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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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六)(2008-09-02 20:47:47)
用大文化的觀點考察以往的藏經,可以發現,由於種種原因,以往的各種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甚至連編藏當時的佛教資料都未能收羅齊全。它們在資料收集方面的局限大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是見聞不廣。以《開元釋教録》所收義淨譯著爲例。《開元釋教録》由唐智昇於開元十八年(730年)在長安編成,歷來被作爲佛教經録的典範。義淨一生譯著總共107部428卷,絕大部分是在洛陽、長安兩地的官方譯場完成的。義淨逝世於713年,17年後智昇在長安編藏時卻祇調查到370卷左右,其中有的典籍還祇知其名而未能找到經本,所以《開元釋教録·入藏録》祇收義淨譯著200多卷。義淨的情況既是如此,則那些年代更早,活動區域更遠,名氣更小的譯師情況也就可以想見了。
第二是收集困難。有些典籍雖然知其名,但找不到經本。智昇《開元釋教録》在“有譯無本録”下列出的這類經典總計1148部1980卷。而《開元大藏》共收經1076部5048卷,兩相比較,可知有譯無本類經典所佔比重之大。
第三是被宗派立場所局限。歷代編纂大藏經的僧人都有自己的宗派立場,難免因此影響編藏工作。比如智昇對中國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挑剔極嚴,除了少量因“毗贊佛教有功”被智昇收入大藏經外,絕大多數典籍,包括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闡述自己宗義的重要著作,統統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滅,不少著作因而湮沒無聞。對此智昇無從辭其咎。又如遼代編纂大藏經,因爲《壇經》是慧能的言行録而竟然敢於稱爲“經”,故此宣佈燒毀。
第四是受物質條件的限制,無法把收集到的經典都收入大藏經。關於這一點,無須多加解釋。
由於上述原因,歷代都有大批佛教文獻沒有被收入大藏經,其中大量文獻最終亡佚。這不能不說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
固然,沒有收入大藏經的資料,有些價值並不高。但大量的資料還是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如前面所講智昇所列的1148部經,都是他認爲應該入藏的重要經典,祇是他沒有能夠找到經本而已。敦煌藏經洞發現後,大批已經被湮沒的典籍重見天日,使我們進一步瞭解了古代佛教的真實情況,許多研究者依據這些資料作出大量卓越的研究。我認爲,以現代標準看,衡量一個圖書館,藏書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參數。同樣,衡量一部大藏經的水平與質量,入藏資料的多少也應該是最重要的指標。我們應該讓新編的大藏經盡可能地收入各類佛教資料,力求盡量滿足不同人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查索要求,提供所需資料。
另外,典籍價值的高低,有時需要拉開一段歷史距離纔能顯現。比如傳統認爲疑偽經沒有價值,把它打入另冊。而現在我們發現,不少疑偽經實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為我們研究佛教的傳播、嬗演提供大量珍貴的研究信息,是我們揭開許多佛教史之謎的珍貴鑰匙。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再編纂新的大藏經,切忌以個人的好惡以爲取捨,應該站在大文化、大資料的角度,努力發掘、收集與整理一切與佛教相關的文獻,把它們收歸入藏,讓大藏經在傳統的義理型、信仰型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備查型功能,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實,大藏經的這三種功能形態完全可以有機地統一起來。備查型大藏經由於本身資料齊全,可稱是具足了釋迦如來的八萬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備了信仰型大藏經的功能。把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編纂得儘量科學、合理,無論學界、教界都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備了義理型大藏經的功能。也就是說,使傳統大藏經完善備查型功能,與它原有的兩種功能形態不僅沒有妨礙,而且相得益彰。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不僅我們的觀念要變革,實際工作起來也有許多困難。因爲如果現在編藏,祇把歷代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收歸入藏,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由於歷代編藏者的努力,這些資料已經被收集彙攏起來,就好比礦石已經被煉成鋼鐵。祇是有的是精鋼,現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鐵,還需要我們加工而已。但如果要把歷代大藏沒有收入的佛教資料也統統收歸入藏,就等於要我們自己去找礦、開礦、煉鋼。據我粗略估計,現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資料總數大約在3.5億字左右,已經收入歷代大藏經(包括日本諸種藏經)大約爲2.5億字,即還有1億字左右的資料需要我們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資料總數大約也不會少於1 億字。如果我們能夠把這2億字全部收入大藏經,就能突出時代的特色,佔據歷史的高峰,在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於前人,無愧於後代。
目前,《中華藏》的編纂工作正在進行,我們的設想能否在實踐中得到徹底的貫徹,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這樣編出來的大藏經能否得到佛教界、學術界的認同,也還有待評説。
四、贅語
編一部高水平的佛教大藏經,是百年來中國佛教學界、教界共同的理想。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爲此奔走努力。現在看來,要達成這樣的理想,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如何集中我們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做好這件曠世大事,值得深入思考與協調。在目前,還有一種思路,可以供對大藏經編纂感興趣的人士參考。在漢文大藏經的領域,我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大家不妨分工合作。比如完整具備上述三種功能的大藏經,可以作爲法寶學習與供養,可以作爲資料備查,但也許並不適合初學者學習佛教之用。因此,我們應該仿效楊文會當年編纂《大藏輯要》的計劃,編輯出一部、或若干部針對不同對象的比較精要的選藏、小藏,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在這裡,我們應該汲取歐陽漸所編《藏要》的教訓,要以更加宏大的心態來對待各種佛教典籍,不能以個人的或宗派的好惡而任意取捨。又比如,佛教正在走向世界,我們也迫切需要將漢文大藏經中的一些重要典籍翻譯為英文乃至其他語言,讓佛教為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貢獻。還有,如何做好各種專門的索引與提要;如何進一步做好大藏經數碼化的工作,在因特網上真正建成一個有關佛教的因陀羅網。如此等等,都是我們值得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這麽多的事情要做,需要學術界、佛教界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功成不必在我,祗要是有意義的事業,開起頭來,總會有人前赴後繼做下去。我堅信,功不唐捐,事不虛抛,涓涓細流,都會歸入大海。任何為大藏經編纂所付出的點滴心力,都將與大藏經事業一起永存。
2008年2月15日於通州皇木厰初稿 2008年7月21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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