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五）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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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五）(2008-09-02 20:46:29)

4、增列外教部與疑偽經部

應該說，上列三端，雖然充分體現了編纂者為提高《大正藏》的學術性而作的努力，但在傳統佛教的框架内，也還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增列外教部與疑偽經部則是《大正藏》的一大創舉，也是《大正藏》學術品格的集中體現。

大藏經是佛教典籍的總匯，僅收佛教典籍，不收其它宗教的著作，應該是大藏經的個中應有之義。不過，由於印度佛教常與印度的其它宗教哲學派別相互爭論，這些爭論被記錄在佛教典籍中。爲了便於中國佛教徒學習相關著作，傳統大藏經中收有陳真諦譯《金七十論》與唐玄奘譯《勝宗十句義論》等印度數論派、勝論派的典籍。所以，這兩部著作在漢文大藏經中純屬附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把它們安排在西方聖賢集的最後，體現了它們在大藏經中的這一地位。但《大正藏》則特設“外教部”，起碼在外觀上，讓外教部與阿含部、般若部等佛教典籍處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則不能不說是編藏者有意的安排。在外教部中，除了上述傳統大藏經已收的兩部外，還收入《老子化胡經》、《摩尼教下部讚》、《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波斯教殘經》、《序聼迷詩所經》、《景教三威蒙度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等道教、摩尼教、景教典籍。上述典籍中，《老子化胡經》是佛道交涉的產物，對研究佛教的中國化有相當的價值。而其餘幾部典籍，與佛教並沒有什麽真正的關係。要說關係，祗是它們在翻譯時大量借用了佛教的詞彙，給我們一個摩尼教、景教在中國流傳的背景具象而已。也就是說，《大正藏》的編纂者收入這些經典，其注目點已經不是佛教本身，而是在佛教背景中活動的其它宗教。

至於疑偽經，從來被正統的佛教徒認爲“今宜祕寢。以救世患”的東西，傳統大藏經避之唯恐不及。而《大正藏》也公然將它們收入，並單列一部，與阿含部、般若部等並列。

站在傳統佛教徒的立場，《大正藏》編纂者的上述行爲是不能容忍的。但高楠順次郎他們毅然這樣做了。祗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他們的這種行爲，就是説，在他們的心目中，大藏經固然是佛教的宗教聖典，同時也是重要的學術研究資料。這就是他們的編藏理路。

有一位日本學者說過這樣的話：《大正藏》的編纂，奠定了日本在世界佛教學術研究中的領導地位（大意）。近百年的佛教學術研究史證明，這一評價是有道理的。

（二）、大陸《中華大藏經》

如果說，《大正藏》的編纂體現了近代編藏理路從宗教性向學術性的演化，則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編纂的大陸《中華大藏經》（以下簡稱《中華藏》），則將大文化理念引入了大藏經編纂的實踐。

與以往的藏經不同，《中華藏》不是以佛教信眾為主體，而是由以任繼愈爲首的佛教研究者為主體進行編纂。編藏者身份的不同，決定了《中華藏》的編纂，首先被強調的是它的學術含量。所以，《中華藏》正藏部分以稀世孤本《趙城金藏》為基礎，校以歷史上有代表性的八種藏經。精良的校勘，使《中華藏》匯聚了歷代大藏經的精粹，這是《中華藏》超越歷代藏經，也超越了《大正藏》的地方。

不僅如此，我們認識到，佛教也是一種社會文化。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文化逐漸形成以儒為主幹，佛道為羽翼的局面，儒釋道三家共同支撐起中華文化之鼎。與此相適應，古代儒釋道三家的圖書也分別庋藏、獨立編目、自成體系。《隋書·經籍志》記載，隋煬帝在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收藏儒家經史子集四部書；在內道場收藏佛經、道經，並分別編撰目錄；建妙楷台，收藏名家法書；建寶跡台，收藏歷代古畫。這可說是隋代國家圖書館、國家博物館的基本規制。歷代王朝沿革雖有不同，但三家典籍分別庋藏的傳統不變。三家典籍分別庋藏，雖然有各司其職之優點，卻也有割裂文化之缺點。其後並因宋明理學的興起，造成四部書體系泛濫，在全社會形成了一個無形的四部書文化範式。其流毒至今依然在汎濫，沒有得到清算。這對佛教、道教都是極其不公平的，應該予以糾正。

思想主要靠典籍來傳述。正因為有了典籍，思想的傳播才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不僅僅為當代僧俗人等學習佛教理論提供基本的資料，研究佛教思想提供可靠的依據，也是為後代子孫保存研究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史料。做學問的都知道，搞研究，應該盡力把有關資料一網打盡。我們今天編纂大藏經，應該放眼中華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全局，把與佛教有關的資料盡量收入。所以，上世紀90年代，我們就提出，在義理性、信仰性等大藏經的這兩種傳統的功能外，應該為新編的大藏經賦予一種新的功能，即備查性。[1]要通過大藏經的編纂，全面整理與保存作爲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資料。不僅整理與保存傳統的佛教大藏經，還要整理與保存傳統大藏經不收的其它佛教資料。不僅要整理、保存佛教信徒論述佛教的著作，還要整理、保存儒家、道家人士撰寫的與佛教有關著作，以及佛教人士撰寫的的論述儒家、道家的著作。不僅要整理保存古代的資料，還要保存今人一切有價值的新資料。不僅要整理保存中國人翻譯撰寫的佛教著作，還要整理保存古代外國人用漢文撰寫的相關資料。使《中華藏》真正成爲佛教資料的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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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拙作《論大藏經的三種功能形態》，載臺灣《宗教哲學》，第三卷第二期，1997年4月。修訂後收入《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作爲第四章第二節，版本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