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島靜志老師要我們研讀「漢譯佛典」時，先承認自己不懂中文。
這對我有一點震撼教育，因為在我讀到這一句話之前，有一位台大中文系的朋友剛剛對我宣稱：「佛經有什麼讀不懂的？不就是漢字嘛！拿一本《康熙字典》就可以搞定！」
後來，我閱讀後漢魏晉南北朝的佛教譯典時，就罕用宋朝以後的字典、詞典、韻書。
---------------
1. 辛島靜志，〈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1997，裘雲青翻譯，原載《俗語言研究》1997年4期，1998年5期。收錄於《佛教漢語研究》(朱慶之編)，33-74頁。
33頁：「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說，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
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2. 辛島靜志，〈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2007，許文堪翻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pp. 293-305，巴蜀書社。
293頁：「眾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著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份和竄改插入。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和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因此，為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藏語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上。」
300頁，註1：「除了一些時間約為公元一或二世紀的出自阿富汗和中亞的殘破寫卷，以及出自吉爾吉特 Gilgit 的數量有限、時間可能推測為始於公元六世紀的佛經殘卷外，大量梵文寫經的時代始於公元十一世紀以降，主要來自尼泊爾和西藏。」
3. 辛島靜志，《正法華經詞典》，頁 ix，1998年。此處引文引自萬金川〈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正觀雜誌》19期， 51頁，2001。
如果我們從語言方面仔細地研究漢譯佛典的話，就會發現，在我們探討佛典的成立、發展等問題時，僅僅依靠晚於漢譯的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在我們探討這些問題時，漢譯佛典也是極其重要的資料，為我們提供重要的線索。尤其是東漢、魏晉的漢譯佛典遠早於梵語寫本，是我們研究大乘佛教成立等問題時的重要資料。今天以正確讀解漢語、梵語、藏語為基礎的正經研究才剛剛起步。
4. 辛島靜志：
研究文獻學，尤其是研究佛教文獻學，最關鍵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文獻比較。對比梵文、藏文、漢文等不同語言的不同文本可以使我們能够從不同角度發現新問題，從新角度理解和認識以往許多學者研究過的經典。對比漢文中不同譯者翻譯的同一佛典，即「異譯」，也有同樣作用。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有吳支謙、前秦竺佛念、後秦鳩摩羅什等所譯的「異譯」。支婁迦讖不精通傳統文言，因此在翻譯佛經時，無意中使用了當時的口語及俗語詞匯；出生在中國的支謙精通漢語文言，在很大程度上把支婁迦讖譯經進行了文言化；竺佛念基本上襲用《道行般若經》的讀法，僅更換了一些難詞及較老的用語。如果我們著眼於支謙、竺佛念等譯者是如何對支婁迦讖譯進行的修改，那麼我們就能够追溯到從東漢到晉代語言的變遷。
5. 法國學者 Lamotte :
「另一個必須納入考量的難題是說，就其印度的形貌而言，同樣的一部經典(會)隨著時間流逝繼而發生巨大的變化，並且還要做為翻譯成伊朗文、漢文、藏文等語文的依據對象，而這些譯本之間，也都存在顯著的歧異。造成這種現象的理由，在於這些譯本所依據的，就已經是彼此有所不同的傳本(recensions)。假如藉由將吾人手頭可差遣的材料屈從在一套文獻評定的作業程序(by submitting the material at our disposal to a process of textual criticism)，而企圖把一部經典的原始文本(the Urtext of a sūtra)重建出來，這樣作下去，便註定是要走向失敗的結局。每一個傳本都有必要就其本身個別予以研究(Each recension requires its own study)。」
6. 無著比丘，(2007)，〈《中阿含》比較研究摘要〉，《福嚴佛學研究》第二期，1-56 頁，新竹市，福嚴佛學院。
文中引述狄鍾(de Jong)的主張：「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如此數量龐大的中文翻譯資料，即使他只對印度佛教有興趣。」 並且附加一句評論：「沒有任何研究佛學的學生可以忽視印度語系的文獻資料，即使他只對中國佛教有興趣，如此可以避免基於口誦傳承或翻譯訛誤的經典作結論的風險。」
7. 無著比丘，(2007)，〈他山之石可以攻錯〉(II)，《正觀》第43期， 115-134頁。
「感謝自古以來的經典傳誦者與翻譯者的努力，我們現在才能擁有篇帙浩大的文獻資料，而能對照閱讀不同版本的同一經文。這樣的比對閱讀讓我們除了單一傳統的研究成果之外，增加了另一傳統提供的細節所帶來的清晰度；初期佛教因此所增加的視野，我們可以用獨眼的人恢復第二隻眼睛的視力來比喻，他用雙眼所看到的與他當初用單眼所看到的一樣，不過他現在用雙眼看的視野更廣，也更精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