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譯經事業」的評論

北宋太宗於西元982年建成譯經院開始佛典翻譯事業，一直到神宗於西元1082年廢除傳法院(改自譯經院)，這一百年間，總共翻譯了259部經，共727卷。(《佛祖統紀》卷45：「上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CBETA, T49, no. 2035, p. 409, c24-p. 410, a3)。)

沈丹森在他的論文指出，宋朝譯經有「誤譯與譯文艱澀含混、難以卒讀」、「譯文有抄襲、剽竊 (plagiarism) 而非出自翻譯的現象」、「對當代及後代佛教幾乎沒有影響」、「遺漏了許多佛教中觀學派與佛教因明的重大著述」等等問題；也就是說，新譯佛典既未對譯經院外的僧侶講述，譯經院外的僧團也未渴求能夠聽聞、修習這些新譯的佛典內容與教導。
Sen, Tansen 沈丹森, (2002), ‘The Revival and Failure of Buddhist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oung Pao, issues 88, pp.27-80, Leiden, Netherlands.
范慕尤則引述冉雲華的論點(1966)，認為宋代所譯經典無論當時還是後世都幾乎沒有影響。其原因為：
第一，當時中國佛教逐漸禪宗化，各宗派只重視本派經典及漢地的注釋，而且相比於研習經典，禪宗更重視自我領悟。
第二，宋代新儒家興起，王安石等代表人物對佛教持批判態度。
第三，當時的譯者依附於朝廷，所譯經典都要經過朝廷的審查，原意必然有所改易。
第四，也是經常被批評的，就是譯經的質量；宋代的譯經不夠嚴謹，錯漏之處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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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主認為，沈丹森所述較有理據，范慕尤所引的冉雲華論文則似為依印象而下語評論。
從《法集要頌經》能夠忠實地譯出T210《法句經》與《出曜經》所無的偈頌來看，不需懷疑翻譯團隊的由梵譯漢的能力，那麼，引用前譯應該是出於翻譯策略了。
例如鋼和泰就指出《犍稚梵讚》、《七佛讚唄伽他》、《佛說文殊師利一百八名梵讚》三篇讚頌的翻譯非常精密、十分慎重；也就是說，這三篇譯者的梵、漢語言能力甚受推崇。
鋼和泰說：「我們把法天的音譯本和梵文對照著看，就可以知道他翻譯梵音的方法實在是非常精密的。他連那極微細的區別都不肯放過。」
雖然沈丹森認為宋代譯經事業有「譯文有抄襲、剽竊而非出自翻譯」的現象，帖主認為還是應該因人而論，不宜以偏概全，抹殺其他譯師的貢獻。
請參考蘇錦坤〈《法集要頌經》的翻譯議題〉，(2016)，《正觀》79期，99-171頁，南投縣，台灣。
https://www.academia.edu/43967429/_%E6%B3%95%E9%9B%86%E8%A6%81%E9%A0%8C%E7%B6%93_T213_%E7%9A%84%E7%BF%BB%E8%AD%AF%E8%AD%B0%E9%A1%8C_2016_in_Chinese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