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7.htm
失憶以記憶，從百年小說研討會談1920年代台語文運動
◎ 江昺崙
一、學術沈淪 百年追悼
這一次文建會舉行的百年小說研討會，與其說是關於記憶的研討會，倒不如說是一場專家及作家集體失憶的研討會。白話小說若是從1920年代算起，也才九十幾年，而生硬冠上的百年印記，無非是要湊合黨國誕辰。於是文學吹鼓，淪為這一場幻想嘉年華的敲打樂手。不知幸抑或是不幸的是，五二四當天在台南場的台灣語文講演上，作家和學者產生了衝突，反而使整場空泛的研討會破綻乍現，成為我們得以重新回顧台灣話文運動歷史的一個契機。
二、來自殖民母國的國語
試想在 1900年代，日本剛殖民台灣的時候。日本上層的貴族仍然習慣使用典雅的漢文吟詩酬唱，總督兒玉源太郎還會在官邸邀請台灣的耆老仕紳一起吟詩作對。此時總督府和台灣人溝通的工具，就是共用的古典漢文。總督府首任的教育長官伊澤修二，帶了數百位中國翻譯來台，發現「中國話」和台灣的「土語」不能溝通，翻譯毫無用武之地，反而是書寫「漢文」成為日台溝通的工具，於是他鼓吹「同化必先從漢文教育開始」。
從這個斷面來看，其實屬於「書面語」的古典漢文，一直是日本與東亞文化圈的傳播、交流工具。到了近代，古典漢文首當作為西方思想的載體，但因為識讀的人數太少（能讀寫文言文的幾乎都是文人及貴族階級），傳播效果有限，於是必須對於書面語進行「口頭化」的改良。日本藉著假名拼音之便，開始建立起一套具有國族意義的「日本國語」，並且適度地改良漢字、創造新的漢字詞彙，成為了新的「和式漢文」。而假名拼音在二十世紀初期統一為東京發音之後，順利結合了日本的皇道思想，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徵。也成了伊澤修二眼中，「同化」台灣人的精神工具。
三、知識份子的啟蒙嘗試
至於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從1895到1920代左右，已有一批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出現。比方到過日本的陳炘（金融家）、醫學專業學校畢業的賴和以及到北京求學的張我軍。他們所面對的難題是，為了促使台灣人的啟蒙，要透過何種語言形式，才能達到最有效的教育目的？首先，雖然當時中國已有白話運動（1919），但當時的台灣人使用的語言是閩南及客家方言，距離熟習「北京白話文」仍有一段距離。所以對於作家賴和來說，白話文根本不是「我手寫我口」如此輕鬆，更何況是廣大沒唸過白話文學普羅大眾。於是蔡培火提出了「羅馬字」，目的是要讓普羅大眾在短時間內學會羅馬拼音（蔡認為，一般民眾最多只需十數天就能學會羅馬拼音系統，比起學習漢字，時間縮短很多），以掌握新的思想及知識。
不過除了羅馬字嘗試之外，文藝評論者黃石輝也提出「台灣話文」的嘗試，模仿民間唱戲的「歌仔冊」形式，去書寫屬於在地的語言（舉個例子，如同《水滸傳》是以山東方言寫成）。例如賴和在1930年代就嘗試著，他的小說〈豐作〉（描寫會社剝削蔗農的故事）就是以實驗性的方言形式書寫。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嘗試將異化後的口語重新「口語化」。背後的意義除了「抵日語殖民」之外，更重要的是，是重新將被書面語排除在外的普羅大眾拉回來，使其有閱讀、甚至發聲的可能。
四、殖民地的未竟反思
1900至1930這段語言鬥爭簡史的意義在於兩種語言形式的鬥爭：（一）漢字的象形書寫，加上文言語法，形成一種超越語音、地域以及族群疆界的系統，但由於文法以及書寫系統掌握不易，過去往往都是由國家的菁英份子所壟斷；（二）拼音字母，例如日本的假名、台灣的羅馬字等等，以及書面語口白化的傾向，是一種強調族群差異性的，並且尋求廣泛認同基礎的嘗試，甚至是左翼運動中，號召群眾的基礎工具。表意字和表音字的取捨、白話和書面語的消長，不只是反應在東亞國家文明開化的過程之中，更且是當代台灣多元認同必須解決的政治難題。
考量到過去歷史中，台灣話文演變過程中的複雜性，我們絕不可輕易抽離歷史脈絡。國民黨的國語教育並非單純只是過去壟斷文化認同的機制，而是具有積極同化意義的符號系統。簡言之，是種精神上的統合手段。今日台灣話文之爭，絕不能單純從「國語已成為共通語言」的既定事實來討論。如此話說從頭，才有繼續辯證的空間。（作者為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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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8.htm
黃蔣爭議背後隱藏的語言、認同邏輯
◎ 王俐茹
一、失焦的焦點
回顧歷史，黃春明與蔣為文的衝突除卻個人因素外，也再現了台語文運動發展近百年的歷史情境。蔣黃爭議後最應該被詢問的主題本應是「母語文學創作以及目前教學、研究現況」，最後卻讓焦點聚焦在「母語與國族寓言」。不僅讓議題淪為意氣之爭，但也反映出台語文運動背後的認同邏輯。不可否認，戰後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殖民統治，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其他族群對於形塑自我文化認同的可能性。但是，語文認同與國族認同是否真的緊密的扣連？或者說，語文使用是否真的無涉於政治選擇？我們從後來黃春明所提到的：英美兩國其實也是共用一套符號系統、楊逵等日語作家也是使用殖民者語文來創造出不朽的作品。以及當日蔣為文所舉的標語「用殖民者的語言華語創作才須商榷！」、他對著黃春明大喊的「你去做中國人，莫做台灣人」，便可以窺知兩造對於語文與認同上的不同態度。
我們不可否認，語文作為意識的載體，一定程度上便也負載了語文使用者個人的記憶，或者是其社群的歷史、文化。或者說，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揭示地方語文如何透過與印刷資本主義的合作，讓歐洲產生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然而，理論的精闢並不在於「一體適用」的共通性；它往往是因時制宜、從現實出發的思索結晶。或者說，對於目前台灣社會所存在的現實情況來說，有沒有可能反而是因為語文運動與國族訴求太過於接近的關係，進而無法貼近大眾、進入一般人的生活當中？這其中的複雜關係，其實是有待詳細辨證的。
二、台語文與「作一位台灣人」
今日黃、蔣兩人的爭議，嚴格說起來並不能算是一場單純地意外，更直接一點來說的話，衝突更來自於過去將語言運動與國族意識並置於同一討論範疇下所造成的結果。至少從過去非母語推動者廖咸浩的《「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的盲點與囿限》文中，就可以理解該方論者對於台語文運動與民族主義過於接近的憂慮。然而，筆者認為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台語文運動、台灣民族主義各自的正確與否；或者說，即便台語文運動與台灣獨立建國在戰略層次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連性，也應該在戰術層次上保持距離。
台語文運動論述所經常存在的邏輯，在於強調「什麼人」應該說「什麼話」、用「什麼字」；同時，也唯有這些人說他們的話、用他們的字以後，才有可能達到「脫殖民 (獨立？) 」的情境。但是，語文本身的工具特質與認同本身的抽象特質不應該被混作一談，特別是台灣本身作為移民頻繁的島嶼，除了外來殖民者(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清帝國、日本帝國、國民政府)的壓迫外，同時也存在著內部各族群、社群之間的相互排擠(如，漳泉鬥)，以及族群認同身份調整與轉移等各種情況(如，閩南客或者不同族群間的通婚)。言文一致當然是學理上的正確訴求，但是台語文運動於戰後萌芽之際，其實並不能確定誰必然是、必須是台語文的當然使用者。於是，一旦將語文使用歸因在個人選擇，那麼如何創造有利台語文學習、傳播的環境，讓更多人可以在生活中「潛移默化」地接觸台語文、接受台語文，其實遠較於在會場上舉大字報抗議要來的重要。
三、台灣人的條件？
過去透過民族、政治訴求召喚語文運動推力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本土派政權執政之際，未能迅速確立官方版本的台語文系統，並且透過國家力量讓台灣各語文系統得以公平、普及化所產生的遺憾，其實才是當前我們必須檢討、反省的主要對象。今天不會有人懷疑我們學習英語的目的是為了要成為英/美國人；同樣地，也不會有作家視自己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時，斥為「不倫不類」。那麼，何以同樣的情況被放置在台語文時，就會完全的變調呢？
台語文運動的真正挑戰在於：一旦台語文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脫勾，則它如何在日常語文與專業語文等層面同其他既有的強勢語文(如「國語」、英語、日語)進行競逐；並同時在論述架構上兼顧與其他族群語文運動的公平性，澄清所謂「沙文主義」的疑雲。一味排除目前「國語」在台灣的社會功能其實是於事無補的，真正的關鍵終究還是在於：台語文運動如何單純地確立其作為語文系統上在台灣的特殊價值；並且正面勇敢、方向正確、手段文明地去面對不公平的市場競爭。（作者為台師大台文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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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9.htm
還台語文一個公道
◎ 鄭清鴻
一、被壓迫的歷史
自日治時期皇民化「國語（日語）運動」，以及戰後國民政府「說國語（華語）運動」以來，台灣語言始終受到壓抑與箝制。儘管我們都還能聽見台語、客語與原住民語，但她們卻因缺乏完善的語言政策與體制的配合，逐步由公共空間萎縮至家庭環境，未來也可能隨著世代的替換而凋零，相對於國語、華語的主流而言，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確實處於弱勢，這是歷史，也是現實。然而，當我們用這樣的現實去檢視「用在台灣的語言書寫的都是台灣文學」的定義時，卻讓台灣文學與台語文學研究的內部矛盾浮上檯面。
二、只有口號，沒有實踐的「多元」
我們可以同意「台灣文學不等於台語文學」，卻不能苟同毫無實踐的，消極的「多元與尊重」。試問，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原住民語文學曾幾何時用最原本的面目真正進入「台灣文學」的研究與討論？若非透過華語，若非捨棄母語的思維進入喑啞，怎麼能登台灣文學大雅之堂？當前所謂「尊重台語文學發展」，其實也只是「放著不管」；標舉「包容性」，卻不曾對台語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現況有基本的了解，甚至容不下長期在威權力量下被迫噤聲而迸逆的異議。各族群的母語文學如何進入台灣文學的討論，自然需要溝通與嘗試，但過去對台語文學的漠視與忽視，使台語文學論戰在近二十年後的今天還魂，不得不說台灣文學宛如除魅無聲的排他，造成台語文學今日的叛逆性，將這種叛逆性冠以沙文主義的控訴，卻未曾意識到華語的優勢所施加的歷史壓迫，對台語乃至於客語、原住民語而言，台灣文學又何曾「尊重」過？「多元」過？
三、對抗殖民卻失去本土
台語文學未能得到應有的認識與重視，固然是台灣文學研究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不過反過來問，台語文學研究之所以無法走進台灣文學的脈絡，無非是因為處於被「殖民語言」的鬼魂附身的狀態，拘執於「北京話」的壓迫而拒絕承認文學史以華語為中心的架構，也無法接受「北京話」在地的可能所造成。「北京話」永遠只能是殖民者的語言，是必須推翻的霸權。因此，母語策略對華語同樣形成排他，無法動員以華語為母語的人，母語非台語者也永遠無法進入本土的想像。難道，台語文運動必須劃地自限嗎？如果我們願意接受第一個殖民者荷蘭人帶來的新港文書的書寫系統，也願意將威權統治的蔣中正曾為國防部發行的「注音台語會話」題過字一事視為台語的歷史鑿痕，那能不能也同意「北京話」在地為「華語」的可能性？如此一來，台語文學的呼喊或許不必然只能是「被殖民」的指控，也未必只是純粹的本土主義。台語文學如果只能活在「去華語的台灣文學」的想像裡，豈不重蹈「假多元、假尊重」的覆轍？
四、一個平等的公道
《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先生曾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學用母語來寫，是正當的，也就是說一個族群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是應該的，例如原住民用原住民的語言來寫小說，是沒有甚麼好討論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必須還給台語文學一個公道？無論是台灣文學研究或台語文學研究，彼此互相接納、互相理解，而非消極地任其存在，缺乏互動。我們不能忘記台語、客語和原住民語曾經的歷史傷痕，卻也不能自我囿限，畢竟台灣文學的語言、文化養分，語言藝術的豐富性與研究主題的開創，都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多元且珍貴的寶藏。若因為一場衝突而放棄，也許將是台灣文學史永遠的失落處。（作者為台師大台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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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10.htm
台語文運動作為「運動」的策略
◎ 藍士博
一、語文系統與語文運動
語文問題自1920年代以來就成為了台灣文學發展中的大課題，歷經多重殖民與內、外部殖民的歷史情境，前現代言文不一致的現象，逐漸地被我手寫我口、言文一致的訴求所取代。在這個從封建到現代的動態變遷中，不可否認的是國家力量起了最為關鍵、卻也是最為暴力的作用，她不但成功地讓文字與讀音取得了單一(正確)的鏈結，更進一步地抬高特定語文系統成為國家的象徵，因而壓抑相同區域內既存的其他語言、文字，乃至於歷史文化。
台語文運動自日治時期便已經萌芽，嚴格上並不能被稱之為一個新的語文系統。然而，台語文於日治時期受到了日本總督府的禁止，戰後也不見容於國民黨當局，直至七、八○年代才又重新浮上檯面。是時，單一強勢語文的現象業已既存，「國語(北京話)」透過國家機器在教育、媒體、文化等層面根深蒂固，甚至於也同樣作為黨外人士善加運用在黨外雜誌(如《美麗島》)的文字系統。於是，台灣不見得真的適用歐洲各國透過印刷資本主義進而獨立建國的因果邏輯，相反地，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推廣台語文系統的當下，進一步地將其他族群的語文(甚至於是原來的「國語」)並置入整體台灣語文運動的合適位置。換言之，台語文運動的關鍵不會只是停留在語文系統的確立、統一，更也在如何和其他語文系統斡旋、合作，在語文運動的策略方面實際而又彈性地達成訴求。
二、語文、認同及其運動策略
戰後台語文運動再次勃發之際，1920年代當時台語文運動所具備的環境已不復存，國民教育的普及讓台灣民眾不分族群的對「國語」產生依賴，更不要說黨國教育種種醜化、仇視母語文化的手段，終至讓我們離母語越來越遠。然而，台語文運動始終難以擺脫戰前以來就存在著啟蒙性格，尤其在推廣台語文的運動層面，忽略語文當時已不再是可以辨識認同、區分你我的有效工具，也缺乏全面的運動策略與一致的共同目標。
語文運動首先需要的就是一套大家認可的、願意共同推廣給社會大眾的語文系統，但是台語文運動卻一直存在著數套並行又各自存在差異的語文系統(如羅馬字、漢羅、全漢等)。在此並非無視台語文系統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就運動的觀點來看，語文似乎只有在形成一個一致的系統之後，才有可能透過它去有效地書寫、翻譯，豐富這個系統的精神內涵與日常運用功能；甚至於也才能夠嘗試透過傳播媒體擴大它的影響範圍，利用國家機器來形塑它的神聖/象徵意涵。
特別強調單一系統的重要性，乃因一般社會大眾只有在確定台語文系統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踏入、擴大成為台語文的使用者。當語文本身與國族認同脫勾，語文的使用更直接關係的便是學習成本與日常運用方面的實際效能。戰後台語文面對的是一場狀似自由、其實壓根不公平的市場競爭，而她所能爭取的、不外乎只是在處於劣勢的情境下，尋找語文友善的文明環境。
三、文明=語文友善的環境
台語文運動絕對不是為了複製過去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的語言暴力，也不是企圖嘗試進行任何的「國語」工程。然而過去政治的壓抑已轉型為台灣民眾潛在的固有心態，台語文如何迅速凝聚共識，透過體制內(母語教育)與體制外(新聞媒體、卡啦OK字幕等)的不同途徑，讓更多的台灣民眾理解何謂台語文、台語文在日常生活上的用處又有那些？才有可能擴大她的大眾能見度與社會功能，也才能更具備她之所以存在的必要性。
正因為台灣是移民頻繁的島嶼，所以台語文運動更應該有更宏大的戰略眼光，進一步透過台語文運動來結合媒體與政府的多方力量，讓台語文不僅僅在創作、研究方面立足，更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有更多曝光的機會。我們必須有的理解，在於迄今我們也唯有透過文明的手段與方法，才有可能抵達我們所期待、我們的明天。台語文其實也遠較「國語」合適於支持、幫助台灣其他族群的語文運動，一同讓台灣變成一塊語文友善的文明環境，讓這座島嶼上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講他們的心聲、唱自己的歌、說自己的話。（作者為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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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11.htm
大專院校本土教育的未來在哪裡？
◎ 楊傑銘
一、少子化對大專教育的衝擊
根據主計處統計，台灣青少年人數（15～17歲）從1996年的115萬人，到2010年剩下95萬人，未來10年後也就是2020年也將創下新低的65萬人。可以預見的現象是，當青年人口遽減為現在數值的六成之後，國內的大專院校也將有大幅的縮減。而體制的改變可能有三種方向：第一，大專院校各系所共同縮減招生名額，讓少子化的傷害降至最低。第二，教育部介入建立大學退場機制。第三，透過市場機制的弱肉強食法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最終留下為數不到一半的公私立大學，以及三到五所國際型、全能型、研究型的大學。我想儘管有這三種可能，但目前的政府政策作法就是選擇第三個選項，畢竟在選票壓力考量下，能夠不碰爭議性議題，就會少失一些選票。一如政府對於房價的態度一般的說：『一切交由市場機制決定。』
面對未來，本土文化相關系所將面臨更大的考驗，其最大的挑戰來源不是中國中心論述的攻擊、不是內部文化場域資源的爭奪，而是少子化青年人口銳減所連帶引發的大學整併與倒閉的骨牌效應。可以預見的是，台灣的大學倒閉潮將比氣候變遷來得快速、並且全面衝擊大學生態，而人文社會學院、本土文化系所將是首當其衝，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本土知識養分的急速流失之外，也將面臨被整併的首波名單。
而這一個市場機制究竟是什麼？說白了就是學生的報到率，當一所學校沒有辦法招到一定的員額後，必然會因為營運不善的倒閉。為求生存不讓學校倒閉，校方必然會採取部分措施，比如說保留具有市場競爭價值的系所，淘汰不具市場競爭力的系所（比如說有專業技能的、有未來發展潛力的）。而台灣文化相關系所就屬於後者。
高雄師範大學客語所與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即是明顯的例子，也都在近一年來不約而同的面臨廢系的命運。儘管最終兩系所都有保住，但這二次事件也表現台灣文化相關系所在一般社會大眾的看法，甚或是呈現學校對於台灣文化是否支持的態度。我想說的是，高師大客語所與中山醫台語系的問題將不是個案，而是所有台灣文化相關系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二、大學教育必須負擔技職教育的功能
特別是在技職教育體系逐漸薄弱化的現在，大學教育將不再只被定位為學術人才培養，畢業生的就業率、量化的論文數目也被納入大學評鑑的項目。我們就以文化創意產業系所為例，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系所（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等等）的畢業生至今共有238人，但至今只有133位找到全職工作，就業率僅達55.88％，反之失業率高達44.12％。這一個失業率的數字，遠高於全國青年（15～29 歲）的失業率10.59％。
而這些生力軍，都是因應政府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政策，因而由教育部新設系所培養新興文創相關產業的種子，卻因為新興科系而在就業市場受到嚴峻的考驗。從這裡我們可以思考本土文化相關系所的情況，會比文化創意產業系所還好嗎？學生進入職場後的薪水會比一般平均值高嗎？（國人大學平均起薪2.6萬、碩士2.8萬）這就留給大家回到所內向行政人員查證，或者是向學長姐們打聽情況吧！
三、面對未來，殘酷的考驗已然成形
我為何如此勢利的提出這一些疑問，是因為『市場』永遠是學院畢業學生無法逃避的問題，我們儘管可以說學生就業與否並不是老師、學校的責任，但是沒有了市場與就業保障，連帶的系所在招生也同樣會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很實際且入世的問題。
但我們往往在學校中聽到的是師長繼續建議學生念碩士班、博士班，但這究竟是否是真的為學生好？學生是否真的適合繼續唸書？這一些問題不只是學生的責任，老師也應有責任告知目前的情況。
回過頭來說，當本土文化相關系所被打入政治正確下的產物、不事生產與就業的學門時，我們所面臨的到社會以偏激的價值觀來框架我們的身份。是我們努力的不夠，讓一般民眾仍無法理解我們在做什麼？還是我們做的事情，離人民太遠、太遠了？本土教育要落實與扎根，並不是培養多少碩博士生，每年寫出幾篇論文就可以解決的。假使我們一直在學術的象牙塔裡建構虛幻的榮耀，在升等與跳槽的遊戲規則中迷失了自己當初的初衷，如此一來，我們將離社會、人民越來越遠。台灣文化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建國的神話想像，而是貼近人民的聲音。
面對未來，我們可能面臨傾向中國意識的執政政府藉由少子化的名義，實際上進行本土文化的清除，將全國台灣文化相關系所進行整併。換言之，本土文化相關系所可能是首波被裁撤的名單，甚而被併入中國文學系所之中，如此一來，本土運動者這數十年來的努力，很有可能到退回原點。屆時，台語文學、台灣文學論述之爭、資源之爭、意氣之爭，將不是開拓資源式的把餅坐大，而是唇亡齒寒的犧牲。（作者為中興大學台文所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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