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 星期六

顏峻:重視佛教語文學(Philology, 以下換稱「文獻學」)



顏峻:重視佛教語文學(Philology, 以下換稱「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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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學的方法既是預流國際學界的要求,也是繼承漢語佛學研究傳統的應有之義,因其重要性,故單列一節。眾所周知,在西方世界,文獻學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台灣自80年代開始,文獻學成為研究典範。說起文獻學似乎有點老生常談,早已多有前輩學者强調過文獻學的重要性,但是中國學界對文獻學的重視程度仍然顯得不足。雖然懂得梵、巴、藏等語言的學者與日俱增,但是總體數量仍是太少,而且有能力做出對勘、進而得出嚴謹成果的學人還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就算學了一些梵巴語,只是停留在會查字典、會讀轉寫的皮毛狀態,並没有清醒地意識到梵漢字典也存在著諸多問題。這樣的語言學習,恐並不能稱為真懂,做真正的文獻學也就難以談起。故此,沈衛榮教授有「回歸語文學(文獻學)」之倡議。

「不重視文獻學」大致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從大背景來說,90年代後國際學界上對傳統的語言文獻學研究多有批評,但也並非要放棄語言文獻學的訓練,而是了解其局限性,尤其是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與術語翻譯的合法性。西方學者逐漸意識到,「所謂『翻譯』,看似是一種文獻學的工作,其實是一種『understanding 理解』與『interpretation 詮釋』。」

其次,文獻學本身有著較高的難度,學習不易,有條件開設課程的地方也比較少,師資緊缺。學習也需要常年累月的苦功,從學習到能作出研究,發表論文,是一段相當長的時光。

最後,有一種觀點是,中國學人研究漢傳佛教並不需要文獻學背景。畢竟,漢語是我們的母語,可以算一種「先天優勢」。佛典漢譯有著千年傳統,譯經制度成熟,譯者更有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義淨等高峰,漢譯佛典有著極高的權威性。再學梵文還能超過古代漢譯經大家嗎?

那麼,究竟漢傳佛教研究者有無必要去學習文獻學呢?已頗有現代研究指出,古代譯經大師並非不會犯錯,比如支謙常把梵語、佛教混合梵語、中期印度語混淆,因而造成誤譯。何況,有時不通原文,會誤解原本準確的漢譯,如程恭讓教授關於「光宅法雲」誤解羅什的討論。有了文獻學的訓練,更能拓寬問題的論域。

辛島靜志教授說:「漢譯佛典如此難解,僅滿足於大約讀懂,是根本不可能正確理解佛教思想的。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當然,由漢語進入漢譯佛典無疑是有可能讀懂的,但也是可能出現偏差的。如果有文獻學的功底,則更能從佛典翻譯、形成的過程中,求得對漢文佛典更為細緻、深入的理解。就算是研究漢傳佛教,有無文獻學的能力也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有了文獻學功底,可以跳出漢傳系統本身,獲得更廣闊的比較視野,也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

如辛島靜志教授所說:「探討佛教歷史就像是造房子,文獻學研究——文本的鑒定、編輯,寫本的翻譯,語法、詞彙及辭典的編纂——就像是造磚頭。只有擁有了堅實穩固的磚頭,才能按照我們的設計建起安全的房子。」
當然,我們也要意識到,文獻學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自有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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