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6日 星期日

書房夜話 215:佛教學者談「漢譯佛典語言學」


辛島靜志老師要我們研讀「漢譯佛典」時,先承認自己不懂中文。
這對我有一點震撼教育,因為在我讀到這一句話之前,有一位台大中文系的朋友剛剛對我宣稱:「佛經有什麼讀不懂的?不就是漢字嘛!拿一本《康熙字典》就可以搞定!」
後來,我閱讀後漢魏晉南北朝的佛教譯典時,就罕用宋朝以後的字典、詞典、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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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辛島靜志,〈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1997,裘雲青翻譯,原載《俗語言研究》1997年4期,1998年5期。收錄於《佛教漢語研究》(朱慶之編),33-74頁。
33頁:「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說,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
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2. 辛島靜志,〈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2007,許文堪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pp. 293-305,巴蜀書社。
293頁:「眾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著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份和竄改插入。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和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因此,為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藏語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上。」
300頁,註1:「除了一些時間約為公元一或二世紀的出自阿富汗和中亞的殘破寫卷,以及出自吉爾吉特 Gilgit 的數量有限、時間可能推測為始於公元六世紀的佛經殘卷外,大量梵文寫經的時代始於公元十一世紀以降,主要來自尼泊爾和西藏。」
3. 辛島靜志,《正法華經詞典》,頁 ix,1998年。此處引文引自萬金川〈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正觀雜誌》19期, 51頁,2001。
如果我們從語言方面仔細地研究漢譯佛典的話,就會發現,在我們探討佛典的成立、發展等問題時,僅僅依靠晚於漢譯的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在我們探討這些問題時,漢譯佛典也是極其重要的資料,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線索。尤其是東漢、魏晉的漢譯佛典遠早於梵語寫本,是我們研究大乘佛教成立等問題時的重要資料。今天以正確讀解漢語、梵語、藏語為基礎的正經研究才剛剛起步。
4. 辛島靜志:
研究文獻學,尤其是研究佛教文獻學,最關鍵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文獻比較。對比梵文、藏文、漢文等不同語言的不同文本可以使我們能够從不同角度發現新問題,從新角度理解和認識以往許多學者研究過的經典。對比漢文中不同譯者翻譯的同一佛典,即「異譯」,也有同樣作用。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有吳支謙、前秦竺佛念、後秦鳩摩羅什等所譯的「異譯」。支婁迦讖不精通傳統文言,因此在翻譯佛經時,無意中使用了當時的口語及俗語詞匯;出生在中國的支謙精通漢語文言,在很大程度上把支婁迦讖譯經進行了文言化;竺佛念基本上襲用《道行般若經》的讀法,僅更換了一些難詞及較老的用語。如果我們著眼於支謙、竺佛念等譯者是如何對支婁迦讖譯進行的修改,那麼我們就能够追溯到從東漢到晉代語言的變遷。
5. 法國學者 Lamotte :
「另一個必須納入考量的難題是說,就其印度的形貌而言,同樣的一部經典(會)隨著時間流逝繼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並且還要做為翻譯成伊朗文、漢文、藏文等語文的依據對象,而這些譯本之間,也都存在顯著的歧異。造成這種現象的理由,在於這些譯本所依據的,就已經是彼此有所不同的傳本(recensions)。假如藉由將吾人手頭可差遣的材料屈從在一套文獻評定的作業程序(by submitting the material at our disposal to a process of textual criticism),而企圖把一部經典的原始文本(the Urtext of a sūtra)重建出來,這樣作下去,便註定是要走向失敗的結局。每一個傳本都有必要就其本身個別予以研究(Each recension requires its own study)。」
6. 無著比丘,(2007),〈《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福嚴佛學研究》第二期,1-56 頁,新竹市,福嚴佛學院。
文中引述狄鍾(de Jong)的主張:「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如此數量龐大的中文翻譯資料,即使他只對印度佛教有興趣。」 並且附加一句評論:「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印度語系的文獻資料,即使他只對中國佛教有興趣,如此可以避免基於口誦傳承或翻譯訛誤的經典作結論的風險。」
7. 無著比丘,(2007),〈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I),《正觀》第43期, 115-134頁。
「感謝自古以來的經典傳誦者與翻譯者的努力,我們現在才能擁有篇帙浩大的文獻資料,而能對照閱讀不同版本的同一經文。這樣的比對閱讀讓我們除了單一傳統的研究成果之外,增加了另一傳統提供的細節所帶來的清晰度;初期佛教因此所增加的視野,我們可以用獨眼的人恢復第二隻眼睛的視力來比喻,他用雙眼所看到的與他當初用單眼所看到的一樣,不過他現在用雙眼看的視野更廣,也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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