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維鈞談錢文忠「百家講壇」裡的梵文錯誤
日前讀《中華讀書報》，偶見2007年10月31日第18版“熱讀”欄目有一篇文章《錢文忠：再現玄奘的真實形象》，對“百家講壇”《玄奘西游記》所成同名圖書進行了評價。讀後發現無論正文，還是簡介，第一段都有問題，這就引發了我談談個人看法，並對若幹問題就我所知提供情況的願望，而引據所及，亦有“講壇”本身和其他報刊。我想先從正文說起。
一、關於梵文錯誤
1.是“名稱”，不是“勻稱”
正文開始，作者即以贊許的口吻指出錢文忠教授所著《玄奘西游記》裡“有許多有趣的‘知識點’”，然後“隨便舉一例”，就舉出了唐代詩人王維和“維摩詰”二者名號因緣這件事。其實，王維名、字的來源，讀過一些古詩文的人都知道，基本上是常識。問題出在了後面的解釋上。這個解釋前文是轉述的。原文是：“王維取這個名字，說明他很喜歡維摩詰這個人物，就把‘維摩詰’三個字拆開，作為自己的名和字。但是很不巧，‘維摩詰’在梵文裡的意思，就是玄奘翻譯的《說無垢稱經》裡邊的‘無垢稱’。‘無垢’意思是很幹淨，非常潔淨，‘稱’就是相稱、勻稱。所以‘維摩詰’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幹淨而勻稱。而王維這麼一弄就亂了，他叫王維，那麼就變成了王沒有，‘無’就是‘沒有’嘛，字摩詰就變成了又髒又勻稱，很勻稱的髒，遍佈的全是髒。”
這裡的解釋有誤，而錯誤的解釋給人帶來的，則是不雅的想象。
“維摩詰”，梵文為Vimalakīrti，其中vi譯作“無”，mala譯作“垢”，都是可以的。問題出在 kīrti上。這個字古人譯“稱”，沒有錯，但是是“名稱”的“稱”。見到“稱”，就認為它是“勻稱”中的“稱”，便錯了。kīrti的意思是“稱號”、“令名”等，來自動詞字根√kīrt，意為“說到”、“誇贊”。其實，“維摩詰” 的意思，歷來十分清楚，古代佛教經典曾經將它意譯為“淨名”，頗為準確。關於這個名字的由來，僧肇《注維摩詰經》卷一有解說稱：“什(即鳩摩羅什)曰，維摩詰，秦言淨名。……其晦跡五欲，超然無染，清名遐布，故致斯號。”玄奘本人對於 “毗摩羅詰”(即Vimalakīrti)這個字也有解釋，見其《大唐西域記》卷七：“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所有這些，都已說明了“稱”的確切意義。如謂還不清楚，那麼玄應《音義》還有“……此譯云無垢稱，稱者名稱也”，所說無論如何是直接得再無可疑了。然而，令人遺憾，講者還是錯了。錯了也就罷了，再進一步，以非為是，乃至信手起王維幽魂於千年古夢，幽他一默，以為得意之筆，似乎就不妥了。
央視“百家講壇”我看得不多。那一天打開電視機，看到錢文忠教授正在講《玄奘西游記》，但已經到了第十九講，後來又看了兩講，便沒再看。不過在這幾講中，除去前一個例子外，我又發現了幾個與梵文有關的問題，一並簡析如下。
2. “提婆”(Deva)的意義不是“天地”中的“天”
在第十九講裡，錢教授說到一場佛僧與外道的辯論。他說：“還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薩。提婆就是梵文的Deva 。Deva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Deva。”說梵文Deva的意思是“天”，本無問題。但是，為了說明其義，他舉起手臂，向上指天，這就錯了。原來，deva這個字的意義是“神”，或說“神明”，而不是我們頭頂上的天。它由另外一個梵字div派生而來，而div這個字倒確實有“天空”的意思。但div經派生後，意義就變了。兩者不同，不能混為一談。那麼為什麼我又有上面“本無問題”的話呢？因為用“天”字譯“神(Deva)”，原是佛經古譯慣例，如“天女”、“天眾”等；說某是神，即稱某為天，如“大梵天”、“帝釋天”等，甚為習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提到佛甫出生便“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這裡的“天”與“人”並列，倘若把它解釋成 “天地”中的“天”，就不通了。在《玄奘西游記》的故事中，與“天”對舉的是“狗”。顯然，只有釋“天”為“神”，對舉才能成立。
3. “提婆”的意義也不是“天生”意義上的“天”
第二十講對於佛陀的敵人提婆達多梵文名字的解釋，也是一樣。錢教授說：“玄奘在這裡注意到提婆達多這個人，‘ 提婆’是 ‘天’的意思，‘達多’是‘授’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天生的意思，……”說此人名字的意思前半是“天”，後半是“授”，沒有錯。因為玄奘的書裡已經明載：“提婆達多，唐言天授。”(卷六)現成二字，拆開就行了。但是進一步作解，說這個人的名字合起來“就是天生的意思”，便不對了。提婆達多，梵文Devadatta。deva之意已如前述。 datta來自動詞“給”，意為“給的”。所以這人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給的”，或者說得文一點：“天神所賜”。至於“ 天生”，漢語的意思很明白，那意思與“神給的”全然不同。應該說，前後這兩個例子都說明錢教授對於deva一詞的意義沒有弄懂。
4. “一切義成”的原文及其錯解
說到釋迦牟尼的原名，錢教授告訴我們是悉達多•喬答摩，並讀出原文Siddhārtha Gautama。他進一步解釋說，“‘悉達多’的意思是一切義成”。誠然，“一切義成”確為“世尊(即釋迦牟尼)之幼名”，但它不是“悉達多”的準確意義。“悉達多”的確切意譯之一是“成利”。該名見於多種佛經，《大智度論》卷二即稱：“父母名字悉達陀(秦言成利)，得道時知一切諸法故，是名為佛。”“一切義成”的梵文應該是Sarvārthasiddha。玄奘在《西域記》卷七中對於“薩婆曷剌他悉陀”曾有解釋，說：“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這裡的“薩婆曷剌他悉陀” 就是Sarvārthasiddha的音譯。古今將“悉達多”解作“一切義成”的並不希見。然而，玄奘在他的書中畢竟明確表達了“一切義成”與“悉達多”不能等同視之的看法，何況兩者原文區別不小。既然是梵文學者講解玄奘，理應對此十分注意。
另外，錢教授把“一切義成”解釋為“成就了一切正義，成就了一切最高尚的東西”，也是未諳梵字的結果。“一切義成”原文是“實現了所有願望”，或“達到了一切目的”的意思，用為名稱，是佛誕不久的事。梵文artha只有“目標 ”、“財物”、“意義”等義，近世漢譯經常作“利”，與“正義”、“最高尚的東西”等並不相干。此外，我們還應注意， “一切義成”是“世尊之幼名”(《翻譯名義集》卷一也說“此乃世尊小字耳”)。此時他還遠未成道佈道，如欲冠以“成就了一切正義”這種名號，時間也嫌太早。
看錢教授的演講，是因為所講的題目同我的工作有點關係。同時，知道課是梵文專家講的，便也對他演講中的梵文問題多加了幾分注意，道理不外是希望得到一些新的啟發。不意結果如此，看了三講，也就沒有再看下去。為什麼會出錯誤呢？原因我們不去猜測。但結果卻是要考慮的，且多少令人擔憂。我們總不能忘記，千百萬熒屏前聚集著那麼多觀眾，他們是仰望名家，信而不疑的。
二、關於“關門弟子”之說
簡介的內容是：“錢文忠：季羨林先生關門弟子，央視‘百家講壇’最年輕的主講人，中國最年輕的印度學、佛學、梵學專家。1966年6月出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梵文巴利文專業，師從季羨林先生。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前面說過，這個簡介的第一段是有問題的。我主要指第一句，儘管其他部分也有問題。該句稱錢教授為“季羨林先生關門弟子”。這是一個缺乏根據的說法，讓人很覺奇怪，不知道來自哪裏。其實，門人弟子這類說法，在季羨林先生的學生當中是很少有人用的，所以從不流行。可以說，他的學生，包括數十年中他親自教過的本科生和他的研究生，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沒有主動談論自己和季先生關係的習慣。他們極為敬重自己的老師，私心亦不免因得親炙而感覺幸運，但也僅此而已。這些學者，據我觀察，即使在梵學(按照《中華讀書報》“簡介”的意思，該詞在本文中僅指與梵文和巴利文有關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工作了幾十年後，也還沒有一位以季先生的衣缽傳人自詡。在他們看來，如果一定要談繼承衣缽的話，那也絕不是一句空談，而只意味著默默地工作。一天努力，能得千把或數百字已是不俗的成果。面對梵典，冥思苦想，反復推敲，不得要領，忽有所得，旋又推翻，以至躊躇半日，一無所獲，並不是不會發生的事。不過，他們似乎也並不因此而心生怨尤。工作依然愉快。
然而，梵學研究畢竟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從無躋身顯學，藉以張揚的可能。浮名不說，即使是一般的名氣也未可指望。例如蔣忠新先生，雖然作為《妙法蓮華經》貝葉梵本釋讀和研究的權威而在歐美和日本同行中享有很高的聲譽，由他發掘編定的該經貝葉複製本曾由中國政府隆重贈與尼泊爾王室，但是在國內除印度學界以外，他的名字幾乎無人知曉。再如黃寶生先生，雖然曾就梵語詩學做過深入探討，也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到了今天，即使在主持團隊，歷十餘年而完成梵文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之後，知道他的人，依然有限。這當然與他們低調處事有關。低調處事也是梵學界研究者的共同特點。他們與影音媒體大多兩不相涉。
中國系統培養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單位，只有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曾招收本科學生三批，即：1960年班，由季羨林、金克木任教；1984年班，由蔣忠新、郭良鋆任教；2006年班，由段晴、王邦維、高鴻、薩爾吉任教。季羨林先生本人招收的研究生，是必須修習梵文的。他招收的研究生計有：1978年的任遠、段晴，1979年的王邦維、葛維鈞，四人同於1982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後王邦維復於1987年在季先生的指導下獲博士學位。那以後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錢文忠、辛島靜志(日籍)，於1991年畢業；李南，於1996年畢業；高鴻，於1998年畢業；劉波，於200 0年畢業。其中，錢文忠獲碩士學位，後四者獲博士學位。這樣看來，錢文忠教授與季羨林先生的師生關係，僅僅發生在研究生階段，無論從時序角度，還是從學歷水準看，都與“關門弟子”一說不符。所以《中華讀書報》出現這樣的說法甚為奇怪。更有甚者，11月6日《南方日報》“南方文化”版居然有“錢文忠18歲就跟隨季羨林學習梵文，是季先生的關門弟子，也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歲以下的學者”這類以無根游談為據，三重訛傳並出的荒唐推介。對於錢文忠這樣年輕的學者，用這樣的方法製造光環，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愛護的作用；對於鼓勵他努力學習，把功底打好，把事情做好，也無益處。顯然，某些媒體說來還是和學界有些隔膜，不知道在這裡“收名定價”，終究還得靠學術成就。
三、關於1984年梵巴文班
關於1984年北京大學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開設緣由，媒體間有一種普遍流傳的說法，大意為：1983年左右，錢文忠所在中學的郝陵生老師偶然提起季羨林先生，並說梵文現在沒什麼人研究了，也沒有年輕人去學了，正處於青黃不接的狀態。於是錢文忠便對梵文發生了興趣，並與季先生通信，表示願意學習梵文。後來，“這封信影響了季先生，因為他覺得那時候沒有年輕人來學梵文，他突然發現還有願意學的，所以又招了一個班，8個人”。(《齊魯周刊•文化人物》第44期， 2007年11月9日)該刊在其黑體字介紹中特別強調：“1984年，季羨林老先生以73歲高齡，在北大重開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專業，就是為了招收錢文忠為徒。”
這又與事實不符。
1984年以前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季羨林先生一向認為印度古代語言是研究印度學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所以他在 1978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後，馬上開設梵文課，並請蔣忠新先生(1960屆學生)代他講授。1979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學前更須保證願修梵文，否則不予錄取。1978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共同主辦的南亞研究所成立。在季先生的倡導和推動下，1960年入學的1965年畢業生很快便在所內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們是：南亞研究所的張保勝、蔣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學所調入)、席必莊、趙國華，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黃寶生和該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韓廷傑、馬鵬雲。他們不久便陸續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項目，如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翻譯等，也很快進入了醞釀試譯階段。季羨林先生的《羅摩衍那》譯本八卷更是早在1980年便已開始陸續出版。到1984年，參加梵學研究工作的除前述數人外，又加入了季先生已畢業的四個研究生，以及金克木先生已畢業的研究生胡海燕(其中有的不久又赴國外深造)。而尤其重要的是季羨林、金克木、巫白慧諸前輩自己也還處在旺盛的工作期。徐梵澄先生自海外歸來，更是大大加強了研究隊伍。這樣的研究隊伍，即使在國外也是不多見的。如果說郝老師遠在上海，不了解情況，也還情有可原。而硬說季先生深感梵學危機，極想開班授徒，以為救濟，就離事實太遠，完全說不過去了。但是，這樣的故事不僅出現了，而且大有輾轉流行，枝蔓茂盛之勢，致使知情者慢慢感到需要出來說明真相，以正視聽。大學開班授課，原是學校生活的常態。北大百年，了無奇事。如今非得從中編點秘聞出來，起承轉合，故神其說，無論源出於媒體，還是源出於錢教授本人，都是不負責任的。如果有人體其用心，加以指責，恐怕也理有固然，無法斥之為別有意圖。應該承認，在某些媒體的強力推介裡，實在看不出有對錢教授關心愛護的意思。倘有好事者借為培養錢文忠而開班的緣起之說，責之以離校後的梵文研究成果，以究其不負師望，有所還報之實，難免反會陷他於尷尬境地。檢點一下他已經發表的文章，應該說，這樣的擔心不無道理。
提到1984年北京大學的梵巴文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是該班的授課老師。
首先為這班學生啟蒙的是蔣忠新老師。當時蔣老師的類風濕症已達中期，對他來說，每周數次從勁松小區乘公交車到北大上課，都是沉重的負擔，包括需要忍受常有的低燒。然而，他的課卻是第一流的。他梵文的深厚功底和做事的一絲不苟一向有口皆碑。但是，到第二年第一學期過後，他再也無力支撐，於是北大換聘郭良鋆老師。郭老師梵、巴俱嫻，在梵文之外，又給學生們加開了巴利文課。他家居光華路，授課往返的辛苦，同樣可想而知。1984年梵巴班的學生日後各有所就，留在國內的只有錢文忠在教育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蔣老師於2002年去世。他的名字在他去世前還有學生偶爾提及，而那以後很快就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五年過去了，他的夫人始終沒有聽到過一聲問候的電話，一句安慰的言辭。郭老師同樣也被遺忘。錢文忠教授以梵學名家。作為一位因受惠於蔣、郭二師而得昂然行走於世的學生，今天，當他在“入門”、“關門”的神話中享受種種美譽，而他的老師卻已悄然“出門”的時候，人們難免感覺淒涼。現在，在手把手的老師“消失”之後，陳寅恪先生出現了，作為“我的師祖”。這顯然不是贅筆。
2005年，北京大學開設了第三個梵文巴利文本科班。此時上距前一個班已經20年。20年間，北京大學雖無本科教學，但研究生的梵文課卻沒有斷，前後培養學生不少於15名。他們後來大多進入了研究領域，其中最年輕的不到30歲。目前中國的梵學研究已經形成了從60餘歲到20多歲不同年齡級別的基本不間斷的工作梯隊，在梵文語言和文字研究、梵語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獻翻譯、印度古代哲學和醫學研究、貝葉經釋讀和研究、梵文銘文釋讀和研究、梵漢佛典對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實的工作，不斷有論文和書籍面世。北京大學由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文貝葉經及佛教文獻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學有所成的年輕人，研究工作充滿活力。現在的梵學研究領域頗有生氣，人才濟濟且後繼有人。梵學的發展，從不惹人注目。然而這半年來，隨著玄奘故事的熱播，它從不顯之學，變成了顯眼之學，而顯在眼前的，卻是一派凋零景象，有時幾乎荒無人煙。之所以造成這種誤解，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以訛傳訛，是難辭其咎的。
前面所說，除去梵文一節，概括起來，無非“入門”、“關門”二事。此類談資，放在客廳裡點綴無聊，換取嘆賞，快慰一時，未嘗不可；倘若擲諸報端，流入傳媒，就難免自炫邀捧之譏。其實，說到頭來，真正向學的人，對於名義並不看重，所謂師承，也不過是個起點。作為學生，要在記住老師的教誨，堅守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忘用老師教給的本領，踏踏實實地工作，以不負老師的愛護與期望。季羨林先生總是告誡我們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學必流於膚淺，道理簡單，本不待言。老師對於我們，有用的是他的學養，而不是他的名望。重其學養，便得安身立命之本；重其名望，就不免視之為博取名利之資，以至於漸習沽釣，本業荒疏。學界與傳媒，領域不同，功能各異，試圖嫁接，以服務受眾，自然無可厚非。不過，須知媒體造星，多為流星。所謂擁躉，也是雲聚星散，不足憑恃。至於薪傳，宜秉真火。眾人拾柴，無非秋蓬，驀然衝天，熄不旋踵。學界中人，理應守拙清醒，當知傳媒所為，常在求一時之功，既無工夫，也無能力將任何人送至學術塔頂，成就其“領軍人物”之夢。明白此點，便不會望蜀心動，急不擇路了。
四、錢文忠教授在央視訪談中的梵文問題
前面那些內容，寫在2007年11月。後來，今年1月20日，央視播出“小崔說事：錢文忠老師”，梵文問題再次出現。
節目開始，即有對於錢教授的介紹，稱“他可以完整地背誦大部頭的梵文書籍”。此語頗能發人傾慕，因為若等奇才，世不二出，且五百年之海內，絕無其匹。節目播到最後，錢教授確實背誦了，然而只背一句。不過，所背此句，並不完整。錢教授背的是：Asīdrājānalonāmabalī，他翻譯為：“過去有這麼一個國王，孔武有力，他的名字叫那羅。”該句出自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為其第三篇(“森林篇”)，第五十章，第一首詩的前半闋。原文為：Asīdrājānalonāmavīrasenasutobalī。稍加比較，即可看出，原文vīrasenasuto沒有背出。它的意思是“他是雄軍之子”。從量上看，只背半首詩，就三份丟了一份，無論如何是與“可以完整地背誦大部頭的梵文書籍”對不上轍的。
節目中的梵文問題並不僅此一例。在主持人的邀請下，錢教授在黑板上寫了一句梵文，稱“用天城體”。轉寫成拉丁體後，這句梵文為：yatradharmastatrajayaḥ。但是，該句梵文的正確寫法是：yatradhar
mastatrajayaḥ，即中間需要斷開。這是梵文語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老師在最初幾課就要講的。這個句子是梵文開課後的入門例句，內容十分符合古代印度觀念，語法上也整齊簡單，很容易引起初學者的興趣。
然而，真正嚴重的，卻是下面一事。在寫出上述例句之前，錢教授說：“這是現在印度國徽上的一句話。”寫出之後，他再次強調：“像這樣一個句子還在印度國徽上……”事實上，印度國徽上的文字是：satyamevajayate，取自古代《禿頂奧義書》第三章，第一節，第六首詩的上半闋，為該闋最初幾個字。前面寫在黑板上的一句，錢教授翻譯為： “哪裏有法，哪裏就有勝利。”此處國徽上的這句，意思是：“只有真理能夠得勝。”張冠在此李戴。怎麼會弄成這樣呢？仔細比較，發現兩者有一共同元素：jaya。再多的道理，就想不出了。其實，凡對印度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的觀念固為印度人所重視，但它的存在，畢竟不出印度哲學思想的影響範圍，且不同教派，不同的理論體系，對它的理解也多不同；而“真理”才具有普世意義。懂得這些，慎重一點，避免這樣的錯誤，仍有可能。
本檔“小崔說事”節目中涉及梵文的僅有三處，而這三處卻無一不出問題。
錢文忠教授以“精通梵文”而名滿媒體，然而他在講演、著述和訪談中卻梵文錯誤頻出，內容及於誦讀、書寫和釋義等語言學習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則皆屬基礎性和常識性。這種對比，不能說不強烈。問題的根源在哪裏，這裡不做探求。但這樣事情的出現，至少使我們有兩點思考。其一，學術名望的取得，離不開踏實認真的學習和嚴肅謹慎的思考，捨此而去水銀燈前營求，人際鏈中搜討，除能熱鬧一時之外，不徒無法成功，如有虛誇，也易暴露。其二，學術和娛樂，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前者通常不會冒充後者，而後者假前者之名以行的，卻日見其多。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趨勢，對於學術風氣，對於求知心切的人們，都會形成傷害。
五、錢文忠教授跪拜的真實原因
在“小崔說事：錢文忠老師”這個節目中，出現了錢教授向季羨林先生磕頭拜壽的鏡頭。這一鏡頭導致了普遍的爭議，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認為與局外人無關者有之。不過，所有這些議論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所在。實際上，了解錢文忠教授前面的做法以後，便不難明白他為什麼要利用季先生誕辰的機會，拍攝這樣的鏡頭了。對此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他希望在公眾面前進一步強調自己與季羨林先生的“密切”關係，而倘若可能，最好借強大的視覺衝擊，把這樣的關係定格下來。這類方式雖然不關學術，卻意在暗示衣缽授受，學術傳承。其實，季先生的學生中梵學成就卓著的頗不乏人，只是他們誰也不曾想到要如此標榜。他們認為，學術的繼承，首先要靠一點一滴的踏實工作來實現；對於老師的報答，也只能是年復一年的成績積累。將一兩篇言之有物的梵學論文奉獻於老師面前，比起表面的敬拜更有意義，而拿儀節做給人看，則全不可取。
錢教授以跪拜的方式為季先生祝壽，以前不是沒有過。只要是局限在一定的空間，不出私密的場合，作為僅僅發生在個人之間的行為，這樣的做法，固無不可。但是，將它推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難免遭受物議。我們不知道錢教授是否想到過這一點，是否考慮了季先生會不會因此而受傷害。他這樣做，至少是不負責任。
事實是，季先生從不要求別人對他有任何形式上的禮敬，而他自己則寬厚恭謹，禮貌周全。相信見過先生的人，無不知道他是一位慈愛謙和的長者。90歲以前，只要還走得動，他沒有一次不把客人送到門外路邊，即使來者是20歲的年輕人。90歲以後，只要還站得起，他總要起立目送客人，不管是否吃力。如今他只能坐、臥了，情形怎樣？我有一個剛剛發生的例子。2月25日下午，為了出書的事情，我陪中國海關出版社的年輕編輯包妍女士前去看他。這是她第一次去。落座以後，談過幾句，季先生忽然變得若有所思，隨後他放低眼光，對包女士說：“我站不起來。”請問，像這樣以96歲高齡，向一位 30出頭的年輕女士致歉的事，普天之下，難道多嗎？
另一個普遍知曉的事實，是季先生對於別人尤其是年輕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及，總是有求必應。我們不能想像，現在，如果錢文忠教授提出要用攝影的方式記錄給他拜壽的過程，像過去一樣磕頭，季先生會拒絕。我們能夠要求他斷然拒絕嗎？以他的樸厚之心，他能想到背後的隱情嗎？
今天，他足不出戶，已經無法知道外面世界對他的褒貶。如今我所期望的，只是我們這個世界也能寬厚待他，像他對待所有到過他面前的人一樣，除此之外，更無多求。
至於錢文忠教授，我對他提出了批評，其間忿激之詞，自知不免，而我最後要表達的，卻是希望仍在，期其有成。這樣的期望並非無端。錢教授穎悟好學，非比尋常，而其腹中所積，早已點算不易；清詞麗句，小試而已。但是他目前所走的重浮名而輕實績的道路，卻是我們根本反對的。這樣的道路，並不通向任何真正的成就，對於他的才能，乃是致命的浪費。我只想說，天賦異稟，不容辜負，切勿私而玩之，轉須惜而用之。當務之急，在於擺脫名索，沉潛真學，十年深山，必能大有所成。以他的敏悟，不難棄聰明而就智慧。過得此門，即可一展長才，計其前程，依然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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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漢譯四阿含與巴利五部尼柯耶的教導，也介紹古漢譯和台語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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