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認為此一論辯的關鍵議題有二：
1. 怎樣算是「繼承」？
2. 評論上一代的大師。
高山杉認為這樣叫作「繼承」，在他的私領域裡，當然可以定義此為「繼承」，方廣錩認為這樣不叫「繼承」，在他的私領域裡，當然可以定義此為「不算繼承」，不過，雙方既然把意見公開發表，當然必須接受大眾或專家的評核。
版主選擇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言，並且自稱為「平議」，持論是否「公正平穩」，當然必須面對公議；只是依據「部落格公理 1」，諸君如認為合理公平，則可以再來讀文、留言；諸君如認為不合理、有失公允，則可以撻伐、唾棄此一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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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一爭論顯得尷尬。
如果呂澂在世，他應不會稱此為「繼承」，呂澂著作等身，國外論及漢譯佛典的著述，最常引用的就是呂澂的著作，他無需藉此來強調自己的才學。
如果任繼愈在世，有人跟他提起許多「編輯原則」已在呂澂的「目錄」揭示過，他也一定公開陳述自己曾再三登門向呂澂請益，也會公開推崇自己得自呂澂教誨的一些編輯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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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山杉而言，任繼愈是「繼承」了這些「新版大藏經編定原則」：
第一，編定一部漢文大藏經目錄。現存各版漢文大藏的編纂都顯得雜亂，日本《大正藏》也不够理想。現在應該依據佛教的理論體系，重新編過。譯本中有問題的書，都要區別出來。中國撰述、章疏，屬於唐代以前的不妨全收，其餘的應有簡別。不收的可以編印『存目』。
第二，搜集底本。百衲本可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的主要部分，這一種版本算是現存各種中最好的了。它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其中一部分因受潮黏成一團，須得設法揭開(前曾用蒸氣濕透細揭，但進行很慢，不知最後結果如何)。凡金藏中所缺的各書, 可用思溪版藏經填補。撰述部分如無寫本刻本可據的，不妨利用日本續藏經，但須經過校訂。
第三，重點校勘。百衲本應有校勘，方合應用。這可重點的選幾百種來做。房山石經近年已全部拓印，可以用為校本。《大正藏》的校記也可參考，但非十分可靠，最好能多找幾種宋元版本，重新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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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方廣錩而言，任繼愈是單獨立項，呂澂僅完成了這些「三條建議，一本目錄」，編藏的工作完全還沒開始，任繼愈主編的《中華藏》的目錄也與呂澂的編目有相當差距，不能算是「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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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公領域來看，誰的主張較為合理？
以一棟房子的建築為例，甲主張：「在某幾個高地之一蓋二十層以上的建築，應採用 SRC 鋼骨結構，筏式地基，外觀不要設計得太洋式，應該兼取現代與古典的特點而與地表景觀協調」。但是，甲並未著手設計，也未申請建築執照，也無建築團隊，僅是一個人的主張。
乙則得到這個建築項目，有實際團隊與建築資金，在詢問甲的構想之後(向甲請益了三次)，乙執行了地質探勘、建築設計、結構分析、景觀設計、建築許可，實際去鳩工運材，打地基、搭結構、拉水電、室內裝潢、室外築花園、挖水池、搞噴泉。
這種情況之下，能說乙繼承了甲的建築嗎？
不行。
但是可以說，乙繼承了甲的一些「建築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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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以象棋比賽為例，兩隊比賽，不管一方是全國冠軍、世界棋王，另一方是第一次代表省初賽的青壯俊秀，兩邊都是同樣有十六顆棋子，運子的規則也是一樣，所以除了出車跳馬之外，額外的言語對賽事並無多大益處。
高山杉主張：「現在還在出版中的《中華大藏經》，其形式也正是影印的百衲本大藏經」，雖然漏掉很多細節，但是，此句話不能算錯。」
「但是，任繼愈等人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對此繼承關係從未做出任何明確的說明。」這一句話，我只能說此一「繼承關係」，有所謂「繼承編藏原則」與「繼承整個《中華大藏經》的編目、選底本與校本，校勘、影印」，兩種不同。
事及方廣錩親身經歷、戮力編輯的工程，他是職責所在，不得不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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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貼文
http://www.douban.com/note/502821139/
五明子 2015-06-07 11:17:53
〈任繼愈《中華藏》與呂澂《中華藏》——— 答高山杉先生〉
方廣錩/文
浮躁的學術界需要有啄木鳥，即使有幾條鯰魚也好。所以，雖然我對高山杉先生的文風不太欣賞，對他有時跨疆越界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對自己不了解其背景的事物隨便發表議論的作風也不以為然，但對他勇於發聲的精神很是讚賞，有人講話總比一潭死水强。
言多必失，高山杉的議論自然會有疏失，這不足怪。最近從網上看到高山杉先生發表在2014年10月12日《南方都市報》的〈關於呂澂編《中華大藏經》目錄後分草稿〉(以下簡稱「《高文》」)，由於文中提出的問題涉及到任繼愈先生《中華藏》與呂澂先生《中華藏》的關係，亦即涉及中國當代大藏經編纂史，無論作為當年任繼愈先生編纂《中華藏》的主要助手之一，還是作為大藏經研究者，我都有義務澄清事實，以免錯誤說法繼續流傳，誤導後人，誤導歷史。
《高文》原是公布呂澂先生〈《中華大藏經》目錄(後分草稿)說明》的一個說明。涉及到任繼愈先生《中華藏》與呂澂先生《中華藏》關係的是文章的第一段。為行文方便，今引用如下：
「以前發表的有關《中華大藏經》出版過程的文字，如任繼愈〈《中華大藏經》編纂記〉、童瑋〈《趙城藏》與《中華大藏經》〉等，總在有意無意之間使讀者認為《中華大藏經》的策劃和編輯開始於1982年。其實早在1961年，湯用彤(1893-1964)就已提出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的建議，而且得到呂澂(1896- 1989)的支持。在一份意見書中，呂澂提出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需要先做好三項準備工作，即編定一部漢文大藏經目錄、搜集底本和重點校勘(參看李林收藏、筆者整理的呂澂在1961年7月2日所寫關於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的意見書，《世界哲學》2010年第3期)。關於搜集底本一項，呂澂建議『百衲本可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的主要部分』，這與任繼愈在《〈中華大藏經〉編纂記》提到的《中華大藏經》是『以《趙城金藏》為基礎，進行對校』，原則上並無不同。現在還在出版中的《中華大藏經》，其形式也正是影印的百衲本大藏經。」
上文的主要意思是：任繼愈《中華大藏經》的「策劃和編輯」實際始於1961年學部擬議中的《中華藏》。呂澂當年曾提出三條建議，編了一本目錄。任繼愈《中華藏》之「搜集底本一項」與呂澂「原則上並無不同」，且亦為「影印百衲本」。但任繼愈、童瑋等「總在有意無意之間」地隱瞞、割斷了這一歷史，誤導讀者。
真的是這樣嗎？否。
關於如何區別不同的藏經，筆者曾有論述。我認為，區別古代寫本藏經的標準是目錄，區別古代刻本藏經的標準是版片，而區別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標準又回歸到目錄。當然，高山杉先生也許沒有看到我的論述，即使看到，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論述。但他除了底本「原則上並無不同」這一含糊且錯誤的理由、百衲本這一外在形態外，沒有說明為什麼任繼愈的《中華藏》就是呂澂當年「策劃和編輯」的《中華藏》，便發出任繼愈等「總在有意無意之間」誤導讀者之類的誅心之論，實為不妥。
實際上，任先生主持的《中華藏》與呂澂的《中華藏》除了名稱相同(台灣還有一個同名的《中華大藏經》)之外，沒有繼承關係，並非「策劃和編輯」於1961年，實施於1982年的同一個項目，而是各起爐灶的兩個不同項目。理由如下：
一、委託主體不同 呂澂的工作是學部布置，屬於學部項目；任先生《中華藏》是國家古籍整理小組委託，屬於國家項目。
二、委託目標不同 《高文》交代得很清楚：學部「開始計劃編輯影印《中華大藏經》，……推選呂澂負責起草〈中華大藏經目錄〉。「呂澂不負所託，編了一個目錄(其後正式發表時改名為〈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但學部是否委託呂澂先生實際啟動編藏呢？據我所知是沒有。任先生的《中華藏》則是國家委託给他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具體任務——— 要編成並交出一部藏經的。
不言而喻，呂澂先生編目錄的目的就是為了編藏。遺憾的是，呂澂的這一目的沒有成為現實，學部並未為編藏立項。任繼愈接受的任務就是編藏，他實際領導並完成了國家委託的這一任務。
研究大藏經的都知道，編目與實際編藏是兩回事。
三、承接主體不同 一個僅是學部的一種設想，為此進行了若干前期的論證、预備工作，但其後並未實際開展。所以，就編藏而言，也就沒有具體的承接主體。另一個，嚴格地講，是國家下達給任先生的個人項目，任先生是項目的承接主體。
四、編纂理念不同 呂澂出身支那内學院系，他的編藏思想屬於佛教傳统，且有宗派傾向。所以他的目錄受到佛教界内部人士的批評。我也曾經撰文評論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認為他站在宗教立場上，沒有擺脫中國佛教傳統的思維框架，立場是護持正法，結構是重大輕小，甚至從日本《大正藏》倒退。
任先生的《中華藏》則從大文化理念著眼，從整理中華文獻的角度出發。兩者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我有多篇文章闡述，此處不贅。
五、編藏目錄不同 因為任先生的理念與呂澂不同，所以不採用呂澂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任繼愈《中華藏》的早期工作目錄是童瑋編的，那是任先生委託給童瑋的一項工作。上文提到，區別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標準是目錄。任何人，只要比較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的目錄與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都會得出「這是兩部不同的藏經」這一結論。
六、也談底本與百衲本 高山杉先生從底本的角度及百衲本的形態，認為兩者有繼承關係。說：
「呂澂建議『百衲本可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的主要部分』，這與任繼愈在〈《中華大藏經》編纂記〉提到的《中華大藏經》是『以《趙城金藏》為基礎，進行對校』，原則上並無不同。」
這說明高山杉先生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對編藏工作缺乏必要的知識。
「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與「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在編藏實踐中是兩回事，其結果也不相同。高山杉先生所引任先生〈《中華大藏經》編纂記〉發表於2005年7月14日《光明日報》，受篇幅限制，該文實際是任先生〈中華大藏經˙總目˙序〉(載〈《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書局，2004年1月)的縮寫。其實，任先生在上述《總目˙序》中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非常清楚的交代，不知為何高山杉先生不去引用任先生的更加完整、正確的表述：
「為了避免過去各種大藏經的缺點，我們編印的《中華大藏經》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内容要全。我們慎重考慮，選用了八種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經，以《趙城金藏》為基礎，進行對校。……《中華大藏經》編輯者申明以《趙城金藏》為基礎而不說以《趙城金藏》為底本，是經過考慮的。(任先生在下文介紹了《趙城金藏》殘破霉爛的情況，及中華藏編輯局進行修補的情況，文繁不錄。——— 方按。)按照傳統校勘義例，雖經過編輯人員慎重加工，《趙城金藏》已不能稱為底本，而只能說是以它為基礎。《中華大藏經》成為中國眾多版本大藏經之後的另一種新版本，……」
由於《中華藏》以《趙城金藏》為基礎，經過修版，形成新的《中華藏》本，所以任先生交代我要編纂《中華大藏經》版本目錄，向後人交代修版、補版的情況。這一工作歷經內外阻撓，現在終於有條件，可以做了。
至於百衲本，那是由編藏時的現實條件決定的，藏經是否百衲本與它們是否同一種藏經沒有關係。台灣的《中華大藏經》也是百衲本。
此外，《高文》發表於2014年10月。如上所引，其第一段末尾稱：「現在還在出版中的《中華大藏經》，其形式也正是影印的百衲本大藏經。」眾所周知，《中華藏》(上編)106册已於1997年之前全部出版，《總目》1册則於2004年出版。《中華藏》(續編)正在編輯中，尚未出版。則高山杉先生所謂「現在還在出版中的《中華大藏經》，其形式也正是影印的百衲本大藏經」一語，實在讓人不知所云。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6/07/content_342955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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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我的回應（報上刊出的有一些删節，這裡貼出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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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廣錩先生的回應
讀著名學者方廣錩先生的商榷文，感覺浮詞甚多，撮其要旨，不出以下一點：任繼愈主持編印的《中華大藏經》與1960年代初呂澂等人計劃編印的《中華大藏經》「除了名稱相同之外，沒有繼承關係」，二者並非同一項目，「而是各起爐灶的兩個不同項目」。反面推之，在方先生看來，顯然我是在主張二者不但有繼承關係，而且就是同一個項目，呂澂等策劃於前，任繼愈完成於後。首先得澄清一下，我那篇文章只是間接涉及這個問題，再加上行文有些簡略，在表述上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但不論如何，我可從來沒有主張過呂、任從事的是同一項目！這個「絕對等式」是方先生硬塞給我的。因此，他按照這個等式對我做的六點批評，至少前五點都是自說自話，沒有回應的必要。不過，方先生主張的「沒有繼承關係」，以及文中提到的（我）「認為兩者有繼承關係」，我承認倒是從正反兩方面正確地表述了我的主張。呂澂等人計劃編印的《中華大藏經》與任繼愈主持完成的《中華大藏經》，其間有著明確的繼承關係可尋。這一關係不僅體現在相同名稱的採用上，更表現在底本、校勘、影印等編印方針的設定上。不過以前由於史料的缺乏，大家對這一點並不了解，直到後來發現了一封呂澂寫於1961年7月2日的關於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的意見書。
所謂「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就是呂澂等人計劃編印的大藏經在正式定名《中華大藏經》之前採用的一個舊名稱。說來好笑，任編《中華大藏經》出版之後，有人曾拿百衲本這一點批評過它，方先生還在〈略談《中華大藏經》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一文中為此做過辯護。但對百衲本這個稱呼，方先生還是默認的。這多少從反面證明了，呂澂等人最先設計的「百衲本大藏經」這一舊有的「外在形態」陰魂不散，直到任編《中華大藏經》完成時也無法擺脫對它的繼承。
從方先生的商榷文中，我看不出他讀過那封意見書，現在就把它再抄一遍，以免方先生「只看到事物的表象」：
「湯先生所提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的建議極好，只是要有充分時間，先做一些準備的工作：
第一，編定一部漢文大藏經目錄。現存各版漢文大藏的編纂都顯得雜亂，日本《大正藏》也不够理想。現在應該依據佛教的理論體系，重新編過。譯本中有問題的書，都要區別出來。中國撰述、章疏，屬於唐代以前的不妨全收，其餘的應有簡別。不收的可以編印『存目』。
第二，搜集底本。百衲本可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的主要部分，這一種版本算是現存各種中最好的了。它收藏於北京圖書館，其中一部分因受潮黏成一團，須得設法揭開(前曾用蒸氣濕透細揭，但進行很慢，不知最後結果如何)。凡金藏中所缺的各書, 可用思溪版藏經填補。撰述部分如無寫本刻本可據的，不妨利用日本續藏經，但須經過校訂。
第三，重點校勘。百衲本應有校勘，方合應用。這可重點的選幾百種來做。房山石經近年已全部拓印，可以用為校本。《大正藏》的校記也可參考，但非十分可靠，最好能多找幾種宋元版本，重新校過。
以上各項工作有了眉目以後，再籌劃影印不遲。
愚見如此，請加裁酌。
呂 澂 1961.7.21 」
以上第二和第三兩條足以證明，呂澂心目中的「影印百衲本漢文大藏經」，其編印方針包含了①以金刻藏經為影印底本的主要部分，②金藏缺書時以其他藏經（呂澂只舉了《思溪藏》和《日本續藏經》）補足，③用多種本子（呂澂提到房山石經、《大正藏》以及其他的宋元版本）進行重點校勘等主要條目，實際上已經具備了任編《中華大藏經》的所有核心要素。我說的「原則上並無不同」，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只有沒看過意見書全文的人才會認為是「含糊且錯誤的理由」罷。說得不客氣些，不管方先生提到的「委託主體和目標」、「承接主體」和「編纂理念」等涉及「招標公司」、「包工隊」和「廣告策劃」的外在因素如何不同，只要編印方針採用的是同一套舊藍圖，任編《中華大藏經》就不過是在拾呂澂牙慧而已，就像最近的復旦校慶宣傳片一樣毫無創意！
方先生批我的第六點（最後一點），認為我把《趙城金藏》當做《中華大藏經》的「底本」，但《趙城金藏》由於殘破霉爛，雖經修補，已不能稱為底本，而只能說是以它為基礎，由此證明呂、任所做的工作沒有繼承關係。其實我引用的呂澂原文也提到《趙城金藏》保存不善的状況，而且明明說的是「百衲本可以現存的金刻藏經為底本的主要部分」（注意「主要部分」四字），擺明不是以它為唯一底本。但方先生却把引文中最關鍵的「主要部分」等字删去，按照删剩下來的「底本」一詞來批評我，這完全是按照對己有利的原則在捏造證據了，其「勇於發聲的精神」又要遠遠勝過我了。
大概方先生不知道，任繼愈在承包《中華大藏經》項目之初，曾多次咨詢過呂澂的意見。此事見於方先生的老同事杜繼文先生的兩篇文章，我先引其中的一篇《好學求真實 為人有特操——我所知道的任繼愈先生（下） 》：
「搜集、整理和編纂佛教《中華大藏經》一直是國家作為文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來做的。它的籌劃，可以上溯20世纪60年代初，中國佛教作為「文化遺產」的「搶救」項目，列入了中國科學院的規劃；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呂澂先生被委託做兩件事，一是開辦「佛學學習班」，為佛教研究培養接續人才；一是整理和編纂中國佛教經典。前者實現了，我是有幸參加這個學習班的三個人之一；後者呂先生擬出了〈新編中華大藏經目錄〉，但最終流產了。改革開放不久，任先生讓我陪他一起到呂先生那裡咨詢重新啟動《中華大藏經》編纂框架和原則問題，先後大約有三次。
可見在部分學術界人士眼中，呂、任所從事的工作是有著明確的繼承關係的，否則杜先生不會專門把兩件事放在一起來述說，把「策劃」追溯到呂澂。任繼愈不僅去找呂澂咨詢，而且去一次還不够，還要跑三回。我想呂澂的編印方針大概就是通過這個渠道而為任繼愈所知道的罷。杜先生在〈關於《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編纂出版——意義和進程〉一文中還明確說過：「改革開放不久，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教授即與呂澂先生聯繫，籌劃重新啟動《中華大藏經》的整理出版事宜。」真的沒有繼承關係的話，杜先生為何會在兩篇文章中使用「重啟」一詞呢！不僅如此，「重啟」二字簡直還帶有視二者為同一項目的意思。杜先生宣讀這篇文章的那次會議（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方先生也在場，不知道有沒有上去質疑一下身為任繼愈研究會會長、《中華大藏經˙續編》常務副主編的杜先生「跨疆越界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對自己不了解其背景的事物隨便發表議論」。
任繼愈雖然沒有採用呂澂的目錄，但在編印方針上卻是完全繼承了呂澂的思想。但是，任繼愈等人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對此繼承關係從未做出任何明確的說明。這麼做的客觀結果，就是遮蔽了呂澂在《中華大藏經》編纂史上的貢獻。我的文章不過是點出呂澂意見書的存在，强調任繼愈在編印方針上對呂澂思想的繼承關係，恢復呂澂在《中華大藏經》編纂史上應有的地位，以免方先生堅持的這類「錯誤說法繼續流傳，誤導後人，誤導歷史」而已。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6/07/content_3429557.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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