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莉莉〈從寫本至刻本：漢譯《法句經》異文研究〉

，林莉莉〈從寫本至刻本：漢譯《法句經》異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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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告知此一篇文章〈從寫本至刻本：漢譯《法句經》異文研究〉，對敦煌寫本搜羅齊備，囊括諸多當代論文和新見寫本。
林莉莉來自北京大學，文中頗多提及拙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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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屈大成先後撰寫了《〈法句經〉的來源及其編集》（屈大成《論〈法句經〉的來源及其編集》，《五台山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13頁。）、《論〈法句經〉的版本及其所屬部派》（屈大成《《論〈法句經〉的版本及其所屬部派》，《五台山研究》2015年第1期，第37—42頁。），勾勒出該經產生之初的大體情况；並於2014年出版專著《法句經今注今譯》。（屈大成《法句經今注今譯》，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年。）幾乎同時，蘇錦坤也著眼於《法句經》（蘇錦坤《〈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正觀》雜誌2018年第87期，第89—161頁；蘇錦坤《〈法句經〉的“四言偈頌”与“五言偈頌”》，《福嚴佛學研究》2014年第9期，第23—48頁。）撰寫多篇文章探討經中重譯偈頌的現象（蘇錦坤《〈法句序〉与〈法句經〉的重譯偈頌》，《正觀》雜誌2014年第70期，第77—132頁；蘇錦坤《〈法句經〉(T210)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法鼓佛學學報》2019年第24期，第1—59頁。），為該經的研究開拓了新方向，也對一些異文進行了細緻剖析。（蘇錦坤《試論“甘肅博物館001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福嚴佛學研究》2015年第10期，第19—39頁。蘇錦坤：《〈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讀”》，《法鼓佛學學報》2016年第19期，第94—158頁。）繼其之後，李周淵的碩士論文《漢譯〈法句經〉文獻源流略考》（李周淵《漢譯〈法句經〉文獻源流略考》，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3月。）利用歷代經錄中的著錄和經中的重譯偈頌，分析了《法句經》經名、翻譯過程、偈頌組織原則、重譯偈頌成因等。李氏在文末敏銳地提出，要想探討該經的文獻源流，必須要考察敦煌遺書，並羅列了相關的寫本編號。然而，他似乎未對吳本和作為疑偽經的敦煌本《(佛說)法句經》進行區別，仍有未盡之處。此外，筆者關注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中，邵靜遠發表了《〈法句經〉異文考釋札記》（邵靜遠《〈法句經〉異文考釋札記》，《棗莊學院學報》2025年第1期，第47—52頁。）一文，同樣涉及《法句經》的異文問題。不過，該文並未使用寫本進行校對，而是主要採取他校的方式舉證，與本文的研究思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