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giarism 的譯詞從「抄襲」改為「剽竊、盜用」

要將 Plagiarism 的譯詞從「抄襲」改為「剽竊、盜用」。
台灣學術界缺乏「反省」的精神，這會造成學術研究水準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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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民報》：(http://www.peoplenews.tw/news/d3475014-d5f5-45f8-9049-d5cee4a52260)

〈學術造假真離譜！朱真一翻出國外亂象盼台灣記取教訓〉
唐詩／台北報導 2017-10-14 19:10

「學術不端」（Plagiarism, Fabrication、or Falsification, PFF, 抄襲、捏造、竄改）不只是研究報告而已，假如寫Program、Project，或者Review Paper、或評論也是有這問題」，「台灣翻譯Plagiarism翻成『抄襲』，但我覺得日本翻成『盜用』或『剽竊』這更好」，小兒科醫師、聖路易大學名譽教授朱真一談到學術不端時如此表示。
本身也是作家，曾獲「賴和紀念特別獎」等多項獎項的朱真一今（14）日在「臺灣醫療學術倫理之回顧」研討會中，以「國外學術不端案件的啟示」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憂心愈來愈多的台灣案件被國際報導。而他也在演講中舉例，包括連感謝文中的人物都可捏造的「天才」的美國醫師John Darsee 案等等，最後則是強調台灣要從這些個案中汲取經驗與教訓，學術不端難以全防範，但有減輕之途。 
朱真一開頭表示，台灣國際學術地位進步，學術不端／造假的方法也似大有進展，「主要是抄襲、抄人家的。有簡體字抄到台灣成正體字的，也有英文翻譯（成華文）的」，台灣現在的造假是被《Nature》（自然雜誌）稱為「嘆為觀止」（most spectacular）。接著他列出2011年一本書中所載台灣的「科學欺騙」，包括林昱廷等三人個案、龔榮源案、李慶珠案、毛漢光案等，「全部都是抄襲」。
「台灣的抄襲技術有高明。有一個…好像是政治大學某系主任，他的學術著作專門去外國找英文的研究報告，然後全部把它翻成中文出版，全部把它當成自己的著作。專門去每一個不一樣的大學去找，這是台灣學術不端的嘆為觀止」，朱真一說。 
朱真一說，「不只這樣。台灣的抄襲在外國常常報導。上次那個（台大）李嗣涔校長的能源計畫，2013年就已經知道了，完全不報告，自己要私了，2016年外國的期刊寫出來後，台灣才知道，之前在台灣的學術圈沒人知道」，出問題鬧到國際變成笑話。「台灣的造假不是台灣而已，世界都知道」，對台灣名氣很不好，尤其台大最近排名下滑，對印象分數影響很大。
台大造假案紅到日本去
他接著又舉「查詩婷案」為例，「日本有一個網站專門寫學術不端的案件，日本人對這件事很有興趣，排名在很前面，為什麼有興趣，因為台灣『學長』（指台大前校長楊泮池）」，「不要以為學術出問題人家都不知道」。
「從外國的學術不端，我們可以學習，我有一個部落格專門在講不正確思想、求真問題，我寫了三十幾篇了」，朱真一說，從外國觀點看，「台灣也是很天才」，此外中國的韓春雨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也很有名，但最天才的是美國的John Darsee。
「John Darsee是1974年畢業，在Emory（艾摩莉大學）當住院醫師三年，做Clinical Fellow（研修醫師）一年半快二年，然後要升助理教授（assistance profess）的時候，被發現造假，而且是當場被人家發現，所以不能不承認。」
「anybody too good to be true（這人太好，看起來不是真的），他當三年住院醫師、5年就有10篇paper，都是那種大的paper，在學會得獎的那種。在哈佛才當2年不到的fellow而已，他的論文就有8篇，他的指導教授在推薦信上曾稱，John Darsee是他訓練130多個研修醫師中最優秀的一個（one of biggest plums）」，朱真一說，「太好而不是真的，有人懷疑時卻沒有人去調查，而是認為檢舉者人妒忌。」
朱真一說，John Darsee非常能言善道，「每一個調查報告都寫他是不同程度的charming，但其實他是把同一天的動物實驗的報告寫成二、三天的，聽說是丟到垃圾桶裏頭撿起來找到的。就把它寫成數據交給他老闆，他老闆完全相信他」，這是NIH的研究（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國家衛生院），哈佛卻想要私了，「剛講到前台大校長完全要私了，完全不報告」。
他說，後來NIH就組織校外的，然後卻找他的朋友來組一個8人團來調查，都是最有名的教授組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都是公開的，「不像台灣是沒公開」，但被叫做是「狐狸陪審團」，「就像狐狸決定闖進雞房咬走兩隻雞的狐狸有沒有罪」，意思就是一起為哈佛那位教授遮羞，整個報告都為哈佛解釋。 
朱真一接著說，後來部分州立大學再去查，查出更多問題，又逼Emory去查，查出更多問題，「Emory 10篇論文只有1篇沒問題，其他都有問題，甚至是全部造假」，摘要完全是虛構的。之後哈佛校長的副校長寫了一篇文章反省，「台灣就沒有反省。研究生的指導教授不能是調查委員會的委員，而且馬上調查所有數據，不能只調查那篇文章」。
他也指出，有一點很奇怪，「東方西方不一樣。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常常是一個team在做假，但美國就只是一個人，騙到他的老闆」，朱真一認為這和造假「環境」有關。他笑說，之前曾聽過造假被抓包的人說，「我老師也是一樣」。
「John Darsee全部虛構，而且不是只有一、兩篇。在感謝裏面寫做胺基酸實驗，感謝某某doctor，一共寫了3個人，結果去查，根本沒有這三個人」，朱真一描述造假可以到這麼扯的程度，引發現場一陣爆笑，「不但沒有這個人，人家去查，他還說以前看過這個人的名字，就這樣寫上去」，這群doctor根本沒存在，「心裏都沒有被懲罰，美國也一樣」。
但朱真一說，Emory這個例子還是顯示美國人比較有羞恥心，至少發現數據是假的後，醫學院院長建議副院長及clinical facility director（臨床器材主任），要他們辭掉原來的行政職務，但辭去之後副院長就跑到另一個醫學院，該主任原本被查到時還不辭。但美國的教授還是覺得這樣不對，之後兩個人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人都離開，到其他醫學院去擔任相當職務。
朱真一說，後來John Darsee的醫師執照被取消，在全美國都不能行醫，取消的理由是他研究造假，之後就離開了醫界。他說，「Darsee的例子裏面是哈佛，其他第二流的學院都敢批評他們，不像我們台灣，對台大都比較不敢批評」。 
朱真一還舉出他曾在醫學期刊上寫過的另一個離譜例子，「也是明顯錯誤」。有一研究是17歲已生下8歲、7歲的、5歲的後代，8.2歲就使他的母親懷孕，這個generation（世代）都是15、6歲就有小孩子，但上一個generation都是41、45歲，「造假是很高明，但沒有很認真去查數據，你看，8歲就使他母親懷孕」。 
朱真一還舉另一個例子，「被研修的fellow騙」。他說，得過諾貝爾獎的Dr. Good有個fellow說要把白老鼠的皮變黑色的，本來是說用移植的方法，這樣要給他老闆看是不會被拒絕的，後來沒有成功，就把它（白老鼠的黑色皮毛部分）用黑筆畫上去」，連得過諾貝爾獎的都被騙了。但之後的自我調查，Dr. Good只說自己有些責任，然後再做了6年的主管，到1980才退下。 
「此外還有抄到論文，改成自己的名字，還拿去給別人看，評論人才發現那是他本人的論文，而不是作者的」，朱真一之後又舉了1970年代晚期的Drs. Roth和Felig案。而德國的一個個案則顯示用法律證明「造假」，結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英國雜誌有人諷刺說，德國在二戰之後科學水準下降，跟造假有關，「二戰前德國的諾貝爾獎一堆，二戰後沒幾個」。 朱真一也提到「日本人的羞恥心也許比較強」，並舉加藤茂明案與小保方晴子兩個集體造假案說明，「其中小保方晴子的指導教授笹塚芳樹為此自殺，她在美國的指導教授Charles Vacanti提早退休」，而小保方工作的「理化學研究所」理事長、諾貝爾獎得主野依良治還因此引咎辭職，認為自己「監督不力」，「但小保方沒有上司那麼有羞恥心，最後仍認為是技術問題」。 
朱真一也引數據說明中國以276篇造假居首，主要因中國「同儕審查」有嚴重問題，「不但替你造假，甚至還開公司替你寫paper」。經調查後，因此被撤銷107篇論文，對造假有責任的521位作者遍及119家大專院校、醫院，此事連中國政府都覺得事態嚴重。 
「中國這次是玩真的」，朱真一認為，台灣政府應記取中國的教訓，其次中國政府的心態想要改正，連《科學（Science）》期刊的記者都認為改革會有些成果。 
面對國內外層出不窮的學術造假，這些醜聞對台灣有何啟示，該如何善後及預防？朱真一認為，要全力防範「難」，但可以盡力求減輕。 

學術不端制裁嚴　重點是反省
「抄襲愈來愈方便，但也來愈容易被識破」，朱真一說，「剪下貼上再修正（copy and paste the modify）」，發表論文時很容易就被原作者看到。其次，現在制裁也愈來愈厲害，「2011年van Parijs案發後，不僅研究款項和薪水需還政府，後來還被判6個月在家監禁，身上需戴電子追蹤器」，另有人也為此坐了12個月的牢。 
「有的時候要用法律制裁，並且鼓勵檢舉」，朱真一說，「2013年杜克大學發生的Potts-Kants造假案，15篇論文被撤，他被革職，他的上司也被調查，後來提前退休，而告密者還告上法院，要求巨額的賠償，但二、三個月前他去查，這案子還沒定案」。 
朱真一也強調，「少來政治性。如強調國家或民族之光」，「求真第一，少馬虎，免抄襲」，「多懷疑不要輕信，多找錯誤更是創意或新發明的泉源」，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不正確沒關係的心態」，應聞錯則喜。他嘆說，「我常常寫信給教授、院長，說那不對，但沒人理我，寫信給教育部，也是沒人理我，寫給董事會的董事長，沒人理我。台灣就這樣！糟糕就這一點」，若有找到錯誤，也是對社會有貢獻。
 「最主要的是反省」，朱真一說，從國外個案看，有人反省後贏得尊敬，但也有人未反省，就此沒沒無聞，而上司也必須要分責任、受懲處。「多檢舉、多去查，就是減少對社會的傷害」，他很喜歡胡適的這兩句話，「做學問要在不疑處去疑，待人要有多疑處不疑」，也期待台灣不要如日本人來台旅遊時，把台灣形容成「馬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