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書局」老闆與 HC 出自同一大學，所以兩人特別熟絡。在書局內，我就找夏含夷和劉屹的書。偶然的機會，我讀到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見龍在田〉一文對《易經》乾卦的解釋，讓我大為嘆服。他考證周武王伐紂的確切紀元，並且論證《竹書紀年》在整理竹簡時發生「文獻錯簡」，導致一段(40字)的文字擺錯位置，他將其「復原」並且推算那一年為西元前幾年，這已經超過一般漢文學者的能耐。閱讀他對《古本竹書紀年》的考證也令我增長古史知識。
我在書架上看到《海外夷堅志--古史異觀二集》，抽出來問老闆，我要買這本書，可是我想連「古史異觀一集」一起買，老闆說《古史異觀》的書皮是紅色(我查《豆瓣網》的書影，這本書是藍色的，老闆可能記成《興與象》或《溫故知新錄》)，他替我找，十分鐘後他沒找到，可以幫我代訂。對我來講，台北書店是一個奇怪的地方，老闆記得某本僻書的封面，書店店員知道「劉屹」是一個道教研究學者，這都不是我們鄉下人(莊腳郎)所想像得到的。(夏含夷《古史異觀》(繁體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11月出版)
書桌上這本《海外夷堅志--古史異觀二集》，夏含夷提到中國和美國學術界的差異：
「美國學術界很重視專題單行本書，年輕學者都要專門研究規模相當大的問題；相對來說，西方學術界相當輕視學術論文，除非老先生，基本上不會出版論文集。與此不同，中國學術界非常重視論文集。...
西方和中國學術界另外一個重要的不同是，西方學者很重視書評，特別是長篇書評論文；而在中國，基本上沒有人寫書評，偶爾寫書評，也多是介紹性的，沒有(給)多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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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原作者黄曉峰發表於《東方早報》
2009-7-19 1:36:36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與魯惟一先生主編的《劍橋中國上古史》，是劍橋中國史系列中唯一還未譯成中文出版的。也許在夏含夷先生看來，隨著中國出土文獻的不斷公布，那段歷史乃至傳世的文獻都需要不斷重寫。他在2006年所著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的中譯本即將出版。夏含夷在書中指出，每一部原來書於竹帛的古書都是經過了許多改變才成為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印刷品，而這一點以往常常被我們忽略了。
黄曉峰
＊＊ 李學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時代》中曾提出要「重寫中國學術」，您提出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與李先生說的「重寫」有什麼差别？
夏含夷：李學勤先生的「重寫」和我的「重寫」差别很大。李先生所說的重寫是廣義的，就是要重新考慮、重新改寫中國古代學術。因為我們有很多新的證據、資料，可以重新寫作一段歷史。我所說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是直接的意義，就是重新寫一遍、寫兩遍。我的意思是，當我們拿到一篇手寫的文本，然後進行抄寫或編寫，在這個過程中，抄寫者或編寫者起了什麼樣的作用。與李先生比起來，我說的「重寫」是狹義的。當然也有廣義的意義，研究重寫的過程，就可以發現中國文獻經過了很長的發展過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中國古代文獻與真正的原本，恐怕有相當大的差别。
清末的俞樾在《古書疑義舉例》的序言中說：「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猶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簀也。」就是說，如果以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古書都是古代真實的文本，那就等於聽說竹笋很好吃，回家就把(竹)席子煮來吃一樣。我覺得這個說得非常好，非常恰當。
＊＊ 您所說的真正的原本與傳世的文獻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夏含夷：比如說，有人想看《老子》，於是到書店買一本看，裡面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認為這是老子寫的書。而西方有很多學者傾向於認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認為《老子》是公元前三世紀，就是戰國後期才寫定的。我們現在所說的《老子》，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非常相似，但是並不完全一樣。馬王堆的《老子》分兩篇，一篇是「道」，一篇是「德」，從某個角度看作為完整的一部書的《老子》還不存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覺得早在此之前已經有一部《老子》了，只是與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不一樣。打個比方，一種深紅的顏色，如果每次淺一點，淺到什麼時候成為粉紅色，就很難判斷。在戰國早期，應該也有一部《老子》，但是不一樣到什麼程度，我們才能說這不是《老子》？如果只差一個字，應該就是《老子》；但如果缺了兩章，或有五分之一內容不一樣，我們能不能說這還是《老子》？這很難判斷的。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要太輕易地下一個結論，不應該太極端。
李學勤先生說，我們現在整理文獻，可以體會到古代的學者，如東漢的劉向、劉歆，西晉的荀勖、束皙等遇到的問題，他們是怎麼造成我們現在對古代文獻那些不滿意的地方。我在這個說法基礎上稍微改變了一下，就是在整理文獻的時候，不僅能體會到我們不滿意的地方，而且還能體會到我們以往還沒有感到不滿意的地方。
＊＊ 您所說的以往沒有感到不滿意的地方是指什麼？
夏含夷：比如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都有《禮記》中的《緇衣》篇，是重要的文獻。兩千年以來，沒人感覺有什麼問題，認為這是很完善的文獻。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公布之後，我們忽然發現，《禮記》本的《緇衣》非常有問題，次序完全顛倒。現在要恢復《緇衣》的原本，不但不太可能，而且也許簡直是一種誤導。這就可以體會到我們原來沒有感覺到的問題。
每一次抄寫、編寫文獻，都會或多或少地做些改變。上海博物館的竹簡《孔子詩論》有二十九枚簡，2001年12月初發表的，到了2002年2月，對《孔子詩論》的解釋已經有六個不同的派别，每個都很不一樣。李零、范毓周、李學勤等都有各自編連的次序。不一樣到什麼程度呢？這二十九枚簡，沒有任何兩枚簡的編連，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可以說，現在《孔子詩論》已經有六七個本子了，李零等人整理出的本子都是《孔子詩論》，又都不是《孔子詩論》。我們很難判斷《孔子詩論》的原本到底是什麼樣的。
過去也有這樣的問題，劉向開始編寫中國古代文獻的時候，在國家圖書館裡找到的資料，有的很多重複，有的是矛盾的。無論是劉向還是劉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做法：重複的就扔掉，有的他們認為是矛盾的，有的說法是A，有的說法是B，有時他們認為A和B都不對，自己再確定一個C。所以他們編成的這些文獻，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西方學者有一個普遍的說法，比如白一平（W. H. Baxter）談到詩經的時候，說《詩經》是穿漢代衣服的周代文獻。很多人認為這種說法很對，《詩經》是到漢代才固定下來。在漢代以前，沒有隸書，劉向、劉歆把這些古文文獻改寫成隸書，這個過程不像我們現在在電腦裡把繁體字改成簡體字那麼簡單。
這些年來，我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大的考古發現——西晉時代出土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也是經過了編寫、抄寫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有兩次，朱希祖先生已經證明，《竹書紀年》中有荀勖的編本，也有束皙的編本。荀勖編寫的時間在公元280年到287年之間，束皙的編寫時間在公元290年到300年之間。兩人獨立地編寫的《竹書紀年》，造成了很多差别。《竹書紀年》有內在的矛盾，但這並不是因為原本有內在的矛盾，而是因為他們兩人的編寫本有矛盾。從這些矛盾看來，人們覺得《竹書紀年》很有問題。我要強調編寫、抄寫過程中另外的一個意義，就是文本在不斷地變動。這和李學勤先生的說法有點差别。
＊＊ 新出土文獻的發現，對於學術史、思想史有哪些重要的影響？
夏含夷：現在說這些東西的影響還太早，從銀雀山漢簡、馬王堆簡帛、睡虎地秦簡的發現，到現在不過三十多年，還是太短。馬王堆帛書《老子》出土之後，大家發現與現在的本子非常相似。銀雀山中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證明了古代的那些傳說是真的，還有《尉繚子》，以前多以為《尉繚子》是偽書，現在可以證明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於是人們就說，疑古思想是錯的，我們現在可以重新寫作古史。問題是這個新古史應該像一個什麼樣子？李學勤先生說要「走出疑古時代」，但是並沒有說走進什麼時代。走出一個時代很簡單，但是要走進什麼時代，他並沒有說，不過他給人的印象是要走進一個信古時代。
我們可以走出疑古時代，但是還不能說就能走進信古時代。雖然我們已經證明古代有《老子》、《尉繚子》、《鶡冠子》，但是它們的樣子與我們現在的本子不一樣，次序也不同。比如，我們該相信什麼樣的《緇衣》？是郭店的，還是《禮記》的？古史辨派懷疑傳本的《緇衣》不是子思的著作，現在發現的《緇衣》，至少可以說是戰國中期的。也許是子思自己或接近子思時代的抄寫者的作品，可以證明《緇衣》是可信的。但是郭店與傳本的《緇衣》有那麼大的差别，我們該相信或懷疑哪一部《緇衣》呢？我們不要太極端，不要疑古、信古，也不要說釋古，這些說法意義都不大，歷史學說不能僅僅以信或疑為基礎。
＊＊ 那麼學術史還有重寫的必要嗎？
夏含夷：不論有什麼樣的歷史，總是會有人改寫的。我們有很多新的問題或新的資料，這會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舉個例子，美國的第七位總統安德魯·傑克遜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任，到現在快兩百年了。關於他的生平已經出了六部傳記，幾乎每三十年就有一部傳記出版，六部傳記都很不一樣。如果把六部傳記都看過，當然對安德魯·傑克遜會很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會對美國歷史學、思想界有一個概括的了解。因為每過三十年，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就會不一樣。安德魯·傑克遜只是一個對象，每一代的人都想說明他起了什麼樣的歷史作用。這些傳記，回答的是傳記作者自己時代的問題，而不是安德魯·傑克遜時代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強逼别人不做這些事，每一代人都會有人做這樣的事。
很幸運的是，對於中國上古史，我們既有新的問題，也發現了新的資料。這些新發現的資料能影響我們的問題，反過來，我們的問題也能影響這些資料。我前幾年在台灣做了一個演講，叫「重寫周易」，這個題目讓人覺得很恐怖，這是中國歷史的經典，怎麼能重寫？我的意思是做注解的人會影響到經文，因此注文會影響經文。在中國古代，文本還沒有固定下來的情況下，抄寫者也是作注者，作注者也是抄寫者，兩者會混在一起。抄寫者在抄寫的過程中，對經文會有自己的解釋，某個字應該是什麼意思，他會按照自己的家法來抄寫，就可以影響到經文。那些作注的人一邊看一邊抄寫，一邊作注一邊傳授。至少要到東漢，也許是到唐代，經文刻在石碑上，才逐漸固定下來。這個說法也許很怪，但我覺得這種情況是很有可能的。
在最後固定下來之前，文獻在不斷地變化。歷史過程也一樣，無論有沒有新資料，歷史都會繼續改變。再過二三十年人們會重新寫，我們不能說自己是歷史最後的階段。我們只是在歷史完成過程中的一個點，將來還會有很多的解釋。
＊＊ 在您研究的這個領域，西方漢學界與大陸學者的分歧似乎非常大，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您怎麼看待這些分歧？
夏含夷：這個問題不簡單，在還沒得到博士學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讓自己成為媒介或一座橋梁，把中國學術界與西方學術界連接起來。然而到現在我却比较悲觀，當然不是完全絕望。這三十年來，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還有很多分歧和誤解。應當說，中國學者的愛國和民族主義，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現在很多中國學者都到國外去，對國外的學說和文物都有興趣，經常到國外去參觀博物館，跟國外的學者交流。我覺得三十年前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該怪中國學者，因為他們那時是被封閉的。當然，西方漢學家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是國際人物，所以沒有民族主義的傾向，所以很客觀，這其實是另一種偏見。他們有時欺負或鄙視中國學者的民族情緒。我希望雙方能越來越接近、了解，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1995年到1996年期間，報紙幾乎每天都在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消息，說這是中國政府最大的一個科研項目，特别是對人文科學。當斷代工程結論出來的時候，有很多漢學家對此批評，說中國要造成一個新的對亞洲其他國家的霸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科學的過程。正好那時《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打電話給我，問我對斷代工程有什麼看法。我說了大概四十五分鐘，說斷代工程在某些方面錯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益處的。我也說了斷代工程大概是帶有愛國或民族主義的成分。第二天早上，我看報紙，這篇文章還引用了其他人的觀點，關於我的說法只有一句話：「夏含夷教授說斷代工程帶有愛國或民族主義的成分。」我說的其他四十四分鐘的話都沒有了。報紙刊登後，中國的學者很生氣，說我批評了中國。但我還是要強調，我的那四十四分鐘的話更重要。斷代工程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現在沒人談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錯了，而且不是有個别錯誤，幾乎全都錯了，尤其是西周的年代部分。斷代工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年代系統全都錯了。當然，現在要批評斷代工程，應該寫一篇學術文章，這個將來我應該會做。
西方與中國學術界之間，應該可以溝通，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溝通。現在中國學術界也在採用我的學術成果，不太說「美國學者夏含夷」，只是說「夏含夷」怎樣說，等於把我看待成與中國學者一樣。我們只要考慮觀點的對錯，不要考慮具體是哪個國家的學者說的。我現在不太參加西方學術界的活動，學術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寫的，所以有些西方學者對我有反感，說我太中國化了。但是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學術交流的橋梁。我現在不太向西方學者介紹中國學者的成果，反過來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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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隨意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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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隨意窩》：
《古史異論》-自序與目錄 史林雜識轉載
前不久，一個記者在談2003年陝西眉縣出土的單氏銅器時曾提到「夏［易］（然）含老先生」，朋友們都笑了。雖然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老，可是現在出這樣一個「自選集」恐怕說得很清楚我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今年正好五十歲，從事漢學研究也已經快三十年了，至少已經過了我此生的一半，整理這樣的「自選集」也是個好機會來回顧我這半輩子研究漢學所走過的全部過程，也許能使讀者對我的學術（和個人）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
1974年，大學剛剛畢業以後，我到臺灣去學習中國古代思想史。到了臺北以後，師從愛新覺羅毓鋆老先生讀「三玄」，即《周易》、《老子》和《莊子》。當時才二十一歲，像很多青年一樣，對哲學特別感興趣，玄之又玄，覺得《周易》最有意思。幸虧，從毓老讀書不太抽象，本文和注疏至少全部讀過兩三遍，為以後學習稍微打下了些基礎。
1978年回到美國進入研究所，決定博士論文應該和《周易》有關係。然而，導師倪德衛（David S. Nivison）教授雖然是著名的哲學家，可是我到了史丹福大學以後才發現他對《周易》毫無興趣。我作為他的學生，只好研究他當時正在研究的課題。倪教授當時對甲骨文著迷，因此我第一年就開始閱讀甲骨卜辭，感覺貞卜和《周易》不無關係。結果，我自己的興趣也漸漸地改變了，開始覺得歷史問題和語言問題可能比純粹的哲學問題更有意思。
70年代末是中國最有意思的一段時期。在歷史學界中，大家都在研究70年代重大的考古發現，諸如馬王堆帛書等等。在政治上，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剛剛開始，中國學者不但開始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並且偶而能有機會與外國學者交流意見。在國外，我們每月都會看《文物》，每兩個月會看《考古》，每三個月會看《考古學報》（當時很簡單，沒有其他的刊物），上課時候都會學習最新的發現。大概是1980年倪教授開了一門金文課，只有兩個學生，我和班大偉（David W. Pankenier），還有加州大學甲骨文專家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每個禮拜來旁聽。此時倪教授恰好對西周斷代問題開始發生興趣，我們兩個學生也都作了一些研究。其後，我們三個人都寫了文章，先後發表，也都引起西方漢學界的注意（即倪德衛《西周之年代》，原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學報》43卷2期［1983］： 481—580；班大偉《商和西周時代的天文年代》，《古代中國》7期［1981—82］：2—37，以及夏含夷《武王克商的「新」證據》，《古代中國》6［1980—81］：57—79）。我寫那篇文章完全是出於偶然。前一年和吉德煒學習甲骨文時候，因為想要更深地理解《周易》裡多次出現的「有孚」這一成語的意義，所以對殷墟卜解孚、妥等字作了考查，此時才讀到《逸周書•世俘解》。之後，上倪教授金文課的時候，又對《世俘》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自然而然地牽涉到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
也是1980年，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開「中國青銅時代」大展的時候，第一次有一批中國古史學界的學者來美國訪問，在加州大學開了一次討論會。我作為研究生，被選作會議的翻譯者，並獲准發表自己的報告。因為知道會有中國學者出席，為了直接向他們請教，所以自己用中文來寫。我還在臺灣師從毓老的時候偶爾也會寫文章，當時按照老師的意思，必須用文言文來寫。1980年此次會議的文章也是用文言文寫的，可是自己總覺得寫得很不自然。之後，我向系主任要求一個教師輔導我學習寫作中文學術文章，系主任說學校有一種叫作「指導閱讀」的課程，可是沒有「指導寫作」課程，他無法同意。其實，他和別人都勸我不要花很多時間在這一方面，說畢業以後在美國要找教學工作，用中文寫的文章都「不算」，雖然是作漢學研究，但是學術範圍還是以西方為主。我當時很不聽話，覺得作漢學研究，無論在什麽地方，這個學科的中心還是中國，而攻中國古代文化史更是如此。幸虧，我得到導師倪德衛的全力支持，他自己出錢給我雇了一個中國留學生，教我寫中文文章，每個禮拜都要寫一篇，留學生會嚴格修改，到最後我就能馬馬虎虎表達自己的意見了。
我在研究所時，博士論文仍然是關於《周易》，但是研究課題從哲學轉為歷史，研究易的起源和它原來的意義（《〈周易〉的編纂》，斯坦福大學1983年），對商周卜筮的方法做了闡敘，並對《周易》卦爻辭的基本構造做了分析。此文一直沒有正式發表。原先以為應該等到能够完全讀懂和《周易》同時的文字史料以後再修改發表，然而，吾生有涯而學無涯，結果學習的時間一直延續到今天，却仍不敢自詡已能通讀那一時期的文字史料。
博士論文寫完了以後，由西周銅器銘文開始，用了好幾年時間專門研究與銅器有關的各種問題，到1991年出版了《西周史料》一書，對銅器，特別是銅器銘文作了綜合的介紹。這本書沒有中譯本，可是題為《西周朝代的絕對年代》這篇篇幅相當長的附錄現在收進這本自選集。
在研究銅器銘文同時，我一點也沒放棄對古文獻的興趣。1985年春天在隨便閱讀《竹書紀年》時候發現了一個錯簡現象。因為錯簡只能是出於原本竹書整理者的誤讀或疏漏才可能發生，所以《竹書紀年》傳本如確有錯簡現象，就至少說明一部分應該是從原來整理本一直流傳下來的。於是便寫了〈也談周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一文。因為這和《竹書紀年》真偽問題有關係，所以文章發表後在中國國內引起了比較多的注意，以致國內不少人以為我專門研究《竹書紀年》。實際上並不如此，文章寫成後，有十多年都沒有再做任何《竹書紀年》方面的研究。到最近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再避免這個問題才做了專門研究（即收入本自選集的〈《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雖然，我的專攻不在《竹書》，現在仍覺得自己年輕時候的結論言之成理。
從1985年到1995年十年間我用力最勤的當屬西周史，除了銅器銘文和《周易》研究以外，還做了一點《尚書》和《詩經》的研究（本自選集以〈周公居東新說——兼論〈召誥〉、〈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和〈從西周禮制改革看《詩經•周頌》的演變〉為例）。希望將來還能寫出一本比較全面的西周史，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論文尚未譯成中文，那就是《劍橋中國古代史》的「西周史」一章（1999年出版）。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也開始注意到戰國秦漢簡帛資料。這個轉變也是比較偶然的。
1994年馬王堆帛書《周易》終於出版後，有人請我翻譯。當時儘管不再專門從事《周易》研究，可是還是很有興趣。做翻譯的時候，又注意到其他與《周易》有關的古文字資料，諸如王家台的《歸藏》和阜陽的《周易》。對這些資料做了研究以後，也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戰國時代其他的文字資料，特別是那些與傳統文獻有關係的。
2000年有幸與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以及其他同行學者們一起讀郭店《緇衣》，知道戰國寫本與流傳的《禮記》本《緇衣》的次序迥然不同，自己又推測只有錯簡現象才能够說明這種出入。這又引起我對古書的面貌和篇章結構的興趣。因此收集了我這幾年做的數篇文章，想出一本題作《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的論文集。稿子寫好以後，拿給同行朋友們看，一個好朋友批評說是一個論文集而不是一本書。他的批評很有道理（特別是在西方學術界，論文集不太受人重視），於是我就重寫了《重寫中國古代文獻》一書，利用現在對古墓出土竹簡文獻的整理工作所得之經驗去回想中國第一次古墓竹書發現後——即西晉時代發現之汲冢竹書——及其整理工作所面對和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以《竹書紀年》為例，論證現代學者研究工作中的不少問題就和當時學者們的問題非常相似。他們當時重寫了古書，我們現在在相當程度上也在重寫古書。所以應該知道我們現在所看的古書和古人所看到的書在性質和內容上都有一定的距離。
這樣回顧我這半輩子的研究工作，儘管不是沒有轉變（多數還是出於偶然），可是有一點一直都沒有改變，那就是相信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應該本著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傳統文獻和出土文字資料應該有平等的價值。這個方法說起來簡單，可是真正做到還是很難。治古文獻學者往往以為古文字學過於深奧，沒有專門的訓練就不能動手；古文字學家則往往又以為古文獻是過時的問題，不值得研究。我因自身的特點却占了兩方面的便宜。第一個是因我自己的性格，既好奇又大膽，且興趣比較廣泛，遇到新的問題不管有沒有知識還是敢去碰它。第二個是我在美國教中國古代文化史。我們這兒不像在中國相關的學科都分得很細，僅僅一個中文系就會有甲骨文專家、西周金文專家、東周金文專家、戰國文字專家、秦漢簡帛專家、《尚書》專家、《詩經》專家、《論語》專家、《孟子》專家、《史記》專家等等，更不用說歷史系、哲學系以及其他學系的專家。這些課題無論我自己有沒有專門的訓練，學生需要我就必須得教。有時只好邊學邊教，教了以後，自然總會學到一些新的知識。本自選集即反映了我這些年大部分的心得與研究成果，一共收了29篇，有15篇基本上討論的是甲骨文和金文，13篇基本上談的是傳統經典（以《周易》和《竹書紀年》居多數），還有一篇基本上探討考古學問題。有的論文是年輕時代所做的（諸如〈釋「御方」〉，是1981年寫的），有的是最近才寫成的（諸如《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吳逨鼎的年代》）。其結論往往與中國國內的通常流行的看法有點兩樣（其實與國外的普遍看法亦有齟齬）。現在把論文集中在一起在中國出版，希望讀者多多批評指教。
組織這樣的論文集時候，至少有兩個先決問題。第一是次序應該按照篇章發表的前後還是按照內容的關係。有的時候，篇章發表的時間離它寫作的時間拖得相當長，不一定能够反映我學術演變。因此只能按照內容來組織，於是有的時候有所重複。第二個問題是應該不應該修正錯誤。儘管有一些地方現在看來肯定是錯的（諸如《西周之衰微》一篇說周穆王以後東土沒有發現多少銅器，還是「此鼎銘文與西周晚期年代考」以為史翏和史籀是一個人等等），但是仍然覺得保持原來的樣子還是有它的價值。因此，除了改正一些錯字和加上一個「後記」（在《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一文之後）以外，我都沒有作任何的更改。
回顧半生研究所取得的點滴成果，自然不能不想到前輩、師長的教誨與朋友們的幫助。因篇幅有限，實不能一一致謝，在此僅舉與本論文集出版最有關係的三位，權為代表。第一位是我研究生時代的導師倪德衛，二十多年以來我們研究的結論有時候相同，有時候迥異，可是一直維持著學術上的聯繫和友誼，很高興本自選集能够收入我們合寫的《晉侯的世系及其對中國古代紀年的意義》一文（可是也要指明，倪教授現在以為我們利用的《後漢書•西羌傳》的證據不一定可靠）。第二位是我多年以來的同事蔡芳沛，從1985年到2000年所寫的中文文章大多數都是由芳沛修改的。還有一位是我今年才有幸結識的上海大學朱淵清教授，這本自選集能够得以付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朱教授的幫忙。最後，華東師範大學的張德劭教授翻譯了〈商王武丁的末期：中國上古年代學的重構實驗〉一文，在此一併深表感謝。
200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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