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方廣錩:懷念季羨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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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總是要還的——懷念季羨林先生〉 方廣錩

以下引自《藏經洞/方廣錩》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g2qn.html

7月11日,季羨林先生與任繼愈先生同日辭世。任先生的事情,我已有心理準備。季先生的事情,正如晴天霹靂。消息傳來,震驚莫名。這些天來,總想寫點什麽,以表達心中的哀思與歉疚。但是,看看網上一些令人齒冷的消息,實在難以形容心中的感受,寫文章的事情也就日拖一日。然而,這種哀思與歉疚在心頭越壓越沉重,就像一種債務,逼我清償。

我於1978年進入中國社科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所,跟從黃心川先生讀研究生,從而認識季先生,至今已經31年。1978年到1985年期間,季先生是所長,我又住在北大,見面的機會非常多。包括他給我們上課、平時因一些學習上的事情去請教,所裡一些事務處理,也包括辦一些他交代的事情乃至幫助別人聯繫季先生之類。總之,或為公事,或為私事,經常在所裡見面,或到十三公寓去找季先生。1985年分所之後,我們搬離北大,起先住在地院,離北大較近,還經常去。後來越搬越遠,見面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少。除了會議以及有事特地上門之外,一般很少見面。雖則如此,依然保持著電話聯繫。現在寫這篇文章,各種各樣的往事不斷涌現出來,一時不知如何下筆。就從《季羨林與佛教研究》(載《敦煌研究》)這篇文章開始吧。

關於我怎樣知道季先生,我曾經在《季羨林與佛教研究》中涉及。這裡把相關文字抄錄如下:

我這個人有一個壞毛病,看書、看文章以開卷為快,不大注意作者。往往書看完了,還說不清作者是誰。記得1978年夏天參加研究生復試,口試時我提到《十日談》,試官金宜久先生問我該書的作者是誰?我回答是“薄丘伽”。金先生當場糾正,說應該是“薄伽丘”。鬧了笑話自然臉紅,但臉紅之餘未免惴惴。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這樣的笑話將來還會犯。

果然,當年秋天進北京大學,入南亞所正式開始研究生學業,知道我們的所長是季羨林先生。學部委員,一級教授。言之者嘖嘖,聞之者歆歆。我來自新疆,孤陋寡聞,不知道季羨林是誰,無從嘖嘖與歆歆。但當時心中也略有所感,似乎這個名字曾經在哪裏見過。過了若干日子,一天整理從新疆帶來的書籍,忽然發現季羨林就是《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的作者。

這本《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的初版本。這本書是怎樣到我手中的,已經記不清了。時間呢,從書上所鈐的我的那方名章看,應該是在 “文化革命”後期,約1968年左右。當時我已經成爲逍遙派,逍遙於派仗外,逍遙於書海中。說“書海”是大大地誇張。我所在的新疆通古特沙漠南緣,祗有沙海戈壁灘,沒有書海。那時我到處找書讀。祗要找得到,不管懂不懂,硬讀。但能夠找得到、而又值得讀的書很少,值得讀而又值得保留的書就更少,於是就珍貴。這本書在那時落到我手中,當時硬讀過。後來隨我下鄉再教育,隨我到塔城師範,有時翻翻。最後隨我來到北京,沒想到就是我們所長,著名學者的著作。

二、三十年以後,再來回憶當時讀這本書時的收穫,恐怕不會很可靠。主要是當時我自己的有關知識太貧乏,根本不足以認識這本書的價值。但在得到該書的十年後竟有機會親炙先生教誨,則不能不讚嘆因緣之不可思議。佛教主張“惜緣”,今天,坐在電腦前寫這篇文章,心中是深深的惜緣之情。

現在寫這篇紀念文章,心中依然是深深的惜緣之情,感恩之情。

說到《季羨林與佛教研究》,還有一個小小的曲折。這篇文章,本來是應湯一介、樂黛雲兩位先生之約,為季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寫的。寫完之後,剛好敦煌吐魯番學會召開常務理事會,會議在十三公寓旁邊的北大招待所舉行。我便當場把文章交給季先生,季先生隨手交給一旁的李玉潔。再後來,紀念論文集出版了,這篇文章沒有收進去。一打聽,纔知道湯先生根本就沒有收到這篇文章。再問李玉潔,她記得當時季先生的確把文章交給了她。再以後的事情,她就有點記憶模糊了。為此,她給我打了幾次電話,再三道歉:“這事就賴我,就算是我丟的。實在對不起。這篇文章,由我負責在其他地方發表。”我們在北大研究生三年,所裡安排李玉潔負責研究生工作。我們稱她“李老師”;後來熟悉了,戲稱她“老太太”。李玉潔雖然很有性格,但對我們的關心,可說是無微不至。現在文章的事情出點紕漏,這種紕漏可能出在任何一個中間環節,未必是她的責任。就算是她的疏漏,她如此再三道歉,我也實在過意不去。便請她不要放在心上。好在現在的文章都有電腦底稿,後來文章寄送《敦煌研究》。文章發表時有一個小注,說明原文為季先生紀念文集而撰寫,因為“技術性原因”沒有刊登云云。所謂“技術性原因”,就是這篇文章根本沒有送到湯先生、樂先生手中。

還記得入學不久,首次與季先生單獨接觸的情景。

在《我與佛教》(刊《佛教文化》)一文中回憶考研究生經歷時,我曾提到正式報考前,寫過一篇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的論文。由於這篇論文,黃先生錄取我,並讓我研究印度佛教。入學後不久,一天,黃先生告訴我,那篇論文在季先生那裡,讓我自己去取。我來到十三公寓,那是我第一次到季先生家。沒有想到,房子是那樣樸素。大約不到20平米,除了靠牆的書櫃外,一張八仙桌,一張單人床,幾把椅子,如此而已。季先生已經把文章準備好,詢問了我的簡單情況後,先生問:你在新疆,從哪裡看到這麼多佛教的書籍,寫出這樣的論文?我如實以告:新疆沒有佛教的書。我看過的衹有任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再就是一套《現代佛學》。文章中引用的許多材料,出自《現代佛學》。當天還談了一些什麽,已經記不得了。現在想來,那是季先生對我的一次考察吧。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與季先生的交往很多,可記敘的也很多。10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曾坐春風點愚癡》(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通訊》),談到當時季先生為我們上課的情況:

季羨林先生的印度歷史講座是大課,除了研究生全部參加外,南亞所不少研究人員都來旁聽。由於是講座,所以事先不發教材,全憑自己筆記。季先生講課旁徵博引,細緻入微,至今印象猶深。特別是講課時經常會講到一些做學問的方法,更使人終身難忘。記得有一次季先生提到,做學問一定要把有關材料一網打盡。老實說,當時聽了心裏雖然佩服,但也有點不以為然。書海無涯,一網打盡,談何容易。但二十年來,自己做學問,凡是真正在原始資料上下了工夫,搜集得充分的,進行得就順利一點,研究得也透一點;而資料準備上有所欠缺的,講話時心中無數,底氣也就不足。這時才真正懂得將資料“一網打盡”的重要性。認識到搞研究,首先必須掌握資料。能掌握幾分資料,就有幾分發言權;掌握的資料越多,發言權也就越大。所以,當我自己也指導學生時,我總要把季先生的上述教導轉告給他們。遺憾的是季先生當時忙極了,除任南亞所所長外,又是北京大學副校長,人大常委委員,至於社會兼職之多,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這門講座時開時停,直到我們畢業,講座內容還停留在古代。不過,我以為,學生需向老師學習的,除了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方法。前者是死的,後者是活的。前者是繡就的花,後者是繡花的針。先生的一句點撥,學生能終身受用,主要在方法上。

1981年夏天,碩士畢業,我論文的題目是《那先比丘經初探》。“初探”這個詞,就是從季先生的《羅摩衍那初探》中學來的。我論文中有兩個重要觀點與季先生的觀點不同。季先生贊同西方部份學者的觀點:佛教的“無我”是無靈魂。佛教的“涅槃”是死後什麽也不存在。但我認為“無我”不等同於無靈魂,佛教有自己獨特的靈魂觀。“涅槃”雖然跳出三界外,不屬有為法,但依然有一個超言絕像的境界,這就是古往今來無數虔誠的佛教徒追求的目標。答辯會在8月份舉行,前幾天季先生剛過70周歲。會上,季先生批評我的觀點,說:佛經上說涅槃之後“不受後有”。“不受後有”,就是涅槃以後什麽也沒有了。我當即反駁:佛經中“後有”的“有”,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不受後有”是說涅槃以後不會再在三界中存在。黃先生當場打斷我,不讓我再說下去。現在想來,雖然至今我依然認為自己的觀點沒有錯,但那篇論文的論述,的確理據不足,沒有把問題論述清楚,不足以說服人。我當時太狂妄,太大膽,對季先生太沒有禮貌。雖則我如此無禮,季先生卻大度地容忍了我。論文最後全票通過。至今,我深深感念先生的風采。

碩士生畢業,留所工作,繼續從事印度佛教研究。與季先生的打交道的機會更多了。

1984年,我決定報考博士研究生。動機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國佛教之源,但在中國,研究印度佛教的太少了。我自己學習、研究印度佛教已經6年,有些體會,有點想法。但能力實在有限,自覺好像面前有一堵牆,不知怎麼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機會,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進行下去。

當時在我的專業範圍內,有資格帶博士的,衹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於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說:好,歡迎你報考。我提出兩個希望:一、希望讓我繼續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語,衹有日語馬馬虎虎還能湊合。因此,外語考試希望能讓我考日語。先生當時沒有說什麼。

過了幾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開門見山講了如下一番話:

關於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慮再三,今天找你談談。

你說希望繼續研究印度佛教。我覺得不合適。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應的條件。首先是語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這幾門語言,你都不行。如果下決心把這幾門語言學好,那就要花費很多時間。你今年已經36歲,有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不真正搞通那些語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衹能做個二流學者。我這裡衹培養一流學者,不培養二流學者。再說,培養一個中國佛教的博士生,我心裡有底。培養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裡也沒有底。

我考慮,你如果想報考博士生,就要改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我們現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獻學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有這個基礎。如果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你要下決心,從你開始,把中國的佛教文獻學建立起來。

任先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說:你考慮以後,願意改專業,告訴我;不願意改,也告訴我。願意改以後,如果反悔了,不願意改了,也可以;開始不願意改,想想又願意改,也可以。允許反復。然後給我講了一段王陽明的故事:王艮去與王陽明辯論,辯輸了,拜王陽明為師。回去以後,想想不服氣,回過頭來再辯,又輸了,重新拜師。如此反復。王陽明的其他弟子很不耐煩,說這個人怎麼這樣反復無常。王陽明說:這個人能夠獨立思考,很好。現在,在專業方向問題上,我也允許你反復。

如前所述,我考博士的主要動機,是想得到深造、提高,從而深入進行印度佛教的研究。現在任先生讓我放棄印度佛教,改攻佛教文獻學,完全出於我的意外。我一時轉不過這個彎。

就我而言,考博士,最簡捷的是考黃心川先生。他是我的碩士導師,對我最瞭解,是他最早引領我走上學術之路,走上印度佛教研究之路。但是,1984年時,黃先生還不是博導。在我的專業範圍內,衹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有資格帶博士。我當時在南亞所,季先生是所長,對我很瞭解,很熟悉。考季先生自然是首選,但我當時選擇了任先生。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我在學術觀點上與季先生有差異,而是季先生與黃先生當時關係非常緊張。

南亞所是中國社科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季先生任所長,黃先生為副所長。開始時,兩人親密無間,南亞所生機勃勃;但後來產生矛盾,乃至最終分家。此後社科院、北大,各自成立相應的研究機構。我親歷了1978年南亞所建立到1985年南亞所解散的全過程,對矛盾的由來與發展,雖說未必完全掌握詳細的內幕,但基本情況乃至一些細節,是瞭解的。有關情況,這裡不想多說。總之,我以為,兩個單位合作,這種體制上的原因,是矛盾產生的深層根源。一些人爭權奪利,是矛盾醞釀與發展的具體原因。其間,各色人等的表演,讓我充分領略一幕幕“新儒林外史”。我後來曾經用如下一段話總結南亞所分裂的歷史:“小人作祟,尊神發怒。神仙打架,百姓受苦。”

應該說明,雖然南亞所內部的矛盾鬧得不可開交,我本人並沒有捲進去。黃先生、季先生各自有自己的性格,但本質上都是好人。矛盾以他們兩位尊神對決的形式出現,根源卻不在他們本人。因此,對所裡的種種事情,我固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斷與好惡愛憎,但並不影響我與兩位先生的關係,也沒有影響他們對我的態度。兩人對我都愛護有加,未有絲毫改變。再說,我從來認為,老一輩先生之間的矛盾恩怨,年輕一代不宜摻合。所以,我曾經在季先生書房,規勸過涉入這一矛盾的錢文忠,他現在或許還記得此事。

還是回到考博士的問題上。由於上述情況,在選擇博士導師的時候,我不能不考慮黃先生的感受。所以,最初我放棄季先生而選擇了任先生。但沒想到任先生要我改專業,這一棍子打得我有點懵。

我反復考慮,不想改專業。不改專業,要想考博士,就衹剩下考季先生一條路。我想,黃先生遇事,從來給人方便,與人為善。真正給黃先生講清原委,黃先生一定會理解我,體諒我。而且黃先生雖然與季先生的矛盾已經很深,但對季先生的基本評價依然是正面的。但季先生是否會收我,這就不好說了。我倒不擔心學術觀點問題,這一點季先生非常大度;也不擔心他與黃先生的矛盾,我覺得這不會影響我報考。我擔心兩條:一、季先生的專業起先是研究印度中世紀語言,後來重點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印度佛教並非他的強項,前一年設置的博士生專業為印度歷史。他是否願意招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二、季先生精通那麼多外語,對學生的外語要求也比較高。我除了略懂日文,其它外語通通不行。季先生會收我嗎?再三考慮之後,我想還是試著找一下季先生。

當時,我們這些學生經常不打招呼直接去季先生家,不像後來一般先電話預約。到季先生家後,我提出想考博士,也提到已經找過任先生,但任先生讓我改專業。我說:我不想改專業,想繼續研究印度佛教,所以想考您的博士生。我也提到,外語考試,希望讓我考日語。

平時與季先生談一些事情,請教一些問題,先生都非常爽快地予以回覆。這一次不同。我說完後,季先生坐在八仙桌的另一邊,很長時間,一聲不吭。衹是習慣性地將左右兩手的手指,在桌子上蹾齊後,互相對碰。再蹾齊,再對碰,如此不斷反復。我知道先生在猶豫,在思索。不便多留,便告辭出門。先生照例把我送出大門,看我走遠,纔回家。

此後一段時間,我一直等季先生的回音。但沒有任何消息。我想,看來季先生不打算收我。於是,我又一次找到任先生,表示願意改專業,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報了名。

又過了一段時間,一天到所裡去,看到1984年北京大學博士生招生名錄。翻開一看,季先生名下的招生專業,赫然是“印度佛教”;外語考試科目:日語、英語任選。我呆了,這不是為我設的嗎?原來季先生同意收我。怎麼辦?我衹能考一人。考季就負任,考任就負季,兩者必居其一。我想,雖然任先生以王艮的故事為例,允許我反復。但我從來秉持說話算話,一諾千金。無論當初如何心不甘、情不願,但已經答應任先生改專業,那就不能再改變。雖然對不起季先生,但季先生這邊,只好放棄。

忐忑不安好幾天,接著知道南亞所的兩位同學,已報考當年季先生博士生,纔略微覺得安心。

又過了幾天,李玉潔來找我,劈頭就問:“你不是要考季先生的博士嗎?怎麼不報名?”我推諉說:“某某、某某已經報了名,我不想與他們競爭。”李玉潔說: “季先生這次就是為你設的專業。你快去報名。我讓他們兩人退出。”我說:“那不行,我怎麼能做這種擠掉別人的事。”話說得理直氣壯,實際上是掩蓋自己的心虛。李玉潔瞪了我一眼,沒說什麼。報考結束,當年季先生一個博士生也沒有收。以後與季先生再見面,先生一字不提此事。我本來想向先生解釋一下,但自己心虛,不敢提。此事就這樣過去了。

幾年之後,有一次與李玉潔見面,談起此事。李玉潔說:當時是季先生看你沒有報名,讓我來詢問。她問:“你自己要報季先生博士。季先生按照你的要求設了專業,你又不報了。到底是爲什麽?”我詳細解釋了當時的情況。她說:“季先生對你是瞭解的,他願意收你。你找季先生時,他沒有馬上表態,是考慮與黃心川的關係,不想讓別人認為他與黃心川搶學生。”又說:“你沒有報。某某、某某報了,考卷在季先生那裡壓了很久。最後,季先生還是決定算了,兩個都沒有錄取。”我說:“這件事情,實在是我對不起季先生,也對不起兩位同學。請你代我向季先生說明,道歉。”李玉潔答應轉告。

正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樣培養學生的》一文中所說,幾十年之後,回顧那段經歷,“深深感到當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確”。沒有任先生的指引,不會有我的今天。但是,在當年考博士問題上,我至今一直對季先生抱有深深的愧疚。由於我的原因,先生當年沒有招生。李玉潔肯定已經將我的道歉帶給季先生,但我一直沒有向季先生當面道過歉,這也是我深深愧疚的另一個原因。此外,我也對不起當年報考了季先生的南亞所兩位同學。年輕孟浪,處事浮躁,永遠是個教訓。

此後,與季先生多次見面,一直沒有涉及這個話題。季先生對我,依然愛護有加。他曾對我博士論文的選題,給予針對性的重要指導。1988年,季先生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會之後季先生的一席話,我至今記得。他說:“方廣錩的學風全變了。他的碩士論文,三份材料能講七分話。現在的論文,扎扎實實全是材料說話。真好像變了一個人。”

1989年3月,我調到北京圖書館工作。不久,北京發生了那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天早晨,我來到北大,心中彷徨,直接到了季先生家。似乎當時季先生是依靠,是力量。當天與季先生相處的情景,我將永志。

其後,經常因為各種事情麻煩季先生。凡有事找季先生,幾乎有求必應。我的《敦煌學佛教學論叢》出版前,把全部文稿拿去,請季先生寫序。季先生答應了,後由李錚交給我。全文如下:

序  言

敦煌學這一門新興學科,建立以來,已經有了八、九十年的歷史。由於許多國家的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成績輝煌,彰彰在人耳目,讓人感到,發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從研究領域上來看,也不是沒有不足之處。比如,敦煌佛教寫卷的研究就不夠系統,不夠全面,不夠深入。鑒於佛典研究的重要意義,這一個不足之處就更顯得突出。

方廣錩博士獨具慧眼,從他的博士論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寫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寫過一些論文。他現在又把論文裒集成冊,名之曰《敦煌學佛教學論叢》,讓我寫一篇序言。他的論文我讀過一些,並沒有能全部讀完。他這次送來的稿本,我又大體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說全部細讀過。即使是這樣,由於過去多少年來我對他學風是有些了解的,我就應允完成他交給我的任務。

翻讀方廣錩的論文,我的總印象可以用這樣幾句話來表達出來:材料務求全備,探討務求深透,論證務求詳盡,敘述務求正確。這樣四個“務求”,應該說是代表了一種好學風,是值得贊揚的。我們眼前的學術界風氣並不完全正派,相互抄襲,不懂裝懂,以故作深奧文淺陋,以大言不慚嘩群衆,這樣的現象難道還是稀見的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方廣錩博士的鍥而不捨力求全面的學風就彌足珍貴了。

做學問是一件樂事,也是一件苦事,沒有點幹勁和韌性是不行的。范老(文瀾)說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應當是我們每一個想研究學問的人的座右銘。方君正當盛年,多少年來,他身上就體現了這種堅忍不拔的勁頭。讀了他的論文,衷心喜悅,寫了這一篇短序,祝他鵬程萬里。

季羨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先生對我論文集所作的四個“務求”的評價,當然是對後學的一種鼓勵,我自己覺得距離先生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先生指出的目標,我將為之奮鬥。後來我編纂的《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斯6981號——斯8400號)》要出版,想要申請中國社科院的出版資助,請季先生寫一個推薦信。先生慨然允諾,很快寫來推薦信:

100年前,敦煌藏經洞發現以後,在國內和國外逐漸形成了一門新的學問:敦煌學。這一門新學問與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緊密相聯,切不可等閑視之。

整理研究洞中藏書,工作量極大。在過去的100年內,只能說初步清理出一個頭緒來,細緻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這裏,中國學者的努力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專就佛教典籍而論,過去整理的結果就不能令人滿意。因爲數量大,而貯藏之處又分散於很多國家。可是這一件工作又是非做不行的。

方廣錩博士有極好的佛學研究基礎,有極細緻的工作作風。他窮數年之力,遠涉重洋,兀兀窮年,終於完成了此書。這可以說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我誠摯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能予以出版資金補充,庶不致使此重要著作功虧一簣。

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  季羨林

1998 年7月10日

今年年初,我請季先生為我與李際寧主編的《開寶藏》題詞。季先生馬上答應,很快,題詞就寫完給我:

祝賀開寶藏影印出版

弘揚中華佛教文化

季羨林(印)

時年百歲

債,總是要還的——懷念季羨林先生

季先生獎掖後進的熱心,實在叫人感動。

回過頭來,我為季先生做過一些什麽呢?我衹有慚愧。除了上面講的考博士有負季先生外,我還有一件對不起季先生的事情,一併坦白。

日本中村元送給季先生一套個人全集。其中有《印度古代史》上下兩冊。中村元是日本印度學的大家,他的《印度古代史》,並非單純講歷史,並且特別注重印度佛教、印度其他宗教的歷史背景。不僅如此,該書有詳盡的註釋,有的章節註釋的文字量超過本文。註釋中包括大量各語種文字的原典出處,以及作者的一些考訂與說明。全書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黃先生要求我必須把日語學好,并建議我以這本書作為基本讀物,通過翻譯,提高日語水平。他幷向社科出版社推薦出版,社科出版社以約稿的形式接受。季先生也支持這一工作。於是,我從季先生那裡借來原書,開始翻譯。厚厚兩大冊,我與同學尚會鵬商議,兩人合作。

對我來說,翻譯這本書是學習日語、學習印度歷史、印度思想史、印度佛教的重要過程,也是瞭解有關印度研究史料的重要過程。由於涉及的知識、語種非常豐富,翻譯進程很慢。幾年後全書翻完,約80萬字,出版形勢卻完全改觀。這本書原由社科出版社綜合編輯室(記得好像是這個名字,中途好像改過名稱)約稿,他們說出版該書要賠本,先是讓我們壓縮篇幅。說註釋中各不同語種文字太多,排版困難,需要刪節。我們考慮純粹的出處性註釋,可以改為另列參考書目來替代,於是答應。我花了多半年功夫按照要求壓縮,將壓縮稿送去,他們還是說出版有困難。要求我搞一本暢銷書搭配。我哪裡會搞什麽暢銷書呢?從綜合室出來,來到哲學編輯室,老同學鄭凱堂在那裡當編輯室主任。他給我出主意,可以搞一本佛經故事。我說:那倒可以搞得出來。於是他拿出一份約稿合同,當場讓我簽了字。這就是我與任遠等合作的《佛經中的民間故事》一書的由來。《佛經中的民間故事》出版後,我找到綜合室,沒想到對方的回答是:你的暢銷書沒給我們編輯室,所以《印度古代史》還是不能出版。最後,社科出版社寧可承擔支付退稿費的損失,也不肯出版該書。我完全無可奈何。

其後,李家振告訴我,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在組織一批書稿,讓我把這部稿子交給佛教文化研究所。於是在一個大夏天,把好大一捆手稿從科社出版社取出,用自行車直接送到北長街,當面交給所長吳立民。接著與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簽訂了合同。從此,這部稿子再也沒有下文。幾年後我去催問,說翻遍庫房,稿子找不到了。我一再打電話給吳立民,他起先說記不得此事。後來承認有此事,一再答應我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如今,吳立民先生也已經西去。這部稿子的出版合同,雖然還在我手中;但稿子本身,大概永遠也不會再見天日了。當時沒有電腦,全部稿子都是手稿。不僅有我多年的勞動,還有尚會鵬多年的心血,統統付之東流。

回到季先生的那兩本書上。這兩本書,在我們手中十幾年,經歷如此滄桑,已經破舊不堪,面目全非。我幾次到季先生家,看到書架上全套《中村元全集》,“新若手未觸”。我也愛書,我也藏書。深知季先生對這套書十分喜愛。但我怎麼能把已經如此破舊的書還給季先生呢?我拜托日本的朋友,自己幾次去日本也多次跑新書店、淘舊書店,希望能夠買到兩本新的,還給先生。但一直未能如願。至今,兩本舊書還在我書架上。看到它們,就覺得欠了一筆還不清的債。最近看到網上有人寫文章,提到季先生有一套書,因被人借走而不全。季先生言之非常惋惜。看到這些,我心中的情感,實在難以言表。

現在想起來,還是牢騷滿腹。《佛經中的民間故事》,社科出版社先後印刷4萬冊,經濟效益應該相當不錯,但就是不肯出版這本學術價值極高的《印度古代史》。理由是出版社內部編輯室核算,暢銷書沒有給到他們編輯室,所以不算數。我找過出版社的一位副總編,他的回答是:“我管不了這事。”而佛教文化研究所,竟然把書稿都弄丟了。如果中文翻譯能夠出版,即使我實在買不到新書,拿著兩本舊書及新出版的中文翻譯,一起送到季先生那裡。好歹也算有個交代。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此外,還有季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佛教史》中我承擔的《敦煌佛教》,至今沒有完成。其中自然有原委,有曲折,這裡就不提了。這本書,我還是要寫的。債,總是要還的。

季先生,祝你遠離塵世的煩惱,安息吧!

2009年8月29日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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