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蘇錦坤,〈呂澂「《四十二章經》抄自漢譯《法句經》」一說的商榷〉


《福嚴佛學研究》第18期,2023年12月出版
https://www.fuyan.org.tw/journal/fbs/fbs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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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結語〉
  印順導師與呂澂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佛學研究的開創者與奠基者,對當代佛教與佛學有相當大的影響與貢獻。西元1956年呂澂與幾位中國學者應錫蘭佛教事務部編寫的《佛教百科全書》之邀,以英文撰寫了十多條漢傳佛教的詞條,因此較早為歐美學者所稱引。
  呂澂於西元1956年,發表〈《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一文,並且將此文收入於1979年出版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書中,文末的「附錄」摘錄了28章的部分經文,並且編列其對應偈頌。
  筆者逐一比對「附錄」及其對應偈頌之後,認為僅有五章可以列為引自對應偈頌,如果剔除帶有「額外文句」的章節,則僅有一章相符。
  在論述《四十二章經》的文獻源流時,應該不只論列其可能來自「法句偈頌」之處,也應考量可能來自與「四阿含、四尼柯耶」相當的經典。
  例如本經第5章:「有人……故來罵。佛默然不答,……(待其)罵止,(佛曰):『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可以認為是引自與《雜阿含1152經》、《別譯雜阿含75經》或《相應部7.2經》相當的經文。
  又如本經第6章:「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為惡也。」可以認為是引自與《雜阿含1152經》、《別譯雜阿含75經》或《相應部7.2經》相當的經文,
  本經第9章:「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斯陀含千萬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不如飯辟支佛一人……。」此章較量功德,其實與《中阿含155經》的文句意旨相近。
  本經第23章:「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此一比喻可以當作引自「訶欲古喻」,如《別譯雜阿含185經》:「乃往古昔……諸優婆塞咸共……訶欲之過:欲現外形,如露白骨、又如肉段……、如火坑……又如向風執炬逆走……。」
  本經第24章:「天神獻玉女於佛……。佛言:『革囊眾穢,爾來何為?』」此一敘述可以當作引自《佛說義足經》:「我本見邪三女,尚不欲著邪婬,今奈何抱屎尿……。」
  本經第25章:「夫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此一敘述可以當作引自《雜阿含1174經》、《增壹阿含43.3經》與《相應部35.200經》相當的經文。
  第33章:「有沙門夜誦經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歸。」此一敘述可以當作引自《雜阿含254經》、《中阿含123經》、《增壹阿含23.3經》與《增支部6.55經》相當的經文。
  第34章:「夫人為道,猶所鍛鐵漸深,棄去垢,成器必好。學道以漸深,去心垢,精進就道。」此一敘述可以當作引自《雜阿含1246經》與《增支部3.101經》相當的經文。
  總結以上敘述,不能單舉經文「可能譯自法句偈頌」之處,也應同時敘述《四十二章經》至少有八章可以判定為引自與「四阿含、四尼柯耶」相當的經典。因此,呂澂主張的「《四十二章經》不是來自翻譯,而是抄自與此偈頌相當而翻譯作長行的『葛氏七百偈本』」,不僅缺乏扎實的文獻基礎,此一立論也未能平實陳列其他可能來源,不能算是十分周全。
  如同上一節所述,即使有T210《法句經》的對應偈頌作參考,主張《四十二章經》抄自「葛氏七百偈本」仍屬牽強;至於無「偈頌緣起故事」可供參考的長行,主張此經的長行抄自「葛氏七百偈本」,則更為渺茫而難以置信。
  「附錄」與對應偈頌相比,《四十二章經》的經文常帶有「偈頌以外的文句」。如第七章經文為: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逆風坋人,塵不污彼,還坋于身。賢者不可毀,過必滅己也。」
  此章的前面四句「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污天,還污己身」,為偈頌所無;如是抄撮自漢譯《法句經》,則此四句為抄集者所改寫。
  譚世保主張《四十二章經》「既非梵本漢譯,亦非從某一部中譯《法句經》中抄出,而係東晉末至南朝宋初人從現有之各種中譯之佛經抄改拼湊而成」。此說有待檢驗與深究,不過此非筆者本文論列的重點。該文接著又說:
  「呂澂曾列對照表證明:『《四十二章經》的主要文句四分之三,和各種譯本法句相符』。這裡的『各種譯本』是指吳、晉、秦、宋四種譯本的《法句經》,筆者認為呂澂的舉證大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呂澂認為『沒有一種《法句經》的內容和它全同,就應當另有已經遺失的一譯為其所依據』。由此他輾轉推斷《四十二章經》是某一已佚的大部《法句經》之抄略本之再抄略本。」
  如上文所引,譚世保認為呂澂的舉證大部分是正確的,此一主張筆者已論證其不能成立;呂澂所輾轉推斷的「《四十二章經》是某一已佚的大部《法句經》之抄略本之再抄略本」,也隨著落空了。
  《四十二章經》尚有許多議題有待解決,例如譯人、譯時、譯地為何,是抄本或譯本,抄本或譯本的來源為何,今本與古本之間的版本譜系及各版本之間的差異等等。本文的目的僅在辨析呂澂的此一主張,未能涵蓋其他議題,期望學界碩學先進及教界諸山長老繼續深入探討此經其他議題,以嘉惠後學。

《中阿含145經》:「集坐二處」


《中阿含145經》卷36〈梵志品 2〉:「我等若依村邑遊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集坐二處。」(CBETA, T01, no. 26, p. 654, b24-25)。
「集坐二處」四字,如果查《大正藏》 SAT 網址,會發現該處作「集坐一處」,而未出現任何異讀資料。
那麼,是 Cbeta Taiwan 輸入時出錯嗎?也不是,如果我們翻閱紙本,該處確實是作「集坐二處」。只是「二」字偏小,顯得跟正常字體的「二」字不一樣,正常字體如下圖示。
這有可能也是「以《頻伽藏》當工作底本」造成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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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ālayo, Bhikkhu, (2022), Early Buddhist Oral Tradition – Textual 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此書在「註 1」訂正下一書的十多個失誤:
Anālayo, Bhikkhu,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1 & 2,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New Taipei City, Taiwan. 法鼓文理學院出版。
其中例如257頁第三行,原書作 "A need not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Chinese versions 一個未被幾個漢譯版本考量的需要",作者訂正為: "A need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Chinese versions 一個也被幾個漢譯版本考量的需要"。
即使是現代的書籍,也會出現應該作肯定句而誤作否定句的狀況。,

法友飛鴻 488:有些CSCD 的拼寫是錯的 (2021/12/29 舊文)

,
某某老師晚安:
  忘了跟你說,我問的那個問題是出於 Ud 1.7 的《優陀那註》(此註似乎不是覺音論師的註釋),那一個字沒拼錯,這是直接從 CSCD 網站剪貼下來的。
Atha etaṃ pisācañca, pakkulañcātivattatīti tato yathāvuttapāragamanato atha pacchā, ajakalāpaka, etaṃ tayā dassitaṃ pisitāsanatthamāgataṃ pisācaṃ bhayajananatthaṃ samuṭṭhāpitaṃ akkulapakkulikañca ativattati, atikkamati, abhibhavati, taṃ na bhāyatīti attho.
(老師,請你忙你手上的事,暫時別幫我處理這一問題。)
我一邊幫封興伯老師的幾篇論文漢譯,也一邊跟他提問。
有幾處我抓出了錯處,有幾處封老師的回答是:
「CSCD 的拼寫是錯的!」
嚇死寶寶了 .......
     藏經閣外的掃葉人

2023年12月11日 星期一

阿根廷會議後,返台待辦事項


阿根廷會議結束時,在筆記本記下的返台待辦事項。
1. 回答 Richard Salomon, 邵瑞祺教授說要他的在中央研究院的陳姓學生跟我聯絡。Richard 要我將我關於 ogha 和 oka 的問題用 email 敘述清楚,以方便他回答。
2. 何離巽 Paul Harrison 要我將網路上東京大學的嘉興藏入口傳給他,他也希望我用 email 告訴他,出三藏記集之中,僧祐對法顯從錫蘭攜回的雜阿含經梵本說了什麼。
3. 鄭鎮一要我幫他定位,代他查閱他論文中的經文隸屬漢譯五十一相應的哪一相應。(一長串共五十幾部經)
4. Marcus 希望我寄給他我的 ppt 檔案,麻煩我幫助複查譯文。
5. 去函辛島老師確認他論文的真正意函。
6. 訂正並在限期之前交回大會論文。
一一一一
辦完各件事項之後,去函辛島老師,說在我的報告之後,他壓軸的最後一篇論文,恰恰跟 Marcus 的主張不同,而跟我的主張相同。
辛島老師回函說,我表錯了情。其實他說得很清楚,他的意見與我和 Marcus 的意見都不一樣。

2023年12月9日 星期六

世界佛學期刊網址


以下為臉書"Buddhist Studie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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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some online journals with free access for Buddhist Studies: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10 vols)
http://jps.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cjbs/issue/archive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55 vols)
https://www.jstage.jst.go.jp/browse/ibk1952
or
http://ci.nii.ac.jp/vol_issue/nels/AN00018579_en.html

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 (17 vols)
https://www.globalbuddhism.org/jgb/index.php/jgb/issue/archive?fbclid=IwAR2pDUq4Nzxsgy_XPXecQZbUuf_cspy6k52epwMFGJwZHGZk1BR7pgBlELI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32 vols)
http://www.palitext.com/palitext/jours.htm

The Onl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anskrit Studies (37 vols)
http://www.indologica.com/index.asp

Journal of Buddhist Christian Studies (36 vols)
http://muse.jhu.edu/journal/22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7 vols)
https://journals.ub.uni-heidelberg.de/index.php/jiabs/issue/archive?fbclid=IwAR2Gh4TfBng4udom9eGqjPPObhk_9XBfM-04XfvuRVwTdeLWx5MdPlgS-qs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http://www.sibacampus.com/demo/research.html

關於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的訂正


因為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的譯文有多處待進一步訂正,同學在論文寫作時,應避免直接引用元亨寺《南傳大藏經》,而是應查核巴利原文並比對譯文。
  在此提出幾個例子作為同學的參考。
  大抵元亨寺《南傳大藏經》急待修訂,多處譯文或有漏譯、誤譯、抄寫訛誤、標點不當、校訂疏漏等等問題;即使如此,帖主在此澄清,元亨寺《南傳大藏經》仍然是巴利三藏(Pali Tipitaka)目前唯一完整的漢譯,功德無量,雖有瑕疵,仍具檢索、參考、索引等等價值,只是引用時必須多一道訂正手續。可參考帖主臉書〈元亨寺《南傳大藏經》五部尼柯耶訂正〉: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08542166843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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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經典翻譯」、「字典編輯」無法一次到位,不可能畢全功於一役;應該認知「經典翻譯」應是不同年代、不同團隊一譯、再譯、三譯、四譯,記取前人經驗,改正前人訛誤,務必追求後後勝於前前。如果有人想當「終結者 terminater」,成為「空前絕後」的翻譯,想成為最完整、最完美的翻譯,則是「痴人妄想」,會遲緩學術研究的進展。「字典編輯」也是如此。
   反觀日本於《南傳大藏經》的翻譯,已經由第三代學人進行第三次語體文的翻譯,註解更詳盡,對巴利經文的掌握更精確。而漢傳佛教界仍在原地踏步,令人著急。
關則富翻譯註解:《巴利語佛經譯註,《增支部(一)》》,聯經出版社,2016年出版。
(以下兩例為網友 Yishou 在 CBETA 網站所提示,在此向他致謝:http://www.cbeta.org/node/5102#comment-1341)
例一:《增支部3.138經》(或作 AN 3.140)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滅盡五順下分結故,成為化生者,於彼處涅槃,從彼世〔界〕成為不退轉者,此說為彼之速疾。復次,為問及勝法、勝律,不怖而答,此說為彼之美色。復次,彼是衣……得資具,此說為彼不見身高與體壯無。諸比丘!如是,人中之良馬是具速疾,具美色,不具身高與體壯。
應作:
[0416a05] 諸比丘!世間有比丘,滅盡五順下分結故,成為化生者,於彼處涅槃,從彼世〔界〕成為不退轉者,此說為彼之速疾。復次,為問及勝法、勝律,不怖而答,此說為彼之美色。復次,彼是不得衣、食、牀、座、病緣藥、資具、此說為彼不具身高與體壯。諸比丘!如是,人中之良馬是具速疾,具美色,不具身高與體壯。
例二:《增支部3.63經》: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俱遊行於拘薩羅,入於名為艾那迦布拉之拘薩羅中之婆羅門村。住在艾那迦布拉之婆羅門家主等聞說,沙門尊瞿曇釋迦子從釋迦族出家來至艾那迦布拉者,又,彼尊瞿曇有美孿稱讚之聲揚,謂:「彼世尊是應無、正自覺明行具足、善近、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者、天人師、覺者、世尊。彼對此眾人及天、魔、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庶民、有情、能自了知、證已而教說者。彼宣示初善、中善、善、有義、有文、純一圓滿、清淨、潔白之法,能遇如是之阿羅漢者,是幸甚。」(CBETA, N19, no. 7, p. 259, a7-14 // PTS. A. 1. 180)
應作: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俱遊行於拘薩羅,入於名為艾那迦布拉(Venāgapura 吠那伽普拉)之拘薩羅中之婆羅門村。住在艾那迦布拉之婆羅門家主等聞說,沙門瞿曇為從釋迦族出家之釋迦子,來至艾那迦布拉。又,彼尊瞿曇有美好稱讚之聲揚,謂:「彼世尊是應供、等正覺(正自覺)、明行具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者、天人師、佛、世尊。彼對此眾人及天、魔、梵天、沙門、婆羅門、國王、庶民、有情,世尊為能自了知、證已而教說者。彼宣示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純一圓滿、清淨、潔白之法,能遇如是之阿羅漢者,是幸甚。」(CBETA, N19, no. 7, p. 259, a7-14 // PTS. A. 1. 180)

淺談「四依法」的「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四依法」為
1. 依法不依人
2. 依義不依語
3. 依智不依識
4.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本帖從「Etymology 字源學」的立場來談「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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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9〈序品 1〉:
『「依了義經」者:
有一切智人佛第一,一切諸經書中佛法第一,一切眾生中比丘僧第一;布施得大富,持戒得生天——如是等是了義經。
如說法師說法有五種利:一者大富,二者人所愛,三者端正,四者名聲,五者後得涅槃——是為未了義。云何「未了」?施得大富,是為了了可解;說法無財施而言「得富」,「得富」者,說法人種種讚施,破人慳心,亦自除慳,以是因緣得富,是故言「未了」。
是《多持經》方便說,非實義。』(CBETA, T25, no. 1509, p. 125, b7-16)。
漢譯有多篇經論作各種解釋,大抵是:
佛經中「方便說、非究竟說」為「未了義」。
佛經中「究竟說、非方便說」為「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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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增支部3.23經》(有些版本編作3.25經)提到「了義經」、「未了義經」。
1. 「了義經」 nītatthaṃ suttantaṃ
2. 「未了義經」neyyatthaṃ suttantaṃ

了義 nītattha: nīta-attha, nīta 為動詞 neti 的過去分詞,意思為「已被引導的、已被確立的」。
未了義 neyyattha, neyya-attha, neyya 為動詞 neti 的動名詞,意思為「應被引導的、應被解說的」

在巴利《論藏》(《阿毘達摩》七論)之第三部《人施設論》(Pugglapaññatti人施設)第150段(PTS, Pug p.42):
Katamo ca puggalo neyyo? Yassa puggalassa uddesato paripucchato yoniso manasikaroto kalyāṇamitte sevato bhajato payirupāsato evaṁ anupubbena dhammābhisamayo hoti– ayaṁ vuccati puggalo “neyyo”.(什麼人是‘應被引導者’?哪個人從誦經、從遍問,而從根源作意、被結交、被深交、敬奉諸善友,如此依次第(產生)法現觀,這稱為被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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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梵、巴字義而簡單來說,
僅有偈頌而無長行解說的經文為「不了義經」。
具長行解說的經文為「了義經」。
從此一角度來談,《相應部》的〈有偈品〉為「不了義經」,巴利《法句經》、《優陀那》為「不了義經」。
巴利四部《尼柯耶》為「了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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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羅什師、弟仍保有此一字義。如:
《注維摩詰經》卷10〈法供養品 13〉:「肇曰:『佛所說經自有義旨分明、盡然易了者應依;亦有應時之經,詭言合道,聖意難知,自未了者不可依也。』生曰:『辨理者為了義經也。雖曰巧辭而無理者,為不了義也。』」(CBETA, T38, no. 1775, p. 417, a5-9)。
《注維摩詰經》卷10〈法供養品 13〉:「一『了義經』、二『不了義經』。
『不了義經』,如佛說『殺父母無罪』,未分別,是不了義也。
若言『無明是父、愛是母,生死根本故名父母;斷其本則生死盡。故言殺之無罪』,既分別,是了義經也。」(CBETA, T38, no. 1775, p. 417, a19-23)。
此處是指:
《法句經》卷1〈教學品 2〉:
「學先斷母,率君二臣,
 廢諸營從,是上道人。」(CBETA, T04, no. 210, p. 559, c3-4)
巴利《法句經》290-305 〈21 雜品 Pakiṇṇaka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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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ātaraṃ pitaraṃ hantvā, rājāno dve ca sotthiye;
Veyagghapañcamaṃ hantvā, anīgho yāti brāhmaṇo. (295)
殺了母親、父親及兩個多聞的國王,
所殺的第五人是(兇猛)如老虎者,他成為寂靜無擾地遊行(於世間)的婆羅門。(29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4533056446281/search/?q=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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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cademia.edu/93982201/_%E9%98%BF%E6%AF%98%E6%9B%87%E5%85%AB%E7%8A%8D%E5%BA%A6%E8%AB%96_%E5%81%88%E8%B7%8B%E6%B8%A0_%E8%88%87_%E9%98%BF%E6%AF%98%E9%81%94%E7%A3%A8%E7%99%BC%E6%99%BA%E8%AB%96_%E4%BC%BD%E4%BB%96%E7%B4%8D%E6%81%AF_%E7%9A%84%E5%81%88%E9%A0%8C%E9%87%8B%E8%AD%AF_In_Chinese_2022_

斯基林 Peter Skilling 〈《增一阿含研究》序〉


關於四阿含、四尼柯耶的當代研究,法鼓文理學院(或「法鼓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四部無著比丘寫的「阿含研究」,以及法鼓文理學院分別就四部、四阿含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這是十分豐盛的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參酌。
印象當中,在1990年之前,學術界習慣稱「增一阿含」為 Ekottara-āgama, 似乎到了 1990 年之後,才一律改用 Ekottarika-āgama。
以下為佛教文獻學泰斗 Peter Skilling 為無著比丘《增一阿含研究》所寫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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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增一阿含》所屬部派、譯者的爭辯,關於譯文的忠實程度與一致性的批評,與其他對等地位的其他漢譯《阿含經》相比,這些問題與其他問題造成《增一阿含》處於不可靠的地位。現存的《增一阿含》(T125)出現顯然的「大乘影響」或「添補、篡改」以致於無法確切地將它歸諸於任何一個初期印度部派的原本阿含經。
無著比丘在本書熟練地探討《增一阿含》這些與其他的諸多問題。作者運用各種原典並列對比研究,不僅是漢譯,還有梵、藏、巴利原典,這樣地平衡的應用各種原典讓我們能超脫早期(佛教)思想的僵局。本書的三個附錄分別檢視「大乘」、「小乘」與「上座部」三個令人煩惱的佛教術語,開拓新的觀點。對這些術語在佛教思想與修習在佛教進展過程扮演角色的加強理解,讓讀者對《增一阿含》出現的「大乘元素」能有較清晰的觀察。
本書的每一單篇論文圍繞著《增一阿含》某一經的翻譯,並以之與巴利文獻中的對應經文進行比較研究。此一翻譯有時也加入作者已發表過的其他阿含譯文,以及Thich Huyén-Vi (越南釋玄微法師,靈山講堂淨行法師的老師)、帕沙迪卡比丘 Bhikkhu Pāsādika 法文、英文翻譯中的註解。這些研究和他正在進行的《雜阿含》英譯,讓現代的英文讀者第一次能接觸到漢譯阿含經的內容。
書中討論的議題包含「獨覺 Pccekabuddhas」(p. 215ff and 249ff)、世尊弟子中的「賢德比丘尼」(p. 301ff),與佛陀奇特的「三十二相」。選定來和翻譯進行比較研究的經文,不僅是出自四部主要的巴利《尼柯耶》,也參考其他諸如《長老尼偈》、《譬喻》、《本生》- 整個譜系顯示了佛教(文獻)引人入勝的互文性。
無著比丘的研究釐清了前人的研究。藉助諾曼(K. R. Norman)含其他人之前的建議,他檢視了使用形容詞「聖 noble」來形容四諦的用例(p. 239ff)。如同一開始時「對應」或「平行」的觀念就存在一些問題,在比較研究,他們彈性地處理此一分類。在《增一阿含》,無著比丘討論來自不同的來源的經文或部分經典湊在一起產生「新經」的例子。它增此一過程為「經典併合」,並且得到此一結論:併合只會產生在經文以口誦方式傳到中國之後,(經翻譯)而以文字書寫。
無著比丘是新一波初期佛教文本研究與翻譯的領導人物,特別是在漢譯《阿含》與巴利《尼柯耶》的範圍。他的廣泛搜尋具不武斷與注意細節的特色;不僅涵蓋了「主要的阿含譯本」,也包括了常被忽略的「別譯經」。
無著比丘的嚴密研究填補了空檔而提供一個初期佛教思想演化的清晰畫面,給我們一個對佛教深度理解的較確定的基礎。它們展示了,對現存文獻無驕慢無偏見的比較研究是佛學研究最恰當的研究方法,而且我期望這樣的方法將來能成為學術規範。
本書所呈現的深入研究,讓《增一阿含》研究變得熱絡,也增進我們對漢譯《阿含》、巴利《尼柯耶》與其他佛教經典的理解。這些優美的論文拓寬了佛法的深度與廣度,也帶來佛學研究此一領域的新氣息。

Peter Skilling 彼得˙斯基林
Nandapurī  難陀鎮
28 October, 2015

Debates about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doubts about the identity of the translator, criticisms of the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translation - these and other problems have placed the Ekottarika in an insecure position vis-á-vis the other Āgam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pparent “Mahāyāna influences” or “interpolations” have led to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extant Ekottarika-āgama (Taishō 125) as the genuine Āgama of any of the early Indian schools.
These and many other questions about the Ekottarika-āgama are adroitly addressed by Bhikkhu Anālayo in the essays brought together in this volume. The author draws on original texts – not only in Chinese but also in Sanskrit, Tibetan, and Pāli – side by side with current research to present balanced and original assessments that enable us to step beyond the impasses of earlier ideas. Three appendices carefully examine the troubled terms Mahāyāna, Hīnayāna, and Theravāda, opening fresh perspectives. An enh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se te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allows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Mahāyāna elements”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to emerge.
Each essay in this collection is structured around a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s of texts from the Ekottarika-āgama, comparing these discourse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Pāli. The translations add to those from the other Āgamas already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and to the pioneering annotated translations of Ekottarika-āgama discourses into French and English by Thich Huyén-Vi and Bhikkhu Pāsādika. Together with his ongoing publication of sections of the Chinese Saṃyukta-āgama, they make portions of the Chinese Āgamas accessible to modern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for first time.
The topics include Pccekabuddhas (p. 215ff and 249ff), the “foremost nuns” who were disciples of Śākyamuni (p. 301ff), and the distinctive physical marks that identify a Buddha. The texts chosen for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are drawn not only from the four main Pāli Nikāyas, but also from other collections like the Therīgāthā, the Apadāna, and the Paññāsa-Jātaka – a florilegium that itself demonstrates Buddhism’s intricate inter-textuality.
Anālayo’s researches clarify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His examination of the problem of the use of the adjective “noble” for the four truth lends support to the previous suggestions of K. R. Norman and others (p. 239ff). Like those undertaken from the time of the very idea of a “counterpart” or “parallel” can be problematic, and they call for flexibilit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case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Bhikkhu Anālayo discusses instances in which passages or partial tex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have been merged to create new texts. He identifies this process as “discourse merger”, and concludes that in a few cases such mergers would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ritten medium, presumably in China, after the Indic original had reached China by oral transmission.
Bhikkhu Anālayo is a leading figure in a new wave of research into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ual tradition,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Āgamas, in relation to the Pāli Nikāyas. His broad sweep is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dogmatism and a remarkable attention to detail; it covers not only the “primary Āgamas” but also the “separate translations” which are too often neglected.
Anālayo’s meticulous studies fill in the gaps to give a broader pic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early Buddhist thought that provides a surer basis for deeper understandings. They demonstrate that the practice of comparing available sources without pride or prejudice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ology for Buddhist studies, and I hope that this methodology will become the rule.
The excursions into the Ekottarika-āgama 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bring this Āgama out of the cold and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not only of the Āgama traditions but of the Pāli and other Buddhist scriptures. These fascinating essays plumb the breadth and the depth of the Buddhadharma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field of Buddhist studies.

Peter Skilling
Nandapurī
28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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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dsee 提到...
「大乘、小乘與上座部佛教」......
說得活似有一個叫做小乘的部派阿......。
無著比丘相信不至於在書中使用小乘一詞吧。

Aacdsee
2016年10月23日 下午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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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acdsee,
這是我的翻譯遣詞用字不夠清晰,造成有此疑慮。
 我修改如下:「本書的三個附錄分別檢視「大乘」、「小乘」與「上座部」三個令人煩惱的佛教術語,開拓新的觀點。」
 實際上,書中檢驗「小乘」此一詞,無著比丘的結論是:「I conclude that the current academic use of the term as a referent to a Buddhist school or Buddhist schools is misleading. 我的結論是,目前此詞的學術用語將其當作一個部派或幾個部派的指稱,此種用法是誤導了。」
2016年10月24日 上午6:29

大梵約翰


古典音樂界有一位「大梵約翰」,佛教界知道的人不多(至少是沒人公開提起);他就是「三 B (巴哈、貝多芬、布拉姆斯)」的 Johannes Brahms,名叫「約翰 Johannes」,姓「大梵 Brahms」。
「大梵 Brahms」這一個姓很奇怪,不知跟印度或梵語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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