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6日 星期一

方廣錩: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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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藏經洞》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a6c.html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一)

一、前言

敦煌遺書中早期禪文獻的發現,開啓了禪宗研究的新階段。在這些早期禪文獻中,尤以敦煌本《壇經》引起人們持久的興趣。近百年來,關於敦煌本《壇經》的各種錄校本已超過20種,並有英、日譯本問世。上述諸多錄校本為敦煌本《壇經》的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擬探討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如何正確看待已經發現的五個敦煌本《壇經》在錄校中的作用

目前發現的五個敦煌本《壇經》,因其所存文字多少有別,校勘價值也不一樣,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在以往的錄校實踐中,錄校者對這五個《壇經》寫本,存在著厚此薄彼的傾向。那麽,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已經發現的這些敦煌本《壇經》在錄校中的作用?

第二、如何正確處理敦煌本與其他各種版本《壇經》的關係

經過近百年的研究,現在學術界的主流意見,都主張敦煌本《壇經》是現存時代最早的寫本,是神會系的傳本。它與後代流傳的惠昕本、德異本、契嵩本、宗寳本等並非同一個系統。我們目前正在研讀敦煌本《壇經》,研讀中有人對上述傳統觀點提出質疑。但無論如何,敦煌本《壇經》出現於唐代,其他諸本出現於宋代乃至宋代以下,這一點沒有疑義。目前諸多錄校本整理敦煌本《壇經》時,時有依據後出的惠昕本等諸本來校改敦煌本文字者。這種做法是否合適?

第三、如何正確認識敦煌本《壇經》中的經論引用現象

禪宗雖然標榜「教外別傳」,但在敦煌本《壇經》中卻找不到這樣的表述。不僅如此,《壇經》還引用經論以證成己說。但如何正確認識、錄校敦煌本《壇經》中的經論引用,卻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以下分別論述。

二、敦煌遺書中所存《壇經》寫本及其錄校價值

敦煌遺書中所存《壇經》寫本,學術界統稱為「敦煌本《壇經》」。現知敦煌本《壇經》共5號:

1、英國圖書館藏斯5475號(以下簡稱「斯本」),縫繢裝,首尾完整。1920年代由日本矢吹慶輝發現、攝影,其後著錄於《鳴沙餘韻》。1934年日本鈴木大拙、公田連太郎首次發表錄校。

2、敦煌縣博物館藏77號(以下簡稱「敦博本」),縫繢裝,首尾完整。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由向達發現並兩度錄文,但僅在《西征小記》中披露該寫本的存在,沒有公佈原文。1983年由周紹良再發現並組織拍攝照片。其後楊曾文得到照片,並於1993年首次發表錄校。

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BD04548號背1(崗48號,以下簡稱「北本」),卷軸裝,首殘尾全。1920年代陳垣首先發現並著錄於《敦煌劫餘錄》,但未引起學術界注意。1991年日本田中良昭注意到該寫卷並首次發表錄校。

4、原旅順博物館藏本(以下簡稱「旅博本」),縫繢裝,首尾完整。1910年代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得於敦煌並著錄,該著錄最早由羅振玉公佈。原件輾轉存旅順博物館,後下落不明。1989年日本龍谷大學公佈該校所存照片3拍,其中屬於《壇經》僅2拍,一首一尾。另一拍為尾部其他文獻。其後潘重規從方廣錩論文[1]得到綫索,1995年首次利用該照片進行錄校。

5、中國國家圖書館藏BD08958號(有79號,以下簡稱「北殘片」),卷軸裝,首尾均斷,原為兌廢稿。1996年由方廣錩發現,1998年發表錄文。

上述5號《壇經》,斯本、敦博本首尾完整,北本殘賸後半卷,旅博本現存首尾照片各一張,北殘片則僅存5行文字且有錯抄之處。其文獻價值之大小,自然不能等同。

從近百年來敦煌本《壇經》整理歷史看,1920年代,斯本便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其他敦煌本《壇經》沒有進入研究者視野之前,半個多世紀中,斯本成爲人們研究敦煌本《壇經》的唯一依據。但該本書法拙劣,俗子、異體字、筆劃加減字、方言訛寫字、通假字、偏旁連寫變體字等諸種情況較多,辨認困難,一時被部分日本學者稱爲所謂「惡本」。關於「惡本」問題,潘重規的《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2](以下簡稱「潘重規本」)有詳盡論述,可以參看。1980年代,敦博本被再發現。敦博本書寫規整,大批在斯本中難以辨認的文字,在敦博本中得到確認。因此,研究者對敦博本傾注更大的熱情,至今出現的20多種敦煌本《壇經》錄校本,絕大部分是敦博本發現後問世的,有的錄校本更號稱自己整理的目的就是爲了恢復敦博本的原貌。但也必須指出,部分研究者過於信任敦博本,在整理時,凡遇異文,往往不加分析地肯定敦博本,否定斯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錯誤。

在此擧兩個例子。

(一)、關於「福門」問題

斯本: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與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汝惣/且歸房自看有知惠者自取本姓般若知之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吾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急(第21頁~第22頁)[3]

敦博本:

五/祖忽於一日喚門人盡來門人集記五祖曰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汝惣且歸房自看有智事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作(第66頁)

就這裡討論的「福門」而言,上述兩段文字的差別在於:斯本作「汝等自姓迷,福門何可救汝」;敦博本作「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這裡的關鍵是「救」(斯本)、「求」(敦博本)二字。若為「救」,這句話的意思是福門不能救人於生死苦海;若為「求」,則意為福門根本不可能求得。相關聯的問題是,斯本的「救」,在這裡是及物動詞,下面應該帶賓語「汝」;敦博本的「求」,在這裡是不及物動詞,下面不能帶賓語,「汝」字必須下屬。

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4](以下簡稱“楊曾文本”)依據敦博本作「求」,錄校如下:

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求?汝等總且歸房自看,……」(第9頁)

潘重規本依據斯本作「救」,錄校如下:

汝等門人,終日供養,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救汝。汝總且歸房自看,……」(第140頁)

其他諸種錄校本,或從楊,或從潘,在此不一一列舉。

上述錄校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按照楊曾文本的錄校,五祖認爲「福門」不可求。而按照潘重規本的錄校,五祖沒有否認「福門」之可求,祇是強調福門不能救人出離生死苦海。兩種錄校意義完全不同,福門到底可不可求?這涉及到佛教義理。

第二、按照潘重規本的錄校,「汝等自性迷,福門何可救汝」之後,緊接下句「汝總且歸房自看」云云,文從字順。按照楊曾文本的錄校,「福門何可求」之後,「汝」字必須下屬。這樣下文變成「汝汝總且歸房自看」云云,文字彆扭,窒礙不通。於是,楊曾文本依據惠昕本等後出的《壇經》版本,改敦煌本之「汝汝」爲「汝等」。文句是通順了,但這種依據後出《壇經》版本改動敦煌本的做法妥當嗎?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放在下一節討論,在此僅討論福門是否可求的問題。

「福門」一詞最早出於西晉竺法護譯《文殊師利淨律經》之〈道門品第四〉。稱「行四意止,不失宿德,諸所福門」[5]其後經論,屢有論述。用《電子佛典集成》檢索,有100餘處。唐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卷二稱:「今令受持、讀誦,發生智慧故,方得菩提。定是福門故,但能助道也」。[6]因此,就佛教而言,並不否認福門之可求。五祖所強調的,只是福門不能救人出離生死苦海,這正是禪宗一貫的觀點。

結論,潘重規本依據斯本錄校是正確的,楊曾文本過分信任敦博本,錄校錯誤。

(二)、關於「念不去」與「念不起」

斯本:

此法門中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座見本姓/不亂為禪(第31頁)

敦博本:

此法門中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座見本/性不亂為禪(第74頁)

上面一段話論述什麽叫坐禪。兩段文字的差異,關鍵是斯本作「念不去」,敦博本作「念不起」。一字之差,禪法思想完全相反。

《壇經》主張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所謂「無念」,是「於念而不念」;所謂「無相」,是「於相而離相」;所謂「無住」,是「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在這裡,惠能強調:「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所以,要活人不產生念頭是不可能的,關鍵是要保持一種「外離一切相」、「於一切境上不染」的境界,也就是「於念而不念」。因此,就惠能的禪法思想而言,此句的正確表述無疑是「念不去」。而敦博本的「念不起」,恰恰是惠能批評的「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

那麽,諸錄校本如何處理此句?

郭朋《壇經導讀》[7](以下簡稱「郭朋本」)作:「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第99頁)

孟東燮《關於敦煌本〈壇經〉》[8](以下簡稱「孟東燮本」)作:「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第26頁)

楊曾文本:「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第22頁)

李申《敦煌壇經合校簡注》[9](以下簡稱「李申本」)作:「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坐,」(第38頁)

上面除了李申本採用斯本的「念不去」外,郭朋本、孟東燮本、楊曾文本均採用敦博本的「念不起」。此外,潘重規本、李富華《惠能與〈壇經〉》[10](以下簡稱「李富華本」)、中島志郎《六祖壇經》[11](以下簡稱「中島本」)、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12](以下簡稱「周紹良本」),乃至鄧榮本[13]、鄧遼本[14]、黃連忠本[15]等諸多錄校本,亦均為「念不起」,在此不一一羅列。

這麽多的錄校者,都因受敦博本的影響,而在這個反映了惠能禪法基本思想的問題上犯錯誤。實在令人遺憾。

如上所述,斯本、敦博本首尾完整,北本保存《壇經》約有一半,當然都有較大的校勘價值。而旅博本、北殘片所存文字寥寥無幾,是否就沒有價值了呢?事實並非如此。

旅博本雖然僅有首尾照片,但它的首題格式鮮明,並有明確標記,以説明這種格式的確定性。這對我們研究敦煌本《壇經》的標題,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詳情參見拙作《敦煌本〈壇經〉首章校釋疏義》[16],此不贅述。北殘片雖然僅存5行,且是兌廢稿。但依然有它的校勘價值。請看北殘片如下錄文: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第4頁)

相應的文字,斯本作:

今既發四弘誓願訖,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第34頁)

敦博本作:

今即發四弘誓願說,與善知識無相懺悔三世罪障。(77頁)

比較上述三本,顯然斯本、北殘片為正,敦博本為誤。北殘片的發現,支持了斯本的行文,為我們依據斯本定稿提供了更充分的證據。[17]

總之,目前發現的五號敦煌本《壇經》,所存文字多少有別,校勘價值也不一樣。敦博本雖然因其諸多優點,爲人們所推崇。但依然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在校勘實踐中,對這五種文本,不可懷有先入之見,而應一視同仁。這樣纔能客觀對待各本的優劣,取長補短,錄校出一個相對較爲理想的敦煌本《壇經》整理本。

三、如何正確處理敦煌本與其他各種版本《壇經》的關係

上一節討論「福門」問題時,已經涉及依據惠昕本等後出版本改動敦煌本的問題。在那個例子中,依據惠昕等本把「汝汝」校改為「汝等」,顯然是錯誤的。這裡,我們不能排除存在這樣的可能:因爲惠昕等本的行文為「汝等」,從而對錄校者產生誤導,促使他們把自以爲敦煌本中讀不通的「汝汝」改爲「汝等」。由此,在敦煌本《壇經》的錄校中,如何正確處理惠昕本等後代版本與敦煌本的關係,是我們必需注意的問題。

在此再舉幾例。

(一)、論「道須通流」

斯本:

但/行真心於一切法無上有執着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座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清却是障道因緣道順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彼縛若座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座林中(第28頁)

敦博本:

但行真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彼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第72頁)

上段文字可以討論的地方非常多,本文僅探討「道須通流……住即被縛」一句。考察諸多錄校本對這句的錄校,出現如下六種不同的錄校、標點方式。為避文繁,在此僅抄錄諸家錄校定稿的文字,其校記則一概省略。有興趣的先生可覆按原文。

郭朋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即通流;住,即被縛。」(第88頁)

孟東燮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縛。」(第22頁)

周紹良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縛。」(第120頁)

李申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第36頁)

楊曾文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縛。」(第17頁)

中島本作「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縛。」(第73頁)

從上文可知,上述六家的錄校,文句、標點雖然不同,如從義理上講,都符合禪宗的思想。但從其錄校方式區分,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李申一家,完全尊重敦煌本原文;一類是其餘五家,均依據惠昕等本乃至理校,對敦煌本原文有所增刪修訂。所修訂的,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句。按照李申本的理解,這是一個句子,表明真心如停滯,道的通流就會停滯,其結果是被縛。其餘五家錄校、標點雖有不同,都把這句話修改為「不住」與「住」對舉的對比句式,即「真心如果不住法,道就通流;如果住法,就被縛」,成爲分句結構。

到底那一種方式更加符合敦煌本《壇經》的原意呢?在此考察原文。考察所用文字,採用李申本。為避文繁,校記一律忽略。在此先將原文抄錄如下:

但行真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李申本,第36頁)

上面這段論「道須通流」的話,可以分爲五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正面宣示自己的觀點:「但行真心,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名一行三昧。」亦即所謂一心三昧,應該是真心行於一切法,而於一切法上無有執著。

第二個層次,反面揭示迷人行狀:「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亦即迷人相反,執著於法相。其表現形式是把『真心』、『妄念』對立起來,把一心三昧理解成『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

在『真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句中,有兩個「心」。前一個「心」指真如佛性之體,故用「真」作修飾;後一個「心」指真如佛性發動時的「用」,亦即心念。《壇經》在這裡指出,迷人的錯誤在於他們主張讓真如法性之體如如地安坐不動,同時還想努力地去除妄念,不起心念。

第三個層次,正面指斥迷人行狀:「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壇經》認爲,有情必有心念,無情才無思想。迷人這種讓真心不動,盡力「去除妄念、不起心念」的方法,等於把有情視同無情。這樣不能進道,祗能障道。

第四個層次,正面説明指斥的理由:「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亦即「道」需要通流,不能停滯的。心念如停滯,道的通流也就停滯了。這樣做,其結果不是解脫,而是被縛。

第五個層次,引經證己,説明自己批評得對:「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亦即如果迷人的那種方法對,維摩詰也就不會指斥舍利弗宴坐林中是錯誤的。

上面這段論述「道須通流」的話,一氣呵成,非常嚴謹。也符合佛教正面破斥然後引經舉證的論述傳統。按照上述分析,第四個層次中的「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的確應該是一句完整的破斥句,這樣便順利下接「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如果按照其他五家,把第四個層次的文句改爲「不住」與「住」的對舉句式,行文到此便起曲折,有窒礙。從義理上講雖然不錯,但從行文氣勢上講,原文用兩個「即」,強調「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語勢直瀉而下,體現了惠能對自己的禪法極度的自信。正因爲有這樣的自信,所以下文惠能對北宗禪作了一番嚴厲的批評。請注意,這段批評依然是反面破斥,而不是正面標宗:

善知識!又見有人教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顛倒。即有數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錯。(李申本,第36頁)

本文第二部分討論「念不去」與「念不起」時,筆者認爲正確的行文應該是「念不去」,將它校改為「念不起」是錯誤的。在上文關於「道須通流」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惠能對「念不起」的批評是多麽嚴厲。

當然,敦煌本原文的文采較差,「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縛」10個字,形成3、4、3句式,不像楊曾文本,改爲“心不住法,道即通流,住即被縛”12個字後,形成4、4、4句式,琅琅上口。這也許是諸錄校者熱衷修改敦煌本原文的理由。但是,我們都知道,惠能的文化程度不高,這種文采較差的形態,或許正是惠能當時的原狀。

我認爲,敦煌本原文的文采雖差,但文從字順,意義清晰。在這種情況下,不應該用後起的版本為依據來作校改原文。

(二)、關於“不言動”與“不言不動”

斯本:

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第30頁)

敦博本:

善諸識此法門中座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第74頁)

此句論述惠能對禪定的基本態度,斯本與敦博本文句完全一致。本句話前後的文字,都與本句的論述有關,為避文繁,不一一列出,僅在下文討論時,列出最需要内容。

在此依然先考察諸錄校本的錄校:

郭朋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第97頁)

孟東燮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第25頁)

周紹良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動。」(第123頁)

李申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第37頁)

楊曾文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原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不動。」(第21頁)

潘重規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不動。」(第153頁)

中島本:「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言不動。」(第95頁)

上面羅列了七種不同的錄校,其他的錄校本,情況與此大同小異,故不再列出。上述七種錄校,除了座(坐)、元(原)、著(看)等文字的校訂與標點的差異外,最關鍵的是:

孟東燮本、周紹良本、李申本尊重敦煌本原文,將末句錄為“亦不言動”。而郭朋本、楊曾文本、潘重規本、中島本均依據惠昕等本,將原文改作“亦不言不動”。

這裡到底應該是“不言動”,還是“不言不動”?在此我們需要把這句話放在它原本的語境中,考察惠能在這句話的前面說的是什麽:

然此教門立無念為宗。世人離境,不起於念。若無有念,無念亦不立。無者無何事?念者何物?無者,離二相諸塵勞。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維摩詰》云:『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内於第一義而不動』。(李申本,第37頁)

根據上文,《壇經》在此句之前論述的是「無念」,強調「無念為宗」。衆所周知,《壇經》中惠能的「無念」,不是「百物不思,念盡除卻」,而是「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於一切境上不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惠能在上文提出「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這一體用觀念,是惠能思想的一大特徵。從這一基本理論出發,惠能提出:「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由此可見,這裡的「性」,就是「真如」,就是「佛性」。真如佛性從其本義來講,當然是如如不動,湛然清靜。惠能引證《維摩詰》稱:「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内於第一義而不動」。就是進一步説明真如佛性的如如不動。正因爲真如佛性如如不動,湛然清靜,所以能夠觀照萬物、分別法相。

所以,惠能主張以真如為體,以真如起念。當真如起念之時,因其能觀照萬物,故「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因其如如不動、湛然清靜,故能「於一切境上不染」。這也就是所謂「外能善分別諸法相,内於第一義而不動」。後代禪宗特別強調要時時把握自己的真如佛性,於一切境上分明觀照,但不能隨境而去。根源就在這裡。

站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再看「善諸識!此法門中,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言動」這句話,惠能在此不但公開反對北宗看心看淨的修持法,而且強調「不言動」,也就是強調要保持真如佛性之如如不動。惠能在下文接著說:「若不動者,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亦即明確地說:所謂不動,是指真如佛性時時不動,這才能明朗地觀照外境,既能明見一切,又不執著一切。不像那些主張坐禪的,入定的時候身不動,一旦出定,開口便說人是非。

郭朋本、楊曾文本、潘重規本、中島本等依據惠昕等本,將原文改作「亦不言不動」。便與惠能原意大相徑庭。

什麽叫「不言不動」?可以有兩種解釋:

第一、「不動」是「不言」的賓語。「不言不動」成爲雙重否定句,也就是「言動」。如上所述,這完全違反惠能原意。

第二、「不言不動」是動賓式並列結構,也就是「既不説話、也不行動」。按照這種解釋,似乎惠能在這裡宣揚一種「不看心、不看淨」,同時「不言語、不行爲」的禪法。我們知道,惠能主張「外離相曰禪」,怎麽會主張這種「不言不動」的禪法呢?

惠昕等本歪曲了惠能的思想,為何他的《壇經》會出現這種歪曲?這是我們今後需要研究的新課題。敦煌本的出現,給了我們一個釐清惠能原意,探討惠能以後禪宗思想演變的好機會。而採用惠昕等本來改動敦煌本,將使我們模糊敦煌本《壇經》與後代《壇經》的區別,從而喪失釐清禪宗思想發展演變的好機會。

總之,既然敦煌本與惠昕等本並非一個時代的傳本,我們整理敦煌本《壇經》時,應該盡量致力於保持敦煌本《壇經》的本來面貌,不應採用其它《壇經》來改動敦煌本的文字,使得敦煌本固有的研究信息喪失或改變。


[1] 方廣錩:《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中國文化》,1990年6月,第二期。

[2] 潘重規《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5年7月第一版,2001年6月第二版。兩版内容相同,沒有修訂。本文所用為2001年本。

[3] 本文中敦煌本《壇經》原文之錄文,均依據圖版進行。所用圖版為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年12月)所附。故行文僅註明頁碼,不再標註版本。下同。

錄文時,不加標點,每行末尾加一行號“/”。不加行號的,表示該行文字並未結束。下同。

[4] 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1年5月。楊曾文此書為修訂本,初版時書名為《敦煌新本六祖壇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本文主要依據後出的宗教文化出版社之修訂本。

[5] 《大正藏》,第14卷第451頁下欄。

[6] 《大正藏》,第33卷第142頁中欄。

[7] 郭朋:《壇經導讀》,巴蜀書社,成都,1987年5月。

[8] 孟東燮:《關於敦煌本〈壇經〉》,載《禪學研究》第75號,京都禪學研究會,1997年3月。、

[9] 李申合校、方廣錩簡注:《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太原,1999年9月。

[10] 李富華:《惠能與〈壇經〉》,珠海出版社,海南,1999年9月。

[11] 中島志郎:《六祖壇經》,四季社,東京,2006年4月。

[12] 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文物出版社,北京,1997年12月。

[13] 鄧榮本,指鄧文寬、榮新江:《敦博本禪籍錄校》,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1998年12月。

[14] 鄧遼本,指鄧文寬:《六祖壇經——敦煌〈壇經〉讀本》,遼寧教育出版社,瀋陽,2005年1月。

[15] 黃連忠本,指黃連忠:《敦博本六祖壇經校釋》,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2006年5月。

[16] 方廣錩:《敦煌本〈壇經〉首章校釋疏義》,載《中國禪學》第一期,中華書局,2002年8月。

[17] 由於多種原因,諸錄校本對這段文字的錄校,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但將「訖」校讀為「說」而引申之,是使諸錄校本岐雜多樣的重要原因。為避文繁,在此不一一羅列。

以下引自《藏經洞》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a6d.html

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二)

四、如何正確對待敦煌本《壇經》中的經論引用現象

《壇經》多處引用經論以證成己說。但如何正確認識與錄校敦煌本《壇經》中的經論引用,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下面舉「我本源自性清淨」與「戒本源自性清淨」這一例子説明:

敦煌本《壇經》兩處引用《菩薩戒經》,情況如下:

斯本:

菩薩戒云本源白/姓清淨(第31頁)

菩薩戒經云我本願自姓清淨(第38頁)

敦博本:

菩薩戒云本原自性清淨(第75頁)

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第83頁)

所謂《菩薩戒》或《菩薩戒經》,亦即《梵網經》。這段話,《梵網經》原文作「是一切眾生戒,本源自性清淨」[①]。因此,楊曾文本把這兩處都錄校為:

《菩薩戒經》云:『戒,本源自性清淨。』(第22頁、第35頁)

楊曾文本出校記説明校改的理由:

「按,此處之《菩薩戒經》即中國内地通行的大乘戒律《梵網經》。其卷下有曰:『……是一切眾生戒,本源自性清淨』。是謂大乘戒源自法身佛(或謂報身佛)的『心地中』,它也就是『佛性種子』、『一切佛本源』。因此,此句校為『戒,本源自性清淨』爲宜。因爲『戒』前已省去『一切衆生』,故校為『戒,本源自性清淨』亦可。如校為『我本源自性清淨』,不僅違背經文,也不通。大小乗皆把『我』看作是五蘊的和合,屬無常法,把執著『我』的見解稱『有身見』或『我見』,主張斷除。實際上,各本《壇經》的『我本源自性清淨』中的『我』字,都是誤寫和誤傳。」(楊曾文本,第23頁)

情況是否如楊曾文本所批評的,敦煌本,乃至各種版本《壇經》中的「我本源自性清淨」,都是「戒,本源自性清淨」的「誤寫和誤傳」呢?

探討這個問題,還是應該先仔細考察《壇經》原文。在此把兩段含有《梵網經》引文的《壇經》文字具錄如下。為避文繁,所引文字為我重新錄校,校記一概從略。

第一段:

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有相,內性不亂,本性自淨曰定。只緣境觸,觸即亂。離相不亂即定。外離相即禪,內外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故名禪定。《維摩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菩薩戒》云:『本源自性清淨』。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通篇講禪定。如何實現「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落腳點是「本性不亂」。而本性不亂的前提,在於「本性自淨」。因此,這一段文字中所引《梵網經》之「本源自性清淨」,雖然沒有主詞,但顯然這個主詞只能是「我」,不能是「戒」。此段《梵網經》及下段《梵網經》引文都與《維摩詰經》的「即時豁然,還得本心」一起引用,也説明這裡論述的不是什麽戒律,而是自性本我。

第二段:

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惠性故,故然能建立。我若無智人,一切萬法本亦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在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故,智為大人。問迷人於智者。智人與愚人說法,令使愚者悟解心開。迷人若悟心開,與大智人無別。故智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通篇的主題,是萬法本從人興,萬法盡在自心。要求行者從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因此,無論《梵網經》原文如何,這裡的引文,只能是「我本源自性清淨」,絕不可能是「戒,本源自性清淨」。

在此需要探討《壇經》中「我」的用法。楊曾文本指出:「大小乘皆把『我』看作是五蘊的和合,屬無常法,把執著『我』的見解稱『有身見』或『我見』,主張斷除。」這是錄校者把「我」改爲「戒」的主要理由之一。那麽,敦煌本《壇經》是否符合上述情況呢?

敦煌本《壇經》出現「我」的用例甚多。除了作爲人稱代詞使用外,尚有如下用例:

1、不斷勝負,卻生法我,不離四相。

2、外行恭敬,若輕一切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德。

3、人我即是須彌,邪心即是海水,……無人我,須彌自倒;除邪心,海水竭。

4、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5、如來入涅槃,法教流東土。共傳無住,即我心無住。

五個用例中,前三個用例屬於佛教批評的人我見或法我見。後兩個用例顯然與前不同,指内在的心性、自性。惠能一貫強調迷誤的關鍵在於自心。自心不悟,佛是衆生;一念若悟,衆生是佛。所以要求行者「於自心頓悟真如本性」。這裡的「自心」,就是「我心」。

我們再仔細考察上述第二段末尾的這幾句:

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於自心,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源自性清淨」。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惠能在此要求行者於自心頓悟真如本性,那麽邏輯的問題是:爲什麽能夠從自心頓悟真如本性呢?惠能在此引用經證説明:「我本源自性清淨」,這就是「自心頓悟真如本性」的依據。有了這一依據,自然可以「識心見性,自成佛道」。

同樣的例子還有敦煌本《壇經》引用《維摩詰經》時的「直心」與「真心」。限於篇幅,此處從略。

總之,古人引用文獻,往往有為我所用的傾向,不像現代人那樣嚴格遵守學術規範。古代僧人引用佛經,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嚴肅、嚴謹;那些創宗立說的大家,尤其如此,如智顗之解釋「悉檀」,完全是為我所用。我們整理古代文獻,一定不能用今人的標準來要求古人。

五、結語

上面從三個方面對敦煌本《壇經》錄校,提出若干思考。應該指出,正因爲有了諸多錄校者辛勤的勞動,才使得敦煌本《壇經》的性質越來越為人們了解,錄校中的問題也越來越暴露。做學問也如積薪,必須站在前人的基礎上,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本文對前賢錄校頗多討論,這些討論並非是對前賢的批評,恰恰相反,筆者滿懷感激之情。正因爲有了前賢的工作,才會有筆者今天的討論。希望這一討論能夠促使敦煌本《壇經》的錄校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2006年12月17日於通州皇木厰

2007年3月2日修訂


[①] 《大正藏》,第24卷第1003頁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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