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7日 星期六

評《維基百科》詞條:「佛經翻譯」


本文評論《維基百科》詞條:「佛經翻譯」(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6%93%E7%BF%BB%E8%AD%AF)

緒論[編輯]

佛經翻譯事業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堅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頂峰,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及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另有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貴霜佛教僧人支謙,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

東漢至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漢哀帝時期伊存至中國口傳佛經。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譯有《道品行經》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

此一時期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譯經,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24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至唐中葉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
版主評論:
1. 佛經翻譯為人類文化史、翻譯史的一件大事。此一「佛經翻譯」詞條值得重視,也希望能改善此一詞條的準確度。
2. 「道安組織翻譯事業」,用詞恐怕不夠精準。《出三藏記集》卷15:「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眾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眾經於是獲正。」(CBETA, T55, no. 2145, p. 109, a26-29)
道安祈請外國僧人譯經,事後銓定音字,加以注解,《出三藏記集》既未敘述道安參與譯場,也未提及「組織翻譯事業」。
3. 「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又說「《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
前後不符。
《出三藏記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CBETA, T55, no. 2145, p. 11, a25-27)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CBETA, T55, no. 2157, p. 808, b29)。與《出三藏記集》有差異,數量待查。
4. 「貴霜佛教僧人支謙」,《出三藏記集》卷13:「後太子登位(卒),遂隱於穹隘(隆)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而已。」(CBETA, T55, no. 2145, p. 97, c13-15)。
《出三藏記集》未言支謙從何人出家,僅說「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應是在家居士
支敏度作〈《合維摩詰經》序〉說:「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CBETA, T55, no. 2145, p. 58, b25),可以為證。
5.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24卷」,鳩摩羅什是否翻譯了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暫且不論,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絕對不會是24卷。《古今譯經圖紀》卷4:「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CBETA, T55, no. 2151, p. 367, b24)
6. 「羅什於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譯經」,此一敘述有誤。正確應作《出三藏記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上,為姚天王出釋論」(CBETA, T55, no. 2145, p. 75, b11-12)
7. 「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恐怕沒有所謂「國立翻譯院」這種名目。
8. 「宋元以降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實際上北宋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不能說譯事不盛。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栖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CBETA, T49, no. 2035, p. 409, c29-p. 410, a3)
9. 談「佛經翻譯」,卻未有一言提到竺佛念,真是一大恨事。
===============
修改後:(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6%93%E7%BF%BB%E8%AD%AF):

緒論[編輯]

佛經翻譯事業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堅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頂峰,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數十部[1][2],另有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支謙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編輯]

東漢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漢哀帝時期伊存至中國口傳佛經。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譯有《道品行經》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編輯]

前秦的竺佛念是著名譯師之一。後來的時期則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開始譯經[3],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代、唐代及宋代[編輯]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的譯經院中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北宋時期也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4]。 後來就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規模[編輯]

譯場分工如下:
  1. 譯主。
  2. 筆受。精通華梵語言,兼識空宗(中觀)與有宗(唯識)。
  3. 度語。
  4. 證梵本。
  5. 潤文。對譯文進行潤色加工。
  6. 證義。發現譯文與梵本原文有異,向譯主提出。
  7. 梵唄。
  8. 校勘。
  9. 監護大使。
  10. 正字。

理論[編輯]

1923年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5],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透過梵漢對音可以考證隋唐中古漢語的讀音。

影響[編輯]

錢鍾書曾考證嚴復的「信、達、雅」三字,在三國時支謙寫的《句法經序》中,已經可以見到,問云:「仆初嫌其詞不雅。維祗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以,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來又以變文的形式廣為流傳,融入於中國文學,如劉義慶幽明錄》、王琰冥祥記》、顏之推冤魂志》等筆記小說都蘊含了「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西遊記》一書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繪畫、建築、音樂都廣泛影響中國。

參見[編輯]

注釋[編輯]

  1.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2. ^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
  3.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
  4. ^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棲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
  5. ^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九章〈鳩摩羅什譯經的藝術〉


    外部連結[編輯]

    4 則留言:

    1. 拙見如下:


      關於第3點,鳩摩羅什譯經數量前後不符,可能是出三藏記集只錄鳩摩羅什所譯之經,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則包括所譯律論。(未查證,只是揣測。)

      關於第8點,以降是以後之義。宋元以降當不包括宋元。

      回覆刪除
    2. 全唐文/卷0709,唐朝劉祥道〈請以三公備亞獻奏〉:「爰至兩漢,尚書秩卑,亦以九卿行事。自魏晉以降,事歸台省,九卿皆為常伯屬官。」
      「自魏晉以降」含魏晉。
      全唐文/卷0154,唐朝李延壽〈上《南北史》表〉「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汙隆」
      含「南朝宋」、「北朝魏」。

      回覆刪除
    3. 只要往上幾行,就可以回答你的疑問。
      《出三藏記集》卷2:「禪經三卷(一名菩薩禪法經與坐禪三昧經問)
      雜譬喻經一卷(比丘道略所集)
      大智論百卷(於逍遙園譯出或分為七十卷)
      成實論十六卷
      十住論十卷
      中論四卷
      十二門論一卷
      百論二卷(弘始六年譯出)
      十誦律六十一卷(已入律錄)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禪法要三卷(弘始九年𨳝月五日重校正)
      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以偽秦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CBETA, T55, no. 2145, p. 11, a14-27)。

      回覆刪除
    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6%93%E7%BF%BB%E8%AD%AF

      緒論[編輯]
      佛經翻譯事業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堅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頂峰,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及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數十部[1][2],另有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支謙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編輯]
      東漢至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漢哀帝時期伊存至中國口傳佛經。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譯有《道品行經》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編輯]
      前秦的竺佛念是著名譯師之一。後來的時期則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開始譯經[3],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代、唐代及宋代[編輯]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的譯經院中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北宋時期也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4]。 後來就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規模[編輯]
      譯場分工如下:
      譯主。
      筆受。精通華梵語言,兼識空宗(中觀)與有宗(唯識)。
      度語。
      證梵本。
      潤文。對譯文進行潤色加工。
      證義。發現譯文與梵本原文有異,向譯主提出。
      梵唄。
      校勘。
      監護大使。
      正字。
      理論[編輯]
      1923年陳寅恪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5],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透過梵漢對音可以考證隋唐中古漢語的讀音。
      影響[編輯]
      錢鍾書曾考證嚴復的「信、達、雅」三字,在三國時支謙寫的《句法經序》中,已經可以見到,問云:「仆初嫌其詞不雅。維祗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以,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來又以變文的形式廣為流傳,融入於中國文學,如劉義慶《幽明錄》、王琰《冥祥記》、顏之推《冤魂志》等筆記小說都蘊含了「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西遊記》一書則是中國長篇小說的早期成果,其他在繪畫、建築、音樂都廣泛影響中國。
      參見[編輯]
      中國佛教史
      中國佛經翻譯史
      吐火羅文
      五種不翻
      注釋[編輯]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
      ^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棲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
      ^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九章〈鳩摩羅什譯經的藝術〉

      回覆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