

2009年8月16日 星期日

天下第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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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連;

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浮動五湖天;

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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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年後,清朝降臣袁枚寫了《再題第二泉》,回敬了蘇東坡一下:

『不似西冷遠莫求,不同廬瀑占高頭;

出山不遠濟人便,最好人間第二流。』

蘇東坡的詩,是說登山攬勝他的慣例,所以足跡踏遍長江南岸的群山,他帶著皇帝賞賜的「小團月」茶葉,來品嘗這知名的「人間第二泉」。袁枚的詩是說,以天下的名泉來說,浙江西湖的虎跑寺名泉太偏遠了,廬山瀑布的水又要登山很久才取得到水,只有惠山泉在市區之中,出山不遠,市井小民就可以享用得到,雖然是「第二」,這個「第二泉」可是最好的。可惜這個最好的「第二泉」已經被凡夫俗子丟了不少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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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擷取東坡的詩句做對聯:

「雪芽為我求陽羨;

乳水君應餉惠泉。」

希望你幫我求取陽羨的嫩茶,加上惠山的泉水就成為人間的好茶。(袁枚《隨園食譜》:「至于無錫酒,用天下第二泉所作,本是佳品。」)

忙裡偷閒跑了一趟無錫,無錫有錫山和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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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泉旁有氣質美女拉二胡《二泉映月》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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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的熔點比較低,也就比較容易提煉出來,甲骨文時代的「金」字,先是指「錫」,春秋之後指「銅」,最後才固定下來當作黃金的用詞。

錫山遠在春秋時就以產錫著名,所以此地稱為「有錫」,後來錫礦挖盡了,此地改名為「無錫」,漢朝初期,發現了新礦(新的採挖技術?),又稱為「有錫」,短短幾年內,錫礦真的是採掘殆盡,從此「無錫」的名稱就不再改變。這是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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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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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

大瓢貯月歸春甕,小勺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

枯腸未易經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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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也留下許多與惠山寺有關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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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寺的寺牆爬滿藤蔓。

蘇軾赴知湖州軍州事任,遊「惠山寺」,惠山寺在無錫縣西郊七里,蘇軾自言:「余昔為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即去五年,復為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群、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於是追用其韻,作〈遊惠山,并敘〉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其一)
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其三)
蘇軾透過游寺,達到世我兩忘、睏眠飢食、不起妄念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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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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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孝子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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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夜景。

二胡曲《二泉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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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大紀元》部落格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3/n1176052.htm

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談芝加哥新唐人新年晚會上的西樂協奏二胡曲《二泉映月》


【大紀元1月3日訊】《二泉映月》是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一首中國民間二胡曲,如歌如泣的曲調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沉浮,其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在人們的心目中仍然經久不衰。著名的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也指揮過這首曲子並且非常的感動。他甚至說:「《二泉映月》應該跪下來听。」可見這首曲子對於世界和中國震動都很大。

在2006年2月4日新唐人華人新年晚會上,美中地區的觀眾們將再次欣賞到民間盲人藝術家阿炳所創作,由楊逢時指揮的芝加哥東西方音樂藝術團演奏的西樂協奏, 青年二胡演奏家戚曉春女士演譯的二胡曲《二泉映月》。

跪下來傾聽的《二泉映月》

在本次新唐人華人新年晚會上, 觀眾朋友將欣賞到由作曲家汪成用博士在中國民族音樂大師楊蔭瀏先生記譜的版本基礎上﹐將其改編為由西樂協奏的二胡與弦樂曲﹐改編之後的《二泉映月》既保持了二胡的柔美﹐又發揮了西方弦樂的明亮。這一東西方音樂文化的合璧﹐給了中國傳統音樂的經典之作《二泉映月》以新的意境。畢業於美國斯坦佛大學音樂系博士的汪成用先生在接受芝加哥新世紀電視台採訪時回憶道:「在學習了中國的民間音樂才知道《二泉映月》是中國民間音樂的一個經典,可以說是中國民間音樂的瑰寶。」他還介紹了關於《二泉映月》的幾個特點:

「一是《二泉映月》乃少有的由中國作曲家作曲的中國音樂,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一個民族的音樂如果想在世界樂壇上占一席之地的話,沒有作曲家創作的作品而僅靠民族的音樂遺產是不夠的,它形不成一個音樂文化。阿炳本身也不是個作曲家,他是個民間藝人。但是《二泉映月》是少有的一首由音樂家作曲的作品,這個很難得。其他一些如《平湖秋月》、 《陽關三疊》等組曲都是留傳下來的傳統音樂,都不知道是誰的作曲。所以從作曲角度來講,就不如《二泉映月》這麼完整。

其二,人們都說《二泉映月》是描寫無錫惠山的優美景致,但實際上《二泉映月》在創作的時候沒有標題。直到楊蔭瀏教授去找到瞎子阿炳請他錄音。錄下《二泉映月》的時候還沒有曲名。錄完之後,楊蔭瀏問阿炳這首曲子叫什麼?據說當時阿炳沉思良久,最後說:「就叫《二泉印月》吧。」他當時說的是「印」,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輝映的「映」字。據說另外一位民族音樂大師曹安和,她是楊蔭瀏的表妹,當時也在錄音現場,當時就背了兩句蘇東坡的詩:「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當時大家都覺得「有月、有泉」,意境非常好。經過楊蔭瀏和當時另外一位民族音樂大師梁天授共同商量,把這個「印」改成「映」。可以說《二泉映月》在創作的過程中沒有標題,她只不過是阿炳心中的一種感受而已。

搭起東西方文化橋樑的藝術團

1993年,懷著用音樂搭起東西方文化藝術橋樑的夢想,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楊逢時博士以她的學識與創造力,在芝加哥率先建立了一個以宣揚“East Meets West ”理念的非盈利音樂團體 ——「東西方音樂藝術團」。作為該團的音樂藝術總監﹐十二年來楊逢時帶領東西方音樂藝術團,在大芝加哥地區成功地舉辦了無數次大小型音樂會,演出了大量的該團自己創作的與東西方音樂經典曲目。藝術團的音樂會為不少優秀的專業與業餘的音樂家提供了發揮才能的機會,同時也提升了華人社區對東西方音樂的欣賞水準,及西方社會對中國傳統音樂的了解。

自從1994年“絲路音樂會”在芝城的首創演出的成功,東西方音樂藝術團的音樂節目,受到了社區中美聽眾與媒體的廣泛讚揚與好評。1998年楊逢時博士指揮東西方音樂藝術團在芝加哥首演奏,由作曲家汪成用博士在中國民族音樂大師楊蔭瀏先生記譜的版本基礎上改編的由西樂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獲得了成功,讓中國的藝術瑰寶在西方的樂壇上閃爍著更加璀璨的光芒。

演出中的楊逢時博士(大紀元圖片)

以二胡演繹人生感悟的戚曉春女士

看過首屆新唐人華人新年晚會的觀眾們一定不會忘記一首二胡曲《春》﹐如泣如訴,委婉悠揚。同時也讓人們記住了她的創作與演奏﹕戚曉春

曉春,知曉春天,領悟春天,一個充滿詩意的名字。而名字的主人、青年二胡演奏家戚曉春女士同樣是恬淡不張揚,集古典美和詩意於一身。戚曉春女士6歲學藝,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曾在1991年第十四屆“上海之春國際二胡比賽中獲表演獎。近年來常在北美各地,如紐約、華盛頓、休斯頓、佛州、多倫多等城市表演。2004年9月在Treasures of China演出,曾和好萊塢交響樂團合作電影《The Joy Luck Club》的插曲,受到觀眾熱烈好評。2004年﹐她自創的作品二胡曲《春》被選中參加新唐人電視台全球華人首屆新年晚會演出,並且好評如潮。

在表演方面,曉春介紹說﹕「一個演奏者就要通過演奏把它訴說出來。演出前,她總是會先想好這次要告訴聽眾什麼,才會去演出。所以她演出都不怎麼緊張,因為覺得不是在表演,而是在對台下的一顆顆渴望溝通的心靈在訴說自己的一段心情,一個故事。」

尤其用的二胡這種樂器本身就有很強的訴說性,戚曉春說很多聽完《春》這首曲子的人都會流淚,有人就說這首曲子是不是一首悲傷的曲子,其實不是,整個曲子平和向上,沒有任何悲傷在裡面,那為什麼聽者會落淚呢?就是因為他心靈深處的某種東西給觸動了。

那麼,在2006年芝加哥新唐人華人新年晚會上,戚曉春將用什麼樣的心情去演繹這個千古絕唱﹖她和芝加哥東西方音樂藝術團演奏的西樂協奏將如何合作,用西洋樂器遙相呼應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二泉映月》﹖讓東西方的藝術精華跨越時空,在新年晚會上交融在一起,共同賦予音樂更加豐富和深蘊的內涵,呈現給東西方觀眾,我們持目以待。

以二胡演繹人生感悟的戚曉春女士(大紀元圖片).

不要再用更多的鋼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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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取自 http://www.flickr.com/photos/38506176@N02/3810066383/

以下報導引自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815/8/1p45s.html

總統馬英九:「對於撤離可能發生問題地區的居民,要列為重點,人不跟天鬥,碰到可能發生超大豪雨、淹水或土石流時,如果能及早撤離,不知可解決多少問題,這方面,每年做演習才能提高警覺;

我們過去對於災害不是沒有經驗,但是因為災害的嚴重程度一次一次地增加,使得我們有些經驗就變成沒有用,因此必需重新建立我們對災害的認識。

將來堤防建設在有特殊需要的地區,例如觀光區、主要農業區,應該考慮運用更多的鋼筋水泥。」

以上的引言,禁不住讓人說一句,「馬英九總統,你錯了!」

1. 災區仍然有人未救出來,卻遲遲不發布緊急命令,指派軍方救人和清理善後,馬英九總統,你錯了。

2. 外交部婉拒外國援助,如此錯誤,卻聽不到一句抱歉。馬英九總統,你錯了。

3. 救災雜亂無章,聽由災民自力救濟,在此狀況之下,還大言不慚地說「救災的速度已經很快了」,「問題地區的居民未及早撤離」,真是不知人溺己溺的心情,句句話刺痛災民的心。

4. 「將來堤防建設在有特殊需要的地區,例如觀光區、主要農業區,應該考慮運用更多的鋼筋水泥。」如果學校考試題目是「如何防治水害」,較合理的答案是,落實高海拔地區的使用管制,整治河川,加速與增大植林、造林與育林的踏實行動。抱歉,馬英九總統,你錯了。如果你答案是「使用更多的鋼筋水泥」,在此不會得分,反而是要倒扣你以前的得分的。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816/78/1p5qo.html

自由 更新日期:2009/08/16 04:09

〔記者施曉光/台北報導〕八八水災發生至昨第八天,災區救援陸續到位,連日來不少立委參與救災,自掏腰包購買物資南送,有人已經花費上百萬元,而且立委投入救災工作後發現,政府單位著力不夠,資源供應也有限,第一線分送物資、復原協調工作,也未見相關單位拿出有效手段。

連日來奔波屏東災區的國民黨立委廖婉汝指出,目前屏東淹水地區清理與重建工作,亂成一團,環保署、衛生署應該要有人員進駐,不是每次開完會後就走人,另一方面,國軍部隊雖已進駐,但第一線沒人坐鎮指揮,每個村里都在搶阿兵哥、搶資源,但執行步調與事情輕重緩急,沒人調配、協調,步調凌亂,也沒有方法。

廖婉汝說,目前積水地區最需要「青蛙裝」、消毒水等物資,她向相關單位要求支援未果,魚塭要抽沙,向水利署河川局反映幫忙,也得不到一套快速處理方式,相關後續工作都亟需專業協助。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指出,這次許多立委在地方協助救災,都有資源不足的問題,向中央求援,根本得不到協助,只好找其他立委幫忙,前天她就緊急調度兩千雙雨鞋,並透過會計師公會採購口罩、手套,火速運往南部,另像部分災區志工團體欠缺伙食費,大家也都幫忙籌措,單她個人前後已經花費上百萬元。

羅淑蕾感嘆,在第一線災區設攤的都是公益團體,看不到政府單位,而且政府整個指揮系統都出問題,像災害防救法中明白規定,水患責任應歸經濟部,但這次經濟部長尹啟銘究竟跑到哪裡去?這次救災資訊紊亂,新聞局長蘇俊賓沒有扮演好資訊整合角色,也未對外溝通、說明災情處理進度與救災需求。

國民黨立委蕭景田批評,政府明顯反應遲鈍、慢半拍,甚至剛開始一兩天,還有作秀心態,官員只是「擺擺樣子」,直到最近才發覺事情大條,卻已造成延宕。

2009年8月15日 星期六

世說新語---台語的走音


佛教中「三法印」之ㄧ是「諸行無常」,這一句話的意思是說任何事物都會變化、變遷、消逝,『台語』也是如此,詞彙會生滅、讀音會變動、句法會變遷。
這裡我來描述「走音」的現象,台語的「蓮藕 lian5 gau7」,有些地方讀音已經成為 「leng7 gau7」,又如媳婦,古稱「新婦」,
《一切經音義》卷79:「《考聲》云:『新婦呼夫之兄姊,曰妐。』」(CBETA, T54, no. 2128, p. 819, c1)
《經律異相》卷18:「母命新婦嚴莊至賴吒所」(CBETA, T53, no. 2121, p. 95, b16)
有些地方讀音已經成為 「sin1 pu7」,其實「婦」的讀音應為「hu7」。
台語有時候稱兒子為「後生」,有些地方讀「au7 sinn1」,大部分地區讀作「hau7 sinn1」,「hau7」的讀音很可能和「新婦」一樣,不是走音,而是蓄意的變音。
妯娌,在廣東話讀為「淑李」,讀音算是接近。台語則讀為「tang5 sai7」,我寫為「同侍」,線上台文字典寫為「同姒」,基本上「sai7」的對應字不是很肯定,「同」在大部分地區的口音也不是讀「tang5」,而是「tong5」或「kang5」。
又如香蕉,本字應為「芎蕉」,讀為「keng1 chio1」,如今有些地方讀為合口音「kim1 chio1」」,有些地方則讀為開口音「kin1 chio1」。
以蝙蝠的台語讀音而言,有「匾福 pian2 hok4」,有「日婆」、「密婆」,有「夜婆」,「日婆」有可能走音為「密婆」,「日婆」卻不可能走音成「夜婆」,所以,也不能輕率一律歸諸於走音。
台語稱「啞巴」為「啞口」,已經走音成為「啞狗」。
「毛毛蟲」台語稱為「刺毛虫tshì-moo-thâng 」,有些地方「刺 tshi3」已經走音成為「tshinn2」。
台語稱公公婆婆為「大官、大家」,
《後漢書》卷八十四《曹大家傳》記:「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班昭,名門之女,父親班彪是當代著名的史學和儒學大師;大哥班固是《漢書》的主要撰寫人;二哥班超是投筆從戎、威震西域的功臣,她出身在這樣書香門第、顯赫望族,自幼耳濡目染,史稱她「家有藏書,內足於財」,篤經史而廣見聞,成為史上少見的女史學家。
在字典中,註明讀音是「ㄉㄚˋ,ㄍㄨ」,意思是有才學的女性長輩,在台語可是讀為「ㄉㄚ,ㄍㄧㄝ」,兩個字都是第一聲,意思是婆婆。這樣的稱呼記載於《後漢書》,作者范曄生於西元397年,死於445年,他出生時《增一阿含》已經翻譯了13年《中阿含》剛翻譯完成,16歲時《長阿含》翻譯完成,去世前兩年,《雜阿含》翻譯完成,四阿含所用的詞彙與《後漢書》的年代是年帶相當的。(台語「大家來唱歌」的「大家」,讀音是「ㄉㄚ」第八聲,入聲字,「ㄍㄧㄝ」第七聲。)
稱公公(丈夫的父親)為「大官」,解釋比較複雜,古時稱貴人為「官」,唐宋以後,「官家」一詞則專指皇帝或皇家。可見稱公公為「大官」必在隋唐之前。台語的讀音是「ㄉㄚ」第一聲,「ㄍㄨㄚnn」,「ㄚnn」代表「ㄚ」的半鼻音,江蕙〈惜別的海岸〉,「岸」字就是這個半鼻音。
《唐詩三百首》有朱慶餘的詩: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可見唐朝人也稱公公為「舅」,婆婆為「姑」,
老師說:「這位叔叔有練過,千萬不要學。」
在台語如果稱公公為「舅」、婆婆為「姑」,
這位新娘子以後的日子就很難混了。
別說老師沒教過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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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問起「潮州人也拜『地基主』嗎?」他說:「也拜,潮州話稱『地主爺』,不只越南潮州人拜,在泰國的潮州人也拜『地主爺』。」
這就澄清了,台灣人每月初一拜「地基主」,很有可能是來自閩南、潮州的一個共同習俗,什麼時候開始拜「地基主」,緣由是什麼,仍然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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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納

來自〈台灣赫予〉的回答:2009年9月8日 下午 9:16


藏經閣外的掃葉人:
mai3 講「評論」啦,算我個人的看法,我加減仔寫,汝罔看著好:
若寫「有人做參我無共款的讀法」,我大概未去用「走音」,一般我會揢「異讀」、「個案」、「毋是通例」等先分 (pun1) 一下。
「走音」是音去與走去,講了無著,這愛有相當的證據,毋是汝我講的抑是 siang5 講的著準算。
台語,若像「心、感、暗、林、站」講「sin1、kan2、an3、lin5、tsan7」,這著有影是「走音」,這寡字的韻尾愛讀雙唇合口鼻音,這有證據。
阿若像「婦」讀 hu7、pu7,這參「佮」講 kap4、kah4,「鴨」講 ap4、ah4,「東」讀 tong1、tang1 共款,是文白讀、毋是讀毋著,有的是古音、毋是走音。
基本上,白話音比讀書音的年代較早,咱台語的讀書音是中唐了後才形成的,慢白話音幾囉百年,嘛有一千年以上的。
1. 「蓮藕」阮講 lien5 ngauN7,「ling7 gau7」的「ling7」汝確定是陰去?敢會是漳泉濫濫 taN5 去?聲母發「g-」,讀「gau7」,這我著毋知。
阿嘛毋知 to2一 liah4 的人「蓮」講「ling5」,敢會是講做「菱藕」?這我亦毋 pat4。
2. 新婦的「婦」讀 pu7 是古音,主張講「新 hu7」顛倒是「矯枉過正」、是「劣幣驅逐良幣」。我箸汝的 blog 有寫意見啊。
「新 pu7」是古音、毋是走音,這點我有把握。
阿無咱請借問咧,「新婦」根據啥貨愛讀「新 hu7」?阿講「新 pu7」是「蓄意的變音」,怎「蓄意」法?
sin7 sua7 講一下仔題外話,若台語喉塞韻 -h,我嘛認為有的是古音。照周祖謨咧講的,「-h」可能上晏箸漢朝著有啊;羅肇錦有一篇《客語祖源的另類思考》,有資料根據,分析了真有條理。寫去誠好 (tsiaN5 ho2),伊結語講:「上古陰聲與入聲一樣都沒有韻尾,所以可以通押」。個人的看法,「韻尾」若是咧指一部分的 -p、-t、-k 字音押 -h,這講會通。
3. 汝講「後生」有的所在講「au7 siN1」,這我嘛毋 pat4 聽過,我 kan1 naN7 知影有人講「hau7 siN1」、「hau7 seN1」,包括閩南話。拍算我聽了無夠濟,pat4 了傷少。這汝敢會使小報一下,才麻煩汝。
4. 汝講 a banana 的本字是「芎蕉」,這我研究無著,拜託汝教我一下,根據是啥?
自本,我認為台語講 kin1蕉、king1 蕉計會使兮,「芎」是借字,拍算我有誤解。
因為,頭仔我是想講古早這囉按外位傳入來中土的物件,用字攏是音譯,像講:
grapes 漢字「蒲桃、蒲陶、蒲萄、葡萄」計有用例,台語「phu5 to5、pho5 to5、phoo5 ter5、pher5 ter5、phue5 ter5」計有人講 (有人講「桃」台語讀 tho5 佫讀 to5,是啥麼全濁送氣無送氣、ui3 西晉拂徦 kau3 唐朝,啥「關中、北方故土」的傳承,佫用《唐國史補》的記載做錯誤的引證,削別人的骹來合家己的鞋,凊彩講講咧。是譯音借字啦!);
a pomegranate 石榴、榭榴、柘榴、樹榴」攏有人寫,「sia7 / siah8 / tsioh8 / sik8 榴」攏有人講;
guava 本字無一致的,「pat8、put8、puat4」計嘛有人講;
本字有共識的「龍眼」,「ling5 ging2、ling5 king2、ging5 ging2、ging5 ngai2」攏嘛有人講;
阿「荔枝」講做「naiN7 / lai7 / le7/ lien7 / ling5 枝」
……。
5. 有人講台北偏泉腔講「日婆 (lit8 po5)」,台北偏泉腔我有熟,攏講「夜婆、bit8 婆」neN9,講「日婆」應該毋是通例。
「bit8 婆」的「bit8」本字是「䘃」字,林金鈔先生有考證過。伊講寫做「密婆」是「音韵相當,義稍欠允」;個人認為是「音韻相當,義完全無合 (hah8)」。
6.「刺毛蟲」,「刺 tshi3」講做「tshiN2」,若毋是有另外會使對應的字,講的人亦無外濟南,有可能是個案,抑是「走音」。
7. 關於「ta1 ke1、tai kuaN1」我知影宜蘭參一部分花蓮的人講「tua7 ke1 a2、tua7 kuaN1 a4」,一般計用「ta1 ke1、ta1 kuaN1」。「大」上古音可能會使讀入聲,《說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徐鉉參《集韻》做他達切,王力嘛主張古無去聲;但著是無平聲的記載,這是我了解的範圍。「ta1 ke1、ta1 kuaN1」本字是啥,我有影未曉兮。
請教汝一下,《增一阿含》敢有「大家、大官」的記載,準若有才勞煩汝揢我講頂下文是怎講的。網路若有,報我網址著可以。
我是認為咱台語 mai2 講逐項攏計設標準、規範、限制,欲叫人愛照標準去讀、去講。台灣徦外大?無彼囉話語未通的問題啦。正驚人若講 /寫毋著、人聽 / 看無,有必要,人自然會改。阿毋改嘛未要緊,kau3 尾仔亦會消失去。當然,學術研究、教學等不在此限。
頂頭若我有無知影、毋 pat4 的、講了毋著、亦是小可有問題恁感覺怪怪的,拜託諸位先進鬥指教一下,任何人我著歡迎、感恩。

bit8 婆的「bit8」可能顯示未出來,是【虫墨】,左「虫」右「墨」。
Yifertw 的猜測:
「拜地基主」很可能是「拜地乩主」。
這與「婚禮,母舅坐大位」一樣,很可能也是與平埔族有關。
簡單來說,在漢人,或者甚至只在「大陸閩南人」之中,不管是民俗觀察或古籍記載,都沒有這兩項。很顯然是台灣獨有的。
早期和人對平埔族巧取豪奪,用「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的惡毒方式,逼迫平埔族放棄他們的世居地。
也是後來台灣獨有的「拜地乩主」的可能起源。
來自〈pentientsai〉的回答:
2009年9月8日 下午 11:11




藏經閣外的掃葉人:
您好,我是來自對岸的泉州三邑人。就您的這段話,我有幾個看法
1.「婚禮,母舅坐大位」這種風俗在中國不是甚麽稀罕的風俗,不僅在原鄉閩南潮汕地區有,謂之曰「天頂天公,地下母舅公」,我地關於此風俗的由來傳說見 http://www.ssrb.com.cn/gb/content/2008-01/05/content_639120.htm
而且在其他民系之中,諸如河南都以娘舅為大,兄弟分家也必須由娘舅定奪,分佈在中國東南山區的崇拜狗以之為圖騰的畬族亦有此風俗 http://hi.baidu.com/px_lanbin/blog/item/0048698d2c074512b31bbad9.html,中國北方的俗諺「天大地大大不過母舅公」。
2.至於「孝地基主」,我奶奶在年節諸如清明過年時候,都有祭拜啊,這種風俗,在網路上普通人blog也有提及 http://blog.icxo.com/read.jsp?aid=25832,另外,搬家祭拜地基主的問題亦見於中國網路上的提問之中 http://www.adminvc.com/bbsid-299949-14.html http://www.acm888.cn/onews.asp?id=171 http://www.qzls.net/article/2009-9/200919371.html http://iask.sina.com.cn/b/13117600.html http://www.njanda.cn/changshi/2008430/cs77.html
3.“簡單來說,在漢人,或者甚至只在「大陸閩南人」之中,不管是民俗觀察或古籍記載,都沒有這兩項。很顯然是台灣獨有的。”
敢問掃葉人先生,您的這個論斷由何而來?您不會不說沒有把握的話吧,勞煩費點口舌為我解釋一番,O(∩_∩)O謝謝~

吕澂自述:我的經歷與内學院發展歷程

ap_20071011083638732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621852/

我原名鐘渭,後改名澂,號秋逸。1896年1月10日生於江蘇丹陽縣。同胞兄弟姊妹七人,我行四。兄弟姊妹對我思想上發生過影響的,只有大兄鳳子。他早進了高等學校,帶給我許多新知識。我之愛好佛學,也由於他傳達在寧所聞楊仁山先生的講說而得到啟發。他本學西洋美術,這也影響了我,使我對美術理論發生了興趣。
我6歲時(1901)在家塾讀書。10歲(1905),丹陽創辦初小,轉入肄業。次年(1906),高小成立,我又升學,13歲(1908)畢業。1909年1月,我考入鎮江中學,在校三年,於1911年底畢業。1912年春,考入新辦的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該校係私立,一學期後 停辦。我赴南京,考入民國大學經濟系。一年後,1913年秋間,該校移往上海(不久停辦),我因而輟學。我在中學時,對佛典有愛好,就學民大之一年間,不時去金陵刻經處購書,得識歐陽竟無(名漸)先生,頗獲教益。他也很契重我,力勸深入研究。但我輟學後,家人不許在外逗留,乃考入私立民國監獄學校,取得家中接濟,仍留寧研究。一年餘,1914年冬間,歐陽先生辦成金陵刻經處研究部,供給部員伙食零用,我入部專攻,兼點校刻稿。在部兩年,家人覺其無前途,又促歸,籌畫赴日本繼續求學。1917年10月,成行,到東京,入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補習日本語文,兼自習美術。次年(1918)5月,留日學生因愛國運動決議全體離日,我隨眾先歸,歐陽先生函約去寧籌辦支那內學院以專門研究並傳播佛學。當時擬好了草章,其後更得著章炳麟、陳三立、沈曾植、蔡元培等的贊助發起。是年九月,我由大兄介紹為徐州第十中學圖工課教員,在此時改名為澂。1919年2月,仍返寧參加籌備內學院工作。1920年2月,由於歐陽先生摯友桂念祖的學生王九齡(當時任雲南督軍署軍法處處長)的介紹,唐繼堯(雲南督軍)邀請歐陽先生赴昆明講學,兼籌內學院開辦費。我隨往助講,因而認識了均社(當時昆明一群思想比較進步的年所組織的)同人,其中張天放、徐夢麟,在解放後均做過雲南人委會的廳長。講學結束,籌款無著,我又先歸。其時上海美術學校校長劉海粟因見到我于徐州教書時寫給《新年》雜誌一封談文藝革命的信,內中批評上海美術界的腐敗,他很有同感,通過我的同鄉程虛白(當時在美校任師範科主任),一定要約我去美校共謀改革。我乃於其年九月擔任了美校的教務長,創立了專校的規模,並開講《美學概論》和《西洋美術史》兩課(講稿均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主編《美術》雜誌。同時兼任上海美術專科師範美術史講師。1921年8月,內學院籌備漸有頭緒,歐陽先生又約我回寧。次年(1922)7月,內學院得梁啟超、熊希齡、葉恭綽之助,籌到經費,正式開辦,我擔任了學務處主任。又一年(1923),8月,內學院辦研究部試學班,招生15人,我兼任講師,講了《因明綱要》、《佛典泛論》,並編寫了《印度佛教史略》、《佛教研究法》(各稿均由商務印行),另外還主編《內學》年刊(後繼續出至五輯停刊)。現今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的研究員蒙文通, 是試學班學生之一。我在此時,又兼任了南京美專的美術理論講師一年(講稿《色彩學概論》也由商務印行)。後兼任南京一中高中的哲學教員近半年(講稿《現代美學思潮》後在商務印行)。又應李石岑(在滬時相識)之約,寫了《近代美學說和美的原理》、《美學淺說》兩稿,由商務印行。自後我乃放棄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寫作。
1925年夏,試學班畢業。由梁啟超之助,內學院得著南京韓府街舊營地81畝,同時又得王九齡籌來經費數千元,遂在該地建築第二院院舍,經營農場,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招生30人。我兼任講師,講印度佛學史等(有講稿)。1927年6月,該地一部分為國民革命軍無線電臺佔用,逐漸擴充,不肯遷讓,乃由陳銘樞(時任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為交涉,取得地上建築及農作物果木等代價30000元,放棄該地,停辦特科(該款後 作為內學院的基金,維持了一切業務)。自後內學院縮小規模辦理。1928-1937,10年之間,我專力編校了《藏要》(叢書性質,選取佛學要籍,精校精印),共得三輯,400餘卷。又編校木版佛典400餘卷(一部分撰有凡例或校記)。《藏要》的印費,第一輯挪用基金,二三輯由歐陽格(歐陽院長之子)捐助。木板的刻款,一部分由葉恭綽擔任,一部分由張瀾、鄒明淑代向四川省政府募來。我在此時,曾於編校餘暇,寫了《西藏佛學原論》一稿,由商務印行(1931年初版)。
1937年11月,抗日戰爭不利,南京形勢緊張,我一家隨內學院西遷四川。次年(1938)5月,內學院在江津東郊成立蜀院(解放後以為本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我家移住院內宿舍。蜀院仍以“講學與刻經並舉”的舊規模進行,我於1939-1941年間在院開講“佛學派別及其傳承”和“《起信論》辨偽”等(均有講稿),又于業餘為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了《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第一集(1942年由華大印行)。1943年2月,內學院院長歐陽先生病逝。6月初,在川同學等組織了院友會,維持院務,推選理事7人:王恩洋、楊鶴慶、陳銘樞、熊訓啟(曾任西南農學院教授)和我,另有張茂芹(曾任四川聚興誠銀行高級職員)、歐陽浚明(曾任北平市政府會計長)二人,均已於解放前病故。院友會又推我攝理院長職務,並約游俠(1925年來內學院問學的同學,此時在江津任國立體專教員)兼任秘書,助理一切(後於1946年10月解職)。我擬定了佛學五科講習綱要,準備在數年內為院員講授要典30種。從1943年10月到1946年12月,共講了15種(均有講稿),又編成《大藏目錄》( 現存漢譯佛典的目錄)初稿(有石印本)。1947年,我準備東返籌畫復院,6月中,攜幼兒抵寧。當時在寧院舍已被毀一空,院址也絕大部分為附近居民所使用,搭棚屋百餘戶,經過與各戶再三商量遷讓,毫無結果。後來部分居戶遭火災,空出地皮畝餘,擬就地建築,又苦缺費。1948年春間,徵得各理事同意,價讓空地一年與木商以籌費用,適值偽幣跌價不已,仍無濟於事。當時在寧院友相助較力者,有游俠(時任國民黨政府海軍部秘書,現任《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輯)、虞天爵(前內學院庶務,當時在成美中學任教務長,現該校改市立,仍任原職)。在此時,金陵刻經處因經理不得其人,無法維持,舊董事李翌灼、陳義、濮一乘、李安、陶冶公(代表許炳)約我共同籌畫恢復了董事會,整頓處務,交陳義接辦。夏間,我居寧不適,乃去丹陽家中休息,並整理舊講稿。其後曾一直準備重回四川,因交通梗阻,終未成行。
1949年4月,丹陽解放,我讀到了毛主席的各種著述,又自習了新哲學,對於革命的意義才有較深的認識。是年9月,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特邀我為代表(宗教界),我因本無宗教信仰,名實不符,又顧慮代表名單公布後會影響到內學院蜀院的安全(當時四川尚未解放),未能應邀出席。次年(1950年),四川解放,院中一切無恙。7月間,陳銘樞、李濟深、巨贊等在京發起了現代佛學社,約我贊助,擔任了名譽社長。我又寫了一篇短文,總結了內學院建立的工作成績,並擬定了將來的工作計畫,後 在《現代佛學》月刊的創刊號上發表。這時我又想復院來寧,但無好多辦法,而張瀾等已為蜀院請得西南文教部的經常補助,在川續辦不成問題,乃於11月下旬偕(攜)幼兒回到四川。到院後,改正院名,組織院董會(董事五人:王恩洋、楊鶴慶、李一平、陳銘樞和我,推陳為主席),積極開展院務。從1951年1月到1952年8月,我以前擬的工作計畫,和在院員生共同研究了佛學基本問題、中國佛學史(隋唐部分)、法稱因明等(均有講稿)。又學習時事政策、新哲學、邏輯,進行三反運動、思想改造等,並從事農業勞動生產以補助院用(關於這一時期的工作,有總結一篇登載於1953年度的《現代佛學》上)。1951年10月,我列席了政協一屆全委會第三次會議。歸後,感覺內學院在川辦理困難,而國家對於各種學術研究已有全盤的規劃和措施,更無私人辦理之必要,乃和各董事商量,決定將內學院適時停辦。1952年8月底,董事會代表王恩洋和我結束
了院務;9月初,將內學院全部地產、房屋、設備、藏書、刻版以及基金等移交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接收。內學院從1922年7月開辦迄此,恰恰經歷了30年,它得以完成一定的任務而告結束,亦可謂善始善終了。
我於1952年9月中,偕(攜)幼兒回到江蘇。幼兒升入蘇州高中肄業,我孑身在丹陽蘇州兩地暫住。12月初入京,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發起,後又向中央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及政務院齊燕銘副秘書長報告了辦理內學院結束經過。承他們指示,我仍可在寧繼續研究佛學,而由政府酌予補助。我南歸,得寧市統戰部及宗教處照顧,寓居公園里準備工作,1953年5月,中國佛協成立,我當選為常務理事。11月,南京天妃巷寓所修理完工,我與助理游俠遷入,開始研究工作,並參加省市政治協商會的學習。在1954、1955兩年間,我每半年作一次研究計畫來進行,主要是整理以前的研究成績,寫定綱要(大部分登載于《現代佛學》),以為進一步批判研究佛學思想的依據。我這時又參加計畫整修金陵刻經處房屋等事,助刻經處補刻完成《大毗婆沙論》版片,並籌運存在四川的內學院刻版來處收藏。1955年4月,我任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江蘇分會常委,參加了政協江蘇省一屆委員會,被選為常委,又任學習委員會委員,參加業餘政大學習。1956年1月,我列席政協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又擔任了中國佛學院院務委員會副主委,及《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編;從此在寧指導編輯小組工作,編審全書稿件,迄於現在。其間,1956年7月中國科學院聘我為哲學所兼任研究員,1957年7月加聘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8年10月寧市三屆人代會選我為江蘇省二屆人代會代表,1959年4月政協二屆全委常委會決定我為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