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已逾兩千多年，在漫長的歲月中，不僅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而且留下了浩瀚的漢、藏、蒙、滿、回鶻、西夏等翻譯佛典和本土撰述。由於時間的久遠，翻譯所參考的印度佛教寫本大多已湮没無聞，或散佚殆盡，但所幸的是，隨著佛教文獻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興盛，部分印度佛教寫本漸漸露出其冰山一角，重見天日。
漢地的早期譯經情況對我們而言不是十分清楚，但通過僧傳等的記錄，我們得知翻譯的母本主要通過以下方式達成：一是傳法僧人不携帶經本，而是口誦經本，加以傳譯；二是用中亞語言寫成的寫本；三是從印度携來的梵本。至隋唐時，漢地的求法僧又親自赴印度求取佛法，搜尋經本，進行翻譯。對於藏地譯經史而言，絕大多數經本的母本都是梵本，此外還有從漢文、巴利文翻譯的佛經。這些經本有印度高僧携來西藏的，有西藏人去印度求取的，甚至還有一些經論是印度高僧到西藏後親自撰述，並進行翻譯。
經本一經翻譯，其原本的命運如何，我們只能猜想。可能有一部分經本又由傳法僧人携帶回國，一些則留在漢地、藏地，或者裝藏人塔，或者束之高閣，僅供人們禮拜、瞻仰。由於漢地的氣候和王朝更迭，這些經卷在歷史上已經湮没無聞，除了在寺院中的偶爾發現。例如，19世紀末在中國浙江省發現的兩種梵文寫本山，以及最近在浙江靈隱寺發現的梵文寫本。
經本在藏地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運，要感謝西藏的各個寺廟，在這些寺院中，絕大部分梵文寫本被加以妥善保存，但其長期以來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直到上個世紀30年代，印度僧人羅睺羅(1893—1963)第一次向外界揭開了西藏所藏梵文寫本的神秘面紗。1929年至1938年間，羅睺羅先後四次赴西藏探險，發現了大量梵文寫本，並在《比哈爾與奥里薩學會會刊》上發表了發現報告和寫本目錄。在羅睺羅的目錄(後簡稱羅目)中，寫本共編為363號，由於180至184號被重複編號，實錄寫本368部，分别出自拉薩的功德林寺(3部)、江孜附近的白崗寺(spos khang，8部)，日喀則附近的夏魯寺(zha lu，156部)和俄爾寺(ngor，134部)、薩迦寺(63部)以及日喀則西北的達那土登寺(rta nag thub stan，4部)。此外還應提及的另一個人是意大利學者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他曾於1925至1948年間在尼泊爾和西藏等地進行考察，足迹至薩迦、夏魯和俄爾等寺院，拍攝了大量寫本照片，其中一些與羅睺羅的重合。
可惜的是，隨著西藏局勢的變化，這些梵文寫本也遭遇了不同的命運。西方學者不再能得到這些寫本的訊息。所幸的是，薩迦、夏魯等寺院的梵文寫本一部分被放入布達拉宮，一部分被安置在羅布爾卡，還有一部分則被運往北京的民族文化宮加以保存。
進入80年代，北京成立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對西藏所藏梵文貝葉經進行研究的課題。在多杰才旦的主持下，對西藏的梵文寫本進行了拍照和編目。北京民族文化宮所藏的梵文寫本也被拍成縮微膠片，並且進行了初步編目，寫本原件則返還給西藏，現保存在西藏自治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藏有一套北京民族文化宮梵文寫本的縮微膠片(其中丢失兩卷膠片)。
關於藏學研究中心的梵文貝葉經目錄，我没有看見，只能根據有限的訊息作些介紹。這一目錄由羅炤負責，完成於80年代中期，但並未囊括西藏所有的梵文寫本，而且聽說目錄編排有混亂和錯誤。盡管如此，其中還是包含有許多重要的發現，例如，影響藏傳佛教甚大的月稱《人中論疏》的梵文原本等。
關於北京大學所藏梵文寫本的縮微膠片，目前北京大學成立了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研究所，正在對這批寫本進行整理、編目和研究。其初步的目錄由王森完成，一共編了259號。寫本的内容異常豐富，除了大量的佛教怛特羅文獻外，還有大乘經、律、阿毗達磨、量論、聲明等，同時還有印度教的怛特羅文獻、詩歌、故事、語法著作等。涵蓋了佛教所說的大五明的各個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寫本中還有巴利文佛經。
羅睺羅對其所獲的西藏梵文寫本陸續作了校勘和發表，印度的K．P．Jayaswal Research lnstitute自1953年至1991年間出版的《西藏梵本叢書》(Tibetan Sanskrit Text Series)也主要基於羅睺羅拍攝的這批照片。圖齊回國後校勘出版了一些較小篇幅的西藏梵文寫本，而較為詳細的寫本目錄直到近年才被公布。進入90年代，西藏所藏的梵文貝葉經再次得到校勘、出版，例如，奥地利科學院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吉年陀羅菩提的《集量論注釋》第一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在西藏的活動，1999年他們在拉薩布達拉宮發現了《維摩詰經》的梵文本，《維摩詰經》對東亞佛教影響深遠，這可以說是大乘佛教研究最重要的發現。其後進行了校勘、出版。
初步研究表明，西藏所藏的梵文寫本時間大多集中於11—13世紀，内容豐富多彩，除了佛教的顯密文獻外，還有大量的印度教怛特羅、語法作品、詩歌、戲劇、故事等梵文古典文學作品等等，從中似乎折射出無論是印度僧人、還是藏族僧人，所關注和學習的並不僅僅局限於佛教經論，還包括更廣泛意義上的印度文化。
大多數寫本用梵文寫成，但也有少量用藏文字母轉寫梵文，甚至直接用藏文書寫，部分寫本有藏梵文題跋，有的還有藏梵文夾注，說明這些文獻在過去的歲月中時常被學習、研讀，有的甚至是印藏高僧大德的筆記或私人藏書。它們作為實物資料，彷彿給我們復原了一個凝固的歷史區間，印證了各種藏族歷史著作中所述說的公元11—13世紀以佛教為載體的藏地文化欣欣向榮的景象，我想，結合藏族歷史上的各種相關記述，參照寫本中的各種題跋，我們有可能得以窺見公元11—13世紀藏族文化精英的智識建構，從而更好地理解藏族文化與印度文化間的相互往來，為研究不同族群間、不同文化間的碰撞、交流、融合提供思想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少量寫本的藏文題跋顯示直至明清之際，仍有藏族人對其進行整理檢視。例如，《無二平等最上儀軌》的藏文題跋清楚說明該寫本缺失部分的藏譯由清代蒙古族學者工布查布從漢譯補全。據羅炤目錄，有些貝葉經還夾有紙條，以藏文說明了經題、字體、材質、藏寺等信息，而且部分折斷的貝葉經還有補綴粘合的痕迹。但解放以前是否有對這些梵文寫本的登記與編目？十三世達賴喇嘛曾通過德爾智送給沙俄皇帝一些梵文寫本。這些寫本的選擇是隨意的，還是有一定的揀選原則，現在不得而知。或許有朝一日我們能在藏文典籍中發現這些寫本的編目情況。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西藏所藏梵文貝葉經的整理與研究，以及更多的梵文貝葉經的發現，必將推進全世界佛教文獻學、佛教哲學的整體研究水平，加深我們對佛教文化的理解，從而更好地理解人類文化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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