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9日 星期三

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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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印度友人師覺月
馬克馬斯特大學名譽教授 冉雲華
中華佛學學報  第六期(1993.07)頁263-278
©1993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提要
        本文介紹一份歷史性的佛經卷子,經文為五代時吳越國王錢俶敕刻印刷,本世紀初出土於杭州雷峯塔;卷子的跋文,為中央研究院故院長胡適手書。世界二次大戰之後,印度政府派遣其著名學者師覺月到北京大學任講座教授,胡氏斯時適任北大校長。師氏任滿返國之前,胡氏以此卷相贈,為師氏家藏文物。此後世局多變,人事滄桑,此一歷史文物及其所代表之友誼,亦鮮為世人所知,今將原卷影印出版,並將二氏對印度佛教文化研究的豐績,加以評述,希望對研究佛學,中印關係及胡氏研究者,提供一份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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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先生(1891~1962)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重要領袖之一,著作甚多為國際學界所重視。他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學、思想、宗教、歷史等開風氣之先,是中國科研在人文科學方面的奠基人。但是一般研究胡氏的人,多集中於他的主要工作:白話文學的提倡、新詩的嘗試、小說史的探究、古代哲學歷史的撰述、禪宗歷史與文獻的整理、水經研究、戴震(1724~1777)等清儒的評論。凡此種種,自是胡氏致學的主要方面,無可爭議。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胡氏的學術興趣,範圍頗大;來往交遊,人數甚多,幅面亦廣。因此之故,胡氏的治學及交遊,或有一些事蹟,為研究胡氏的學者,尚未注意,亦為《年譜》所未載。例如胡氏對印度的興趣,及其與印度友人師覺月的交誼,據筆者所見,還沒有受到研究胡氏者所注意。
        本文將討論三件事: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二、師覺月其人其事,三、胡氏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希望這些事件的討論,對胡先生的事跡、學問,及近代中國與印度的關係史,能有一些補充。
一、胡適對印度的研究
        正像與胡氏同時代的大部份學者相似,胡氏對印度學的興趣,也是從佛學開始的。早在1925年時,胡氏發表了〈從譯本裡研究佛教的禪法〉。他從漢文翻譯的印度佛經理,摘出有關禪定的資料,寫成此文,把印度佛家禪定的特點與發展,作了系統的分析與介紹。這篇文字用今日佛學研究的水準來看,仍然值得參考;在發表的當時,它無疑的是一篇水準甚高的學術論著。
        1925年,胡氏還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題為"Buddh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Religious Life"(意為〈佛教對中國宗教生活的影響〉)。在他的看法中,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外來思想,對中國人的宗教生活,曾經產生過重大與多方面的影響。這篇論文用的是比較文化研究方法,主題是印度與中國宗教生活的對比,以及對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後果。
        1928年,胡氏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為〈禪學古史考〉,一為〈論禪宗史的綱領〉。這兩篇論文,雖然是討論中國禪宗的發展,但是其古史與禪法方面,仍然涉及到印度傳統。胡氏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對其後來的禪宗史研究,及敦煌禪宗卷子的整理,如《神會和尚遺集》,都有重要的關係。上述的胡氏早期中文學術論文,收在《胡適文存》第三集,後來又被編入《胡適禪學案》一書中。
        1932年,胡氏發表了他的英文論文:"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意為〈禪在中國的發展〉)。此文印出以後,馬上受到國際學者的重視,成為研究禪宗思想、歷史、方法學者必讀論文之一。這篇論文,原刊於北平出版的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第十五卷第四期。師覺月在北大執教時,胡氏贈送該文抽印本一份,師氏讀之,甚為欣賞。後來回到印度,又將此文再刊於師氏自己主編的 The Sino-Indian Studies。因此一舉,該文流傳更廣,影響亦巨。
        胡氏的另一篇英文名著,題為"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Borrowing",收於美國哈佛大學1937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那本專著,名為 Independence, Convergence and Borrowing in Institutions, Thought and Art(《制度、思想與藝術的獨立、和會與借用》)。胡氏在這一篇論文中,著重指出印度的消極人生觀,曾對中國人的宗教態度,產生過負面的影響。他的這種看法,雖然在今天的學術氣氛中,不能被許多專家所認同,但仍足以代表一家之言。因此當研究中國人的宗教態度時,此文到現在還是重要的讀物之一,極有參考價值。
        1950年時,日本的禪學權威鈴木大拙,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書,名書 Living by Zen(《依禪生活》),認為禪的境界,超越人的認識能力,是直覺的頓悟,當下進入悟境,非言語所可表達,亦非知識所可知。禪的境界既如此高深莫測,其修道的方法自然也成為無修之修。其境界既不可能以言詮義表,禪的方法更無定規,所以禪宗語錄就有「不說一字」、「無法可得」等說法。
        胡先生的思想是非常理性的,他對中國禪宗史有深度的研究,也有全面的理解。再加上他是局外人,立場比較客觀。在他看到鈴木先生的大作之後,寫成一篇英文論文,題為 "Ch'an(Zen)Buddhism in China: Its History and Method",刊於夏威夷大學出版的《東西哲學》季刊第三期。胡氏的這篇文章,是他1932年那篇討論禪學英文論文的延伸,也是胡氏研究禪學思想的代表作品。他在這篇論文中,駁斥鈴木的說法,認為禪的境界是可知的,悟的成就是有法可修。雖然中國古代的一些禪師,反對刻板式的修道法門,甚至還用過如棒喝一類的激烈手段,或用「麻三斤」、「乾屎橛」等髒字;但這並不足以表示禪師們沒有修道的方法,因為他們的所說所為,正是一種新的法門。這些新型的方法,雖然與印度傳來的禪法不同,但是仍然是一種來自中國傳統的辦法。在這種狀況下,想要理解禪的境界與方法,不應只向印度文化去尋根,或是專門強調個別修禪者的經驗;而是應當認為禪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要從中國傳統的歷史、思想、表達思惟方式的習慣中去理解。
        鈴木先生是介紹禪法到西方世界的開拓人,又是日本臨濟宗的高僧。他精通英、中、梵、藏等學術語言,博學而有宗教體驗,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東西哲學》的編者在得到胡氏論文之後,先寄一份給鈴木,並希望他能為文答辯。鈴木果然寫了一篇題為"A Reply to Hu Shih"(〈答胡適書〉),刊於同一學報。這次中、日禪學名家大爭辯,是當時國際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受到廣泛的注意。胡氏與鈴木各持己見,各有所據,各有讀者,到現在還是禪學界繼續討論的課題。例如德國學者杜莫林教授,在其鉅著《禪宗史》中,就以那次論爭為開首而作序論。胡氏與鈴木的相反看法,足以反映歷史與宗教的觀點分歧,方法差異。從他們兩人的辯論中,讀者還可以觀察到印度、中國、日本文化的觀點不同。
        在中國近代學者中,胡先生自然不能算是一位印度學的專家。與他同時的學者如梁漱溟、湯用彤;較後的如季羨林、金克木等,都以印度文化為專題著書立說,翻譯介紹;但如從禪宗的歷史、思想、文獻及比較文化上著眼,胡氏的工作則遠超過其他的學者。
二、師覺月其人其事
        胡氏有一位印度友人名叫師覺月。師覺月的印度原名叫 Prabodh Chandra Bagchi。因為他姓 Bagchi 是婆羅門階級,以教化人民為職責,所以自氏其漢姓為「師」。「覺月」二字,是 Prabodh Chandra 兩個梵字的意譯,他就以此為中文名字。他生於1898年,逝於1956年印度國立國際大學副校長任內。
        師覺月博士生於印度孟加拉州。1921年從加爾各答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當時東印度有兩所著名大學:一為英印政府官辦的加爾各答大學,因受官方支持,經費充足,師資甚佳。但是因為是官辦,而且有英國紳士派頭,看不起本地人士。另一所則為泰戈爾父子所創辦的國際大學,當時雖然還是私立,可是思想活潑,崇尚自然,提倡印度古典文化,主張重視亞洲傳統。尤其是在羅賓德拉‧泰戈爾(1861~1941)於191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聲名大振,詩名揚於環球。他當時請到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賽‧列維,到國際大學講學。列維教授專家於印度佛學,精通梵、漢、藏等佛教語言,治學以嚴緊聞名於世。泰戈爾請列維在國際大學開創中文教授。加爾各答大學選派師覺月到國際大學,從列維學習中文及佛學。不久又隨列氏到尼泊爾考察佛教典籍,並助其師校讀佛經,理會經義。 1922年師氏得到加爾各答大學的一種遊學研究獎金,隨列維到巴黎去深造。又得乃師的推薦,由法國極東學院資助,到日本訪問研究。1923至1926年間,他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從列維鑽研梵典,從伯希和研究中亞西亞文化,從馬司伯樂學習漢文佛經,從布洛(J. Bloch)研究巴利文,從梅列(A. Meillet)學習古波斯詩頌。1926年6月,師覺月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回到加大研究院,復任講師職務。1929年,第二次到尼泊爾,蒐集佛教梵文典藉。
        從1927年起,師覺月的學術著作,陸續出版。其中最先刊出的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佛教經典考》,上下兩巨冊。他的這部書中,將中國佛教歷代目錄,按照譯者逐其時代列出,加以綜合研究。書中對每位翻譯家的傳記,及其所譯經典的梵名、漢字拼音、卷數,所記目錄等,逐項記出。因為一般書目,如《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只記現存經典,而佚散佛書則散記於古代各家目錄;師氏此書的綜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還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又因他梵文甚佳,又熟知古代印度文化,故其對漢文所譯印度名詞,訂正甚多。他的這部研究也是近代印度學者第一部以漢文資料為主的專著。
        他對太古印度文化的研究,可以從其《德文迪亞及亞利安語以前之印度》看出。又從藏文中找到古孟加拉文佚經,並且進一步考察了早期孟加拉語文的特點與歷史。又著《密教研究》一書,也對密教中的許多新問題,有開創性的討論。
        1944年,他出版了《印度與中國--千年文化交誼史》,對中印友好歷史作了回顧。此書雖然篇幅不太長,但仍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又著《印度與中亞細亞》,一書,討論印度,特別是佛教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此書出版於1955年,現在閱讀稍顯過時,但對當時的印度學術界而言,已是全新學術領域的延伸。
        總括師覺月的學術研究有三個方面:佛教典籍與歷史、古代印度文化,及早期孟加拉語言與文學。在佛教研究方面,他所研究的科題,包括中文佛典研究,印度佛教傳統及密教問題等。他的佛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印度與西亞及中國的關係。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贏得了印度及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與尊敬。曾被聘為多種學術團體的委員、主席等職;並被邀請作主題演說多次。
        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是泰戈爾在國人譚雲山教授協助下成立的。抗日戰爭期間,印度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侵華,是亞洲政治動向的一轉折點,而這一歷史轉折--印度由敬重日本到支持中國--的幕後推動者,正是譚雲山先生。後來戴季陶、太虛,乃至當時的蔣委員長伉儷等訪問印度,都由譚先生作事前安排,參與接待。蔣氏為了重視印度,故於抗戰前後,數次撥款,支持國際大學。譚氏在這種情形下,決定擴建中國學院,廣延印度學者,加強中、印文化交流。1945年由中國學院延聘的教授,就有師覺月、巴帕特(P.V. Bapat)、高克力(V. V. Gokhale)等人。其中師覺月主持研究工作。由於這種關係,師覺月後來被派到北京大學,成為北大的講座教授,而胡適當時正好是北大校長。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以盟國五強之一進入世界舞台,印度國大黨在反抗英國政府,爭求獨立的運動已進入最後時期,勝利在望。快要獨立的印度領袖人物,從甘地到尼赫魯,都有意加強與中國的友誼,作為反抗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外援。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亦決定擔當亞洲領袖的重任,協助印度獨立,推展中印友誼。詩人泰戈爾的亞洲文化合流理想,斯時變成事實。
        在國民政府與印度國大黨的合作項目中,有一項是兩國交換教授及留學生。由中國派遺一位教授到印度講授漢學,由印度也派一位專家到中國去傳授印度學;雙方各派十名研究生,到中、印兩國交換研究。中國政府決定,任命譚雲山先生為第一任講座教授,於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講授中國文化。師覺月博士則於1947年,由印度政府派往中國,於北京大學出任印度文化講座教授。一直工作到1948年底,任滿回國。
三、胡適贈師覺月的古刊佛經印本及題跋
        作為當時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師覺月任滿返回印度時,送給印度友人一幅橫卷作為留念。那份卷子是五代時吳越國王所刻的佛經印本;胡氏並在一幅宣紙上,親筆題跋,與佛經印本,合裱成一個橫長卷子。胡氏的跋文用他所提倡的白話文寫成,筆墨流暢,字跡謹秀。1956年師覺月博士以心臟病猝逝,次年春天筆者與師老師的得意學生--好友沙善子(Kalyan Kumar Sarkar),協助其家人整理遺物時,發現此卷。並由筆者用相機攝影,留下此一文物的照相本,至今又已近四十年了。胡先生的跋文,現在依原卷的字數行數抄出如下:(括號中的數字,記戴跋文行數,是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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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氏贈送給師覺月的「中國早期刻經」印本,就是著名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陁羅尼經》,俗稱《寶篋印陁羅尼經》。此經為唐代僧人不空三藏所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冊中,收有二個版本:一為高麗藏所傳;一為日本享和元年刊本。卷子本與高麗藏本相同,日本刻本常有刪略。
        卷子所裱的刻本前有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圖一幅,這是筆者所見中國最早的佛教名勝風景刻本。圖後有題款三行,文曰:
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
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
塼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
        按《五代史》及《吳越備史》等記載,乙亥年是公元975年,即北宋開寶八年。當時錢王的頭銜確是「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另一方面,錢氏那年尚未歸順趙宋,所以未用宋朝的開寶年號。吳越王國自己也不建紀年,故用乙亥紀年。
        這三行題款的後面,又是一幅圖畫。畫中有佛、菩薩三身,受人供養;又有一菩薩,頭上頂有舍利塔一座;前有供養婦人跪拜。這正是刻經造塔的主題。據說錢俶有妃姓黃,信仰佛法,得佛陀螺髻髮舍利,發願起塔供奉。錢王是奉佛聞名,又愛黃妃,所以資助其事,以償心願,並造八萬四千卷,藏於塔中。這份《寶篋經》,專門稱贊供養一切如來全身舍利的功德,經中明言凡是書寫、誦讀、塔藏、禮拜此經者,就可以滅罪興福。這就是此書、此塔建造的經過和目的。可是由於民間傳說和戲曲的影響,雷峰塔是被一般人看作鎮壓白蛇的地方。這一民間傳說的影響,使得由蛇變人、神通廣大的白娘娘也成為爭議的象徵:老派人說她是妖精,新派人士則把他視為追求愛情自由的代表。民國14年雷峰塔忽然倒塔,塔中遺物之一的這份五代佛經印本,才為人們所發現。刻本字跡清細方正,頗有古代寫卷的風格。甚受士林重視。師覺月是來自天竺古國的佛教經籍專家,胡適以此古刻經卷相贈,可謂寶劍英雄,經卷學士,兩相得宜。這一事件,也成為中,印近代學術合作的一件盛事。可惜人故物遠,此物此事現在幾乎不為人知。
        1948年胡氏題此卷跋時,中國正是多事之秋。國共兩黨內戰正烈,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作為知識界領袖代表人物之一的胡氏,正處於左右抗爭的夾縫之中,而北大正是學運、國是、政治、思想的風暴中心。胡氏當時身為北大校長,然可用於學術交流的時間,應不太多。但他仍然忙中擠出時間,拿出此卷,親筆題辭贈友,也足以顯示出他對師覺月博士的尊重,以及對中、印學術合作的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的一年多,與其來往頗密的中國友人,有吳曉鈴、石素貞夫婦。還有周一良、王森田、周達甫及德籍李華德等教授。這些人士正是北京學界當時致力於印度學或佛學的活動人士。
        吳、石兩位當時都在北大執教。早年留學印度就與師覺月相熟。吳是著名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的高足,曾將梵文劇本《小坭車》等,譯為中文。又與相聲名家侯寶林先生,合作研究相聲藝術。前數年曾以對中外文學研究有貢獻,獲得法國、印度兩所著名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的夫人石女士,專攻現代孟加拉文學,曾經把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散文,譯成中文。譯筆忠實而流暢,被認為是冰心、鄭振鐸以後,中國新生代翻譯泰戈爾作品的專家。師覺月在北京時,與他們來往甚密。
        燕大歷史系的教授周一良,當時才由美國哈佛大學回國不久。他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正是《中國的密教》。論文對介紹佛教密宗入華的三位天竺法師,即被尊為「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人的傳記,譯為英文,廣加註釋,詳為考證,並評估其歷史貢獻。這篇論文曾為國際佛學界所重視,亦為師氏所稱許。除開密教之外,周與師氏兩人,都對南北朝的社會文化史有興趣,志同道合,成為好友。
        周達甫博士就是近年大陸民運領袖之一,周舵的父親。抗戰前後留學印度,在孟買大學取得哲學博士;也是師覺月在印度就相識的老朋友。他們兩位曾經在國際大學合作研究,寫成英文論文:〈菩提伽耶的宋代中文碑銘考〉。這是研究中印文化中的一篇重要論文,刊於《中印研究》第一卷第二號。
        王森又名王森田,是一位真才實學的佛學專家。通漢、藏、梵、英等佛典,當時北京的外國佛教學者,有許多都曾得到王先生的助力。五十年代以後,在民族學院工作,專心致力於藏文研究。前幾年病逝於北京,也是師覺月當年的友人之一。
        德籍佛學專家李華德博士,原名 Walter Liebenthal,原在北平輔仁、燕京大學教授梵文。抗戰期間曾隨校南遷雲南,曾將中文佛籍名著《肇論》,譯為英文,在北京出版,後來又在香港印刷第二版。此書之譯成,得王森教授之助甚多。師氏在北平時,與李華德相識。後來大陸大學重新編制,李氏被刷了下來。而師覺月當時已昇任國際大學研究院院長;並於1952年選入印度文化訪華代表團,訪問大陸。於是邀請李華德到國際大學,作研究教授。李氏在印度居留數載,寫成佛學論文多篇,其中研究竺道生者有四篇,刊於《日本文化學報》(Monumenta Nipponica);討論《大乘起信論》作者一文,在《通報》中刊印。這些論著,頗為學術界所重視。
        師覺月在北大授課時,曾發表英文論文一篇,題為〈中文古籍中的印度古名考〉。此文發表於北平出版的外文學報,《華裔學誌》第十三卷,是一篇研究中、印古代關係的重要論文。《華裔學誌》是德國學者主編的漢學學報,師氏這篇論文的刊載,或許是由李華德所介紹。李氏後來返回德國,怡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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