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i6sx.html
方廣錩按：
最近有同學來信，希望報考我的博士生。在此，將去年10月我就招收博士生問題，給一位同學的回信發表在下面，供有意報考我研究生的同學參考。下面信中涉及的信仰與學術的關係問題，在我的博客中曾多次提到，希能參考並全面理解。
又，下面信中說我在今明兩年，還能招收2名博士生，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按照有關規定，我僅在今年招一名博士生。
方廣錩 2010年1月26日
×××：
你好！
外出近一周，不在倫敦，無法接受電郵。今天晚上返回，收到你15日、18日兩封電郵。回信遲了，對不起。
我想，你對我應該是比較瞭解的。我是一個做學問的人，而且我始終認為，學術研究應該是客觀的，不帶任何預設條件的。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可能做好本宗教的研究。以前，正因為發現你有宗教傾向，我讓你做一個純粹文獻學的題目，以免你的宗教傾向影響你的學術研究。此後，凡是不得不指導帶有宗教傾向的學生，我一律採取這樣的迴避法。
但博士生畢竟與碩士生不同。碩士生是學習研究方法，奠定研究基礎，博士生則要進入前沿，鑽研高層次的學術課題。研究者本人的宗教傾向，已經無法在研究中迴避。
我想，你知道我並不排斥宗教，也不排斥信徒。只是認為信仰與學術難以在同一個平臺上兼容。你現在在信仰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很遠了，你和你師父的題目，都屬於信仰而不屬於學術，也是我所無從置喙的。
你是我的老學生了，不妨向你說明心跡。任先生今年逝世，對我的刺激很大。以前，我從來沒有感到他已經90多歲，已經風燭殘年，總覺得還有很多時間。他的故世，促使我自己做一個小結，我實在愧對老師，沒有完成老師給我的任務。回過頭來看，我自己也已經年過花甲。我明年62歲，將在65歲退休。按上師大規矩，我可以招生到63歲，每年一個。也就是說，退休前我還可以招收兩個博士生。我希望能夠招收兩個下決心坐冷板凳，下決心終生從事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生，把任先生交待給我的工作繼續下去，也叫薪火相傳吧。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最終我能不能承擔好這個責任，要看各種因緣條件是否具備。但無論如何，我要為此努力，也算對培養我的老師有個交代。恕我坦率地說，你的資質，不適合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
現在國內不少研究佛教的學者具有信仰傾向，有的已經正式皈依，其中也有著名學者。我建議你與他們聯繫一下。學生在找適合自己的老師，老師也在找適合自己的學生。由他們來指導你，對你、對他們，可能都會更好，所謂相得益彰。
知道你在焦急地等我的回信，所以匆匆忙忙寫上面這些話。佛教說：不變隨緣。既然你信仰不變，考博一定要以研究佛學為專業不變，那麼具體的學校與導師就要隨緣，不要在上師大一棵樹上吊死。
祝你
順利！
方廣錩 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版主案語：底下信中最後一句，台灣讀者容易混淆：「不要在上師大一棵樹上吊死」。「上師大」指的是「上海師範大學」，是方廣錩老師目前任教的學校，此句話是指「不是非方廣錩不可」。在各大宗教研究所都有此「宗教信仰」的問題，在台灣有「能否找信仰其他宗、教的學者擔任我們本宗的大學教職」的問題，在國外有聽過「具有了該宗教的宗教信仰就不適合研究那一宗教」的問題，簡單來說，台灣是認為「沒有同質性」就不能主持校務(教務)、出錢培養他進行研究；國外是認為有了「同質性」，會讓宗教影響了學術態度(有時不是蓄意如此)。宗教態度是否會助益或妨礙「學術研究」的中立態度，可就是見仁見智咧！季羨林教授晚年時收了辛島靜志作關門弟子，辛島靜志據說是一位出家人咧？？)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i8sl.html
方按：
2008年12月17日，我給我的研究生發了一封信。下面是那封信的部份內容。
坦率說：我研究佛教這麼多年，不能說為人處世不受佛教影響，但的確不信佛教。特別深深感到在學術研究中，要把兩者分開。我贊同湯用彤先生“同情的理解”的立場。
在這裡我還想再提一下信仰與學術的關係。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把我列爲中國佛教研究者中不信佛教的人的代表，覺得與有榮焉。但是，網上把我的名字排在任繼愈先生前面，卻是不對的。我是學生，自然應該跟在先生的後面。
我的確不信佛教，而且越研究越不信。但這不妨礙我很欣賞佛教，而且越研究越欣賞。但是，我始終認爲，要做好研究，就不能對研究對象預設前提。信仰就是一種預設前提。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佛教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不管自覺不自覺，任何人不可能不受影響，不可能迴避它（大意）。改革開放以後，隨著整個社會的多元化，佛教在中國大發展，信徒日益增多。這完全是一個正常的現象。我在另一篇文章分析過這個現象，並指出：一個沒有宗教的社會，不是正常的社會。對佛教在當今社會的發展表示讚賞。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一種現象：一些佛教研究者，同時也信仰佛教。應該說，這種現象的出現是難以避免的。但我始終認爲，如果研究者把自己的信仰摻雜到研究中，必然會對研究的客觀性及其最終成果產生消極影響。事實上，能夠較好處理兩者關係的，他們的著作學術價值就高；不能很好處理兩者關係的，著作中就會明顯出現一些非學術的因素。所以，我再三強調，信仰歸信仰，學術歸學術。不能讓信仰干擾學術。我很推崇呂澂、印順的某些論著與論斷，但對他們過分宗教化、宗派化的東西，則頗不以為然。
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出現我的一些學生是佛教信徒，甚至是出家人的情況。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是在第一時間講明我的上述態度，提出我的要求。
在此，我必須再次強調，我不反對任何人的任何信仰或不信仰（衹要不對社會與他人造成危害），但要求我的學生把學術研究與信仰分開。什麽叫“把學術研究與信仰分開”？就是要用學術標準去看待別人的學術著作，用學術標準去寫作自己的學術論文。
當然，如果看的本來就不是學術著作，而是宗教著作；寫的本來不是學術論文，而是宗教論文；那自然另當別論，不受上述限制。宗教信徒從事與信仰有關的活動，本來是個中應有之意。對於這一點，我表示充分理解。
關於我的上述立場，也希望得到諸位的理解。
其次想談一下研究的方法論。
當年讀《魯迅全集》，說他到南京考學，考題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印象很深。我們無論做什麽事情，工具都是很重要的。同樣，從事學術研究，方法論也很重要。郝春文曾經為我的《敦煌學佛教學論叢》發表過一篇書評，其中著重講了我的方法論。的確，我比較注重方法論。方法對頭，事半功倍；否則相反，事倍功半。
我本人比較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認爲它的確是我從事學術研究的利器，使我在面對紛繁複雜的研究對象時，能夠抓住突破口，抓住要點。什麽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我的理解，就是實事求是。具體地講，必須認識到一切事物都依據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因此，研究任何問題，都必須盡力了解那個事物所在的時空條件及其後時空條件的變化，力求全面地把握該事物，盡力復原事物的本來面貌，然後考察它發展變化的實際過程，探討引起這種發展變化的内外原因及其在當時及後代的影響。這就需要研究者下大功夫盡力佔有資料，然後依據資料來説話。説話時，反對一切唯心的、無根據的判斷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反對一切唯心的、無根據的判斷，就是不能無資料、無依據地臆測。反對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就是要破除一切僵化的思維模式，實事求是地對待研究對象。舉例來説，毛主席在他的名著《矛盾論》中，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内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内因是第一性的，外因是第二性的。他舉例：溫度可以使雞蛋孵化為小雞，但不能使石頭孵化為小雞。我認爲上述論斷就有形而上學之嫌。内因、外因在事物發展的過程中，到底哪個是第一性，哪個是第二性，要根據情況的不同的確定。並非内因一定是第一性，外因一定是第二性。還以溫度與雞蛋為例。在不具備雞蛋，僅具備溫度的情況下，想要有小雞，雞蛋是首要條件，因此是第一性的。在已經具備雞蛋，而不具備溫度的條件下，想要有小雞，溫度便成爲首要條件，成爲第一性的。一切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這就是辯證法。
當然，研究方法各種各樣。我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不等于我反對其他方法論。衹要是能夠解決問題，無論什麽樣的方法，社會學的、統計學的等等，都可以利用。
總之，研究之前不能有任何框框（亦即所謂預設前提），任何結論衹能在研究的最後，而不能它的前面。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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