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方廣錩老師:〈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以下引自博客《水源之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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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錩老師:〈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現代印刷技術影印古籍,濫觴於古人的臨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與古人的技法相比,現代影印技術可以使常人難得一見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讓稀珍古籍更好地為讀者服務,又解決古籍的保護與使用這一對矛盾。這對保護與弘揚民族文化、推進學術發展均起到極大的作用。故近百年來,古籍影印已經成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種類型的影印古籍不斷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難免有殘破、損壞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時候,如何處理其殘損處,成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上世紀上半葉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處理殘損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採用“仿寫”、“套字”乃至最費工夫的“手工描潤”,盡量恢復古籍殘損處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紹,經過這些仿寫、套字和手工描潤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現精刻風貌。商務印書館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對古籍的影印出版有著較大的影響,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視為古籍影印的規範性做法。
但筆者認為這種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貴在“存真”。古籍的價值不僅僅在其所承載的文獻,還兼有文物、文字等兩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古籍整理,如何盡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獻、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與價值,使我們必須予以嚴重關注的。
這裡首先是一個指導思想的問題。人們在長年的古籍文物修復實踐中,提出“整舊如舊”這一指導思想,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何理解這一思想,則因人而異。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始修復敦煌遺書前,我們曾經對此指導思想進行過認真的討論。我們認為,所謂的“整舊如舊”,不是企圖恢復該遺書沒有損壞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舊”。古代的那個“舊”,不可能再恢復。而應盡可能保持該遺書修復前的原貌。所謂“盡可能保持該遺書修復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復工作中僅僅使該遺書的殘破部分得到養護,絕不使遺書其他部分的現有狀況產生任何形態上的改變。在修復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遺書文物、文獻、文字原有的各種信息,不能使我們的修復工作干擾敦煌遺書原有的研究信息,誤導研究者。
古籍影印,應該遵循同樣的指導思想。
先舉一個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讀書題記》1922年《孝經》條,介紹該書為“上海涵芬樓借江陰繆氏藏傳是樓影寫宋相臺本影印”,封面有周叔弢題記,謂:“乙丑十二月得傳是樓所藏宋刊本對閱過一過,無一字差。蓋宋本刻畫精好,故影寫時無脫訛,惟小圈間有失寫處。刻工姓氏曰壽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錄。卷末木記為宋本所無,蓋從他經移附此後,若不見宋本原書,無以正此失矣。”[1]
由於周叔弢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樓本,略掉了繆氏影寫本這一環節。所以,產生周叔弢題記所述問題的原因,到底出於繆氏之影寫本,還是出於涵芬樓的影印工作,還是兩者不同程度均有問題,有待查考。但因影寫或影印而使原書失真,其理則一。
筆者在以往的實踐中,在古籍修版問題上,既有過正面的經驗,也有過反面的教訓。
先講教訓。
眾所周知,由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最初計劃以《趙城金藏》為底本影印。因為《趙城金藏》全藏共計6980卷,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不足5000卷。《中華大藏經》原計劃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經的經本補足,故不是問題。當時最大的困難是:為了防止日寇掠奪,當年八路軍將《趙城金藏》從廣勝寺搶救出來。在戰爭年代,這批藏經有過藏身煤窯、多次轉運等諸多曲折經歷,解放初期交送國圖時,不少經卷霉爛破損,有些甚至粘結成棍。國圖聘請四位裝修技師,花費10年功夫完成對它們的修復。但卷面的霉痕、水漬已無法去除,殘破的部分也無從補足。因此,國圖交給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的縮微膠捲,不少經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難以辨認[2] 。為了盡量利用《趙城金藏》這一稀世孤本,中華藏編輯局當時的思路是:第一,能夠修版的,盡量在照片上修版。中華藏編輯局為此付出大量艱辛的勞動,但後來發現問題不少。比如修版人員年輕、視力好,但她們既不懂繁體字,更不懂佛教。於是出現把“菩薩”修成“苦薩”的笑話。為此,我們又安排幾位老先生,對修版後的照片逐一校對。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準確。第二,對版面無法描修的黑坨、殘缺,採用《再刻高麗藏》替換。同樣出於“盡量利用《趙城金藏》”這一思路,當時的原則的是盡量少換。能換一個字,不換兩個字;能換半行,不換一行;能換一行,不換兩行;實在不行,纔整版替換。由於《趙城金藏》與《再刻高麗藏》都是《開寶藏》的覆刻本,字體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諸文字的相對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華藏》的宣傳資料曾稱這種修版可達“天衣無縫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訪學。某天在一個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趙城金藏》版片運到大都以後,曾依據《遼藏》修版。我當時請教:這一新觀點的依據是什麼?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據就是中國新出版的《中華大藏經》,上面有明顯的修版痕跡。我吃了一驚,連忙說明:《中華大藏經》的修版是中華藏編輯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沒說什麼,表情愕然。回國以後,我向任先生作了匯報,並建議今後不要再講“《中華藏》以《趙城藏》為底本”,改為“《中華藏》以《趙城藏》為基礎,經過修版,形成《中華藏》本”。任先生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把這一表述寫在他為《中華大藏經·總目》所寫的序言中。進而交代我要編纂《中華大藏經》版本目錄,向後人交代我們修版、補版的情況。
這裡順便講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趙城金藏》,實際是將《中華藏》中經過修版的《趙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製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趙城金藏》。如按照該影印本來研究《趙城金藏》,復原《趙城金藏》,是要上當的。
再講經驗。
1982年,筆者隨同童瑋先生考察雲南圖書館藏佛教典籍時,發現32册元代大藏經零本,版別不清。經童瑋先生與筆者考訂,這是一部前此從來不為人們所知的大藏經。雖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從紙張、板框大小考察,這些零本實際是兩批印本。那麼,這兩批印本是否屬於同一種藏經呢?
非常湊巧,兩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屬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殘(屬第二批)。這兩卷經版框寬窄不一,印刷用紙各異。但細審筆劃特徵則完全一致,連破筆、裂縫乃至欄線的殘斷都毫髮不差。由此證明,這兩卷印本是由同一種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說,二批經卷屬於同一部藏經。版框寬窄不一,當由於印刷時間先後不同之故。蓋木版歷時,因各種因素縮版、漲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書籍版框大小有別,這在古籍中是常見的。後來我們把這批藏經定名為《元官藏》。
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該影印本在出版過程中被人修版、描飾板框,則無疑會誤導我們的研究。所以,1994年筆者在日本訪學時遇到來訪的劉俊文先生,當時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向我介紹情況,並說:為了修版、修飾框線,付出了大量勞動。我便敘述了《中華藏》的教訓以及在雲南的經歷,建議他千萬不要修版。後來他告訴我,當夜便打電話到國內,停止修版。
總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國內外現在有些古籍影印,殘爛處均一任其舊,而將擬補文字用鉛字印刷在相應的殘爛處天頭。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好方法。這種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體現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讀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為讀者掃清閱讀的障礙;這樣做,還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種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2015年4月30日
[1] 周一良:《周一良讀書題記》,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頁。
[2] 這與80年代的縮微照相技術水平也有關。筆者其後在國圖工作時,曾檢視過國圖所藏《趙城金藏》。原卷雖有霉爛等情,但文字與霉斑、水漬顏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縮微膠捲上,由於缺乏層次色差,文字與霉斑、水漬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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