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四）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bcz4.html 

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四）(2008-09-02 20:43:01)

三、近現代編藏理路的兩大轉換

（一）、《大正藏》

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近代東方遇到幾千年未有之變局。東鄰日本跟上了這股潮流，通過明治維新，富國強兵，走上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日本社會的這一變化，也影響到佛教大藏經的編纂，這充分體現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的編纂中。

《大正藏》是在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學術界一大批優秀學者，歷時十三年（1922—1934），克服種種艱難困苦編輯出版的。據統計，先後參與人員約300人，有關人員達45萬之多，編輯費用則達280萬日圓。瞭解本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實在是一筆驚人的钜款。全藏100卷，計正藏55卷、續藏30卷、圖像部12卷、昭和法寶總目錄3卷。收錄各種典籍、圖像3360部，13520卷。是當時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部大叢書。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部大藏經對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與深入貢獻之大，實在無與倫比。堪稱佛教文獻學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發起重印，重印時對初印本的若干錯誤作了校正修訂。

我曾經撰文對《大正藏》進行評述，指出與傳統大藏經相比，《大正藏》所具有的諸多優點，同時也指出它的種種缺陷[1]。但當時沒有從編藏理路的角度進行論述。現在看來，《大正藏》與傳統大藏經相比，最大的區別是編藏理路完全不同。

從歷史上看，傳統大藏經都是佛教信徒編纂的。他們編纂藏經，或者是爲了傳播佛法，或者是爲了修積功德，目的都是宗教性的。《大正藏》的主要編撰者雖然也都是佛教徒，但大都曾經留學歐洲，經過近代西方學術的洗禮，他們與傳統意義的佛教徒不同，同時具備佛教徒與學者兩種身份。他們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佛教信仰，另一方面力求按照西方的學術規範來處理佛教典籍。佛教信仰與學術規範，雖説可以力爭互不衝突；但各自的立場、方法不同，有時也會難以兼容。比如，傳統的佛教徒以佛經為聖言量，當不同經典的觀點互不相同時，他們會力求用佛陀説法應時應機這樣的理論來解釋，並用判教的方法來消弭其中的矛盾。而作爲一個學者，則會按照嚴格的學術規範，考察不同經典與學説的產生年代、地點、環境、作者，辨析不同觀點異同的實質，研究分歧的由來與發展，由此證明佛教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怎樣努力發展自己的理論。作爲一個佛教徒，把經典作爲聖言量，可説是理所當然；作爲一個學者，努力追求歷史的真實，本來也是一種天職。兩者應該相互尊重、相互促進，從而共同提高。

《大正藏》編纂者在大藏經的編纂中引進了西方的學術規範。舉其大者，有如下幾端：

1、在分類結構方面，他們徹底摒棄漢文大藏經沿襲一千多年的“重大輕小”的傳統，以“阿含部”居首；並將密教單列為一部，作爲諸經的殿尾；以此體現佛教歷史發展的進程。

2、他們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寧藏》）與作為底本的《高麗藏》對校，又加校明藏（《嘉興藏》）。此後，又加校原藏於上野帝室博物館的正倉院古寫經與藏于宮內省圖書寮的北宋本一切經（《崇寧藏》、《毗盧藏》混合本）。我國的藏經可以分為以《開寶藏》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為《崇寧藏》等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麗藏》實際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優點，而《大正藏》又參校了南方系《崇寧藏》、《毗盧藏》、《思溪藏》的經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說集諸家之精華於一身。此外《大正藏》還從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寫經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並在《昭和法寶總目錄》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中對每一部典籍的底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不少經典還與梵文本或巴利語本作了對勘，並在校記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語原詞。

3、編撰了實用的版本目錄與索引、編撰了配套的詞語索引

為一個佛教文獻學工作者，《昭和法寶總目錄》是我案頭必備的參考書。其中最為常用的是《大正藏》的版本目錄——《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與兩個實用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經著譯目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索引目錄》。

上述目錄與索引對讀者按圖索驥查閱佛典，尤其對檢索佛典的梵文名、巴利語名、藏文名、漢文異名、異本、注疏、品名、年代、著譯者、諸藏函號，檢索歷代佛教學者的入藏著譯，均有極大的功用。以往所有的大藏經均沒有類似的目錄與索引，這當然是時代的局限。而《大正藏》能夠自覺地站在現代學術背景上，發揚現代學術的嚴謹學風，按照現代學術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而編纂出具有如此高度學術水平的基本工具書。可以說，《大正藏》的這些目錄與索引不僅給讀者以極大的便利，而且奠定了《大正藏》的科學基礎。這是《大正藏》編纂者對大藏經編輯理論與實踐的一大貢獻，對佛教文獻學的一大發展。高楠順次郎把編纂上述版本目錄與索引作為《大正藏》的十大特點之一，的確當之無愧。

《大正藏》出版之後，編纂配套的詞語索引的計畫便逐步提上議事日程。1943年，由小野玄妙負責開始著手。1956年，這一計畫再次啟動，並於1958年由大谷大學、高野山大學、駒澤大學、大正大學、立正大學、龍谷大學等日本著名的六所佛教大學組織成立了“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負責規劃、統籌此事，各大學分頭承擔任務。全部索引共出版為48冊，這是繼《大正藏》之後的又一宏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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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拙作《大正新修大藏經評述》，載《聞思》，華文出版社，199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