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1日 星期四

喬秀岩:〈「不校校之」的文獻學〉


版主曾經有機會和當代「重新點校」古譯佛經的當事者交換意見,相當詫異,也十分擔心,這些「努力於續佛慧命、傳承佛法」的人,居然連我這個門外漢都會擔心他們的「校勘訓練、校勘素養」不足。
他們當中,有一部分只在學術期刊發表過一篇論文(也就是他們的碩士論文),很少經歷校勘學的訓練,突然地幫古譯經典標點、改字、修訂,相當令人擔憂。
當然,以個人的讀寫訓練而言,幫古譯經典標點、改字、修訂是很有助益的練習;但是,未曾接受審理,直接印行以為「某種範圍內」的定本,小則浪費實間、精力、金錢,大則貽誤後學,更應謹慎從事。
閱讀喬秀岩老師此文,我常反覆思考的是:這句話適用於「漢譯佛典校勘學」嗎?「漢譯佛典」比起「經學」、「經學中的義疏學」,又多了一重翻譯、一重文化、一重佛教註疏學、一重宗教經驗等至少四重隔閡。
基本上,校勘者「以不製造新文本」為基本原則,此謂之「不校」,但是仍須加上標點符號、加上異讀、對異讀作取捨,恢復篇章次序,此謂之「校之」。
不過,我認為還是避免用「以『不校』校之」這種語意不通、玩弄文字遊戲的「詞彙」,還是改選別的名稱吧。
「點校」,即使僅加標點而不改字,還是算「改」了底本。「校改」不是為了消除異文(或「錯誤」),而是為了提供更合理的解讀,這種「合理」,只是多種「可能解讀」的ㄧ種。
====以下「筆者」兩字為喬秀岩老師自稱====
筆者喜歡閱讀漢唐注疏,是因為感覺到這批文獻能給我提供最豐碩的思考材料。宋以後的經學論著,大部分思路都可以理解清楚,而且那些想法我們都太熟悉,提不起興趣。先秦的材料,包括最近很多學者關注的出土文獻,在我看來距離太遠,太多需要靠猜的部分,很難理解。中間漢唐的材料,就在完全理解與完全不理解之間,感覺似乎靠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漸理解,很受啟發。每當理解(盡管或許不過是錯覺)鄭玄跟我們很不一樣的語言、思考習慣時,筆者都會感到好像自己的常識被顛覆了的震撼,特别過癮。當然,筆者無意主張先秦或宋以後的研究只有相對較小的意義,只是在表明根據自己特殊條件的個人喜好而已。其實在先秦或宋以後的文獻當中,也有很多超出我們想象的內容,正在被學者們挖掘討論。無論接觸什麼對象,令我們心動的永遠是那些意外的發現。
在此,筆者主張文獻學的價值在盡量保留奇異、不好理解的歷史文本,並努力探索形成那種文本的理由。因此,也要主張校勘「改正」文本是違背文獻學宗旨的行為,還是顧千里「不校校之」才是文獻學的正宗思想。筆者過去以為「不校校之」是一種理論認識,後來接觸宋代以來每次重新刻版或修補版片,都要有人校改文本,而且越改越糟,無一例外,才知道顧千里也是因為看到太多這種現象,才有「不校校之」的主張。也回想起當年撰寫《校勘學大綱》,認為校勘以恢復作者原稿為目標的倪其心老師,到了晚年曾告訴筆者說還是「不校」是對的。筆者曾經參與過《儀禮正義》《禮書通故》《周禮正義》等清末經學著作的部分點校工作,做過不少相當大膽的校改,是因為時代太近,胡培翬、黃以周、孫詒讓他們參考過的資料我們基本上都能够核查,他們的思路我們都很清楚,所以認為能够確定他們無意的失誤,不妨幫他們修改。同時也認為,若欲了解文獻原貌,必須查閱原書,或者至少看影印本。在影印本不可少的前提下,不妨提供方便閱讀的點校本。筆者現在仍然認為點校本的意義應該限定為便於查閱的讀本,不可以取代原本或影印本。
從文獻學的角度看來,「校改」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百害」是容易導致泯滅文獻早期文本的結果,「無一利」是因為你能做的校改,讀者自己也都會。想起王文錦老師曾經教導筆者校點古籍,告誡說:「讀者比我們高明。」用現在的字形規範來「改正」字形,用現在通行的古籍版本來「改正」引文,這種「校改」確實很糟糕,所以「不校」應該很容易得到認同。值得注意的是「校之」,這就是我們從文獻學的角度嘗試理解文本之所以然的努力。校勘就要思考,在不理解與完全理解之間進行探索,這樣讀書才能引發我們對自己語言、文化、思考習慣的反思,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啟發。如果缺少這一環節,保存異文就失去意義,抵不過要「改正」的主張。我們要思考那些異文是如何形成的,努力對所有異文賦予意義,讓異文「活」起來。我們也不期望自己能對所有異文找出所以然的理由,我們暫時不用担心自己哪一天做到「全然理解」的無趣困境。有意義的是嘗試理解的探索過程,生命的價值不會因為最後不可避免的死亡而被否定。這種「校之」的工作,也可以說是「不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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