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翻譯事業始於東漢,至前秦苻堅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頂峰,其間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及不空被譽為「四大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另有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貴霜佛教僧人支謙,曾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
東漢至西晉是中國佛經翻譯的草創期,西漢哀帝時期伊存至中國口傳佛經。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譯有《道品行經》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多部佛經。月支人支婁迦讖(婁迦讖)翻譯十多部佛經。
東晉至南北朝
此一時期以鳩摩羅什為主。鳩摩羅什對東亞佛教經典的貢獻巨大。羅什於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譯經,據《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有《坐禪三昧經》3卷、《阿彌陀經》1卷、《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24卷、《法華經》7卷、《維摩經》3卷、《大智度論》100卷、《中論》4卷等。
隋至唐中葉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義淨、不空等。
宋元以降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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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評論:
1. 佛經翻譯為人類文化史、翻譯史的一件大事。此一「佛經翻譯」詞條值得重視,也希望能改善此一詞條的準確度。
2. 「由道安組織翻譯事業」,用詞恐怕不夠精準。《出三藏記集》卷15:「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眾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眾經於是獲正。」(CBETA, T55, no. 2145, p. 109, a26-29)
道安祈請外國僧人譯經,事後銓定音字,加以注解,《出三藏記集》既未敘述道安參與譯場,也未提及「組織翻譯事業」。
3. 「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又說「《出三藏記集》載,羅什一生翻譯三藏經論74部,凡384卷」。
前後不符。
《出三藏記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CBETA, T55, no. 2145, p. 11, a25-27)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CBETA, T55, no. 2157, p. 808, b29)。與《出三藏記集》有差異,數量待查。
4. 「貴霜佛教僧人支謙」,《出三藏記集》卷13:「後太子登位(卒),遂隱於穹隘(隆)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凡所遊從皆沙門而已。」(CBETA, T55, no. 2145, p. 97, c13-15)。
《出三藏記集》未言支謙從何人出家,僅說「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應是在家居士。
支敏度作〈《合維摩詰經》序〉說:「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CBETA, T55, no. 2145, p. 58, b25),可以為證。
5. 「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24卷」,鳩摩羅什是否翻譯了《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暫且不論,《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絕對不會是24卷。《古今譯經圖紀》卷4:「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CBETA, T55, no. 2151, p. 367, b24)
6. 「羅什於西明閣和逍遙園開始譯經」,此一敘述有誤。正確應作《出三藏記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CBETA, T55, no. 2145, p. 75, b11-12)
7. 「玄奘在長安設立了國立翻譯院」,恐怕沒有所謂「國立翻譯院」這種名目。
8. 「宋元以降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實際上北宋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不能說譯事不盛。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栖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CBETA, T49, no. 2035, p. 409, c29-p. 410, a3)
9. 談「佛經翻譯」,卻未有一言提到竺佛念,真是一大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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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6%93%E7%BF%BB%E8%AD%AF):
佛經翻譯事業始於東漢,至前秦
苻堅始有組織的翻譯佛經,由
道安組織翻譯事業,唐朝時,佛經翻譯事業達到頂峰,其間
鳩摩羅什、
真諦、
玄奘及
不空被譽為「四大
譯師」。鳩摩羅什共譯佛經數十部
[1][2],另有
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
支謙在222年至253年之間將36部佛經翻譯成中文。道安譯經時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言:「今日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人之學者,則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必須先即為佛學之大師。如羅什之於《般若》、《三論》,真諦之於《唯識》,玄奘之於性相二宗,不空之於密教,均既深通其義,乃行傳譯。」
佛經的翻譯可分為三個時期:
東漢至西晉[編輯]
東晉至南北朝[編輯]
隋代、唐代及宋代[編輯]
此一時期為佛經翻譯的全盛時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譯大師,在
唐太宗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的譯經院中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工作,參與的學生與人員來自亞洲東部各地。他花了十多年時間在今西安北部約150公里的銅川市
玉華宮內將約1330卷經文譯成漢語。其後則有
義淨、
不空等。
北宋時期也成立了「譯經院」,共翻譯了564卷
[4]。 後來就再無大規模佛經翻譯事業,雖偶有譯者,不過補苴而已。
譯場分工如下:
- 譯主。
- 筆受。精通華梵語言,兼識空宗(中觀)與有宗(唯識)。
- 度語。
- 證梵本。
- 潤文。對譯文進行潤色加工。
- 證義。發現譯文與梵本原文有異,向譯主提出。
- 梵唄。
- 校勘。
- 監護大使。
- 正字。
1923年
陳寅恪在德國
柏林大學研究院時與妹書曰:「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
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他曾指出,梵文漢譯常有「一詞多譯」,Sattra既譯「眾生」,玄奘又譯為「有情」,陳寅恪亦言玄奘的譯文多偏生硬,遠不如鳩摩羅什好讀
[5],1929年,陳寅恪應邀到
清華國學研究院專門講授「佛經翻譯文學」,陳寅恪《四聲三問》認為
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轉讀有關,透過
梵漢對音可以考證隋唐
中古漢語的讀音。
錢鍾書曾考證
嚴復的「信、達、雅」三字,在三國時
支謙寫的《句法經序》中,已經可以見到,問云:「仆初嫌其詞不雅。維祗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以,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
-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2:「右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晉安帝時,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於大寺及逍遙園譯出。」
- ^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6:「沙門鳩摩羅什(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律論集)」
- ^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大智論記」:「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
- ^ 《佛祖統紀》卷45:「此土取經僧得還者,自辭澣至棲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
- ^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九章〈鳩摩羅什譯經的藝術〉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