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

論文簡介 9-1:沈衛榮〈回歸語文學 -- 對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點思考〉 1/5



大家準備好板凳,我們要一起讀這一篇論文:沈衛榮〈回歸語文學 -- 對佛教史研究方法的一點思考〉,這篇論文於 2018 年刊登於中國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 58,頁120-132,也載於沈衛榮《回歸語文學》第三章,頁125-172。
本版提供此篇論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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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開頭提到 Donald Lopez Jr. 教授的一句話:「歷史學家不懂佛教,而佛學家不在乎歷史。 Historians don’t know Buddhism, while Buddhologists don’t care about history.」
沈衛榮在文中的第四節又提到(以下所稱的「語文學」即是大家所熟悉的「文獻學」):

佛學研究,特别是佛教歷史研究,必須採用語文學的方法,這一點對於佛教學者來說是不二法門。不管是佛教歷史學家還是佛教哲學家,他們都應該既懂得歷史,也理解宗教,否則就難以成為一名合格的佛教學者。然而,從過去佛學研究的歷史來看,或只有以解讀和詮釋佛教文本為己任的優秀佛教語文學家,方能够做到既懂歷史,又懂宗教,也只有在他們這裡,歷史和宗教才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是不可以截然地分割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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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又要講一些八卦。
余英時先生談讀書(原文摘錄): 「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便主張『讀書必先識字』。中國文字表面上古今不異,但兩三千年演變下來,同一名詞已有各時代的不同涵義,所以沒有訓詁的基礎知識,是看不懂古書的。西方書也是一樣。不精通德文、法文而從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來的有關歐洲大陸的思想觀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 三年前與朋友介紹的一位國立大學年輕的哲學系教授見面,閒談中,論及佛教書籍的讀書方法。他認為應從大處著手,不要斤斤計較於「一字、一詞」的校勘詮釋,應從思想哲學的源流及變化,談某人之創立、發揚、唱和、批評。他頗認為文獻學、語言學、文字學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 這一話題主要是我引起的,我在席上評論張文良《"批判佛教"的批判》96頁的言論:「說到底,佛陀的思想是什麼,不能通過文獻學的方法來得到,而只能通過思想史的方法去趨近。」我認為張文良這句話是邪魔外道、邏輯錯謬,因為「離開文獻學,怎會有『思想史』?思想史根本就是必須立足於文獻考察呀!」 這位朋友認為只在訂正一字的用字和字義,對整個思想的沿革、分流、匯聚、開展等分析毫無幫助。 所以,接下來就進入各說各話的時段。 ======== 《戴震集》〈《爾雅註疏箋補》序〉提到: 「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 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這句話是說: 「終究來說,如果有人自稱能通曉先聖的語言,卻讀不懂先聖的文字; 讀不懂先聖的語言,卻自信能通曉先聖的心志,而能對先聖的談說、文字、思惟、著述的理解完全符合而無謬誤。這樣的主張,我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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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大學教授也不是佛學院的授課老師,相對於「廟堂鐘鼎」,我只是一名「白衣、布衣」;但是機緣巧合,有些朋友許可他手下的研究生跟我閒聊幾句。在兩個不同的機會下得知,有兩位碩士研究生在學習佛典語言、校勘古代文本的折磨下,投筆長嘆:「是何足以敵生死?!」
就離開學校,離開她的研究領域,去解決生死大事了。這也沒什麼不好,試看台北市善導寺湘潭張齡親撰的對聯:「
乃九法界眾生之師,作天中天、聖中聖:
為一大事因緣出世,說有非有、空非空。」
但是,佛教這一個大家庭,還是需要量才適力、各自分工;比如說,一所學校只有一位老師、一名校長、其他都是大門警衛;或者只有一名警衛。沒有老師,其他都是校長;這樣的學校很難發揮功能。
所以佛教需有導師、勸化者、香積師、維那、首座、知客,有人專修、有人俗講、有人悅眾、有人修禪、有人辦道、有人講戒、有人通宗通教,有人與國際接軌,有人致力於法寶流傳、正法不滅,有人保存文物,有人推廣數位佛典。大家都去了生脫死,下一代的佛教怎麼接續下去?
所謂萬億眾生的心性,需要眾多法門相應,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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