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7日 星期四

書房夜話 341:讀後感:辛島靜志 (1957-2019),〈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2017)



https://www.academia.edu/32174106/%E8%AA%B0%E5%89%B5%E9%80%A0%E4%BA%86%E5%A4%A7%E4%B9%98%E7%B6%93%E5%85%B8_%E5%A4%A7%E7%9C%BE%E9%83%A8%E8%88%87%E6%96%B9%E7%AD%89%E7%B6%93%E5%85%B8_Who_Composed_the_Mah%C4%81y%C4%81na_Scriptures_The_Mah%C4%81s%C4%81%E1%B9%83ghikas_and_Vaitulya_Scripture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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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
「漢譯,尤其是 2 至 6 世紀之間的翻譯,早於現存大多數梵文寫本,因此是研究時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而這些漢譯問世時代多數確鑿可查。在研究漢譯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在研究早期大乘經典時擁有一個新的視點。拋棄以往通過有色眼鏡看到的所謂『常識』,擦拭掉眼鏡上的灰塵,回到最基本的第一手資料,這樣我們才能夠接近大乘經 典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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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老師彷彿隱隱約約地建議,從佛教文獻學的角度學習的話,必須放下以前所聽聞得來的知識。從文獻逐一學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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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2017),〈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佛光學報》新三卷第一期(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專刊),1-86頁,佛光大學教研究中心,宜蘭縣,台灣。
今天花了一點時間閱讀辛島靜志老師此篇演講紀錄。2015年9-10月辛島老師應邀在台灣講學,下榻在台灣清華大學的清華會館,我只缺席了三處:政治大學、法鼓文理學院以及佛光大學,所以這是我沒在場聆聽的演講。
雖然是一場演講,辛島老師的慣例是將演講內容寫成完整的論文形式,再依現場反應彈性增減。所以讀者讀到的不是演講稿或演講紀錄,而是有26頁參考文獻的完整論文,也就是說,依頁數來講,超過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參考文獻。
不管是讀書或是論文,帖主在下敝人我,對一篇重要論文或書籍的「偷師」方法是進一步閱讀書後、文後的參考文獻。
當然,不是每一篇參考資料都有能耐找得到,也不是每一篇參考資料都有「這個才調」讀得了,有的是語言障礙:日文、法文、藏文、梵文,有的是才疏學淺,讀不了那個偏僻的專題,即使如此,仍然有很多收獲。
論文一開頭不久,即強調下列三點: (1)初期大乘佛典本來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 (2)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的。 (3)大乘經典是不斷變化的。(作者強調他刻意用「變化」一詞,而非「發展」) 這樣的推論不是來自哲學思考與歷史創見,而是出自深遠廣博的漢譯、藏譯、俗語等等不同語言的文獻基礎與解讀。 他認為漢譯佛經「經題」所安的「大乘」與「經」,都需深一層的探究。一般而言,漢譯「經題」所安的「經」,在現存文獻有這四種情況: (1)法門(dharmaparyāya):Saddharmapuṇḍarīka~ dharmaparyāya~(《法華經》)、āryaSaṃghāṭa~ dharmaparyāya~(《僧伽吒經》)。 (2)複合詞中的-sūtra: Daśabalasūtra(《十力經》)、Laṅkāvatārasūtra( 《楞伽經》)、Ratnaketusūtra (《寶幢經》)等。 (3)-sūtrarāja: 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endrarājaḥ(《金光明最勝王經》)等 (4)最為常見的是~nāma mahāyānasūtra 以帖主所見,《那先比丘經》(T1670A)既不是佛說,也非親炙世尊的弟子所說,怎能安置「經」字呢?巴利文獻題目寫作「彌蘭陀問」Milindapañha,收錄在《小部》的最後,僅位於《藏釋》Peṭakopadesa 的前面。又如 T212 《出曜經》其實應作《出曜論》(《眾經目錄》卷5:「《出曜論》十九卷(前秦竺佛念譯)(CBETA, T55, no. 2146, p. 142, b3-4)」) T202《賢愚經》(【宋】【元】【明】作「賢愚因緣經」),這是「曇學(曇覺)等八僧隨緣分聽...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為一部」,這是八個人的聽講紀錄,再合為一書,這只是「因緣故事、譬喻故事」,怎能稱作「經」呢? 辛島靜志老師接著指出,
另一所謂「常識」的例子是 “mahāyāna-sūtra” 這一形式。在當代有關的論文中般若經典常被引用為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但就筆者所知,在所有梵文寫本及藏譯中,其名均為 “Prajñāpāramitā”,沒有 “sūtra”。也許有人會說,漢譯中不是有「經」嗎?但這正是「常識」設下的另一個圈套。即使是平川彰先生,也被這一假象迷惑了。他認為《大阿彌陀經》(Larger Sukhāvatīvyūha) 最古漢譯中出現的「六波羅蜜經」 及「道智大經」是最早的「大乘經」,因為在完成於 2 世紀最古老之一的漢譯中言及了該兩部經典。但在早期漢譯中, “dharma”(「法」)多被譯為「經」,甚至dharmaparyāya (「法門,教」)有時也被譯作「經」。 由此,「般若經」、「六波羅蜜經」、「道智大經」中「經」的意思不 是經典的「經」,而是「教,法門」。
依據出土文獻與早期經錄,同一部經,有早期稱「方等 vaitulya、vetulla (梵文 tulya 等同)」、後期稱「方廣 vaipulya (偉大、廣大)」,最後名為「大乘經」(大乘 mahāyāna)的現象。 覺音是這樣解釋 vedalla 的:「提問,重複到達智慧及歡喜的經,例如 Cullavedalla, Mahāvedalla, Sammādiṭṭhi, Sakkapañha, Saṅkhārabhājanīya, 和 Mahāpuṇṇama Sutta 等是 vedalla。」
這一段意思大約是這樣:A提了一個問題,B作了回答;A對B的回答非常滿意,於是又提了一個問題,B再次作了回答前田論證,作為 vedalla 類的例子,覺音提到的經典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1. 由弟子們之間或由佛與弟子或由佛與帝釋天之間的問答構成, 地位低的提問,地位高的回答。
  2. 引用的幾例中出現了veyyākaraṇa(「解釋」、「記說」)這一表達,顯示 出它是veyyākaraṇa 的變型。
  3. sādh’ ayye(或bhante 等)(B) ti kho A (主格) B (屬格)bhāsitaṃ abhinanditvā anumoditvā B (賓格) uttariṃ pañhaṃ apucchi(「A 對B 的回答大喜、隨喜,說『很好!尊者B』,之後對B 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此問答反復出現, 這就是 vedalla 和 veyyākaraṇa 區別於其他類型的最典型的特徵。
  4. 提問的內容多種多樣,但都與佛教的主要教義有關。 ----------- 在此,引辛島老師一再強調的「漢譯經文早於現存梵文佛典」的講法,他認為「將現存梵文佛典視作『原典』、『經文的原貌』」是錯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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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老師(1957-2019)說:
「如果我們以上述內容為基礎考察早期大乘經典原本及變化(筆者有 意不使用「發展」一詞)的問題,那麼就需要重視以下三個視點:
  1. 初期大乘佛典本來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
  2. 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的。
  3. 大乘經典是不斷變化的。
缺乏以上三個視點,就會像今天大多數學者那樣,以為梵文寫本就是『原典』,由此判斷較梵本更為古老的漢譯或中亞等地區出土的古梵文寫本斷片讀法是『錯誤』的。而事實是,這些梵文寫本多寫於11 世紀後,而現代梵文版本皆以問世晚至此的梵文寫本作為基礎。以下有關 Avalokitasvara 和 Avalokiteśvara 的例子足以證明,大多數學者的這種出發點、想法和做法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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