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3日 星期日

初期漢譯佛典的「一詞多譯」現象 -- 1


在我的論文當中,指出兩個漢譯佛典值得注意的現象: 1. 一詞多譯:同一個印度詞彙在同一部經當中,翻譯成不同的詞彙。 2. 多詞同譯:不同的多個印度詞彙在同一部經當中,翻譯成相同的詞彙。 ------------ 蘇錦坤,〈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2016) ,《福嚴佛學研究》11期,75-116頁,新竹市,台灣。
https://www.academia.edu/26539267/Reflections_on_diverse_renderings_of_an_Indic_word_2016_%E4%B8%80%E8%A9%9E%E5%A4%9A%E8%AD%AF_%E7%8F%BE%E8%B1%A1%E7%9A%84%E7%9C%81%E6%80%9D ----------- 不管是在「初期漢譯佛典研究」或「漢語佛典語言學」的領域裡,用「特殊譯詞」作為特定譯者或翻譯時代的特徵,並且藉以作為判斷史料年代的依據,這是常見的論證之一;但是,很少有論文或專著提到同一譯者,甚至同一譯著中的「一詞多譯」的現象。本文舉例闡述,上自可能是東漢、三國譯經的單卷本《雜阿含經》、《七處三觀經》,下至鳩摩羅什、求那跋陀羅與竺佛念等人的東晉譯經也有同樣的現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遵循古譯、未蓄意維持單一譯詞、後人改寫、翻譯時採用既存譯典而未另譯、現行本出自合集等等原因,各部經典的原因有可能各自不同,這些狀況有待探討。 方一新、高列過在書中對於《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的判定,做了以下的結論,筆者認為此一論點所顯示的問題也可適用在其他經典的判定: 從上述語言現象看,《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中所體現的語法、詞彙特點與東漢安世高譯經不相吻合,應該不是東漢所譯,更不是東漢早期翻譯家安世高所譯。 但是書中並未展示所謂的「安世高譯經的詞彙特點」是那些詞彙,論證過程又是如何。雖然,兩位作者曾提示「首見例」與「異譯例」對「詞彙的鑑別標準」的重要性。 但是,「首見例」與「譯經的詞彙風格」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也不是隨手可得的。例如,在許理和、那體慧、巨贊法師都立為安世高譯經的《佛說大安般守意經》(T602), 左冠明根據新發現的金剛寺寫經《安般守意經》,認為今本(T602)是金剛寺寫經《安般守意經》的註釋本,而不是「經文」與「註釋」的合訂本。 今本(T602)有可能是道安法師〈安般注序〉所稱的註釋本:「魏初康會為之注義,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為解其下」 ,前身為康僧會〈序〉所稱的「陳慧注義,余助斟酌」。 如果將今本(T602)的詞彙當作安世高譯經的「詞彙風格」,恐怕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又如今本《佛說維摩詰經》(T474)題名為支謙所譯,學者對此有或贊同、或反對的意見。 筆者認為,今本(T474)的長行與支謙譯《佛說義足經》風格頗有差異,其偈頌文字流暢程度與《佛說義足經》、《法句經》不同,如果以此經為語料,作為支謙翻譯詞彙的風格,或者作為三國譯經詞彙的譯例,都有相當問題。 曹廣順與遇笑容在一篇合著的論文指出: 用語言標準給古代文獻斷代或判定作者,是一種較可靠並行之有效的辦法,已經有許多學者作過有益的嘗試。在這種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應是選定語言標準。這些標準必須普遍性好、規律性強,只有如此,它們才可能廣泛使用、才可能得出可靠準確的結論。」 這樣的論述描繪出一個困境:在歷代經錄不是完全可靠的情況之下,先要判定那些經典是安世高所譯,再從安世高譯經歸納出「詞彙特點」,又根據這些特點進一步去鑑別更多的安世高譯經。以筆者閱讀所及,此一現況隱隱約約有「循環推論」的疑慮。 筆者認為,此一議題的當務之急有兩項:一是,建構「鑑別詞彙(indicator)」的方法學論述,進一步建構方一新、高列過(2012)書中所描繪的大綱。二是,選出後漢、三國較無疑義的譯典,逐步去選別、擬列能作判定標準的詞彙,在翻譯年代由上而下逐本整理,才能突破這些譯詞的迷障。如果繞過安世高、支婁迦讖、康孟祥、康僧會、支謙的譯詞基礎研究,直接處理白法祖、法炬、竺法護、竺佛念、鳩摩羅什的譯典,恐怕會事倍功半。 面對初期佛教譯經所呈現的「一詞多譯」、「偈頌異譯」、「事件翻譯」等眾多譯例,我們需要更細緻地考量方法學的問題,比對眾多譯例之間的差異,追溯造成的原因,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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